考察中国笔记文史地理，历代笔记北至漠河，南极琼岛，东越沧海，西讫伊犁。因为我原在大西北读书、工作、生活，所以比较关注西北史地和各色人物。“秦中自古帝王州”，陕西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杰出人物推陈出新，文史笔记车载斗量，现在依然是中国文化大省强省，这咱就不说了。且说宝鸡以西的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省区，辽阔的边地风光和多彩的异域风情，相对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吸引内地各色人等前往寻幽探秘，激发起人们热爱西北、开发西北的热情。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一千三百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发显示出这部著作的灿烂光辉。元代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分别记载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经过，记录途中见闻、山川道里、关塞亭障、生活习俗等，对成吉思汗西征以及中亚一带情况有具体记述，是研究十三世纪漠北、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元代还有刘郁的《西使记》，记录了大量有关西域的地理情况。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二书，是明朝唯一出使西域的亲历记录。乾隆三十三年（1768），纪晓岚因为给贪官亲戚、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通风报信，事情败露后被发配新疆，数年后才被召回京师，所撰《阅微草堂笔记》，多有涉及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嘉庆十年（1805），国史馆纂修祁韵士贬谪伊犁，将路途中“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碛，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随手疏记，投行箧中，时日既久，积累遂多……”除了这部《万里行程记》，他还编撰《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几部著作。在文人多苦情薄命被轻视的时代，他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仕途上虽然没有什么建树，学术研究却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新疆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松筠非常赏识他，给了他一个宽松安宁的写作与治学环境，使他能够考察、寻访、阅遍有关史地资料，亲历伊犁山山水水，身感异乡民情风俗，从而奠定西域舆地研究的基础，开创了泽被后世的“西北学”。嘉庆十五年（1810），监察御史徐松被贬谪新疆，十年间观察撰写的《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新疆识略》（十二卷），成为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文献。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四日，林则徐流放伊犁，夜宿奎墩（今奎屯），据《林则徐遗集》载：“奎墩，居民亦有百余户，闻水利薄，田非膏腴，村圩殊荒陋耳，惟军台尚清洁，前院尤宏敞，足容大车，遂宿焉。”奎屯市和农七师史志中引用最多的即此语，所以当地建有林公阁，立有林公塑像，感念他留下了这则珍贵的逸闻。晚近新疆督军、省政府主席杨增新（1862—1928），云南蒙自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著有《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读易学记》等。
