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法学家”林亨元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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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亨元(1909-1996),1909年1月出生于福州一个书香门第,又名林觉生。
  1926年冬,北伐军占领福州,全市掀起一片迎接北伐军、打倒军阀,驱逐列强的革命热潮,台江后洲一带的林亨元和好友蔡训忠、郑太初等20多人,满腔热血,参加了国民党,发起组织了一个青年团体,定名为“青年任社”,取“以天下为己任”之义。他们举着“三民主义”的旗帜,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参加游行、街头宣传、贴标语、喊口号。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由于“青年任社”具有进步倾向,被国民党右派取缔了,林亨元和蔡训忠等人对国民党感到失望,脱离了国民党,在福州市台江区后洲街道的双虹小学(后曾改名为沧洲小学)创办了革命据点,林亨元担任校长。此后,该校成为了中共在福州的重要活动据点,许多革命同志如郑太初、王助、王一平、陈一平、卢茅初、郑挺、顾风、李铁、林白等都曾经在这个学校开展活动。林亨元担任了一段时间校长后,赴沪考入上海法学院政治系学习。
  1930年,22岁的林亨元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后,赴北京大学法学院旁听,他想终生从事法学研究。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侵华战争序幕,并于数月间强占东三省。面对国土沦丧,年轻的林亨元走出书斋,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他回到上海参与组织了“社会科学读书会”,秘密加入邓寅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现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不久,受组织委托,熟悉福州风土人情的他回到福州双虹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福建省筹备委员会,并担任筹备委员,发动群众,准备反蒋抗日。
  1932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触犯了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对“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进行“整肃”,下令将该军3个师分别派到皖、鄂、赣三省“剿共”前线参加内战。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以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简称闽变)。闽变当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立反蒋政权。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失守,“闽变”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离闽出走。
  离开故乡的林亨元,在武汉以从事律师业谋生。其家成为来往于延安、武汉之间的革命者之家,许多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在其家食宿。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林亨元来到湖北阳新、大冶前线,参加了国民党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部的政治大队,进行抗日宣传。林亨元先后任中队长、大队长。广州、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政治大队被解散了。林亨元秘密给一部分干部、队员发了通行证、盘缠,并掩护他们赴皖南参加新四军。
  不久,林亨元辗转广西、福建来到陪都重庆。1942年,他和在上海法科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沈钧儒在重庆成立“平正法律事务所”。林亨元还兼任民治专科学校法律学教授、时事新报社经理。
  沈钧儒、林亨元等受聘为中共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的法律顾问,同时还是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等13个进步社团的法律顾问。林亨元和老师沈钧儒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维护这些进步团体的合法权益,对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林亨元还适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媒体上进行披露。当时只要是周恩来、董必武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及进步人士介绍来的案件,他们即来即办。
  1944年,林亨元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身民主运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接着是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两党重庆和谈,签署“双十协定”,以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人民看到了国家和平的美好蓝图,但这一美好蓝图很快就被撕破。1946年2月10日,发生重庆“较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毒打参加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多人受伤,李公朴遭到特务带钉木棍毒打,受了重伤。林亨元等担任律师,与遭毒打受伤者来到重庆地方法院上诉,并为之辩护。《新华日报》也有力配合,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民主的阴谋。在此期间,林亨元还在《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呼吁统一、团结、民主、法治,被媒体誉为“红色法学家”。
  林亨元在重庆时,和国民党海军军官林惠平有过密切的关系,并在林惠平介绍下结识了一些海军军官,其中就有林遵。
