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幕友，指明清时地方军政官署中协助办理文案、刑名、钱谷等事务的人员，相当于古之幕僚、幕宾。因在官署衙门无官职，且由长官私人延聘，视之如友，故称“幕友”，俗称“师爷”。幕友不属政府编制，由地方官自行聘请，故有“友”、“宾”之称。明清官员大多数出身科场，对素无渊源的属吏亦不易推心置腹，只能延致精通刀笔的专门人员为自己效劳。清名幕颇多，浙江绍兴籍者尤多，故俗有“绍兴师爷”之称。
官员聘请师爷来帮助处理政事的风气，是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状态下形成的，可以说是“精兵简政”的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在地方基层政府的编制上厉行“精兵简政”，裁撤了从秦始皇以来每个县都设置的“县尉”（主管治安以及警备）一职。同样也是从秦始皇开始就设置的“县丞”、“主簿”，在大多数县份也都不设置。因此普通的县衙门里，往往只有一位“正印官”知县（正七品），一位主管监狱及治安的典史（未入流）。
官职编制大量裁减的同时，明清时期，地方衙门治理的民众数量却大大膨胀。唐代的县，编户四千户以上就算“望”，两千户算是“上”，最小的县只有不满五百户，仍然设置四个官员。而从元朝开始，江南三万户以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以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明清时期，南方一个县的户籍数往往可抵唐代十个县，但官员编制却比唐时还要少。
基层政府编制缩减，基层政府长官的职责日趋加重。秦汉至唐宋，县级政府的属官可以独当一面处理政务，如秦汉的县狱掾，唐宋时的县司法佐、司户佐都能审理民刑案件，长官只做最后的宣判而已。但明清时法律规定，一县政务由正印官统管，如司法审判方面，从受理案件、勘验现场、检验尸伤、指挥侦查到审讯口供、正式判决都必须由正印官亲自到场，不准假手佐杂。
另一方面，政府上层机构却一再膨胀。秦、汉、唐、宋时基层政府机构一般只要接受自己直属上司的领导与监督，而明清时县级政府除了要接受直属上级——府的领导外，还要受省布政使司派出的“分守道”、省按察使司派出的“分巡道”以及中央朝廷派至各省的要员监督。而各省学政、军事、漕运、盐法等各专职衙门，也经常派官员四出至州、县巡察，督促各项专门政务的执行。州、县官面对众多的上司，必须时时妥善应付，稍有失误，便会导致参劾、罚俸、降级，甚至革职拿问。所以清代官场流行一句谚语：“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
因此，明清时期基层政府长官需要助手来辅助其处理刑事、民事、钱粮、赋税、文教之类的繁杂事务，不得不聘请幕友，形成所谓的“无幕不成衙”的局面。
明清时的制度要求州县官是全能型人才，无论司法、行政、教育、军事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可是为这一全能型职位所准备的训练实在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
自隋唐创科举选官制后，通过科举考试出仕为官一直是“正途”。唐宋时虽以诗赋考选官员，但士子考取进士后并不马上担任独当一面的长官，一般还要经过吏部考试熟悉公文格式，再任一个任期的县尉、大理评事之类的佐官，见习锻炼为官之道，然后才能出任长官。
明清时改以八股文考选官员，考试内容是演练某一经义，号为“代圣人立言”，“许言前代，不及本朝”，完全是空头文章。可是“及登第入仕之后，今日责之礼乐，明日责以兵刑，忽而外任，忽而内调，是视八股朋友竟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特别是新科进士即派到基层州县独当一面，结果新官上任时，往往对实际政事毫不知情，倘若无人襄助，确实难以胜任。
明初基层政务实际上往往被操纵在政府办事人员——书吏的手里，以后官员逐渐聘请自己信得过的朋友来帮忙处理政务，抑制作为地头蛇的书吏势力。因此到了清朝入关以后，对于官场上沿袭明代旧习聘请幕友“佐治”的状况予以确认。尤其是很多满族官员不谙汉语和政务，必须依靠自己信得过的顾问帮忙。因此聘请师爷也就纳入了被官方正式承认的渠道，允许官员带一套自己的顾问班子上任。
清初的政府文件及皇帝发布的上谕已提到幕友佐治，承认这一类非官非吏的人在政府机构中的存在。尤其是雍正年间颁布的《钦颁州县事宜》，作为基层政府的“工作注意事项”，其中即专列“慎延幕友”一条，明确说明，州县官“刀笔簿书既无习于平日，刑名、钱谷岂能请于临时？全赖将伯助兹鞅掌”。乾隆元年（1736）的一条上谕规定，“直省司、道以下各省幕宾，除缘事黜革及报掌书、算、内、号琐事，与本官子弟亲属来属帮办者概不许其申送外，其延请管理刑名、钱谷之幕宾，自申报存案之日起，计算六年期满”。这里规定幕友跟随主人的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得到朝廷法令的承认，幕友佐治之风自然更为盛行，逐渐出现了专门辅导读书人做幕友的专门著作。雍正年间已出现不少“幕学”的书籍，教导读书人在出仕主治之外，还可走“做幕友佐治”的道路。这样一来，“从幕”和“出仕”一样，成为读书人的最正当的出路。
