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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作为我们的母亲河之一，自古以来孕育了无数华夏儿女，然而长江最初并不叫“长江”，而是叫“江”。从“江”到“长江”的变化原因除了其自身“长”的地理特征外，还包括古人对“江”“水”词义的理解更加全面、人们对长江了解的增多、词汇的多样传播等社会原因。
关键词：江 大江 长江 称谓变迁 社会发展
在古代，“河”指的是黄河，“江”指的是长江，长江古称“江”或“大江”。称“江”最早是在《诗经》上，《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个“江”就是今日的“长江”。春秋时代吴王的铜剑上刻有“处江之阳”四字，其中的“江”也是指长江。我国古代许多书籍和诗文中都有关于“江”或“大江”的记载和描述，如屈原《哀郢》：“将远舟而不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左传》：“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其他的就叫水，比如洛河，在古代就叫作洛水，再如汉水、渭水等。随着历史的发展，河流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江”和“河”不再是长江和黄河的专称，变成通称之后，长江由“江”变成了“长江”，那么长江是如何变“长”的呢？本文将着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
都认为“江”变为“长江”是因其本身长度的变化，其实不然，长江起源于青藏高原，它的源区由沱沱河、当曲、楚玛尔河组成，水源主要是冰川融水和降水，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在一起以后称为通天河，通天河在玉树接纳巴塘河之后进入西藏自治区与四川省交界处的高山峡谷之间，称为金沙江，当它和岷江汇合之后才称为长江。可以看出从很早以前长江的长度就是既定的，所以，“江”变为“长江”并不是因为其长度变长了，更多的是由于其社会原因。《九州春秋》曰：“参军傅干谏曰：‘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三国志》曰：“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晋书》曰：“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这是出现“长江”词汇较早的文献，因此据笔者推测，“长江”大约出现在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被运用，但是旧称“大江”在此之后也没有马上消失，《三国志》曰：“南临大江，北背山陵。”同一作者笔下同时出现“长江”和“大江”，可见“长江”在当时还没有达到被熟练运用的程度，在今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人们广泛接受。
二
“江”变成“长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是“江”“水”本身词义的局限性。上文中有提到，古代“江”是长江的特称，其他多用“某水”代称，如长江的一个支流雅砻江在古代就被称为若水，屈原《离骚》有曰：“将若水中之凫乎。”这个“若水”就是今天的雅砻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关于河流的记载、运用增多以及地理知识的丰富，发现“水”的含义比较广泛，给河流命名具有局限性。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水”除了是河流名称外，还常用于代表无色无味的液体及各种水旱灾难等，如“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旱之际又不蠲省，致民无告”，“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大概古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逐渐将“某水”改为“某江”，如金沙江最初名称为丽水。随着河流的名称由“某水”改为“某江”，为了避免混淆，“江”也逐渐不再是“长江”的代名词，所以才有了后来“长江”名称的一系列变迁。
其次，人们对长江地理特征的了解增多。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长江的了解也一样。长江得名无疑因其“长”，最初发现其“长”的大约是长江沿岸逐水草而居的渔民，其在不断扩大渔猎范围的过程中发现长江的“大哉，长哉”，然而长江太长了，以当时的交通发展水平和各地的闭塞程度，人们很难窥其全貌，真正对长江的“大哉，长哉”有了实质性的认识应该是在政府对长江流域进行统治和开发的时候。
西汉时期政府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与开发，在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已经被开发为鱼米之乡，这里丰富物资的集散，使发达的水上交通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这就促进了长江航道的开发，也促进了人们对长江了解的不断增多，认为“江”不能很好地概括长江的地理特征，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云“缘以大江，限以巫山”，从此，“大江”代“江”被广泛运用，可见文人在长江称谓变化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江的“长”除了指长度，还指其源远流长和曲折复杂，随着地理知识的深入，人们发现“大江”也不能完全概括长江的地理特征。如上文所说，“长江”最初出现在《三国志》中，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孙权占据江东，建立吴国，因战争、经济和统治的需要，不得不进一步加深对长江的了解，《三国志·魏书》有云：“权恃长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伪辞耳。”“孤土地边外，间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说明长江在当时战局中的重要性，由此加强了对长江的治理。古代交战于长江的国家也有不少，如春秋时期楚、吴、越三国交战于长江，战国时期秦国“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笔者认为当时的人们是有意识到长江的“大哉，长哉”的，但是当时河流的名称还没有发展变迁，加之人们词汇知识的有限，所以也没有想过要给长江改名。
