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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军队中有100多万名女兵。她们当中有不少人参加了游击队和地下组织，年龄从15岁到30岁不等，她们从事的兵种遍及各个领域：飞行员、坦克手、冲锋枪手、狙击手、机枪手……这些女兵不但以护士和医生的身份治病救人，还跟男人一样奋勇杀敌。
战争结束后，女兵还得面对另一场战争。她们藏起自己的作战手册和伤残证明，因为她们得重新学会微笑，重新学会穿高跟鞋，还得嫁为人妻。而男人们却忘了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女兵，盗窃她们的胜利果实，且不跟她们分享胜利的喜悦。
以下是女兵回忆录的部分内容，节选自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作品《战争中不该有女人》。
“我不害怕死亡，可能因为我还年轻吧。”
到处都是死亡，死亡随时都会发生，可我不去想这事。死亡无处不在，可是所有人都避而不谈。
一天夜里，整整一个连队的人在我们团的范围内进行火力侦察。黎明之前，连队撤走了。在微弱的晨光中我听见了来自中央地带的声音，来自一名伤员。
“别去，你会被打死的。”战友們不让我过去，“你看，天都亮了。”
我没听他们的话，爬了过去。我找到那名伤员，用皮带系着他，拖着他走了8个小时。他还活着。
指挥官知道这事后，气得要关我5天禁闭，因为我擅自行动。可是副指挥官的反应却不一样——“她该得奖”。
因此，我在19岁的时候，得了一枚“勇敢奖章”。
也是在19岁的时候，我的头发白了。在19岁那年的最后一场战斗中，我的两肺被打穿，一颗子弹从两节脊椎骨之间穿过，导致下肢瘫痪……大家都以为我活不成了。我当时才19岁，就像我的孙女现在这么大。看着她，我真是不敢相信，当时的我还是个孩子啊！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里的时候，姐姐把我的“阵亡通知书”拿给我看。
——娜杰日达·阿尼西莫娃，机枪连卫生员
“在瞄准镜的那头，一名德国军官正在下达命令……”
来了一辆马车，德国士兵排队在传递什么货物。一名军官站了一会儿，下达了一些指令，然后就不见了。我看见他又出现了两次，如果再错过一次，我就没有机会了。当他第三次出现的时候，我终于下定决心开枪，可是突然间，我又闪过了一个念头：他也是人啊，虽说是敌人，可毕竟也是人啊。我的双手开始颤抖，浑身哆嗦、发冷，太可怕了。现在，这种感觉有时候还会回到我的梦中。以前打的都是胶板靶子，现在让我打活人，太难了。我已经从瞄准镜里看见他了，看得很清楚，他在下达命令，近在眼前。我心里有点儿抗拒，有点儿犹豫不决。但是我镇定了自己的情绪，扣动了扳机。他挥了挥手，倒下了。他是否被打死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哆嗦得更厉害了。太可怕了，我竟然打死了一个人？！
回到营地后，大家说起这件事，还开了会。共青团小组长克拉娃·伊万诺娃安慰我说：“不用可怜他们，要恨他们。”她的父亲被法西斯杀害了。我们想唱歌，她却说：“姑娘们，不行啊，等咱们打败了这些混蛋再唱也不迟。”
我们没办法立刻适应这种事。仇恨和杀人，不是女人该干的事，你得说服自己才行……
——玛丽娅·莫罗佐娃，上等兵，狙击手
“有一次送来了200名伤员，可是只有我一名护士。”
有很多伤员直接从战场上抬过来。那是在一个村子里……我不记得是多少年前了，只记得我一连4天没有睡觉，忙得脚不沾地，每个人都在叫：“护士，小护士，帮帮我，亲爱的。”我从一个人这里又跑到另一个人那里，有一次我绊了一跤，摔倒后立刻就睡着了。一阵喊声把我惊醒，那是一位年轻的中尉，他也受了伤。他稍微抬起没有受伤的半边身子叫道：“闭嘴！我命令你们闭嘴！”示意其他人不要再叫我，他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可是伤员们仍疼得乱叫：“护士！护士！”我从睡梦中惊醒，一跃而起，又开始跑，也不知道往哪儿跑。那是我上前线后第一次哭。