幕友的属性如何？孔夫子有句名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幕友没有官职，也不是国家聘用人员，只是作为长官的朋友来辅助处理政事，真可说是“不在其位，代谋其政”。幕友不是在代为施行治理，而只是在帮助施行治理，是所谓的“佐治”。不过，幕友虽说只是“佐治”，但是幕友作用不可小视。
幕友干的具体事务有哪些？
实际上他们干的原来就应该是“体制内”的佐杂官、书吏的事务。清代名幕汪辉祖在他的幕学指导书《佐治药言》中说：“幕客以力自食，名为佣书，日夕区划皆吏胥之事。”晚清张廷骧编《入幕须知》时，也在序言中称：“自幕职废而鸿才硕彦无由自致功名，于是幕为专门名家之学。”
地方基层衙门最重要的事务，主要是司法审判、赋税征收。前者需要熟悉法律，后者需要擅长会计，而這恰恰是八股出身的知县、知州的知识短板。因此，从晚明开始，所有的地方基层长官都必须聘请专门帮助处理司法审判事务的刑名幕友（俗称刑名师爷），以及专门帮助处理税收财政事务的钱谷幕友（俗称钱粮师爷）。在一些偏远的诉讼发生率不高、政务不那么繁琐的地方，往往由刑名幕友兼任钱谷，合称“刑钱”（俗称刑钱师爷）。 官僚系统是依靠公文来运转的，起草各类公文也是官员的一大职责。当然司法审判、赋税财政方面的公文都由刑名、钱谷幕友包办，其他方面的上、下行以及平行公文，原来都是由各房书吏起草的，对于长官来说，由自己更信任的幕友来起草，自然更放心更稳妥。另外，官员各种社会关系应酬，特别是对于上级长官的致敬问候半私半公的“禀帖”，也需要有专门的助手。这些相当于今天“文秘”的事务，也都需要聘请专门的“书启”以及“书禀”幕友（俗称文秘师爷）来承担。
官府各类文件档案，理论上应该由衙门里的专职官吏来分发、整理以及保管存档。秦汉以来各级衙门中设置的“主簿”就是这样的政府秘书长职位，宋元时代书吏中也有专门的“孔目”来实施具体管理。可是明代开始主簿不是常设官职，基层衙门里的职能部门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有各房书吏管事，分管文件档案。这样一来，势必需要有一个能够统揽全局文件管理的职位。因此明代开始就有了“挂号”这一专门的幕友名号，来帮助长官管理文件。
政务的繁杂以及职官设置上的缺陷，使得明清时期的基层州县衙门，至少也得请刑名、钱谷、书启、挂号等四五位幕友。政务繁杂的地方，还会在钱谷幕友外增聘“征比”幕友专门负责征税或征收漕粮，也会聘请几位书启幕友来起草不同的文件信函。少则三四位，多则七八位。清代有两万七千多个“官缺”（官职岗位），假设平均每一个岗位都聘请三名幕友，那么全国从幕的幕友少说也要接近十万，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行业。
在这个由长官私人聘请专业人员组成的顾问班子里，第一把交椅非刑名幕友莫属。一般来说，刑名幕友可以代替所有的其他事务。因此刑名幕友的“束脩”也最高。《醒世姻缘传》里提到晚明的一个幕友每年束脩不过八十两银子，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刑名幕友一年的束脩都在一千两银子左右。钱谷幕友束脩一般与刑名幕友持平。书启、书禀幕友则要低很多，每年不过五六十两银子，最高不过一百二十两。很多情况下，刑名或钱谷幕友会将跟随自己“学幕”的徒弟带在身边充当这些幕友，也有的是长官将自己的亲属，尤其是母家、妻家的晚辈亲属，比如小舅子、女婿之类的带在身边当书启。
秦汉的幕府制度发展到清代，形成了以下六个特点：
首先，幕府宾僚有了新的、更为尊重的名称。幕友，也叫幕宾、幕客、西宾、西席、宾师等，俗称老夫子或师爷。
其次，幕友不是国家官员，而是地方官的师友，属于私人顾问和秘书，即所谓不是在官之人而做在官之事。幕友的主张通过主人而产生行政效用，但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其三，幕友由主人自行聘请，一般说同主官一同上任也一同离任。但也可“合则留，不合则去”，宾、主任何一方都可以解除聘约。
其四，长官与幕友的关系是一种平等而亲密的宾主或朋友关系，主人尊幕为师，对幕友礼遇隆重。地方官由于回避制度，都不是本省人，不熟悉当地民情，不得不另求胜任之人，于是就要隆其礼貌，优其待遇，尊之为宾师。
其五，清朝延请幕宾较历代更为普遍，形成一种很盛的风气。地方统治者上自督、抚，下至州、县，没有不聘请幕友的。至于延幕数量，多寡不一。一般来说，大县多至十余人，小县或以二三人兼之其事。
其六，由于延幕之盛，请人作幕遂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许多人世代为幕。清代操幕为业的人多出自绍兴，“无绍不成衙”、“绍兴师爷”，即有力地说明绍兴从幕人数之多。
