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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10年间，在医疗养老产业中，由政府、资本、地产、互联网等力量的介入力度不小，而这10年更像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社会对于医疗养老的认识已越来越清晰
2016年4月9日，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成立大会暨中日医养结合高峰论坛在京召开，该分会是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下的一级分会，而后者是卫生部直属的三大协会之一。尽管相关医养的协会注册的就有二十多家，该分会的官方背景还是引起了业内关注。
卫生部与民政部的相关官员出席了会议。而在4月8日，两部委刚刚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许可工作的通知》。通知的下发与分会的组建，预示着中国的医疗养老产业或将进入快车道。
10年试错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福利处处长张晓峰，在分会上对《通知》作了政策解读，他长期参与政策拟定，是多部相关法规的起草人之一。他认为：“2016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其中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口在4000万以上。医养结合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需要。”
据调查显示，中国人进入60岁之后，有30%到50%的时间将处于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中，在居民注重健康疗养的情况下，医疗养老市场存在很大空间。
自2006年国家首次发布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报告以后，民办养老机构开始兴起，至今起伏发展已有10年。
医疗养老产业的服务对象决定了该行业的特殊性，老年人群体分为健康老人、需护理老人和失能老人。健康老人看重的是养生、保健以及精神方面的需要；随着生理机能的衰退，需护理老人则重视康复与理疗；而失能老人则看重医疗服务。加上慢性病的庞杂多变等特点，医疗养老产业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行业。
同时，公益特质也决定了医疗养老是薄利行业，从事医养结合的企业的单项产品或单项服务中获得的平均利润要小于其他产业。
2006年，正值“十一五”规划元年，卫生部提出要增加每千人口养老病床数，达到20张。硬件的建设很快就达到目标了，到“十一五”规划结束，每千人口的养老床位数近30张，但入住率极低。有学者统计，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其周边的养老床位使用率也不超过50%。
2008开始，基于部分地市的房地产出现拐点，一批以养老为噱头的“医养城”应运而生，而地产追求高投入与高回报的思维，与养老服务业本身的特质并不匹配。因为周期长、利润薄，大量资本亏空，对医疗养老产业造成了不小冲击。
2010年，国家开始推动“社区养老”。政策的动机是鼓励老年人在社区接受治疗与康复，一方面有利于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减少三级甲等大医院的接诊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老年人就近治疗，提高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
政府动用行政力量规定小区内必须配套相关医疗养老机构，甚至在新农村建设中也下达了指标，但收效甚微，政策落地困难。按照相关部门规定，设置医疗机构必须符合总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具有相对独立的诊室、治疗室、处置室、输液观察室等若干条件。保证一个医疗机构24小时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须配备2名全科医生、2 名护士，按人均月工资2000到3000元的标准保守计算，一年需要支出人员工资10万至15万元。对于微利的养老机构而言，压力不言自明。
以北京为例，北京有360万常住老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0%，其中96%患有疾病，77.8%希望养老机构能够提供医疗服务。
2014年3月，北京市政协对本市386家养老机构进行调研，结果显示73%的养老机构医疗服务短缺。其中，有145家养老机构既无内设医务室，也没有同周边医疗机构签订书面协议，病患只能前往大医院就诊；138家养老机构虽与医疗机构签定协议，但不能确保老人突发病得到及时救治。由于服务标准和要求不明确，以及对协议缺乏监管等原因，医疗服务难以保障。
103家含医务室的养老机构，医疗服务水平也不高，只有52家内设医务室经过卫生部门批准，有医保定点资质的仅为 21 家，养老机构闲置情况严重。房山区40家养老服务机构中，有超过30家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入住率不足3成。
进入2015年，“互联网 ”让医疗养老产业又起波澜，但“互联网 ”线下要求的标准化运作在复杂多变的医疗养老产业中难以变现。