你永远也不了解自己的内心。冬天的时候，一群德国战俘从我们部队营地旁经过。他们都冻坏了，头上包着破布条，身上穿着破烂的军大衣。天特别冷，鸟从空中掉了下来，它们都被冻僵了。
战俘中有一名士兵，是个小男孩，他脸上的泪水结成了冰。我正推着面包车往食堂走。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面包车，他不看我，只是盯着这辆面包车。那里装着面包……
我拿起面包掰了一块儿，递给他。
他接过面包，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很高兴，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恨他。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娜塔丽娅·奥萨契娃，列兵，后勤管理员
“卫生营的人对我很好，可我想去当侦察员。”
我说：“如果你们不让我上前线，我就自己去。”他们想把我从共青团开除，因为我不服从军令。可我还是溜了。
我得到了我的第一枚“勇敢奖章”。
战斗打响了。炮火猛烈，战士们纷纷卧倒。长官下令：“冲啊！为了祖国！”可他们还在卧倒。又是一声令下，他们还在卧倒。我于是摘下帽子，好让他们看见。“一个女孩儿站起来了！”其他士兵也跟着全部起身投入战斗。
他们给我发了一枚奖章，当天我们就去执行任务了。可刚好月经初潮，我发现自己流血了，我大叫道：“我受伤了。”
一名医生跟着我们一起执行侦察任务，是一个成年男性。
他问我：“你哪儿受伤了？”
“我不知道是哪儿……可是有血……”
他像父亲那样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
战后，我在情报机关工作了15年。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同样的梦，要么是我的冲锋枪不好使，要么是我们被团团包围。醒来时，我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我拼命回忆，这是在哪儿？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家里？
战争结束后，我有3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我一定不会再爬行了，我要坐电车;第二个愿望，我要买一整块白面包，大口地吃掉;第三个愿望，我要睡在雪白的床单上，床单要沙沙作响才行。 ——阿尔宾娜·甘季穆罗娃，上士，侦察员
“我们的制服根本没法保持干净，新制服刚发下来，没两天就被鲜血浸透了。”
我的第一名伤员是别洛夫大尉，最后一名伤员是谢尔盖·特罗菲莫夫，他是迫击炮部队的中士。20世纪70年代，谢尔盖来我家做客，我给女儿们看他受过伤的头部，那里仍然有一块很大的伤疤。
我从战火中一共救下481名伤员。
有一位新闻记者数过，那相当于整整一个射击营的人数……
我们把男人背在身上，他们比我们重2至3倍，而且他们受了伤，就更加沉重了。你不仅得背着他，还得带上他的武器，他们还穿着军大衣和靴子。
你得把80公斤重的男人背在身上往前走。
把他们放下后，再去背下一个，另一个七八十公斤重的男人……
就这样，每次冲锋下来，得背五六次。
而我自己的体重才48公斤，体型跟芭蕾舞演员一样。
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玛丽娅·斯米尔诺娃，卫生指导员
“1942年，我们去执行任务。我们穿过前线，在一个墓地驻扎下来。”
我们知道德国人就在距离我们5公里的地方。当时是深夜，他们还在不停地发射照明弹。
伞兵纷纷降落……
照明弹照了很久，把一大片地区照得发亮。
排长把我领到墓地边儿上，告诉我发射照明弹的具体地点。那儿是一片草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
我不害怕死人，从小我就不怕墓地。可我当时才22岁，还是第一次站岗……
经历了这两个小时的墓地站岗，我的头发就白了……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了第一绺白发，整整一绺……