从上述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在行政和司法合一的封建政体中，尽管地方官集诸权于一身，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刑名和钱谷两大项，故刑名、钱谷幕友就是各衙门必不可少的两种幕友。不过，比较大的衙门，或事务比较繁杂的衙门，除了刑名、钱谷幕友外，还有其他辅助幕友。
刑名师爷，专门协助主官处理司法审判事务。他们精通法律、熟悉案例，往往“审判之名在官，审判之实在幕”。幕友因没有官方身份，不便出现于公堂。遇重要案件，身坐公堂屏风后听审，其作用是：发现供、证词有漏洞，即唤门子递条于主审官，暗示如何抓住漏洞、击破案犯防线;提醒官员用刑适度，避免意气用事;提防书吏在记录供、证词中营私舞弊。刑名师爷跟幕主的政绩和百姓的利害以至生命息息相关，因此，他们的地位在各类师爷中最高，报酬也最丰。
钱谷师爷，帮助官员处理财政赋税事务，设定期限，催征钱粮。他的业绩直接影响幕主的考绩与收入。因此，他的地位与待遇类似刑名师爷。
此外还有书启幕友专掌衙门文牍起草;挂号幕友登记往来文件，对文书进行催办和督查，并稽查和约束书吏的舞弊行为;书禀幕友代主官執笔来往信函;墨笔幕友也叫朱墨幕友、红黑笔等，其主要是把批语抄写到应批之文件上，称为“过批”;教读幕友为主官聘请的家庭教师，教其子女读书、习字。
衙门幕友数量的多少视事之繁简，事繁者各专一项工作，事简者则一人兼管几项工作。
按清代规定，做幕友（师爷）必须回避本府，到外省、外府才合法。为便于商谈公务，师爷一般居住于衙署内院，内衙狭小，名分上只准官眷居住;更因携眷作幕，一旦失业多有拖累，故许多师爷只能离妻别子，枯守孤馆寒舍。
幕友因不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因而也没有俸禄。他们的工作报酬是从主人养廉银或陋规中开支，定期奉送束脩（红包）。据汪辉祖《佐治药言》载，刑名、钱谷师爷一年在千两左右，而其他师爷不过百两内外，少的仅有四五十两。
衙门里由主官和他自己聘请的幕友组成“工作班子”，从理论上讲，相互之间都应该是宾友关系。不过实际上这里面关系要复杂很多，往往还会掺杂其他的社会身份关系，形成形形色色的组合。据《内乡县衙博物馆史料集锦》记载，明清官场上的奇葩现象，就是“亲帮亲，邻助邻”，有人当官后聘请亲朋好友或同窗出任自己的幕友，当好参谋，出谋划策，为自己打理政务处理衙门事务，甚至“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兄弟或结拜兄弟当中一人当官后另一人出任幕友，俨然“兄弟政府”，或父亲当官后儿子出任幕友，或儿子当官后父亲出任幕友，俨然“父子政府”，“父子店”，更甚者丈夫当官后妻子出任幕友，开设“夫妻政府”，“夫妻店”…… 清代也有不少兄弟搭档的“家庭政府”。
比如清朝同、光之际著名的戏剧家及戏曲评论家杨恩寿，在他自己当官之前，就曾经为他六兄杨麓生当过师爷。
楊氏兄弟是湖南长沙人。当时杨麓生调任广西北流县知县，该地在太平天国暴动以后，社会秩序混乱，州县残破，民生凋敝，很少有人愿意到广西去应聘幕友。杨麓生自己忙着下乡清剿匪盗，县衙里必须有靠得住的师爷当家，因此急召原来在湖南家乡当师爷的弟弟杨恩寿赶到任所来帮忙。
杨恩寿到了北流，在县衙里一个人既管刑名，又管钱谷，县考时还要批改上百份考卷，平日里还要兼管当地的税关事务，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旧病发作。他在《坦园日记》里自叹苦经，“曷胜焦灼”！后来又请了另一个兄弟老三来帮忙管税关，才略微能够轻松一点。
近两年后，杨麓生以每年六百两银子的高薪（当时广西第一高价）聘请到另一名师爷，杨恩寿才得以脱身回乡。
到了晚清，一个官员上任时总要带几个姻亲和侄儿、外甥、女婿之类的晚辈亲戚当亲信，在幕后主持小金库、帮助起草文书信件等，一来搞些违法乱纪的事可以比较放心，二来花费不多，三来对于晚辈也算是一个增加阅历的机会。这就“是亲不是友”，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幕友”了。
常见的特别组合，是清代各省督抚还常常以自己下辖的官员为自己当幕友。明、清都实行官缺制度，官缺就是官职，也就是岗位没有上岗的官员，有衔无职无权无俸禄。而官场常态是官多缺少，州县官员任满后很难马上补到新的官职，一般在京城报到后，等待累月经年，然后经吏部抽签后到另一省排队“候缺”，常常要候上一年半载，才能候到一个空缺。在候缺期间，朝廷并不发放俸禄。每个候缺的官员为此都拼命设法及时补上新缺。
安排候缺官员到州县任职的大权属于总督、巡抚，因此总督、巡抚也就利用这种情况，以候缺官员为自己做幕友，处理政务案牍，却不给任何报酬。而候缺官员思缺心切，也自愿白干师爷之事。当然，对于挑中当师爷的候缺官员，督、抚也会另眼相看，有了空缺时，自然会优先考虑，或者给予好缺、肥缺，或者超级擢用，以此作为报酬。
这一风气形成后，破坏了督、抚作为上官对下属的监督作用。而且住省候缺官员已经入督、抚幕府工作班子，与督、抚幕府中的其他幕友相互联络，便于以后互相帮衬。另外，入幕的官员与全省官员之间有同乡、同年、师生等等关系，既在督、抚幕中工作，难免便于向这些有特殊关系的官员通风报信，结党营私。因此，清朝廷曾多次发布上谕，禁止督、抚将属员作为幕友使用。可是督、抚对此并不以为意，依然我行我素。《清代六部成语注解》专有“幕员”一词，解释为“有官职的幕友”。
