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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墨家“兼爱”思想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主张平等、以“兼”取“别”的人类大爱，蕴含深刻的意义，对于丰富传统文化宝库、促进新时代的道德建设等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关键词：墨家;“兼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墨家“兼爱”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于对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疾苦的反思，是对国家前途、人民幸福责任的主动担当而提出的一条救世之道，是在批判继承儒家“仁爱”思想的前提下，立足于时代特点和要求的进一步发展，仍然具有凝聚民族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锻炼人格品质等现实意义，必将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墨家“兼爱”思想的内涵
1.1 墨家“兼爱”思想的核心要义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学”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堪称并驾齐驱的“显学”，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夜空的“双子星座”[1]。
“兼爱”思想是墨子人文学说的纲领与精髓。“兼爱”，即爱人爱己，不分等级、尊卑、貴贱，平等无差别地爱人。《墨子·兼爱中》讲“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就是“兼爱”内核的深刻体现。其具体内涵包含两个方面。
“兼爱”是平等、博大之爱。墨子虽自创墨学一派，但与儒家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爱人作为基本的伦理思想，是儒、墨两家共同的追求[2]，但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仁爱”的相承与摒弃。孔子的“仁爱”是差等、有别之爱，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基础之上，存在尊卑、等级、贵贱的爱，主要是为了维护上层贵族的统治，最终达到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和状态。《礼记·大传》讲，统治者治理国家制定的度量衡、服饰、礼乐等规则，都可以随朝代更替发生变化，但以亲亲、男女有别等为内容的伦理规则和社会关系则不能随意改变，这就是“仁爱”差序规则的深刻体现。墨子“兼爱”是无差等之爱，不分厚薄亲疏和血缘，以“兼”代替等级差别，平民、圣人、君王都平等地享受爱与被爱。但需要注意的是，墨子强调“兼爱”并非将所有人都纳入“爱人”的范围。《墨子》讲“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就是对“爱人”范围的把握和界定。
“兼爱”是义利之爱。墨子认为爱是与义、利的统一，其中爱是主旨，利是根基，义是纲领。《墨子·天志上》讲“兼相爱，交相利”，就是墨子“兼爱”思想内涵的延伸与拓展，即既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对彼此有利。爱人须利人，单纯讲爱人并非墨子“兼爱”思想的内涵。而利是利于他人，倘若爱人不具有实际的功效，那么就不算是真正的爱。但其利是天下之公利，而不是个人私利，蕴含深厚的集体主义思想。《墨子·经说下》讲“义，利也”“万事莫贵于义”。利是评价行为的标准，但也要义利合一，把伦理道德和行为标准紧密结合在一起，强调“兼爱”是爱、义与利的有机统一，摆脱了孔子认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义与利相脱离的状况。
1.2 墨家“兼爱”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墨家“兼爱”思想是对社会处于失序状态的反思，在活泼、自由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亦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诸侯争霸，兼并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等是当时社会乱象的深刻体现。墨子通过对社会乱象的剖析，认为不相爱是一切祸乱的根源，从而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措施，进而重构社会道德原则和秩序。
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社会大变革的环境为各学派宣扬自己的观点主张提供了基础和舞台。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时代，亦是一个百家争鸣和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面对社会现状，处于不同阶级、阶层和政治站位的思想家和士人，都试图从本阶级的利益要求出发，提出和阐释自己的主张，寻求救世之道，其表现就是纷纷著书立说、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各流派之间互相争驳，相互碰撞，各自在交流斗争中得到发展。同时，“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导致的学术下移，也为墨家广泛吸纳门徒，进行门派宣扬提供了条件。
1.3 墨家“兼爱”思想的主要特征
平等性。“兼爱”思想的平等性深刻体现在君臣与平民百姓都不存在爱的权利之分，所有人都享有爱与被爱的权利。“兼爱”的平等性带有浓厚的背景色彩。墨子出身贫民阶层，是“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其出身使其对当时战争等导致的社会状况更有感触，能深刻体会到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苦，因而其思想亦带有寻求各阶级、阶层与群体友好平等相处的愿望和要求。
利民性。墨家思想的中心以如何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让人们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为主[3]。与出身相呼应，墨子的观点主张也反映了墨子及其代表的阶层的利益要求，更多反映了小生产者想改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愿望和要求。如《墨子·兼爱下》讲，“兼爱”作为统治之道，能使王公大人得以安稳，百姓衣食得以保障，即为利民性的表现。
