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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多世纪以前，中国的海洋还很富饶，到处是龙虾虎鲨、蜃气鲎帆;由于酷渔滥捕和海洋生态环境变化，不少海洋生物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我们的海洋如今十分贫瘠。
因为写作《海族列传——华夏海洋生物随笔》（萧春雷著，鹭江出版社，2021年8月），我行走中国南北海域，遍寻古代典籍，记述了我们民族与68种海洋生物的关系。那些曾与我们亲密相处，却身陷困境的物种，其命运最让人忧心。
大黄鱼：敲罟作业的兴衰
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
俗名：黄鱼、金龙、黄金龙、红口、石首鱼、黄瓜鱼、黄花鱼等
大黄鱼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四大海产”之首，年捕捞量约10万吨。它在短短二三十年里濒临灭绝，令人痛心。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我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敲罟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石首鱼科，头骨中有两枚耳石。敲罟时，许多船一起敲竹板，在水中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脑震荡，造成灭绝性捕捞。80年代后期，野生大黄鱼就绝迹了。”
身为福建人，这番话让我感到一点内疚，想弄明白真相。查1993年出版的《平阳县志》，温州地区的敲罟作业果然是福建传去的：“1956年6月福建惠安县渔船，在石坪乡（今苍南县）海面开始敲罟捕捞大黄鱼获得高产，渔民纷纷仿效。”
《温州晚报》上有篇叫《大黄鱼的“黄金年代”》的文章描述得更具体：“这年（1956年）6月上旬，福建省惠安县崇武大团结渔业社的社长拿着一封介绍信来到平阳县（今苍南县）石坪乡。来人的目的是希望福建的几艘敲罟船能停靠石坪乡码头。这个要求没人反对。随后，福建的这几艘敲罟船只捷报频传，一天出去都能拉几百担（1担=100斤）黄鱼，多的时候甚至有一千担，惹得众人纷纷眼馋。”
我读过很多描述敲罟作业情形的文章，不得要领。在温州市洞头区，有回登望海楼，意外看到了一套敲罟作业的渔船阵容模型。我琢磨了半天，越看越佩服，这真是一种利用声学原理的高科技渔法。
敲罟作业需要数十艘船只联合作业。两艘大渔船（称罟公罟母）在中间，张好网，再用二三十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半圆圈，每艘小船3人，一人摇橹，两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竿，发出巨大的合音，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死亡。船队渐渐合拢，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通常，两艘大船和数十条小船的一个组合为一艚。1957年春汛时，温州地区发展到130艚，秋汛增加到162艚，当年大黄鱼总产量9.65万吨，为常年的20多倍。
鱼多价贱，大黄鱼跌至每斤五六分钱，更多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1958年浙江省委通告停止敲罟作业。转眼来到饥饿的1960年，在面临“救人还是救鱼”的选择时，浙南悄悄恢复了敲罟作业，导致1963年国务院下达《关于禁止敲罟的命令》。“文革”期间，温州地区开始了第三次敲罟作业，大黄鱼遭受重创。
最后的一击来自1973年底，浙江省组织了数千对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
敲罟作业成本很低，但效率奇高，不分老幼，一律聚歼，堪称解决大黄鱼的终极渔法。许多人认为这是导致大黄鱼灭绝的主要原因。然而，其发明专利不属于福建人。