我站在那儿，紧紧地盯着草丛。草丛中发出微微的声响，我觉得德国人正从里面走出来……
还有别的什么人，好像是些鬼怪，而我孤单一人……
难道说大半夜在墓地站岗是女人该干的事儿吗？
男人已经习惯了站岗和射击。
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太突然了。
行军30公里，全副武装。
大热的天，马都累死了……
——薇拉·达维多娃，列兵
“那是一场肉搏战……”
我记得什么呢？我记得骨头断裂的声音……
肉搏战开始，立刻就能听见那种声音。脆骨在断裂，那是人的骨头……
周围响起撕心裂肺的喊叫……
战斗开始时，我跟战士们在一起，应该说是稍稍落后一点儿，也算是并肩作战吧。
我亲眼所见，男人们在拼命厮杀……他们把刺刀插进对方的嘴里、眼睛里、心脏里、肚子里……
这种场景，该怎么描述呢？我无力描述啊！
总之，女兵们已经不认识那些男人了，她们在家里见到的他们不是这样的。孩子们也没见过这样的爸爸。太可怕了……
战后我回到了家乡图拉。我整夜地哭泣。一到夜里，妈妈和姐姐就会陪着我……
我总是被自己的尖叫声惊醒……
——尼娜·科韦列诺娃，上士，步兵连卫生指导员
“我的孩子当时很小，才3个月大，我就抱着他去执行任务了。派我去执行任务的指导员也忍不住哭了……”
我得从城里把药品带回来，有绷带、血清……
我把药品放在孩子的胳膊和腿之间，包上襁褓，把它们带回来。很多伤员躺在森林里，他们就要死了。
我得去。
别人誰都没法去，谁都混不过去，到处是德国的士兵和警察。只有我一个人能去。
我抱着孩子。
他还在襁褓中。
现在想想，这有多可怕啊。太难了！
为了让孩子发烧，让他哭泣，我把盐抹在他的身上。他浑身通红，起了疹子，大哭不止，哭得特别凶。德国哨兵把我拦住，叽里咕噜说了一番，打发我快点儿走。
我给他抹过盐，也喂过大蒜。孩子太小了，我还在给他喂奶呢。等我走过岗哨，走进森林时，我一个劲儿地哭啊哭！孩子太可怜了。
可是再过几天，我还得去执行任务……
——玛丽娅·萨维茨卡娅·拉久克维奇，游击队联络员
“战争一开始，航空俱乐部的人员就进行了重组：男人都被派到了前线，得由我们女人去给他们补缺。”
我们去教军校的学员。事情很多，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我的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我只留了一张他的照片：我俩站在一架飞机旁，头上戴着飞行员的头盔……
当时我们跟女儿一起住在军营里……
我一大早就把她锁在屋子里，做好粥摆在那儿。清晨4点我们就得起飞。晚上回来时，她吃饭还是没吃饭，从抹得到处都是的粥能看出来。她已经不哭了，只是看着我。她的眼睛很大，像她的爸爸一样……
1941年末，我收到了阵亡通知书，我的丈夫在莫斯科城郊牺牲了。他是飞行中队的指挥官。
我很爱我的女儿，可是我把她送到了亲戚那里。
接着就申请上前线……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在女儿的小床边跪了一个通宵……
——安东尼娜·邦达列娃，中士，高级飞行员
“有人出卖了我们……”
德国人知道了游击队的落脚点，包围了森林，从四面八方向落脚点推进。
我们藏在密林深处，沼泽地成了我们的救星，因为敌人是没法进入沼泽地的。
一潭死水，将我们大家拽向死亡。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我们只能站在深至脖颈的泥水中。
跟我们在一起的一名话务员，不久前刚刚生完孩子。
孩子饿了，想吃奶……
可是妈妈也很饿，她没有奶水。孩子哭泣不止。
敌人就在附近……
还带着警犬……
如果警犬听见孩子的哭声，我们全得完蛋。整个队伍大约有30个人……
您能理解吗？
指挥官作出了决定……
没人愿意把这个命令告诉那位母亲，可是她自己已经猜到了。
她把包着孩子的襁褓放进水里，久久地按住不动……
孩子再也不哭了……
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了……