实践性。“兼爱”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价值观念，亦是切实可行的方法手段。因此，不能单纯从学术上理解墨家的“兼爱”思想，更要从实践角度理解。《墨子·尚贤下》讲“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不同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施以援助，就是爱人实践的具体体现。“兼爱”的最高公共价值精神——“摩顶放踵以利天下”[4]，“摩顶放踵”既是对墨家“兼爱”思想精神价值的凝练，也深刻体现出了“兼爱”思想的践行。墨子为了给天下人谋利益，四处奔走，不辞辛苦，即使鞋破脚烂也毫不在意，这就是墨子亲身躬行的深刻体现。墨子通过与公输盘、楚王作斗争，成功阻止了楚王攻打宋国的计划，为人民赢得了和平，这一止楚攻宋就是“兼爱”思想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
1.4 墨家“兼爱”思想与墨家“十大思想”的关系 以“天志”“明鬼”为推行“兼爱”思想的前提。墨子认为鬼神不仅存在，而且与“天志”一样能对人间的善恶予以赏罚。墨子把“天志”看作是当时社会的根本准则，认为“天”具有善恶惩罚的意志，需要用“天志”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实行“兼爱”必然要以“天志”“明鬼”为前提。
以“非命”为“兼爱”思想的实施条件。“非命”即主张事在人为，而不把前途寄希望于命运，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因此，人们需要亲身践行，即使遇到挫折也要坚守内心的信念，而不能把前途希望寄托于人自身之外的力量。
以“尚同”“尚贤”为推行“兼爱”思想的途径。“尚同”“尚贤”是墨子政治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相辅相成。“尚同”要求一切服从统一于上级，形成一种系统和原则，实现“一同天下之义”。“尚贤”主要讲治国理政需要任用贤能的人，而不论人的出身地位。墨子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就是尚贤的体现。
以“非攻”为推行“兼爱”思想的重要方法。《墨子·鲁问》讲：“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非攻”主要是指反对攻伐的不义之战，认为攻伐之战是天下之大害，而不反对防御的正义之战，认为其是實现“兼爱”的重要方法。“兼爱”是“非攻”的实施条件，“非攻”能为“兼爱”提供坚强保证。墨子主要从战争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论证推行“非攻”以实现“兼爱”的必要性。《墨子·非攻中》讲“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指出国家发动战争会损害百姓利益。又有“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指出统治者要想获得新的领域，要以无数人民的性命为代价，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墨子·非攻下》讲“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在这里，墨子同样详细地论述了战争的诸多不义，这些都可以看出墨子极其反对战争。
以“节用”“节葬”“非乐”为推行“兼爱”思想的手段。相较于儒家推行的“礼”，墨子更加崇尚“节”。墨子持反对传统的周礼和宗法制度的态度，他认为儒家提倡的“礼”过于烦琐，会浪费大量的人财物，影响正常农时和社会生产，长久便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节用”“节葬”“非乐”就是墨子反“礼”、节俭思想的深刻体现，不论是丧葬、消遣还是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不应铺张浪费，要尽可能节约人财物，不违农时，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社会和谐。
2 墨家“兼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2.1 墨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墨家思想具有空想性。其一，由于墨子忽视了所处大背景下的时代特点，单纯从战争的不义与危害性进行论证和劝诫统治者不应挑起战争，而春秋战国是一个兼并战争不止的时代，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它们都有扩张领土和保卫国家的需要。此外，“兼爱”思想更多是基于平民立场，不合时代与统治者的需要，如“尚贤”，要求选人任贤，而不论身份地位，必然触及统治阶级的利益，必然会遭到反对与抵触。“非乐”“节葬”等节俭思想，更多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存在的骄奢淫逸问题提出来的，要求他们摒弃原有生活状态，转而追求朴素的生活方式，这必然会对其形成约束，也是不实际的。
其二，把人性道德简单化。“兼爱”要求祛除自私之心，要求爱他人要像爱自己一样，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呈现和谐美好的状态。但墨子却忽视了人性的多样性，把人性简单化。另外，直接将道德与政治简单联系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要求统治者从人性道德出发治国理政，而忽视了政治的复杂性。
尽管“兼爱”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蕴含的丰富的人格品质资源、优秀文化精髓，对当今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2.2 墨家“兼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一，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宝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的作用。没有文明的继承，就没有文化的发展、弘扬和繁荣，更不会有建设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参观考察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墨家“兼爱”思想即使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不可忽视和删除的历史记忆和重要资源，是当今加强文化建设，建设文化强国的宝贵资源。葛荃指出，当一个古老的民族走向现代社会之际，如何甄别和调节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将会直接影响到现代化的进程[5]。郎如香亦指出，我们研究墨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和开发其“兼爱”思想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意义[6]。这都是对“兼爱”思想必须取精华、去糟粕，加强现代转化必要性的深刻把握。