《福建省水产志》称：“1954年3月，东山、诏安县部分渔民聘请广东广澳乡敲罟技术员传授技术，开始发展敲罟作业。”《福建省科学技术志》叙述得更详细：“1954年初，省水产局聘请广东省技术员在东山、诏安以撑开敷网进行敲罟作业试验，1955年，作为‘一种近海的先进作业’在全省推广。1957年，全省敲罟作业达60多艚。同年5月，国务院发出指示，敲罟作业作为‘一种有害渔法’被禁止。60年代，此渔法一度违禁复起，后被禁止，但本省大黄鱼资源已遭严重破坏。”
惠安县崇武渔民的敲罟技术就是1955年学来的，次年传到浙江。《崇武镇志》谓：“此作业1955年引进后大发展，因对资源破坏严重，1957年禁止使用，9月底全部转业。1960～1962年再次出现，1963年禁绝。”
事实上，敲罟作业的源头在广东潮汕地区。据李开洲《南澳罟艚歌》一文介绍，《南澳志》明确记载，南澳的敲罟技术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从饶平大埕乡学来的;1871年，南澳已有敲罟作业28艚，1949年剩5艚;南澳至今还保存不少古代敲罟渔歌。
作为一种古老而先进的渔法，敲罟作业在广东饶平县和南澳县秘传了400多年，连其左邻福建诏安县人都不明白，还是1954年专门拜师学会的。但它威力巨大，一旦出鞘，随即终结了统治中国海洋渔业数千年的大黄鱼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的刘家富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前两年采访刘家富先生的时候，我曾当面表示感谢，因为他的努力，我今天还能吃到大黄鱼——虽然都是养殖的。
厦门渔业史专家陈复授先生曾告诉我，在全省一片敲罟热潮中，厦门没有船只参与。这倒并非厦门渔民冷静，而是因为当时厦门作为海防前线，没有制海权，渔民只能在家门口的海湾打点小鱼，敲罟作业那庞大的阵仗施展不开。我想，至少厦门人面对野生大黄鱼无辜的眼睛时，不必心存愧疚。
鲥鱼：我们赶上它的临终时刻吗
鲥鱼（Tenualosa reevesii）
俗名：时鱼、箭鱼、迟鱼、三黎鱼、三来鱼等
江西省峡江县，因拥有千里赣江最狭窄的一段河道而得名。峡江段为石质河床，水深流急，溶洞交错;至巴邱古镇附近，江面豁然开朗，江心涌起一片沙洲，叫成子洲。早先，巴邱镇是峡江县城所在地，1997年，县城迁到远离赣江的水边镇。
很少人知道，巴邱镇上下30公里的赣江水域，是长江鲥鱼最隐秘的产卵场，成子洲就是产卵场的中心。我读过不少有关鲥鱼的古籍，印象里没人提到峡江鲥鱼。 很多文献把江豚和海豚混在一起。例如明彭大翼《山堂肆考》说江豚就是井鱼：“江豚，俗呼拜江猪，状如豚，鼻中有声，脑上有孔，喷水直上……以其脑中有井，故又名井鱼。”脑门上喷出水柱的井鱼，应该是鲸鱼或海豚。江豚没有脑门喷水的本事。
江豚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载沉载浮，像是在反复揖拜，人称拜江猪。《本草》曰：“江豚，大如猪，数枚同行，一浮一没，谓之拜风。”所谓拜风，意思是祷祝大风。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召唤风暴。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说：“江豚者……风波欲起，此鱼先出水上，出没皆迎风而行，须臾即风起也。”元代理学家吴澄乘船过长江，曾目睹江豚，说它们总是逆风而行：“将有南风，则口向南;有北风，则口向北;舟人称为风信。”江豚出没，意味着风暴将至，渡船停航，所以明人唐仲实诗云：“飞花岸柳偏留客，吹浪江豚忽拜人。”清代作家褚人获相信江豚能够兴风作浪，危害人类，在《坚瓠集》中记载了夹浦桥瓜泾港的两条大江豚，“吹浪鼓风，舟多覆溺，渔人不敢网，网即膺祸”。
康熙皇帝回忆年轻时的经历：“朕甲子年南巡，由江宁登舟而下，至黄天荡。江风大作，众皆危惧，朕独令冲风而行。朕伫立船头，射江豚，略不經意。”他承认当年独射江豚，是因为血气方刚，后来几次南巡，随着年龄渐长，面对风涛就有些心悸。他联想到战将渐老，台湾海峡的风浪越来越大，时不我待，所以把收复台湾提上议事日程。
在渤海地区，江豚又称懒妇鱼，并不罕见。同治《昌黎县志》云：“懒妇，每头重数百斤，渔户得之，不能食，用以煎油。”光绪《顺天府志》称：“懒妇鱼，出海中，形似豚，有足，能陆行。肉极腥，不可食。多脂，土人取脂燃灯。过媟亵博戏等事，光焰倍朗;若用以纺织、读书，其光顿暗。”江豚油照明不稳定，在娱乐场所明亮，工作的时候暗淡，好逸恶劳，传说为懒妇所化。这其实是人类的心理作用。清郑光祖《一斑录》解释说：“江猪即懒妇鱼……盖纺织者必省吝，故暗;游戏者不知节，故明。”