医疗养老产业的发展不利，不仅让资本与企业出现流失，也留不住专业人才。
张晓峰介绍说，“城镇化中土地成本激增，使得民办医疗养老机构生存压力大，在养老机构中的医护人员普遍薪资较低，养老护理员的流动率居高不下，高校护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也明显倾向于去医院发展而非养老院。现实中，护士与养老护理员在社会地位、工资待遇上都有很大差距。”
根据首都经贸大学学者王宗艳的统计，我国持证的专业养老护理员仅为5万人，按照国际上5： 1的护工需求量来计算，专业养老护理员人数缺口在500万以上。
因为产业发展的种种问题，有需求的老年人无处购买医疗养老产品，大量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选择长期滞留医院，出现大医院入住率饱和、小医院与社区空床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医保定点三级医院，患慢性病的老年人因看重医院的医护及报销政策执意留院，“压床”现象严重，医院老年科人满为患，加大了医保的压力和浪费。
北医的尝试
在2012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就以北医投资公司的形式参与到市场化的医疗养老产业中来，与多家医疗机构进行互动，主营骨干培训业务。北京大学也是国内较早进入医疗养老领域的高校。北大医学部副主任李鹰在此次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首任会长。
2015年8月，李鹰自费跟随一个养老管理团队前往日本东京针对医疗养老进行考察，看到日本的相关协会与学会在市场化医疗养老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采购、培训、交流中做了大量的整合工作，产学研一体化，为医养结合的复杂性提供了智力支持。 步入老龄化社会30年之久的日本，在医疗养老产业的发展上确实可以给中国提供许多借鉴。80年代，刚步入老年社会之时，日本是全世界人均养老费用最高的国家，医院遍布养老性病床，大量医疗资源被挤占，养老护理人员少而不精，供需不平衡等等，与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
而目前，日本从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出发，建立小机能多功能的护照中心，充分使用人力资源，提供街坊式服务。但尽管如此，日本每年的养老医疗护理费用占日本财政收入的8%左右，这个比例还在增长，日本政府为缓解压力，提倡不同形式的医疗护理方式共同分担，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均可以参与建设，这一系列措施卓有成效。
自下而上的资源整合，过程既自然又合理，这让李鹰叹为观止。
师从于日本医疗养老专家、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教授川渕孝一的北大护理学院副教授谢红，也是中国大陆较早从事医疗养老研究的学者。2015年也一同前往日本考察医养产业。从日本回来后，她协助李鹰一起筹备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的事宜。李鹰发现在卫生部名下的协会中，此类协会是空白，医生或者医疗资源从官方途径介入养老产业有困难。在获得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管又飞教授、天津医科大学副校长朱毅教授及多家三甲医院医生们支持后，2015年10月8日，分会终于获得了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的批准。
该分会有几大任务，首先是推动国家政策的落地，并通过研究和实践活动，给国家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其次是提供企业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推进养老服务产业人才序列的资质认证和考核制度。再次是让专家资源、企业资源与市场对接，提供一个宽松的对话平台。最后是在养老护理专业上提供教育与培训，基于北大医学部雄厚的教育基础，深耕产学研一体化。
分会成立的同时，召开了国际双边（中日）医养结合高峰论坛。论坛上，两位来自日本的专家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教授川渕孝一和医疗法人社团创造会理事长土井纪宏，都是日本从事医养研究和实践的专业人士，他们带来非常实用的经验，让中国同行获益匪浅。
在国家简政放权的背景下，4月8日，民政部与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许可工作的通知》，成为了行业新的指导方针。
“对于申请人的程序，民政部门要由原来的20个工作日缩短到10个工作日，卫生部门由45个工作日缩短到10个工作日，并且在养老机构的筹建上，对申请人在规划用地、用水用电等提供业务指导和便利。”张晓峰在论坛上强调，“最重要的一条是，推动民政与卫生部门的协作，打造无障碍审批环境。不论申请人向哪个部门申请，必须按程序办理，不能互相推诿扯皮，违反者要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问责。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到社区、家庭，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