第二，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容就是公民的道德教育[7]。“兼爱”思想包含道德建设的丰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的形势和条件与“兼爱”思想产生和应用的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百家争鸣和长期实践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兼爱”思想具有的精神内核仍然包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品行修养、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运用相结合等，这些都有助于为学校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资源保障，同时进一步拓宽学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资源获取视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闵琦指出，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伦理规范的作用大于法律的规范作用[8]。这就为学校促进思想教育与传统伦理道德的结合运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新思路，促进了伦理道德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的融合与创新。
第三，促进道德建设，锻炼人格品质修养的重要资源。人的问题一直是社会转型时期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该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民品格的培育[4]。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即使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也难成大器。“兼爱”思想不仅是社会乱象的解决之策，也是涵养人格品行修养的重要资源。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提升人的修养，才能为建设具有良好风气、安定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牢基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平等、博爱是人格修养的应有之义，要求人们不戴有色眼镜，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不论出身、种族、疆域。勤俭节约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新时代加强家庭美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家庭富裕、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础，要求人们根据实际，量入为出，形成俭以养德的良好社会风气。 第四，为治国理政提供宝贵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视角。传统文化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因素之一，我们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营养、新思路。“兼爱”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和文化”，“和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信仰，也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和社会理想[9]。和谐是长久以来中华民族秉持的价值行为准则，具有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的作用，亦是新时代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兼爱”思想是伦理道德思想与治国理政的创造性结合。依法治国是中国的战略布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挖掘“兼爱”思想的治（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国内涵，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化，促进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对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将伦理道德思想与治国理政创造性结合的深刻体现。
3 结语
没有文化的传承就没有文化的复兴，更没有建设文化强国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加强传統文化的创造转化、创新发展等作出重要论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兼爱”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强其核心内涵挖掘与时代转化运用，是为其注入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创新之间的关系，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资源宝库和注入新的活力源泉。
参考文献：
[1] 李金坤.《墨子》“兼爱”核心精神新诠[J].衡水学院学报，2017，19（03）：86-100.
[2] 徐小婷.孔子“仁爱”与墨子“兼爱”的差异探析[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02）：72-75.
[3] 陈泽宇.墨子“兼爱”思想的特征和时代意义[J].新西部，2018（29）：80-81，30.
[4] 龚晓会，李丹.墨子兼爱思想与公民性品格塑造[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4）：68-72.
[5] 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
[6] 郎如香.墨子“兼爱”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7（01）：11-13.
[7] 高莹.墨子兼爱思想的现实工作启示[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4（06）：79-82.