嘉庆五年（1800），御史张鹏展为此上疏，呼吁朝廷再下禁令。在疏文中张鹏展指出：“营私之督、抚无不用属员为幕友，其害最深。即使督、抚无私，而该员上下通透，借端撞骗，亦所不免。”并且指责各地督、抚“养廉优厚，岂力不能请一二幕友？而必借朝廷名器提拔升迁以代束脩之费？”然而张鹏展的这一道疏文，虽然言辞激烈，却并没有能够使嘉庆皇帝及其廷臣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最终仍然是不了了之。督、抚无偿使用属员为幕友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更多的异常组合，是官员和幕友之间结拜成了“义兄弟”，由此盘踞把持一地大权及政务。晚清大臣张集馨在他自撰的《年谱》中对此深恶痛绝。
张集馨中进士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道光十八年（1838）出任外官为太原知府。到任后他发现前任王有壬给他留下的是几百件未审结的案件和一位吴师爷，张集馨立即要吴师爷另就高明。吴师爷当面并不争执，可是知府的副手、府通判麟耀却来找张集馨，告诉他这位吴师爷多年在太原游幕，在省里的巡抚衙门、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衙门里都有路子，有很多朋友在这些上级衙门里当幕友，现在解聘他容易，将来本府的事情就要难办了。张集馨置之不理。好在当时的山西按察使正是张集馨的世叔、正白旗人瑞元，他对张集馨的做法大加赞赏，后来办案倒也没什么麻烦。
十几年后张集馨转任甘肃布政使，就没有这么幸运。上司陕甘总督旗人乐斌毫无政治才能，所有的公事都依靠师爷彭沛霖。彭师爷因此到处招摇撞骗，两省官员趋之若鹜，尤其是甘肃按察使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同知章桂文（代理兰州知府），和这位彭师爷都结成了义兄义弟，隔三岔五就要大摆宴席大吃大喝，过年过节一起登堂拜母，真正是情同手足，两省官场也就成了他们独霸的舞台。张集馨看不惯这种模样，就受到百般排挤。有一次张集馨发现代理河州知州的邓承伟在不到一年的代理期间居然亏空公款上万两银子，他就依据职权下令清算，准备弹劾治罪。可是总督却突然下令该案转由按察使明绪审理，拖了几个月后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集馨后来才知道，这个邓承伟也是彭师爷的结拜兄弟，是个惹不起的人物。
咸丰十年（1860），张集馨调任福建布政使，又遇到同样情况。闽浙总督庆端也是“惟幕友之言是听”，他的主要幕友庄焕文原来是个秀才，已经在福建八年，被保举得到正四品道员的头衔。省会几个主要衙门的幕友沆瀣一气，推庄焕文为首，“幕风靡下，终日在外应酬”，公事就在酒席、勾栏之地草草沟通，“幕友无不卖法者”。这时候的张集馨已经年届花甲，宦途又流年不利，早已没有了过去的风骨，只是在自己编的年谱中恨恨地说，这就是幕友“盘踞把持”之弊。
如上所述，正是由于幕友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也由于主官与幕友形形色色的组合，无私都有弊，加上幕友制度根本上存在缺陷，历史上曾有一些幕友狐假虎威，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徇私枉法，索贿受贿，甚至作奸犯科专干违法犯罪的勾当。因此，由于幕友制度性缺陷，特别是幕友没国家正规编制，致使因私聘用组合者多，幕友只听命服务效力于主官而不听命服务效力于朝廷，且幕友聘用制造成幕友流动性大、更换频繁，以及幕友收入参差不齐，常常处心积虑借衙门牟利，甚至撺掇教唆主官“糊涂办案”，坑蒙欺骗上司，徇私枉法，欺上瞒下，敲诈勒索，搜刮民脂民膏，巧取豪夺，与主官勾结，沆瀣一气坑害百姓和国家，甚至草菅人命，因此幕友作奸犯科甚至违法犯罪并不鲜见。
《红楼梦》第九十九回：“贾政带了几个在京请的幕友，晓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郑观应《盛世危言·书吏》：“其刑名、钱谷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亦把持公事，串通差吏，挟制居停，作威作福之处，不可胜言。”
清初人王应奎（1683—1760）在他的《柳南随笔》中也记载了明末常熟师爷张景良的故事。张景良原来是本县典史衙门里的“书佐”，只是个文件抄写员。后来凭着对于官府文书的熟悉，转而“从入幕中为主文”。同乡的士大夫陈必谦考取进士，被派到河南辉县当知县。陈必谦初次任官，唯恐出错，就聘了张景良为幕友，一同上任。后来陈必谦高升到朝廷为侍御史，张景良回到家乡，借着曾为幕友的名义狐假虎威，武断乡里。陈必谦得知后大怒，把他和自己的关系书写清楚，要人贴在城门旁的木榜上公开，并下令门房不准给张景良通报，以示不再见面。张景良恼羞成怒，居然乘着崇祯皇帝下诏求民间直言的机会，上京城诬告陈必谦。后来被揭发，落得个戴一百五十斤重枷枷号示众、暴死街头的下场。