可是我们谁都没抬起眼睛。我们无法去看那位母亲，彼此也无法对视……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海外文摘》
2019年第9期〕
战争结束后，女兵还得面对另一场战争。她们藏起自己的作战手册和伤残证明，因为她们得重新学会微笑，重新学会穿高跟鞋，还得嫁为人妻。而男人们却忘了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女兵，盗窃她们的胜利果实，且不跟她们分享胜利的喜悦。
以下是女兵回忆录的部分内容，节选自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作品《战争中不该有女人》。
“我不害怕死亡，可能因为我还年轻吧。”
到处都是死亡，死亡随时都会发生，可我不去想这事。死亡无处不在，可是所有人都避而不谈。
一天夜里，整整一个连队的人在我们团的范围内进行火力侦察。黎明之前，连队撤走了。在微弱的晨光中我听见了来自中央地带的声音，来自一名伤员。
“别去，你会被打死的。”战友們不让我过去，“你看，天都亮了。”
我没听他们的话，爬了过去。我找到那名伤员，用皮带系着他，拖着他走了8个小时。他还活着。
指挥官知道这事后，气得要关我5天禁闭，因为我擅自行动。可是副指挥官的反应却不一样——“她该得奖”。
因此，我在19岁的时候，得了一枚“勇敢奖章”。
也是在19岁的时候，我的头发白了。在19岁那年的最后一场战斗中，我的两肺被打穿，一颗子弹从两节脊椎骨之间穿过，导致下肢瘫痪……大家都以为我活不成了。我当时才19岁，就像我的孙女现在这么大。看着她，我真是不敢相信，当时的我还是个孩子啊！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里的时候，姐姐把我的“阵亡通知书”拿给我看。
——娜杰日达·阿尼西莫娃，机枪连卫生员
“在瞄准镜的那头，一名德国军官正在下达命令……”
来了一辆马车，德国士兵排队在传递什么货物。一名军官站了一会儿，下达了一些指令，然后就不见了。我看见他又出现了两次，如果再错过一次，我就没有机会了。当他第三次出现的时候，我终于下定决心开枪，可是突然间，我又闪过了一个念头：他也是人啊，虽说是敌人，可毕竟也是人啊。我的双手开始颤抖，浑身哆嗦、发冷，太可怕了。现在，这种感觉有时候还会回到我的梦中。以前打的都是胶板靶子，现在让我打活人，太难了。我已经从瞄准镜里看见他了，看得很清楚，他在下达命令，近在眼前。我心里有点儿抗拒，有点儿犹豫不决。但是我镇定了自己的情绪，扣动了扳机。他挥了挥手，倒下了。他是否被打死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哆嗦得更厉害了。太可怕了，我竟然打死了一个人？！
回到营地后，大家说起这件事，还开了会。共青团小组长克拉娃·伊万诺娃安慰我说：“不用可怜他们，要恨他们。”她的父亲被法西斯杀害了。我们想唱歌，她却说：“姑娘们，不行啊，等咱们打败了这些混蛋再唱也不迟。”
我们没办法立刻适应这种事。仇恨和杀人，不是女人该干的事，你得说服自己才行……
——玛丽娅·莫罗佐娃，上等兵，狙击手
“有一次送来了200名伤员，可是只有我一名护士。”
有很多伤员直接从战场上抬过来。那是在一个村子里……我不记得是多少年前了，只记得我一连4天没有睡觉，忙得脚不沾地，每个人都在叫：“护士，小护士，帮帮我，亲爱的。”我从一个人这里又跑到另一个人那里，有一次我绊了一跤，摔倒后立刻就睡着了。一阵喊声把我惊醒，那是一位年轻的中尉，他也受了伤。他稍微抬起没有受伤的半边身子叫道：“闭嘴！我命令你们闭嘴！”示意其他人不要再叫我，他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可是伤员们仍疼得乱叫：“护士！护士！”我从睡梦中惊醒，一跃而起，又开始跑，也不知道往哪儿跑。那是我上前线后第一次哭。
你永远也不了解自己的内心。冬天的时候，一群德国战俘从我们部队营地旁经过。他们都冻坏了，头上包着破布条，身上穿着破烂的军大衣。天特别冷，鸟从空中掉了下来，它们都被冻僵了。