[8]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177.
[9] 杨莹.由墨子“兼爱”思想看中国“和文化”的底蕴和价值[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7（04）：105-106.
作者简介：胡雪（1997—），女，贵州铜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墨家;“兼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墨家“兼爱”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于对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疾苦的反思，是对国家前途、人民幸福责任的主动担当而提出的一条救世之道，是在批判继承儒家“仁爱”思想的前提下，立足于时代特点和要求的进一步发展，仍然具有凝聚民族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锻炼人格品质等现实意义，必将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墨家“兼爱”思想的内涵
1.1 墨家“兼爱”思想的核心要义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学”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堪称并驾齐驱的“显学”，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夜空的“双子星座”[1]。
“兼爱”思想是墨子人文学说的纲领与精髓。“兼爱”，即爱人爱己，不分等级、尊卑、貴贱，平等无差别地爱人。《墨子·兼爱中》讲“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就是“兼爱”内核的深刻体现。其具体内涵包含两个方面。
“兼爱”是平等、博大之爱。墨子虽自创墨学一派，但与儒家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爱人作为基本的伦理思想，是儒、墨两家共同的追求[2]，但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仁爱”的相承与摒弃。孔子的“仁爱”是差等、有别之爱，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基础之上，存在尊卑、等级、贵贱的爱，主要是为了维护上层贵族的统治，最终达到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和状态。《礼记·大传》讲，统治者治理国家制定的度量衡、服饰、礼乐等规则，都可以随朝代更替发生变化，但以亲亲、男女有别等为内容的伦理规则和社会关系则不能随意改变，这就是“仁爱”差序规则的深刻体现。墨子“兼爱”是无差等之爱，不分厚薄亲疏和血缘，以“兼”代替等级差别，平民、圣人、君王都平等地享受爱与被爱。但需要注意的是，墨子强调“兼爱”并非将所有人都纳入“爱人”的范围。《墨子》讲“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就是对“爱人”范围的把握和界定。
“兼爱”是义利之爱。墨子认为爱是与义、利的统一，其中爱是主旨，利是根基，义是纲领。《墨子·天志上》讲“兼相爱，交相利”，就是墨子“兼爱”思想内涵的延伸与拓展，即既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对彼此有利。爱人须利人，单纯讲爱人并非墨子“兼爱”思想的内涵。而利是利于他人，倘若爱人不具有实际的功效，那么就不算是真正的爱。但其利是天下之公利，而不是个人私利，蕴含深厚的集体主义思想。《墨子·经说下》讲“义，利也”“万事莫贵于义”。利是评价行为的标准，但也要义利合一，把伦理道德和行为标准紧密结合在一起，强调“兼爱”是爱、义与利的有机统一，摆脱了孔子认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义与利相脱离的状况。
1.2 墨家“兼爱”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墨家“兼爱”思想是对社会处于失序状态的反思，在活泼、自由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亦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诸侯争霸，兼并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等是当时社会乱象的深刻体现。墨子通过对社会乱象的剖析，认为不相爱是一切祸乱的根源，从而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措施，进而重构社会道德原则和秩序。
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社会大变革的环境为各学派宣扬自己的观点主张提供了基础和舞台。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时代，亦是一个百家争鸣和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面对社会现状，处于不同阶级、阶层和政治站位的思想家和士人，都试图从本阶级的利益要求出发，提出和阐释自己的主张，寻求救世之道，其表现就是纷纷著书立说、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各流派之间互相争驳，相互碰撞，各自在交流斗争中得到发展。同时，“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导致的学术下移，也为墨家广泛吸纳门徒，进行门派宣扬提供了条件。
1.3 墨家“兼爱”思想的主要特征
平等性。“兼爱”思想的平等性深刻体现在君臣与平民百姓都不存在爱的权利之分，所有人都享有爱与被爱的权利。“兼爱”的平等性带有浓厚的背景色彩。墨子出身贫民阶层，是“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其出身使其对当时战争等导致的社会状况更有感触，能深刻体会到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苦，因而其思想亦带有寻求各阶级、阶层与群体友好平等相处的愿望和要求。
利民性。墨家思想的中心以如何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让人们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为主[3]。与出身相呼应，墨子的观点主张也反映了墨子及其代表的阶层的利益要求，更多反映了小生产者想改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愿望和要求。如《墨子·兼爱下》讲，“兼爱”作为统治之道，能使王公大人得以安稳，百姓衣食得以保障，即为利民性的表现。