幕友的由来
官员聘请师爷来帮助处理政事的风气，是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状态下形成的，可以说是“精兵简政”的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在地方基层政府的编制上厉行“精兵简政”，裁撤了从秦始皇以来每个县都设置的“县尉”（主管治安以及警备）一职。同样也是从秦始皇开始就设置的“县丞”、“主簿”，在大多数县份也都不设置。因此普通的县衙门里，往往只有一位“正印官”知县（正七品），一位主管监狱及治安的典史（未入流）。
官职编制大量裁减的同时，明清时期，地方衙门治理的民众数量却大大膨胀。唐代的县，编户四千户以上就算“望”，两千户算是“上”，最小的县只有不满五百户，仍然设置四个官员。而从元朝开始，江南三万户以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以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明清时期，南方一个县的户籍数往往可抵唐代十个县，但官员编制却比唐时还要少。
基层政府编制缩减，基层政府长官的职责日趋加重。秦汉至唐宋，县级政府的属官可以独当一面处理政务，如秦汉的县狱掾，唐宋时的县司法佐、司户佐都能审理民刑案件，长官只做最后的宣判而已。但明清时法律规定，一县政务由正印官统管，如司法审判方面，从受理案件、勘验现场、检验尸伤、指挥侦查到审讯口供、正式判决都必须由正印官亲自到场，不准假手佐杂。
另一方面，政府上层机构却一再膨胀。秦、汉、唐、宋时基层政府机构一般只要接受自己直属上司的领导与监督，而明清时县级政府除了要接受直属上级——府的领导外，还要受省布政使司派出的“分守道”、省按察使司派出的“分巡道”以及中央朝廷派至各省的要员监督。而各省学政、军事、漕运、盐法等各专职衙门，也经常派官员四出至州、县巡察，督促各项专门政务的执行。州、县官面对众多的上司，必须时时妥善应付，稍有失误，便会导致参劾、罚俸、降级，甚至革职拿问。所以清代官场流行一句谚语：“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
因此，明清时期基层政府长官需要助手来辅助其处理刑事、民事、钱粮、赋税、文教之类的繁杂事务，不得不聘请幕友，形成所谓的“无幕不成衙”的局面。
明清时的制度要求州县官是全能型人才，无论司法、行政、教育、军事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可是为这一全能型职位所准备的训练实在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
自隋唐创科举选官制后，通过科举考试出仕为官一直是“正途”。唐宋时虽以诗赋考选官员，但士子考取进士后并不马上担任独当一面的长官，一般还要经过吏部考试熟悉公文格式，再任一个任期的县尉、大理评事之类的佐官，见习锻炼为官之道，然后才能出任长官。
明清时改以八股文考选官员，考试内容是演练某一经义，号为“代圣人立言”，“许言前代，不及本朝”，完全是空头文章。可是“及登第入仕之后，今日责之礼乐，明日责以兵刑，忽而外任，忽而内调，是视八股朋友竟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特别是新科进士即派到基层州县独当一面，结果新官上任时，往往对实际政事毫不知情，倘若无人襄助，确实难以胜任。
明初基层政务实际上往往被操纵在政府办事人员——书吏的手里，以后官员逐渐聘请自己信得过的朋友来帮忙处理政务，抑制作为地头蛇的书吏势力。因此到了清朝入关以后，对于官场上沿袭明代旧习聘请幕友“佐治”的状况予以确认。尤其是很多满族官员不谙汉语和政务，必须依靠自己信得过的顾问帮忙。因此聘请师爷也就纳入了被官方正式承认的渠道，允许官员带一套自己的顾问班子上任。
清初的政府文件及皇帝发布的上谕已提到幕友佐治，承认这一类非官非吏的人在政府机构中的存在。尤其是雍正年间颁布的《钦颁州县事宜》，作为基层政府的“工作注意事项”，其中即专列“慎延幕友”一条，明确说明，州县官“刀笔簿书既无习于平日，刑名、钱谷岂能请于临时？全赖将伯助兹鞅掌”。乾隆元年（1736）的一条上谕规定，“直省司、道以下各省幕宾，除缘事黜革及报掌书、算、内、号琐事，与本官子弟亲属来属帮办者概不许其申送外，其延请管理刑名、钱谷之幕宾，自申报存案之日起，计算六年期满”。这里规定幕友跟随主人的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得到朝廷法令的承认，幕友佐治之风自然更为盛行，逐渐出现了专门辅导读书人做幕友的专门著作。雍正年间已出现不少“幕学”的书籍，教导读书人在出仕主治之外，还可走“做幕友佐治”的道路。这样一来，“从幕”和“出仕”一样，成为读书人的最正当的出路。
幕友的作用