而作为学者主导的产业分会的领头人，李鹰有更高的诉求，“我始终关注中国医疗养老领域的发展变化，并希望用历史和人文的视角，去思考患病与衰老阶段对医护专业的需求，在平等与尊严的层面去探讨人生、养老、医护与终极关怀，我想这也是分会的追求所在。”
2016年4月9日，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成立大会暨中日医养结合高峰论坛在京召开，该分会是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下的一级分会，而后者是卫生部直属的三大协会之一。尽管相关医养的协会注册的就有二十多家，该分会的官方背景还是引起了业内关注。
卫生部与民政部的相关官员出席了会议。而在4月8日，两部委刚刚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许可工作的通知》。通知的下发与分会的组建，预示着中国的医疗养老产业或将进入快车道。
10年试错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福利处处长张晓峰，在分会上对《通知》作了政策解读，他长期参与政策拟定，是多部相关法规的起草人之一。他认为：“2016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其中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口在4000万以上。医养结合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需要。”
据调查显示，中国人进入60岁之后，有30%到50%的时间将处于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中，在居民注重健康疗养的情况下，医疗养老市场存在很大空间。
自2006年国家首次发布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报告以后，民办养老机构开始兴起，至今起伏发展已有10年。
医疗养老产业的服务对象决定了该行业的特殊性，老年人群体分为健康老人、需护理老人和失能老人。健康老人看重的是养生、保健以及精神方面的需要；随着生理机能的衰退，需护理老人则重视康复与理疗；而失能老人则看重医疗服务。加上慢性病的庞杂多变等特点，医疗养老产业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行业。
同时，公益特质也决定了医疗养老是薄利行业，从事医养结合的企业的单项产品或单项服务中获得的平均利润要小于其他产业。
2006年，正值“十一五”规划元年，卫生部提出要增加每千人口养老病床数，达到20张。硬件的建设很快就达到目标了，到“十一五”规划结束，每千人口的养老床位数近30张，但入住率极低。有学者统计，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其周边的养老床位使用率也不超过50%。
2008开始，基于部分地市的房地产出现拐点，一批以养老为噱头的“医养城”应运而生，而地产追求高投入与高回报的思维，与养老服务业本身的特质并不匹配。因为周期长、利润薄，大量资本亏空，对医疗养老产业造成了不小冲击。
2010年，国家开始推动“社区养老”。政策的动机是鼓励老年人在社区接受治疗与康复，一方面有利于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减少三级甲等大医院的接诊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老年人就近治疗，提高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
政府动用行政力量规定小区内必须配套相关医疗养老机构，甚至在新农村建设中也下达了指标，但收效甚微，政策落地困难。按照相关部门规定，设置医疗机构必须符合总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具有相对独立的诊室、治疗室、处置室、输液观察室等若干条件。保证一个医疗机构24小时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须配备2名全科医生、2 名护士，按人均月工资2000到3000元的标准保守计算，一年需要支出人员工资10万至15万元。对于微利的养老机构而言，压力不言自明。
以北京为例，北京有360万常住老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0%，其中96%患有疾病，77.8%希望养老机构能够提供医疗服务。
2014年3月，北京市政协对本市386家养老机构进行调研，结果显示73%的养老机构医疗服务短缺。其中，有145家养老机构既无内设医务室，也没有同周边医疗机构签订书面协议，病患只能前往大医院就诊；138家养老机构虽与医疗机构签定协议，但不能确保老人突发病得到及时救治。由于服务标准和要求不明确，以及对协议缺乏监管等原因，医疗服务难以保障。
103家含医务室的养老机构，医疗服务水平也不高，只有52家内设医务室经过卫生部门批准，有医保定点资质的仅为 21 家，养老机构闲置情况严重。房山区40家养老服务机构中，有超过30家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入住率不足3成。
进入2015年，“互联网 ”让医疗养老产业又起波澜，但“互联网 ”线下要求的标准化运作在复杂多变的医疗养老产业中难以变现。
医疗养老产业的发展不利，不仅让资本与企业出现流失，也留不住专业人才。
张晓峰介绍说，“城镇化中土地成本激增，使得民办医疗养老机构生存压力大，在养老机构中的医护人员普遍薪资较低，养老护理员的流动率居高不下，高校护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也明显倾向于去医院发展而非养老院。现实中，护士与养老护理员在社会地位、工资待遇上都有很大差距。”