“长江”在晋以后的使用开始增多，到了唐代除史学文献，诗歌中也开始大量使用，这说明“长江”的使用已被广泛接受。唐代房玄龄等人所著《晋书》中云：“昌明，其孙也，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贰之衅。”唐代诗人也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等诸多这样的诗句。宋元后，“长江”的使用更加普及。笔者认为，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时，五胡乱华，北方受到严重摧残，大量人口南迁，出现衣冠南渡的现象，这是北方人口的第一次大量南迁，而后唐朝的“安史之乱”及宋朝的“靖康之难”使人口进一步南迁，出现接受了大量的南方文化、生活习俗、语言词汇等，“长江”就在这种人际交流中迅速传播到北方，成为南北方都广泛运用的词语。
再者，词汇的传播。古代传播条件有限，传播方式主要有人际传播和文本传播两种。顾名思义，人际传播就是口耳相传，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它是古代最为朴素、传统的传播方式，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三国志》中大量出现“长江”一词，而北魏时的《水经注》则没有出现“长江”，“江水又东，迳广峡溪，斯乃三峡之首也”，“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仍然用的是“江”和“大江”。比较《三国志》和《水经注》的作者可发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而《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两者在同一时代，使用“长江”的称谓却不同，很可能是因为地域差别，故笔者推测“长江”在南方先于北方出现，然后以一点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呈现裂变式传播。文本传播主要是通过文字，“长江”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书籍，从《三国志》开始，出现“长江”的书籍随着朝代的更迭越来越多，如《晋书》《魏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而唐宋时期有关“长江”诗词的增多更是增加了“长江”一词的受众群体，使受众群从上层知识分子走入民间。
三
虽然“长江”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但“长江”具体是从哪个时期被确定为官方用词的，笔者无据可查。最初常有“江”“大江”“长江”并存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成了一个专用名词。虽然有时还会用“大江”来称呼长江，比如《沁园春·雪》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里的“大江”指的就是长江，但是“大江”多在文艺作品中出现，在学术或者其他正式文本中都以“长江”为正式名称。
参考文献：
[1] （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作 者：韩丹丹，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助教、硕士。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关键词：江 大江 长江 称谓变迁 社会发展
在古代，“河”指的是黄河，“江”指的是长江，长江古称“江”或“大江”。称“江”最早是在《诗经》上，《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个“江”就是今日的“长江”。春秋时代吴王的铜剑上刻有“处江之阳”四字，其中的“江”也是指长江。我国古代许多书籍和诗文中都有关于“江”或“大江”的记载和描述，如屈原《哀郢》：“将远舟而不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左传》：“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其他的就叫水，比如洛河，在古代就叫作洛水，再如汉水、渭水等。随着历史的发展，河流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江”和“河”不再是长江和黄河的专称，变成通称之后，长江由“江”变成了“长江”，那么长江是如何变“长”的呢？本文将着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
都认为“江”变为“长江”是因其本身长度的变化，其实不然，长江起源于青藏高原，它的源区由沱沱河、当曲、楚玛尔河组成，水源主要是冰川融水和降水，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在一起以后称为通天河，通天河在玉树接纳巴塘河之后进入西藏自治区与四川省交界处的高山峡谷之间，称为金沙江，当它和岷江汇合之后才称为长江。可以看出从很早以前长江的长度就是既定的，所以，“江”变为“长江”并不是因为其长度变长了，更多的是由于其社会原因。《九州春秋》曰：“参军傅干谏曰：‘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三国志》曰：“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晋书》曰：“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这是出现“长江”词汇较早的文献，因此据笔者推测，“长江”大约出现在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被运用，但是旧称“大江”在此之后也没有马上消失，《三国志》曰：“南临大江，北背山陵。”同一作者笔下同时出现“长江”和“大江”，可见“长江”在当时还没有达到被熟练运用的程度，在今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人们广泛接受。
二