幕友的属性如何？孔夫子有句名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幕友没有官职，也不是国家聘用人员，只是作为长官的朋友来辅助处理政事，真可说是“不在其位，代谋其政”。幕友不是在代为施行治理，而只是在帮助施行治理，是所谓的“佐治”。不过，幕友虽说只是“佐治”，但是幕友作用不可小视。
幕友干的具体事务有哪些？
实际上他们干的原来就应该是“体制内”的佐杂官、书吏的事务。清代名幕汪辉祖在他的幕学指导书《佐治药言》中说：“幕客以力自食，名为佣书，日夕区划皆吏胥之事。”晚清张廷骧编《入幕须知》时，也在序言中称：“自幕职废而鸿才硕彦无由自致功名，于是幕为专门名家之学。”
地方基层衙门最重要的事务，主要是司法审判、赋税征收。前者需要熟悉法律，后者需要擅长会计，而這恰恰是八股出身的知县、知州的知识短板。因此，从晚明开始，所有的地方基层长官都必须聘请专门帮助处理司法审判事务的刑名幕友（俗称刑名师爷），以及专门帮助处理税收财政事务的钱谷幕友（俗称钱粮师爷）。在一些偏远的诉讼发生率不高、政务不那么繁琐的地方，往往由刑名幕友兼任钱谷，合称“刑钱”（俗称刑钱师爷）。 官僚系统是依靠公文来运转的，起草各类公文也是官员的一大职责。当然司法审判、赋税财政方面的公文都由刑名、钱谷幕友包办，其他方面的上、下行以及平行公文，原来都是由各房书吏起草的，对于长官来说，由自己更信任的幕友来起草，自然更放心更稳妥。另外，官员各种社会关系应酬，特别是对于上级长官的致敬问候半私半公的“禀帖”，也需要有专门的助手。这些相当于今天“文秘”的事务，也都需要聘请专门的“书启”以及“书禀”幕友（俗称文秘师爷）来承担。
官府各类文件档案，理论上应该由衙门里的专职官吏来分发、整理以及保管存档。秦汉以来各级衙门中设置的“主簿”就是这样的政府秘书长职位，宋元时代书吏中也有专门的“孔目”来实施具体管理。可是明代开始主簿不是常设官职，基层衙门里的职能部门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有各房书吏管事，分管文件档案。这样一来，势必需要有一个能够统揽全局文件管理的职位。因此明代开始就有了“挂号”这一专门的幕友名号，来帮助长官管理文件。
政务的繁杂以及职官设置上的缺陷，使得明清时期的基层州县衙门，至少也得请刑名、钱谷、书启、挂号等四五位幕友。政务繁杂的地方，还会在钱谷幕友外增聘“征比”幕友专门负责征税或征收漕粮，也会聘请几位书启幕友来起草不同的文件信函。少则三四位，多则七八位。清代有两万七千多个“官缺”（官职岗位），假设平均每一个岗位都聘请三名幕友，那么全国从幕的幕友少说也要接近十万，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行业。
在这个由长官私人聘请专业人员组成的顾问班子里，第一把交椅非刑名幕友莫属。一般来说，刑名幕友可以代替所有的其他事务。因此刑名幕友的“束脩”也最高。《醒世姻缘传》里提到晚明的一个幕友每年束脩不过八十两银子，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刑名幕友一年的束脩都在一千两银子左右。钱谷幕友束脩一般与刑名幕友持平。书启、书禀幕友则要低很多，每年不过五六十两银子，最高不过一百二十两。很多情况下，刑名或钱谷幕友会将跟随自己“学幕”的徒弟带在身边充当这些幕友，也有的是长官将自己的亲属，尤其是母家、妻家的晚辈亲属，比如小舅子、女婿之类的带在身边当书启。
幕友制度的特点
秦汉的幕府制度发展到清代，形成了以下六个特点：
首先，幕府宾僚有了新的、更为尊重的名称。幕友，也叫幕宾、幕客、西宾、西席、宾师等，俗称老夫子或师爷。
其次，幕友不是国家官员，而是地方官的师友，属于私人顾问和秘书，即所谓不是在官之人而做在官之事。幕友的主张通过主人而产生行政效用，但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其三，幕友由主人自行聘请，一般说同主官一同上任也一同离任。但也可“合则留，不合则去”，宾、主任何一方都可以解除聘约。
其四，长官与幕友的关系是一种平等而亲密的宾主或朋友关系，主人尊幕为师，对幕友礼遇隆重。地方官由于回避制度，都不是本省人，不熟悉当地民情，不得不另求胜任之人，于是就要隆其礼貌，优其待遇，尊之为宾师。
其五，清朝延请幕宾较历代更为普遍，形成一种很盛的风气。地方统治者上自督、抚，下至州、县，没有不聘请幕友的。至于延幕数量，多寡不一。一般来说，大县多至十余人，小县或以二三人兼之其事。
其六，由于延幕之盛，请人作幕遂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许多人世代为幕。清代操幕为业的人多出自绍兴，“无绍不成衙”、“绍兴师爷”，即有力地说明绍兴从幕人数之多。
幕友的种类及生活
从上述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在行政和司法合一的封建政体中，尽管地方官集诸权于一身，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刑名和钱谷两大项，故刑名、钱谷幕友就是各衙门必不可少的两种幕友。不过，比较大的衙门，或事务比较繁杂的衙门，除了刑名、钱谷幕友外，还有其他辅助幕友。