宋代诗人王禹偁写过一首《江豚歌》：“江豚江豚尔何物，吐浪喷波身突兀。肉腥骨硬难登俎，虽有网罗嫌不取……”江豚因肉质腥臭，得免杀身之祸，但也有例外，比如福建人就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郭柏苍《海错百一录》说：“（海猪）肉淡红如猪肉而多油。有得，则村人争买，相传食者解诸疮毒。”北方也有些地区不嫌弃江豚肉。1955年《生物学通讯》转发过一篇《渤海渔民捕海猪》的新闻，介绍旅顺三区艾子口村渔民利用冬闲，出动45只船，计划用带有倒钩的标枪投刺，打20头海猪和70头海豹回来。文中就说海猪油“可做工业原料;肉味也很鲜美，可以食用”。
古人认为，物类的性格深入骨髓，跨越生死。江豚生前喜欢反潮流，总是逆风逆浪游行，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江豚的骨灰也具有“逆风而炽”的特点，与狼烟“迎风直上”相映成趣。晚清学者魏源发现，江豚油“逆风愈劲”，是逆风火攻的奇器。他在《海国图志》中研究如何火烧英国船，提出：如遇连日大风，就以火舟攻其上风，而以石油、江豚油之火箭喷筒，从下风夹攻，专烧夷船帆索——众所周知，江豚油没能改变大清的国运。
玳瑁：生取十三鳞
玳瑁（Eretmochelys imbricata）
俗称：十三鳞、文甲、鹰嘴海龟等
全世界共有7种海龟，中国南海有5种——绿海龟、玳瑁、蠵龟、太平洋丽龟和棱皮龟，全都濒临灭绝。2015年6月，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海南省潭门镇旅游商店违法销售玳瑁工艺品的乱象，暗访镜头里，一家店铺老板从家里搬出两个完整的玳瑁标本，大的开价19500元，小的8000元，并且说：“杀这个玩意你知道找什么杀吗？是找开水烫死，要不然出不来这个亮光……”如此残忍的做法，在网上激起公愤。事后几位专家出来辟谣，说烫死不会增加玳瑁的光泽，这是店家谋求高价而编造的谎言和噱头。
我有点诧异，专家们不知道吗？烫死玳瑁乃正宗的传统工艺，玳瑁入药必须活采。宋苏颂《本草图经》曰：“玳瑁……入药须用生者也，乃灵。带之亦可辟虫毒。”李时珍《本草纲目》亦有活采玳瑁指南：“取时必倒悬其身，用滚醋泼之，则甲逐片应手落下。”滚醋剥取比开水烫死，残忍更有过之。中医药理论有不少糟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活体“生取”，徒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玳瑁原作蝳蝐，表明它是一种介虫类动物;后来写作玳瑁，是因为人们更看重其背甲，视为珍贵的玉石;所以玳瑁有两种含义，一是玳瑁龟，二是玳瑁甲。玳瑁是中型海龟，体重约45公斤，嘴形类似鹦鹉，又称鹰嘴海龟;背甲是色彩斑斓的鳞片，由中间5片、两侧各4片屋瓦一样叠合，俗称“十三鳞”。《神农本草》称玳瑁“解岭南百药毒”。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解释说：“玳瑁得水中至阴之气，故气寒无毒，而解一切之毒。其性最灵，凡遇饮食有毒则必自摇动，然须用生者乃灵，死则不能矣。”就算中了诸毒配置的蛊毒，只要刺玳瑁的鲜血饮下，也能霍然痊愈。
医药学家对生玳瑁的推崇，让玳瑁的命运跌入地狱。唐人刘恂曾任广州司马，著《岭表录异》，记载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余寄居广南日，见卢亭（海岛夷人也）获活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带于左臂上，以辟毒。龟被生揭其甲，甚极苦楚。后养于使宅后北池，伺其揭处渐生，复遣卢亭送于海畔。”被人活生生揭下两片鳞甲，这是何等痛楚！就算日后长出新甲，放生大海，恐怕也没有机会活下来。
明嘉靖初年，苏州人顾岕在儋州任同知，回乡后写了本《海槎余录》，回忆当年的海南岛见闻。他说玳瑁产于海洋深处，大者不可得，小者倒常看到，“其地新官到任，渔人必携二三来献，皆小者耳。此物状如龟鳖，背负十二叶，有文藻，即玳瑁也。取用必倒悬其身，用器盛滚醋泼下，逐片应手而下”。原来，李时珍记述的倒挂玳瑁、滚醋剥甲方法，来自海南岛民间工艺。有意思的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人也迷上了玳瑁。晚清黄遵宪出使第一任驻日参赞，遍访东瀛各地，在《日本国志》中记录了日本的玳瑁工艺：“玳瑁削片为叶……取用必倒悬之，用滚醋浇泼，则逐片应手而下。以作小盒，软熟如纸，联接无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海南岛的工艺。