“江”变成“长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是“江”“水”本身词义的局限性。上文中有提到，古代“江”是长江的特称，其他多用“某水”代称，如长江的一个支流雅砻江在古代就被称为若水，屈原《离骚》有曰：“将若水中之凫乎。”这个“若水”就是今天的雅砻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关于河流的记载、运用增多以及地理知识的丰富，发现“水”的含义比较广泛，给河流命名具有局限性。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水”除了是河流名称外，还常用于代表无色无味的液体及各种水旱灾难等，如“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旱之际又不蠲省，致民无告”，“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大概古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逐渐将“某水”改为“某江”，如金沙江最初名称为丽水。随着河流的名称由“某水”改为“某江”，为了避免混淆，“江”也逐渐不再是“长江”的代名词，所以才有了后来“长江”名称的一系列变迁。
其次，人们对长江地理特征的了解增多。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长江的了解也一样。长江得名无疑因其“长”，最初发现其“长”的大约是长江沿岸逐水草而居的渔民，其在不断扩大渔猎范围的过程中发现长江的“大哉，长哉”，然而长江太长了，以当时的交通发展水平和各地的闭塞程度，人们很难窥其全貌，真正对长江的“大哉，长哉”有了实质性的认识应该是在政府对长江流域进行统治和开发的时候。
西汉时期政府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与开发，在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已经被开发为鱼米之乡，这里丰富物资的集散，使发达的水上交通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这就促进了长江航道的开发，也促进了人们对长江了解的不断增多，认为“江”不能很好地概括长江的地理特征，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云“缘以大江，限以巫山”，从此，“大江”代“江”被广泛运用，可见文人在长江称谓变化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江的“长”除了指长度，还指其源远流长和曲折复杂，随着地理知识的深入，人们发现“大江”也不能完全概括长江的地理特征。如上文所说，“长江”最初出现在《三国志》中，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孙权占据江东，建立吴国，因战争、经济和统治的需要，不得不进一步加深对长江的了解，《三国志·魏书》有云：“权恃长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伪辞耳。”“孤土地边外，间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说明长江在当时战局中的重要性，由此加强了对长江的治理。古代交战于长江的国家也有不少，如春秋时期楚、吴、越三国交战于长江，战国时期秦国“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笔者认为当时的人们是有意识到长江的“大哉，长哉”的，但是当时河流的名称还没有发展变迁，加之人们词汇知识的有限，所以也没有想过要给长江改名。
“长江”在晋以后的使用开始增多，到了唐代除史学文献，诗歌中也开始大量使用，这说明“长江”的使用已被广泛接受。唐代房玄龄等人所著《晋书》中云：“昌明，其孙也，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贰之衅。”唐代诗人也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等诸多这样的诗句。宋元后，“长江”的使用更加普及。笔者认为，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时，五胡乱华，北方受到严重摧残，大量人口南迁，出现衣冠南渡的现象，这是北方人口的第一次大量南迁，而后唐朝的“安史之乱”及宋朝的“靖康之难”使人口进一步南迁，出现接受了大量的南方文化、生活习俗、语言词汇等，“长江”就在这种人际交流中迅速传播到北方，成为南北方都广泛运用的词语。
再者，词汇的传播。古代传播条件有限，传播方式主要有人际传播和文本传播两种。顾名思义，人际传播就是口耳相传，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它是古代最为朴素、传统的传播方式，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三国志》中大量出现“长江”一词，而北魏时的《水经注》则没有出现“长江”，“江水又东，迳广峡溪，斯乃三峡之首也”，“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仍然用的是“江”和“大江”。比较《三国志》和《水经注》的作者可发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而《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两者在同一时代，使用“长江”的称谓却不同，很可能是因为地域差别，故笔者推测“长江”在南方先于北方出现，然后以一点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呈现裂变式传播。文本传播主要是通过文字，“长江”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书籍，从《三国志》开始，出现“长江”的书籍随着朝代的更迭越来越多，如《晋书》《魏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而唐宋时期有关“长江”诗词的增多更是增加了“长江”一词的受众群体，使受众群从上层知识分子走入民间。
三
虽然“长江”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但“长江”具体是从哪个时期被确定为官方用词的，笔者无据可查。最初常有“江”“大江”“长江”并存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成了一个专用名词。虽然有时还会用“大江”来称呼长江，比如《沁园春·雪》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里的“大江”指的就是长江，但是“大江”多在文艺作品中出现，在学术或者其他正式文本中都以“长江”为正式名称。
参考文献：
[1] （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作 者：韩丹丹，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助教、硕士。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