刑名师爷，专门协助主官处理司法审判事务。他们精通法律、熟悉案例，往往“审判之名在官，审判之实在幕”。幕友因没有官方身份，不便出现于公堂。遇重要案件，身坐公堂屏风后听审，其作用是：发现供、证词有漏洞，即唤门子递条于主审官，暗示如何抓住漏洞、击破案犯防线;提醒官员用刑适度，避免意气用事;提防书吏在记录供、证词中营私舞弊。刑名师爷跟幕主的政绩和百姓的利害以至生命息息相关，因此，他们的地位在各类师爷中最高，报酬也最丰。
钱谷师爷，帮助官员处理财政赋税事务，设定期限，催征钱粮。他的业绩直接影响幕主的考绩与收入。因此，他的地位与待遇类似刑名师爷。
此外还有书启幕友专掌衙门文牍起草;挂号幕友登记往来文件，对文书进行催办和督查，并稽查和约束书吏的舞弊行为;书禀幕友代主官執笔来往信函;墨笔幕友也叫朱墨幕友、红黑笔等，其主要是把批语抄写到应批之文件上，称为“过批”;教读幕友为主官聘请的家庭教师，教其子女读书、习字。
衙门幕友数量的多少视事之繁简，事繁者各专一项工作，事简者则一人兼管几项工作。
按清代规定，做幕友（师爷）必须回避本府，到外省、外府才合法。为便于商谈公务，师爷一般居住于衙署内院，内衙狭小，名分上只准官眷居住;更因携眷作幕，一旦失业多有拖累，故许多师爷只能离妻别子，枯守孤馆寒舍。
幕友因不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因而也没有俸禄。他们的工作报酬是从主人养廉银或陋规中开支，定期奉送束脩（红包）。据汪辉祖《佐治药言》载，刑名、钱谷师爷一年在千两左右，而其他师爷不过百两内外，少的仅有四五十两。
主官和幕友形形色色的组合
衙门里由主官和他自己聘请的幕友组成“工作班子”，从理论上讲，相互之间都应该是宾友关系。不过实际上这里面关系要复杂很多，往往还会掺杂其他的社会身份关系，形成形形色色的组合。据《内乡县衙博物馆史料集锦》记载，明清官场上的奇葩现象，就是“亲帮亲，邻助邻”，有人当官后聘请亲朋好友或同窗出任自己的幕友，当好参谋，出谋划策，为自己打理政务处理衙门事务，甚至“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兄弟或结拜兄弟当中一人当官后另一人出任幕友，俨然“兄弟政府”，或父亲当官后儿子出任幕友，或儿子当官后父亲出任幕友，俨然“父子政府”，“父子店”，更甚者丈夫当官后妻子出任幕友，开设“夫妻政府”，“夫妻店”…… 清代也有不少兄弟搭档的“家庭政府”。
比如清朝同、光之际著名的戏剧家及戏曲评论家杨恩寿，在他自己当官之前，就曾经为他六兄杨麓生当过师爷。
楊氏兄弟是湖南长沙人。当时杨麓生调任广西北流县知县，该地在太平天国暴动以后，社会秩序混乱，州县残破，民生凋敝，很少有人愿意到广西去应聘幕友。杨麓生自己忙着下乡清剿匪盗，县衙里必须有靠得住的师爷当家，因此急召原来在湖南家乡当师爷的弟弟杨恩寿赶到任所来帮忙。
杨恩寿到了北流，在县衙里一个人既管刑名，又管钱谷，县考时还要批改上百份考卷，平日里还要兼管当地的税关事务，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旧病发作。他在《坦园日记》里自叹苦经，“曷胜焦灼”！后来又请了另一个兄弟老三来帮忙管税关，才略微能够轻松一点。
近两年后，杨麓生以每年六百两银子的高薪（当时广西第一高价）聘请到另一名师爷，杨恩寿才得以脱身回乡。
到了晚清，一个官员上任时总要带几个姻亲和侄儿、外甥、女婿之类的晚辈亲戚当亲信，在幕后主持小金库、帮助起草文书信件等，一来搞些违法乱纪的事可以比较放心，二来花费不多，三来对于晚辈也算是一个增加阅历的机会。这就“是亲不是友”，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幕友”了。
常见的特别组合，是清代各省督抚还常常以自己下辖的官员为自己当幕友。明、清都实行官缺制度，官缺就是官职，也就是岗位没有上岗的官员，有衔无职无权无俸禄。而官场常态是官多缺少，州县官员任满后很难马上补到新的官职，一般在京城报到后，等待累月经年，然后经吏部抽签后到另一省排队“候缺”，常常要候上一年半载，才能候到一个空缺。在候缺期间，朝廷并不发放俸禄。每个候缺的官员为此都拼命设法及时补上新缺。
安排候缺官员到州县任职的大权属于总督、巡抚，因此总督、巡抚也就利用这种情况，以候缺官员为自己做幕友，处理政务案牍，却不给任何报酬。而候缺官员思缺心切，也自愿白干师爷之事。当然，对于挑中当师爷的候缺官员，督、抚也会另眼相看，有了空缺时，自然会优先考虑，或者给予好缺、肥缺，或者超级擢用，以此作为报酬。
这一风气形成后，破坏了督、抚作为上官对下属的监督作用。而且住省候缺官员已经入督、抚幕府工作班子，与督、抚幕府中的其他幕友相互联络，便于以后互相帮衬。另外，入幕的官员与全省官员之间有同乡、同年、师生等等关系，既在督、抚幕中工作，难免便于向这些有特殊关系的官员通风报信，结党营私。因此，清朝廷曾多次发布上谕，禁止督、抚将属员作为幕友使用。可是督、抚对此并不以为意，依然我行我素。《清代六部成语注解》专有“幕员”一词，解释为“有官职的幕友”。