因为写作《海族列传——华夏海洋生物随笔》（萧春雷著，鹭江出版社，2021年8月），我行走中国南北海域，遍寻古代典籍，记述了我们民族与68种海洋生物的关系。那些曾与我们亲密相处，却身陷困境的物种，其命运最让人忧心。
大黄鱼：敲罟作业的兴衰
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
俗名：黄鱼、金龙、黄金龙、红口、石首鱼、黄瓜鱼、黄花鱼等
大黄鱼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四大海产”之首，年捕捞量约10万吨。它在短短二三十年里濒临灭绝，令人痛心。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我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敲罟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石首鱼科，头骨中有两枚耳石。敲罟时，许多船一起敲竹板，在水中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脑震荡，造成灭绝性捕捞。80年代后期，野生大黄鱼就绝迹了。”
身为福建人，这番话让我感到一点内疚，想弄明白真相。查1993年出版的《平阳县志》，温州地区的敲罟作业果然是福建传去的：“1956年6月福建惠安县渔船，在石坪乡（今苍南县）海面开始敲罟捕捞大黄鱼获得高产，渔民纷纷仿效。”
《温州晚报》上有篇叫《大黄鱼的“黄金年代”》的文章描述得更具体：“这年（1956年）6月上旬，福建省惠安县崇武大团结渔业社的社长拿着一封介绍信来到平阳县（今苍南县）石坪乡。来人的目的是希望福建的几艘敲罟船能停靠石坪乡码头。这个要求没人反对。随后，福建的这几艘敲罟船只捷报频传，一天出去都能拉几百担（1担=100斤）黄鱼，多的时候甚至有一千担，惹得众人纷纷眼馋。”
我读过很多描述敲罟作业情形的文章，不得要领。在温州市洞头区，有回登望海楼，意外看到了一套敲罟作业的渔船阵容模型。我琢磨了半天，越看越佩服，这真是一种利用声学原理的高科技渔法。
敲罟作业需要数十艘船只联合作业。两艘大渔船（称罟公罟母）在中间，张好网，再用二三十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半圆圈，每艘小船3人，一人摇橹，两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竿，发出巨大的合音，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死亡。船队渐渐合拢，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通常，两艘大船和数十条小船的一个组合为一艚。1957年春汛时，温州地区发展到130艚，秋汛增加到162艚，当年大黄鱼总产量9.65万吨，为常年的20多倍。
鱼多价贱，大黄鱼跌至每斤五六分钱，更多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1958年浙江省委通告停止敲罟作业。转眼来到饥饿的1960年，在面临“救人还是救鱼”的选择时，浙南悄悄恢复了敲罟作业，导致1963年国务院下达《关于禁止敲罟的命令》。“文革”期间，温州地区开始了第三次敲罟作业，大黄鱼遭受重创。
最后的一击来自1973年底，浙江省组织了数千对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
敲罟作业成本很低，但效率奇高，不分老幼，一律聚歼，堪称解决大黄鱼的终极渔法。许多人认为这是导致大黄鱼灭绝的主要原因。然而，其发明专利不属于福建人。
《福建省水产志》称：“1954年3月，东山、诏安县部分渔民聘请广东广澳乡敲罟技术员传授技术，开始发展敲罟作业。”《福建省科学技术志》叙述得更详细：“1954年初，省水产局聘请广东省技术员在东山、诏安以撑开敷网进行敲罟作业试验，1955年，作为‘一种近海的先进作业’在全省推广。1957年，全省敲罟作业达60多艚。同年5月，国务院发出指示，敲罟作业作为‘一种有害渔法’被禁止。60年代，此渔法一度违禁复起，后被禁止，但本省大黄鱼资源已遭严重破坏。”