　　吾乡衡阳先哲、同盟会元老谢彬（1887—1948），名作法，字兰桂，号晓钟。民国五年（1916）留日归国，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以财政部特派员身份前往新疆考察，往返历时十五个月，行程四万六千余里，撰写《新疆游记》，凡三十二万余言。他依靠古老的交通工具：马车、骡车，马、骆驼，在新疆广袤陌生的大地上，走完前无古人的行程。《新疆游记》“述其足迹所经，视察所及，以飨国人，使知国境之宽，尚有此广大富源，未经开发者，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除以新疆为主体，书中还涉及往返所经陕西、甘肃诸省（包括中亚及西伯利亚）的见闻。民国九年七月廿六日（1920年9月8日），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亲笔为序，称赞他是“有志之士”、“诚古人所谓大丈夫哉”。这部游记一直被视为“新疆的百科全书”、“新疆人文地理第一书”。
　　有清一代的西北笔记，影响较大者是《西陲今略》和《西域闻见录》。梁份（1641—1729），字质人，江西南丰人。少负奇气，鄙弃八股取士，不习举子业，拜谢文洊弟子邵睿明为师研习理学。方苞、王源都很推崇他，八大山人朱耷说他：“平生足迹遍天下，颇具顾炎武周游四方之深意。”他曾三次游历西北，实地考察了西北边城分布和地域风貌，而且精于数学测算，凡经过山川皆绘制成图。所撰《西陲今略》，又名《秦边纪略》，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考察过程，并提出了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对西北史地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域闻见录》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作者为满洲正蓝旗人七十一，姓尼玛查，号椿园。他曾“西出阳关，逾河源三千余里”，居新疆十余年，在“库车办事时”所撰。因见典籍中关于西域文史资料非但稀少，而且“列史所载证以目之所见”又多龃龉，自己“居其地最久，考究最详，于是不辞冗俚，作为是编”。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西域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物产习俗，是一部难得的史料笔记，多为后世学者所引用。大学士傅恒等奉敕撰写《西域同文志》，凡二十四卷，是一部满、汉、蒙古、藏、维吾尔、托忒蒙古文等六种文字的人名、地名对译辞书。全书按地区编排，依次为新疆、青海、西藏，内容主要包括地名、山水名及准噶尔部、回部等各部上层人物名的解释。它是清廷平定西域后，为扫清语言障碍、巩固西北边疆的统治而编撰的，由乾隆皇帝亲自审定并撰写序言，是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工具书。譬如柴达木（Tsaidam），蒙古语以前均作“盐泽”解，其实最确切的意思是“辽阔的地方”。《西域同文志》卷十六记载：“蒙古语，柴达木，宽广之谓。滨河境，地宽敞，故名。”柴旦则系蒙古语“柴达木”的别译，一般指“平川和山区”。
　　又有甘肃皋兰（今属兰州市）人朱克敬（1792—1887），名亦轩，字香荪，晚年号瞑庵。平生著述甚丰，笔记类有《瞑庵杂识》、《瞑庵二识》、《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饶有意味的是，1983年岳麓书社整理出版时，却列入《近代湘人笔记丛刊》。他早岁援例捐官，得任湖南龙山县典史。同治十年（1871）迁居长沙，曾受巡抚刘昆延聘，参纂《湖南通志》，继修《龙山县志略》。他忧心国事，议论时政，被人目为“狂士”，最终贫病而殁。因晚年病目，故自号暝庵，自拟墓志曰：“生无補于时，死无闻于后，既盲而学古无有，独以其盲传不朽。” 　　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最早的一则笔记是东晋高僧法显所撰《佛国记》，其中有关柴达木盆地的描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据知名学者芈一之、朱世奎、程起骏、崔永红、赵宗福等相告，青海在拙著《柴达木文事》出版之前，尚未见到皇皇专著长篇，甚至没有书目存档备查。
　　明代雪域西藏倒有两本藏文笔记：一是藏人桂洛·宣奴贝的《青史》，书成于成化年间，有汉文刻本传世，内容包罗西藏政治、宗教、文化、艺术。二是正德、嘉靖年间，巴卧·祖拉陈哇的《贤者喜宴》，亦为藏史笔记，内容涉及吐蕃、突厥、吐谷浑、南诏、于阗、西夏、蒙古、印度、大食、中原等地历史。
　　文史笔记是一种文学的二度创作，具有覆盖和创新的双重要求。柴达木盆地广漠无垠，类似月球的表面，也有“地球上的火星”之说。在巴嗄柴达木湖（小柴旦湖）南岸阶地的砾石层中，中澳联合考察队曾发现距今约二万三千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现在已知描写柴达木最早的诗歌，则是唐代敦煌小吏毛押牙所作。其生平行藏不详，大约在中唐时期参加过唐蕃战争，后为吐蕃所俘，被押解离开敦煌，翻越当金山口，途经盆地西北的苏干湖（旧称墨离海），写下三首与之有关的诗歌。还有一首《白云歌》，以前学界多指作者为唐代宗大历年初与怀素（725—785）等过往唱酬的马云奇。《青海新文学史论》提到他，但也没有指出名字，只以“佚名氏”代之。经过多年案头考证和田野调查，我服膺台湾敦煌学奠基人潘重规先生的说法。回头再看清末民初湘人陈渠珍所撰《艽野尘梦》，各种版本驳杂，注释多有胡扯。其中《至柴达木》一节，四千一百余字，错讹最多者上百处，自称“权威增补修订版”也有二十来处。以此推论，全书二十五万余字又会有多少差错呢？
