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与厄运擦肩而过的国民党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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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健(1909—1954,湖南衡阳人),1939年进入中央陆军大学特五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到蒋介石赏识。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但他希望去前线,后分配到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1943年始任第一战区少将高参兼参谋处长,时年34岁。1946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长,被认为是胡宗南的“主要亲信之一”。
  石家庄战役:胡宗南帮他脱身
  萧健升任国民党第3军中将参谋长后,驻守在石家庄。当时第3军是准嫡系,共有3个师。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徐水包围了国民党第3军的一个师,这时第3军的另外两个师还在石家庄。蒋介石错判了解放军主力的位置,以为可来个反包围,于是通过孙连仲(1893—1990,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命令第3军的另外两个师救援。
  当时萧健曾有忠告:一旦出击,第3军的3个师极有可能被共军分割包围。但萧健的忠告无人重视。20天后,1947年11月,华北解放军对石家庄的总攻即将开始,等待萧健的似乎要么是战死,要么是投降被俘。孰料萧健却命运急转,他意外收到了胡宗南的加急电报,要他立刻飞往北平去汇报军情。等他起飞时,解放军进攻机场的炮声已经打响。
  萧健飞到北平之后才知道,这是胡宗南为了救他而特地发出的电报。胡宗南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认为这个第3军已经没有指望,但他这个心腹爱将还是要救出来的。
  萧健跳出石家庄这个火坑实在太突然,这一信息完全不在解放军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中,以至于石家庄解放后,解放军拿着他的相片在俘虏群中一一对照,就是找不到他。
  太原起义因泄密失败
  萧健从北平回到西安胡宗南总部,由于他对石家庄战役失败不负什么责任,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0军参谋长。30军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代初中原大战后,隶属于中央军。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杂牌军成为主力军的为数不多,30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48年年初,蒋介石视察太原,阎锡山因山西防守力量不足,请求蒋介石给他多增派些军队。蒋也意识到太原的重要性,亲赴西安,要胡宗南派出军队空运支持太原,胡宗南于是就把30军推了出去。30军军长鲁崇义不愿去太原,坚持让称病住院的27师师长兼30军副军长黄樵松出征。结果是,鲁崇义把30军分出一半,让其中的主力27师加上30师的一个团前往太原。黄樵松升为代军长。1948年8月,30军紧急空运太原。原军长鲁崇义与萧健则留在西安,把剩下的31师与30师加上地方部队,整编成番号为113军的一支部队,以此来保存实力。
  黄樵松被迫出征,不想打内战,且全军官兵家属大多数在陕西,全军作战意志消沉,恰好徐向前派第八纵队敌工处人员来太原秘密联络起义,还带来了黄的老上级、西北军起义将领高树勋的密信。黄樵松又派参谋王震中前去八纵秘密联络。一来一往,双方谈妥后,黄樵松决心在太原发动起义。
  但不幸的是,1948年年中本来可以作为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载入史册的太原起义,并没有成功。黄樵松在派人前去与解放军八纵秘密联络之前,将起义的想法透露给自己最信任的27师师长戴炳南,并让戴去具体布置起义事项。当戴刚讲出黄樵松的起义计划,立即受到27师副师长仵德厚与另一个欧姓团长的强烈反对。戴本人一看事情已经败露,索性反戈一击,于是在仵、欧的建议下,直接去向阎锡山告发黄樵松。阎锡山于是打电话将黄樵松召来开会,黄不知是计,赴会时被捕。徐向前、高树勋与黄樵松之间的秘密通信也随后被查出。黄樵松被军统逮捕后,随即被杀害。事前徐向前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曾向徐向前请示,愿亲自前去太原城里与黄樵松密谈。徐向前说:“那边的情况没有搞确实,去不得。”于是胡耀邦幸免于难。
  太原战役中30军全军覆没,蒋介石与胡宗南为了安抚尚留在陕西的原30军的另一部分官兵,把已经改番号为113军的那个军,再改回到30军的番号,于是萧健又履新职,被任命为30军参谋长,命运之神再次让他与厄运擦肩而过。由于原30军军长鲁崇义的坚持,也由于胡宗南要保存自己实力的私心,萧健才得以与军长鲁崇义一同留在西安,既避免了置身于太原未遂起义的流血悲剧中,也避免了在太原战役中成为内战的牺牲者。
  成都起义:人生最后轉折
  萧健所在的新30军先是驻西安附近,后退到汉中,再后退到成都东郊,此时已是1949年12月。就在此时,萧健见到秘密前来的老熟人郭勋祺。郭是前国民党属于川军系统的第50军军长,与刘伯承有袍泽之谊,又是萧健1939年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他1948年7月在安徽被解放军俘获后,欣然接受了刘伯承让他回川联系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这时他与萧健联系上了。
  1949年12月23日下午,胡宗南离开西北南逃前委托的总指挥官兼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萧健提出:“到底是战呢,还是和呢?如果要和,我这里倒有一条路。”那位不久前曾受到蒋介石单独接见的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也参加了会议,他顺水推舟地说,“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双方减少点伤亡,按照北平的办法,还是和好。”此时,五兵团司令李文神色严肃起来,他与36军朱军长、90军周军长明确表示反对和谈,说“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不过,他们并没有对萧健采取行动。李振一看形势不对,也改口说,“既然你们讨论的结果如此,本人也放弃刚才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行动”。
  散会后,萧健回到自己房间里,一晚没睡着。他后来回忆说,那一晚上随时担心宪兵得到指令后,会来敲门,然后把他押出去枪毙。第二天,即12月24日的中午,确实有人来找萧健了,但并不是军统宪兵,而是前一天曾支持他建议的李振司令。李振问:“你昨天在会上说有一条路,是什么路?”萧健如实回答,他与原50军军长郭勋祺是陆军大学特五期的同学,郭勋祺现在就在成都,与二野有联系。萧健与郭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这样,一心想起义而又联系不上解放军的李振,经萧健介绍,与郭勋祺在望江楼上秘密见了面。30军军长鲁崇义本来就对胡宗南极为不满,如今有了起义机会,当然也积极策划起义。
  12月25日,隶属于第七兵团的30军与李振的第十八兵团联合起来,合计2.4万多人,在成都东郊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发动了成都起义。
  起义后,萧健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到二野三兵团12军,时任军长是王近山。此时的他一面进行政治学习,一面从事参谋指挥与团级指挥员短训工作。1950年12月,即起义一年后,萧健随部队从四川垫江出发北上,不久开赴朝鲜战场。1953年朝鲜战场停战后,萧健随部队回国,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官,编撰的军事著述列为全国军事院校教材。1954年病逝于南京,终年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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