惠安县崇武渔民的敲罟技术就是1955年学来的，次年传到浙江。《崇武镇志》谓：“此作业1955年引进后大发展，因对资源破坏严重，1957年禁止使用，9月底全部转业。1960～1962年再次出现，1963年禁绝。”
事实上，敲罟作业的源头在广东潮汕地区。据李开洲《南澳罟艚歌》一文介绍，《南澳志》明确记载，南澳的敲罟技术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从饶平大埕乡学来的;1871年，南澳已有敲罟作业28艚，1949年剩5艚;南澳至今还保存不少古代敲罟渔歌。
作为一种古老而先进的渔法，敲罟作业在广东饶平县和南澳县秘传了400多年，连其左邻福建诏安县人都不明白，还是1954年专门拜师学会的。但它威力巨大，一旦出鞘，随即终结了统治中国海洋渔业数千年的大黄鱼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的刘家富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前两年采访刘家富先生的时候，我曾当面表示感谢，因为他的努力，我今天还能吃到大黄鱼——虽然都是养殖的。
厦门渔业史专家陈复授先生曾告诉我，在全省一片敲罟热潮中，厦门没有船只参与。这倒并非厦门渔民冷静，而是因为当时厦门作为海防前线，没有制海权，渔民只能在家门口的海湾打点小鱼，敲罟作业那庞大的阵仗施展不开。我想，至少厦门人面对野生大黄鱼无辜的眼睛时，不必心存愧疚。
鲥鱼：我们赶上它的临终时刻吗
鲥鱼（Tenualosa reevesii）
俗名：时鱼、箭鱼、迟鱼、三黎鱼、三来鱼等
江西省峡江县，因拥有千里赣江最狭窄的一段河道而得名。峡江段为石质河床，水深流急，溶洞交错;至巴邱古镇附近，江面豁然开朗，江心涌起一片沙洲，叫成子洲。早先，巴邱镇是峡江县城所在地，1997年，县城迁到远离赣江的水边镇。
很少人知道，巴邱镇上下30公里的赣江水域，是长江鲥鱼最隐秘的产卵场，成子洲就是产卵场的中心。我读过不少有关鲥鱼的古籍，印象里没人提到峡江鲥鱼。 很多文献把江豚和海豚混在一起。例如明彭大翼《山堂肆考》说江豚就是井鱼：“江豚，俗呼拜江猪，状如豚，鼻中有声，脑上有孔，喷水直上……以其脑中有井，故又名井鱼。”脑门上喷出水柱的井鱼，应该是鲸鱼或海豚。江豚没有脑门喷水的本事。
江豚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载沉载浮，像是在反复揖拜，人称拜江猪。《本草》曰：“江豚，大如猪，数枚同行，一浮一没，谓之拜风。”所谓拜风，意思是祷祝大风。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召唤风暴。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说：“江豚者……风波欲起，此鱼先出水上，出没皆迎风而行，须臾即风起也。”元代理学家吴澄乘船过长江，曾目睹江豚，说它们总是逆风而行：“将有南风，则口向南;有北风，则口向北;舟人称为风信。”江豚出没，意味着风暴将至，渡船停航，所以明人唐仲实诗云：“飞花岸柳偏留客，吹浪江豚忽拜人。”清代作家褚人获相信江豚能够兴风作浪，危害人类，在《坚瓠集》中记载了夹浦桥瓜泾港的两条大江豚，“吹浪鼓风，舟多覆溺，渔人不敢网，网即膺祸”。
康熙皇帝回忆年轻时的经历：“朕甲子年南巡，由江宁登舟而下，至黄天荡。江风大作，众皆危惧，朕独令冲风而行。朕伫立船头，射江豚，略不經意。”他承认当年独射江豚，是因为血气方刚，后来几次南巡，随着年龄渐长，面对风涛就有些心悸。他联想到战将渐老，台湾海峡的风浪越来越大，时不我待，所以把收复台湾提上议事日程。
在渤海地区，江豚又称懒妇鱼，并不罕见。同治《昌黎县志》云：“懒妇，每头重数百斤，渔户得之，不能食，用以煎油。”光绪《顺天府志》称：“懒妇鱼，出海中，形似豚，有足，能陆行。肉极腥，不可食。多脂，土人取脂燃灯。过媟亵博戏等事，光焰倍朗;若用以纺织、读书，其光顿暗。”江豚油照明不稳定，在娱乐场所明亮，工作的时候暗淡，好逸恶劳，传说为懒妇所化。这其实是人类的心理作用。清郑光祖《一斑录》解释说：“江猪即懒妇鱼……盖纺织者必省吝，故暗;游戏者不知节，故明。”