嘉庆五年（1800），御史张鹏展为此上疏，呼吁朝廷再下禁令。在疏文中张鹏展指出：“营私之督、抚无不用属员为幕友，其害最深。即使督、抚无私，而该员上下通透，借端撞骗，亦所不免。”并且指责各地督、抚“养廉优厚，岂力不能请一二幕友？而必借朝廷名器提拔升迁以代束脩之费？”然而张鹏展的这一道疏文，虽然言辞激烈，却并没有能够使嘉庆皇帝及其廷臣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最终仍然是不了了之。督、抚无偿使用属员为幕友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更多的异常组合，是官员和幕友之间结拜成了“义兄弟”，由此盘踞把持一地大权及政务。晚清大臣张集馨在他自撰的《年谱》中对此深恶痛绝。
张集馨中进士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道光十八年（1838）出任外官为太原知府。到任后他发现前任王有壬给他留下的是几百件未审结的案件和一位吴师爷，张集馨立即要吴师爷另就高明。吴师爷当面并不争执，可是知府的副手、府通判麟耀却来找张集馨，告诉他这位吴师爷多年在太原游幕，在省里的巡抚衙门、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衙门里都有路子，有很多朋友在这些上级衙门里当幕友，现在解聘他容易，将来本府的事情就要难办了。张集馨置之不理。好在当时的山西按察使正是张集馨的世叔、正白旗人瑞元，他对张集馨的做法大加赞赏，后来办案倒也没什么麻烦。
十几年后张集馨转任甘肃布政使，就没有这么幸运。上司陕甘总督旗人乐斌毫无政治才能，所有的公事都依靠师爷彭沛霖。彭师爷因此到处招摇撞骗，两省官员趋之若鹜，尤其是甘肃按察使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同知章桂文（代理兰州知府），和这位彭师爷都结成了义兄义弟，隔三岔五就要大摆宴席大吃大喝，过年过节一起登堂拜母，真正是情同手足，两省官场也就成了他们独霸的舞台。张集馨看不惯这种模样，就受到百般排挤。有一次张集馨发现代理河州知州的邓承伟在不到一年的代理期间居然亏空公款上万两银子，他就依据职权下令清算，准备弹劾治罪。可是总督却突然下令该案转由按察使明绪审理，拖了几个月后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集馨后来才知道，这个邓承伟也是彭师爷的结拜兄弟，是个惹不起的人物。
咸丰十年（1860），张集馨调任福建布政使，又遇到同样情况。闽浙总督庆端也是“惟幕友之言是听”，他的主要幕友庄焕文原来是个秀才，已经在福建八年，被保举得到正四品道员的头衔。省会几个主要衙门的幕友沆瀣一气，推庄焕文为首，“幕风靡下，终日在外应酬”，公事就在酒席、勾栏之地草草沟通，“幕友无不卖法者”。这时候的张集馨已经年届花甲，宦途又流年不利，早已没有了过去的风骨，只是在自己编的年谱中恨恨地说，这就是幕友“盘踞把持”之弊。
幕友作奸犯科并不鲜见
如上所述，正是由于幕友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也由于主官与幕友形形色色的组合，无私都有弊，加上幕友制度根本上存在缺陷，历史上曾有一些幕友狐假虎威，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徇私枉法，索贿受贿，甚至作奸犯科专干违法犯罪的勾当。因此，由于幕友制度性缺陷，特别是幕友没国家正规编制，致使因私聘用组合者多，幕友只听命服务效力于主官而不听命服务效力于朝廷，且幕友聘用制造成幕友流动性大、更换频繁，以及幕友收入参差不齐，常常处心积虑借衙门牟利，甚至撺掇教唆主官“糊涂办案”，坑蒙欺骗上司，徇私枉法，欺上瞒下，敲诈勒索，搜刮民脂民膏，巧取豪夺，与主官勾结，沆瀣一气坑害百姓和国家，甚至草菅人命，因此幕友作奸犯科甚至违法犯罪并不鲜见。
《红楼梦》第九十九回：“贾政带了几个在京请的幕友，晓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郑观应《盛世危言·书吏》：“其刑名、钱谷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亦把持公事，串通差吏，挟制居停，作威作福之处，不可胜言。”
清初人王应奎（1683—1760）在他的《柳南随笔》中也记载了明末常熟师爷张景良的故事。张景良原来是本县典史衙门里的“书佐”，只是个文件抄写员。后来凭着对于官府文书的熟悉，转而“从入幕中为主文”。同乡的士大夫陈必谦考取进士，被派到河南辉县当知县。陈必谦初次任官，唯恐出错，就聘了张景良为幕友，一同上任。后来陈必谦高升到朝廷为侍御史，张景良回到家乡，借着曾为幕友的名义狐假虎威，武断乡里。陈必谦得知后大怒，把他和自己的关系书写清楚，要人贴在城门旁的木榜上公开，并下令门房不准给张景良通报，以示不再见面。张景良恼羞成怒，居然乘着崇祯皇帝下诏求民间直言的机会，上京城诬告陈必谦。后来被揭发，落得个戴一百五十斤重枷枷号示众、暴死街头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