  1946年6月,林亨元和沈钧儒把“平正法律事务所”迁到上海沙逊大厦。7月,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考查批准,林亨元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勒令取缔。因为“平正法律事务所”已经受到特务监视,林亨元站不住脚,就改名换姓,假扮商人,成为职业革命家,与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站负责人吴克坚单线联系。
  郭寿生,福建福州人,烟台海军学校第十六期毕业,和林遵是同学。1921年至1922年间,由邓中夏介绍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国民党海军内部秘密成立中共的外围组织“新海军社”,主编《新海军》月刊,团结教育青年海军官兵。1927年2月22日,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他策动指挥几艘军舰参加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炮击北洋军阀的兵工厂和司令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指示他设法潜伏在海军内部。由于国民党特务监视严密,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一直表现良好。
  1948年秋,吴克坚找到林亨元,说:“国民党已把海防第二舰队调进长江,企图利用这些水上堡垒和长江天险,组成一道防线,阻止解放军渡江。党中央要你设法打入福州人居多的第二舰队,争取他们起义。国民党海军部队里有个郭寿生,过去是我们的人,在海军中有一定影响,你设法和他联系上,通过他争取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   林亨元接受任务后,经过多方打听,先找了一个朋友张汝砺,他认识郭寿生的弟弟。张是脱党党员,但还是进步人士。郭寿生住在上海虹口附近。林亨元在张汝砺和郭寿生弟弟的带领下,第一次拜访了郭寿生,假称是路过造访,自己是广西大学教授林觉生,因生活艰难,弃教从商。经过几次接触,林亨元和同是福州人的郭寿生很谈得来,林亨元请郭寿生夫妇吃饭、跳舞。交往越来越深,他们慢慢谈到政治、经济、军事等时局问题,彼此商谈甚欢。林亨元从侧面了解到,郭寿生虽然脱党了,但一直倾向共产党。
  林亨元向吴克坚汇报了这些情况,吴叫他向郭寿生亮明身份,告诉他周恩来同志叫他归队。因此,在一次会晤中,林亨元严肃地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经过多方考察,你政治上没有问题,周恩来同志叫你归队。”
  郭寿生听后十分兴奋,马上说:“是的,北伐时期,在上海组织起义时,我和周恩来同志同用一张办公桌面对面办公,他十分了解我,他叫我归队,我愿意归队。”林亨元遂向他布置了争取林遵起义的任务。
  郭寿生多次和林遵接触、协商后,1949年2月,林亨元和郭寿生来到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驻地——江苏镇江,在一家小饭馆和林遵秘密约定起义事宜,在起义过程中,他和林遵私人代表阙晓钟(福州人)穿梭接触,在偏僻处用外人听不懂的福州话交流。林亨元在分析形势后指出: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惟一正确的选择是起义,归顺人民,希望不要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必须当机立断。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下午,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从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23日,林遵所率领的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15艘舰只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在南京以东笆斗山江面起义。4月30日,林遵领衔率十几位海军将领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致敬电。5月18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赞誉、鼓励。
  1949年5月中旬,南京已经解放,上海国民党一片混乱。上海监狱中关押了50多名地下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密令上海监狱长王幕曾把这些政治犯押送到吴淞蕴汉浜路集体处决,狱中难友危在旦夕。林亨元奉吴克坚的指示立即设法与王接触,晓以利害,说服对方,停止执行屠杀命令,使50多位同志得救。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为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林亨元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1955年4月,参加“中国司法工作者代表团”出访苏联,历时3个月。他回国后参与撰写了《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一书,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外国法制的书。
  1958年,林亨元被错定为“右派”,被遣送到虎林县850农场劳动改造。黑龙江省虎林县,环绕完达山的低洼沼泽地建立有国营850、851、852、853等农场。林亨元来到850农场,住在一所被废弃的破房子里,和荒草、暴风雪、豺狼为伴。在北大荒,林亨元历经坎坷,一个满腹经纶的法学家,就像庄稼汉一样下地劳动。他达观地写诗:“晴空万里远,极目旅芊芊。头戴白纱帽,手挥细柳鞭。黄牛同旦暮,野树共风烟。藉草读《修养》,豁然望九天。”“文革”后期,沈钧儒和董必武出面,设法安排林亨元到云南省一所中学当校长。林亨元惟一的儿子结婚时,沈钧儒特地请他的儿子和儿媳到家里吃饭,林亨元的儿子、儿媳十分感动。
  1978年,林亨元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这位银发老人迎来人生的第二春。他被选入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作为政协法制组副组长和人大法制委员,他先后参加了民法起草;刑法、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讨论等工作。1985年,他还参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修改、讨论工作,从这年开始至1988年,他在南开大学兼职招收硕士研究生。1996年12月15日,林亨元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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