宋代诗人王禹偁写过一首《江豚歌》：“江豚江豚尔何物，吐浪喷波身突兀。肉腥骨硬难登俎，虽有网罗嫌不取……”江豚因肉质腥臭，得免杀身之祸，但也有例外，比如福建人就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郭柏苍《海错百一录》说：“（海猪）肉淡红如猪肉而多油。有得，则村人争买，相传食者解诸疮毒。”北方也有些地区不嫌弃江豚肉。1955年《生物学通讯》转发过一篇《渤海渔民捕海猪》的新闻，介绍旅顺三区艾子口村渔民利用冬闲，出动45只船，计划用带有倒钩的标枪投刺，打20头海猪和70头海豹回来。文中就说海猪油“可做工业原料;肉味也很鲜美，可以食用”。
古人认为，物类的性格深入骨髓，跨越生死。江豚生前喜欢反潮流，总是逆风逆浪游行，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江豚的骨灰也具有“逆风而炽”的特点，与狼烟“迎风直上”相映成趣。晚清学者魏源发现，江豚油“逆风愈劲”，是逆风火攻的奇器。他在《海国图志》中研究如何火烧英国船，提出：如遇连日大风，就以火舟攻其上风，而以石油、江豚油之火箭喷筒，从下风夹攻，专烧夷船帆索——众所周知，江豚油没能改变大清的国运。
玳瑁：生取十三鳞
玳瑁（Eretmochelys imbricata）
俗称：十三鳞、文甲、鹰嘴海龟等
全世界共有7种海龟，中国南海有5种——绿海龟、玳瑁、蠵龟、太平洋丽龟和棱皮龟，全都濒临灭绝。2015年6月，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海南省潭门镇旅游商店违法销售玳瑁工艺品的乱象，暗访镜头里，一家店铺老板从家里搬出两个完整的玳瑁标本，大的开价19500元，小的8000元，并且说：“杀这个玩意你知道找什么杀吗？是找开水烫死，要不然出不来这个亮光……”如此残忍的做法，在网上激起公愤。事后几位专家出来辟谣，说烫死不会增加玳瑁的光泽，这是店家谋求高价而编造的谎言和噱头。
我有点诧异，专家们不知道吗？烫死玳瑁乃正宗的传统工艺，玳瑁入药必须活采。宋苏颂《本草图经》曰：“玳瑁……入药须用生者也，乃灵。带之亦可辟虫毒。”李时珍《本草纲目》亦有活采玳瑁指南：“取时必倒悬其身，用滚醋泼之，则甲逐片应手落下。”滚醋剥取比开水烫死，残忍更有过之。中医药理论有不少糟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活体“生取”，徒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玳瑁原作蝳蝐，表明它是一种介虫类动物;后来写作玳瑁，是因为人们更看重其背甲，视为珍贵的玉石;所以玳瑁有两种含义，一是玳瑁龟，二是玳瑁甲。玳瑁是中型海龟，体重约45公斤，嘴形类似鹦鹉，又称鹰嘴海龟;背甲是色彩斑斓的鳞片，由中间5片、两侧各4片屋瓦一样叠合，俗称“十三鳞”。《神农本草》称玳瑁“解岭南百药毒”。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解释说：“玳瑁得水中至阴之气，故气寒无毒，而解一切之毒。其性最灵，凡遇饮食有毒则必自摇动，然须用生者乃灵，死则不能矣。”就算中了诸毒配置的蛊毒，只要刺玳瑁的鲜血饮下，也能霍然痊愈。
医药学家对生玳瑁的推崇，让玳瑁的命运跌入地狱。唐人刘恂曾任广州司马，著《岭表录异》，记载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余寄居广南日，见卢亭（海岛夷人也）获活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带于左臂上，以辟毒。龟被生揭其甲，甚极苦楚。后养于使宅后北池，伺其揭处渐生，复遣卢亭送于海畔。”被人活生生揭下两片鳞甲，这是何等痛楚！就算日后长出新甲，放生大海，恐怕也没有机会活下来。
明嘉靖初年，苏州人顾岕在儋州任同知，回乡后写了本《海槎余录》，回忆当年的海南岛见闻。他说玳瑁产于海洋深处，大者不可得，小者倒常看到，“其地新官到任，渔人必携二三来献，皆小者耳。此物状如龟鳖，背负十二叶，有文藻，即玳瑁也。取用必倒悬其身，用器盛滚醋泼下，逐片应手而下”。原来，李时珍记述的倒挂玳瑁、滚醋剥甲方法，来自海南岛民间工艺。有意思的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人也迷上了玳瑁。晚清黄遵宪出使第一任驻日参赞，遍访东瀛各地，在《日本国志》中记录了日本的玳瑁工艺：“玳瑁削片为叶……取用必倒悬之，用滚醋浇泼，则逐片应手而下。以作小盒，软熟如纸，联接无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海南岛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