实践性。“兼爱”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价值观念，亦是切实可行的方法手段。因此，不能单纯从学术上理解墨家的“兼爱”思想，更要从实践角度理解。《墨子·尚贤下》讲“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不同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施以援助，就是爱人实践的具体体现。“兼爱”的最高公共价值精神——“摩顶放踵以利天下”[4]，“摩顶放踵”既是对墨家“兼爱”思想精神价值的凝练，也深刻体现出了“兼爱”思想的践行。墨子为了给天下人谋利益，四处奔走，不辞辛苦，即使鞋破脚烂也毫不在意，这就是墨子亲身躬行的深刻体现。墨子通过与公输盘、楚王作斗争，成功阻止了楚王攻打宋国的计划，为人民赢得了和平，这一止楚攻宋就是“兼爱”思想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
1.4 墨家“兼爱”思想与墨家“十大思想”的关系 以“天志”“明鬼”为推行“兼爱”思想的前提。墨子认为鬼神不仅存在，而且与“天志”一样能对人间的善恶予以赏罚。墨子把“天志”看作是当时社会的根本准则，认为“天”具有善恶惩罚的意志，需要用“天志”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实行“兼爱”必然要以“天志”“明鬼”为前提。
以“非命”为“兼爱”思想的实施条件。“非命”即主张事在人为，而不把前途寄希望于命运，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因此，人们需要亲身践行，即使遇到挫折也要坚守内心的信念，而不能把前途希望寄托于人自身之外的力量。
以“尚同”“尚贤”为推行“兼爱”思想的途径。“尚同”“尚贤”是墨子政治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相辅相成。“尚同”要求一切服从统一于上级，形成一种系统和原则，实现“一同天下之义”。“尚贤”主要讲治国理政需要任用贤能的人，而不论人的出身地位。墨子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就是尚贤的体现。
以“非攻”为推行“兼爱”思想的重要方法。《墨子·鲁问》讲：“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非攻”主要是指反对攻伐的不义之战，认为攻伐之战是天下之大害，而不反对防御的正义之战，认为其是實现“兼爱”的重要方法。“兼爱”是“非攻”的实施条件，“非攻”能为“兼爱”提供坚强保证。墨子主要从战争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论证推行“非攻”以实现“兼爱”的必要性。《墨子·非攻中》讲“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指出国家发动战争会损害百姓利益。又有“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指出统治者要想获得新的领域，要以无数人民的性命为代价，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墨子·非攻下》讲“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在这里，墨子同样详细地论述了战争的诸多不义，这些都可以看出墨子极其反对战争。
以“节用”“节葬”“非乐”为推行“兼爱”思想的手段。相较于儒家推行的“礼”，墨子更加崇尚“节”。墨子持反对传统的周礼和宗法制度的态度，他认为儒家提倡的“礼”过于烦琐，会浪费大量的人财物，影响正常农时和社会生产，长久便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节用”“节葬”“非乐”就是墨子反“礼”、节俭思想的深刻体现，不论是丧葬、消遣还是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不应铺张浪费，要尽可能节约人财物，不违农时，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社会和谐。
2 墨家“兼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2.1 墨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墨家思想具有空想性。其一，由于墨子忽视了所处大背景下的时代特点，单纯从战争的不义与危害性进行论证和劝诫统治者不应挑起战争，而春秋战国是一个兼并战争不止的时代，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它们都有扩张领土和保卫国家的需要。此外，“兼爱”思想更多是基于平民立场，不合时代与统治者的需要，如“尚贤”，要求选人任贤，而不论身份地位，必然触及统治阶级的利益，必然会遭到反对与抵触。“非乐”“节葬”等节俭思想，更多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存在的骄奢淫逸问题提出来的，要求他们摒弃原有生活状态，转而追求朴素的生活方式，这必然会对其形成约束，也是不实际的。
其二，把人性道德简单化。“兼爱”要求祛除自私之心，要求爱他人要像爱自己一样，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呈现和谐美好的状态。但墨子却忽视了人性的多样性，把人性简单化。另外，直接将道德与政治简单联系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要求统治者从人性道德出发治国理政，而忽视了政治的复杂性。
尽管“兼爱”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蕴含的丰富的人格品质资源、优秀文化精髓，对当今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2.2 墨家“兼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一，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宝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的作用。没有文明的继承，就没有文化的发展、弘扬和繁荣，更不会有建设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参观考察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墨家“兼爱”思想即使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不可忽视和删除的历史记忆和重要资源，是当今加强文化建设，建设文化强国的宝贵资源。葛荃指出，当一个古老的民族走向现代社会之际，如何甄别和调节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将会直接影响到现代化的进程[5]。郎如香亦指出，我们研究墨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和开发其“兼爱”思想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意义[6]。这都是对“兼爱”思想必须取精华、去糟粕，加强现代转化必要性的深刻把握。