战俘中有一名士兵，是个小男孩，他脸上的泪水结成了冰。我正推着面包车往食堂走。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面包车，他不看我，只是盯着这辆面包车。那里装着面包……
我拿起面包掰了一块儿，递给他。
他接过面包，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很高兴，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恨他。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娜塔丽娅·奥萨契娃，列兵，后勤管理员
“卫生营的人对我很好，可我想去当侦察员。”
我说：“如果你们不让我上前线，我就自己去。”他们想把我从共青团开除，因为我不服从军令。可我还是溜了。
我得到了我的第一枚“勇敢奖章”。
战斗打响了。炮火猛烈，战士们纷纷卧倒。长官下令：“冲啊！为了祖国！”可他们还在卧倒。又是一声令下，他们还在卧倒。我于是摘下帽子，好让他们看见。“一个女孩儿站起来了！”其他士兵也跟着全部起身投入战斗。
他们给我发了一枚奖章，当天我们就去执行任务了。可刚好月经初潮，我发现自己流血了，我大叫道：“我受伤了。”
一名医生跟着我们一起执行侦察任务，是一个成年男性。
他问我：“你哪儿受伤了？”
“我不知道是哪儿……可是有血……”
他像父亲那样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
战后，我在情报机关工作了15年。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同样的梦，要么是我的冲锋枪不好使，要么是我们被团团包围。醒来时，我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我拼命回忆，这是在哪儿？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家里？
战争结束后，我有3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我一定不会再爬行了，我要坐电车;第二个愿望，我要买一整块白面包，大口地吃掉;第三个愿望，我要睡在雪白的床单上，床单要沙沙作响才行。 ——阿尔宾娜·甘季穆罗娃，上士，侦察员
“我们的制服根本没法保持干净，新制服刚发下来，没两天就被鲜血浸透了。”
我的第一名伤员是别洛夫大尉，最后一名伤员是谢尔盖·特罗菲莫夫，他是迫击炮部队的中士。20世纪70年代，谢尔盖来我家做客，我给女儿们看他受过伤的头部，那里仍然有一块很大的伤疤。
我从战火中一共救下481名伤员。
有一位新闻记者数过，那相当于整整一个射击营的人数……
我们把男人背在身上，他们比我们重2至3倍，而且他们受了伤，就更加沉重了。你不仅得背着他，还得带上他的武器，他们还穿着军大衣和靴子。
你得把80公斤重的男人背在身上往前走。
把他们放下后，再去背下一个，另一个七八十公斤重的男人……
就这样，每次冲锋下来，得背五六次。
而我自己的体重才48公斤，体型跟芭蕾舞演员一样。
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玛丽娅·斯米尔诺娃，卫生指导员
“1942年，我们去执行任务。我们穿过前线，在一个墓地驻扎下来。”
我们知道德国人就在距离我们5公里的地方。当时是深夜，他们还在不停地发射照明弹。
伞兵纷纷降落……
照明弹照了很久，把一大片地区照得发亮。
排长把我领到墓地边儿上，告诉我发射照明弹的具体地点。那儿是一片草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
我不害怕死人，从小我就不怕墓地。可我当时才22岁，还是第一次站岗……
经历了这两个小时的墓地站岗，我的头发就白了……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了第一绺白发，整整一绺……
我站在那儿，紧紧地盯着草丛。草丛中发出微微的声响，我觉得德国人正从里面走出来……
还有别的什么人，好像是些鬼怪，而我孤单一人……
难道说大半夜在墓地站岗是女人该干的事儿吗？