根据首都经贸大学学者王宗艳的统计，我国持证的专业养老护理员仅为5万人，按照国际上5： 1的护工需求量来计算，专业养老护理员人数缺口在500万以上。
因为产业发展的种种问题，有需求的老年人无处购买医疗养老产品，大量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选择长期滞留医院，出现大医院入住率饱和、小医院与社区空床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医保定点三级医院，患慢性病的老年人因看重医院的医护及报销政策执意留院，“压床”现象严重，医院老年科人满为患，加大了医保的压力和浪费。
北医的尝试
在2012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就以北医投资公司的形式参与到市场化的医疗养老产业中来，与多家医疗机构进行互动，主营骨干培训业务。北京大学也是国内较早进入医疗养老领域的高校。北大医学部副主任李鹰在此次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首任会长。
2015年8月，李鹰自费跟随一个养老管理团队前往日本东京针对医疗养老进行考察，看到日本的相关协会与学会在市场化医疗养老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采购、培训、交流中做了大量的整合工作，产学研一体化，为医养结合的复杂性提供了智力支持。 步入老龄化社会30年之久的日本，在医疗养老产业的发展上确实可以给中国提供许多借鉴。80年代，刚步入老年社会之时，日本是全世界人均养老费用最高的国家，医院遍布养老性病床，大量医疗资源被挤占，养老护理人员少而不精，供需不平衡等等，与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
而目前，日本从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出发，建立小机能多功能的护照中心，充分使用人力资源，提供街坊式服务。但尽管如此，日本每年的养老医疗护理费用占日本财政收入的8%左右，这个比例还在增长，日本政府为缓解压力，提倡不同形式的医疗护理方式共同分担，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均可以参与建设，这一系列措施卓有成效。
自下而上的资源整合，过程既自然又合理，这让李鹰叹为观止。
师从于日本医疗养老专家、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教授川渕孝一的北大护理学院副教授谢红，也是中国大陆较早从事医疗养老研究的学者。2015年也一同前往日本考察医养产业。从日本回来后，她协助李鹰一起筹备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的事宜。李鹰发现在卫生部名下的协会中，此类协会是空白，医生或者医疗资源从官方途径介入养老产业有困难。在获得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管又飞教授、天津医科大学副校长朱毅教授及多家三甲医院医生们支持后，2015年10月8日，分会终于获得了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的批准。
该分会有几大任务，首先是推动国家政策的落地，并通过研究和实践活动，给国家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其次是提供企业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推进养老服务产业人才序列的资质认证和考核制度。再次是让专家资源、企业资源与市场对接，提供一个宽松的对话平台。最后是在养老护理专业上提供教育与培训，基于北大医学部雄厚的教育基础，深耕产学研一体化。
分会成立的同时，召开了国际双边（中日）医养结合高峰论坛。论坛上，两位来自日本的专家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教授川渕孝一和医疗法人社团创造会理事长土井纪宏，都是日本从事医养研究和实践的专业人士，他们带来非常实用的经验，让中国同行获益匪浅。
在国家简政放权的背景下，4月8日，民政部与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许可工作的通知》，成为了行业新的指导方针。
“对于申请人的程序，民政部门要由原来的20个工作日缩短到10个工作日，卫生部门由45个工作日缩短到10个工作日，并且在养老机构的筹建上，对申请人在规划用地、用水用电等提供业务指导和便利。”张晓峰在论坛上强调，“最重要的一条是，推动民政与卫生部门的协作，打造无障碍审批环境。不论申请人向哪个部门申请，必须按程序办理，不能互相推诿扯皮，违反者要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问责。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到社区、家庭，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
而作为学者主导的产业分会的领头人，李鹰有更高的诉求，“我始终关注中国医疗养老领域的发展变化，并希望用历史和人文的视角，去思考患病与衰老阶段对医护专业的需求，在平等与尊严的层面去探讨人生、养老、医护与终极关怀，我想这也是分会的追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