第二，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容就是公民的道德教育[7]。“兼爱”思想包含道德建设的丰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的形势和条件与“兼爱”思想产生和应用的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百家争鸣和长期实践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兼爱”思想具有的精神内核仍然包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品行修养、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运用相结合等，这些都有助于为学校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资源保障，同时进一步拓宽学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资源获取视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闵琦指出，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伦理规范的作用大于法律的规范作用[8]。这就为学校促进思想教育与传统伦理道德的结合运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新思路，促进了伦理道德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的融合与创新。
第三，促进道德建设，锻炼人格品质修养的重要资源。人的问题一直是社会转型时期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该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民品格的培育[4]。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即使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也难成大器。“兼爱”思想不仅是社会乱象的解决之策，也是涵养人格品行修养的重要资源。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提升人的修养，才能为建设具有良好风气、安定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牢基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平等、博爱是人格修养的应有之义，要求人们不戴有色眼镜，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不论出身、种族、疆域。勤俭节约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新时代加强家庭美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家庭富裕、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础，要求人们根据实际，量入为出，形成俭以养德的良好社会风气。 第四，为治国理政提供宝贵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视角。传统文化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因素之一，我们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营养、新思路。“兼爱”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和文化”，“和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信仰，也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和社会理想[9]。和谐是长久以来中华民族秉持的价值行为准则，具有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的作用，亦是新时代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兼爱”思想是伦理道德思想与治国理政的创造性结合。依法治国是中国的战略布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挖掘“兼爱”思想的治（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国内涵，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化，促进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对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将伦理道德思想与治国理政创造性结合的深刻体现。
3 结语
没有文化的传承就没有文化的复兴，更没有建设文化强国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加强传統文化的创造转化、创新发展等作出重要论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兼爱”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强其核心内涵挖掘与时代转化运用，是为其注入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创新之间的关系，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资源宝库和注入新的活力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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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泽宇.墨子“兼爱”思想的特征和时代意义[J].新西部，2018（29）：80-81，30.
[4] 龚晓会，李丹.墨子兼爱思想与公民性品格塑造[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4）：68-72.
[5] 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
[6] 郎如香.墨子“兼爱”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7（01）：11-13.
[7] 高莹.墨子兼爱思想的现实工作启示[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4（06）：79-82.
[8]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177.
[9] 杨莹.由墨子“兼爱”思想看中国“和文化”的底蕴和价值[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7（04）：105-106.
作者简介：胡雪（1997—），女，贵州铜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