男人已经习惯了站岗和射击。
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太突然了。
行军30公里，全副武装。
大热的天，马都累死了……
——薇拉·达维多娃，列兵
“那是一场肉搏战……”
我记得什么呢？我记得骨头断裂的声音……
肉搏战开始，立刻就能听见那种声音。脆骨在断裂，那是人的骨头……
周围响起撕心裂肺的喊叫……
战斗开始时，我跟战士们在一起，应该说是稍稍落后一点儿，也算是并肩作战吧。
我亲眼所见，男人们在拼命厮杀……他们把刺刀插进对方的嘴里、眼睛里、心脏里、肚子里……
这种场景，该怎么描述呢？我无力描述啊！
总之，女兵们已经不认识那些男人了，她们在家里见到的他们不是这样的。孩子们也没见过这样的爸爸。太可怕了……
战后我回到了家乡图拉。我整夜地哭泣。一到夜里，妈妈和姐姐就会陪着我……
我总是被自己的尖叫声惊醒……
——尼娜·科韦列诺娃，上士，步兵连卫生指导员
“我的孩子当时很小，才3个月大，我就抱着他去执行任务了。派我去执行任务的指导员也忍不住哭了……”
我得从城里把药品带回来，有绷带、血清……
我把药品放在孩子的胳膊和腿之间，包上襁褓，把它们带回来。很多伤员躺在森林里，他们就要死了。
我得去。
别人誰都没法去，谁都混不过去，到处是德国的士兵和警察。只有我一个人能去。
我抱着孩子。
他还在襁褓中。
现在想想，这有多可怕啊。太难了！
为了让孩子发烧，让他哭泣，我把盐抹在他的身上。他浑身通红，起了疹子，大哭不止，哭得特别凶。德国哨兵把我拦住，叽里咕噜说了一番，打发我快点儿走。
我给他抹过盐，也喂过大蒜。孩子太小了，我还在给他喂奶呢。等我走过岗哨，走进森林时，我一个劲儿地哭啊哭！孩子太可怜了。
可是再过几天，我还得去执行任务……
——玛丽娅·萨维茨卡娅·拉久克维奇，游击队联络员
“战争一开始，航空俱乐部的人员就进行了重组：男人都被派到了前线，得由我们女人去给他们补缺。”
我们去教军校的学员。事情很多，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我的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我只留了一张他的照片：我俩站在一架飞机旁，头上戴着飞行员的头盔……
当时我们跟女儿一起住在军营里……
我一大早就把她锁在屋子里，做好粥摆在那儿。清晨4点我们就得起飞。晚上回来时，她吃饭还是没吃饭，从抹得到处都是的粥能看出来。她已经不哭了，只是看着我。她的眼睛很大，像她的爸爸一样……
1941年末，我收到了阵亡通知书，我的丈夫在莫斯科城郊牺牲了。他是飞行中队的指挥官。
我很爱我的女儿，可是我把她送到了亲戚那里。
接着就申请上前线……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在女儿的小床边跪了一个通宵……
——安东尼娜·邦达列娃，中士，高级飞行员
“有人出卖了我们……”
德国人知道了游击队的落脚点，包围了森林，从四面八方向落脚点推进。
我们藏在密林深处，沼泽地成了我们的救星，因为敌人是没法进入沼泽地的。
一潭死水，将我们大家拽向死亡。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我们只能站在深至脖颈的泥水中。
跟我们在一起的一名话务员，不久前刚刚生完孩子。
孩子饿了，想吃奶……
可是妈妈也很饿，她没有奶水。孩子哭泣不止。
敌人就在附近……
还带着警犬……
如果警犬听见孩子的哭声，我们全得完蛋。整个队伍大约有30个人……
您能理解吗？
指挥官作出了决定……
没人愿意把这个命令告诉那位母亲，可是她自己已经猜到了。
她把包着孩子的襁褓放进水里，久久地按住不动……
孩子再也不哭了……
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了……
可是我们谁都没抬起眼睛。我们无法去看那位母亲，彼此也无法对视……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海外文摘》
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