　　我在柴达木那些年，及至回湘之后，一直有意结交前辈师友，广闻博识，互相印证，获得了许多独家秘闻。文史笔记也是一种公器，后人从中可见前人影像，所以写作者论及人事时，孤证不立，务必持论有方，不使浮云遮望眼。具体说来，就是不能空穴来风，不能语焉不详，不能随意拔高，不能任性臧否。必须大量阅读前贤今人和朋辈师友的著述，从中摘取有史料价值和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文字，以个人的解读呈现给读者崭新的视域。
　　不仅仅关注黎丹、王洛宾、朱新德、李季、李若冰、徐迟等汉人的故实，也不仅仅关注柴达木蒙、藏、哈萨克各民族的文艺之星，我还比较留意外国传教士和探险家的匆匆背影。以前都说外国人进入柴达木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或更晚，我仔细考据、认真分析后发现，第一个是元代泰定五年（1328），属于天主教罗马教区的和德里，这就将这方面的历史推进了五百多年！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与同伴吴尔铎神父，从北京出发返回欧洲，途经西宁、青海湖和柴达木盆地南部。但其提供资料给欧洲著名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撰写的《中国图说》一书，则是以“中国的卡尔梅克”指称柴达木地区。之后，有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45年11月经柴达木去拉萨，1852年出版《鞑靼西藏旅行记》，这是一部难得的关于中国西部文化的代表作。再就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斯文·赫定，两位伟大的地理科学家分别数次到过柴达木及盆地西部的尕斯库勒湖畔，并有辉煌的巨著《走向罗布泊》和《亚洲腹地旅行记》传世。民国二十四年（1935），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专栏作家皮特·傅勒铭，与瑞士女探险家、法国《小巴黎人报》记者埃拉·凯瑟琳·梅拉特，为了前往南亚西北部的克什米尔采访，确定那儿的少数民族会否发生叛乱，结伴从故都北平（今北京）迤逦西行，到了青海湖，翻越橡皮山，成功地从东到西横穿柴达木，嗣后分别撰写出版了《鞑靼通讯：从北平到克什米尔的旅程》和《禁忌之旅：从北平到克什米尔》。可能因为二书涉及许多边疆史地知识，时光流逝八十多年了，迄今都没有见到中译本，只有我在近年翻译了他们的两篇文章。
　　刘勰谈到笔记写作时曾说过：“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现代语言学家吕叔湘也在《笔记文选读》序中说：“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所写，随笔写去，是‘质胜’之文，风格较为朴质而自然。”总结这些年写作柴达木文史笔记的心得，感叹夫子之言诚不我欺。
　　吴中才子唐伯虎画过什么画，写过什么字，吟过什么诗，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他“点秋香”的逸闻趣事，几百年后依旧被人津津乐道。又有明人袁宏道说：“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我所描摹柴达木文化人的流风余韵，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至于能否达到富于才学、工于文笔的境界，则又另当别论了。但好歹词意清亮，叙述简约，遣词而达意，记事以存真。所写人物能见我的温存与敬意，读者从中能窥中国西北角的真实历史，于愿足矣！
　　第一部笔记专著《柴达木文事》，第二部《盆地风雅》，都已付梓出版。第三部《文星光照柴达木》，在张珍连先生的一再督促下，终于今日缀合。大体说来，这也是湖南人不甘人后、敢为人先的传统，还有坚持不懈、高歌猛进的精神使然。
　　遥远的柴达木往事，一时模糊，一时清晰，动情处心中时有波澜泛起。想起英国小说家哈特利说过的一句话：“往事犹若异乡，他们在那里做的事情都不一样。这种种的不同，就是造訪过去的一个理由。”沉吟再三，不由为之击节长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