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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易斯拐点是一个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现象，它可以影响到社会其他领域。这个拐点出现后，它能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影响传导到教育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受影响最大就是我国的继续教育。通过分析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对我国继续教育的影响并对我国继续教育政策提出建议。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和人口学，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视角是探讨继续教育的关键。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市场；继续教育；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724 文献标识码：A
一、刘易斯拐点的理论含义
（一）刘易斯拐点的理论模型
刘易斯拐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里的基本原理，这个经济模型经过拉尼斯、费景汉等人的进一步扩展、修正和完善。这种理论认为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初期，存在着传统农业生产部门（非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部门（资本主义）二元经济结构。传统的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村的劳动力谋生困难，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工业部门生产力水平高，工业部门只要能提供大干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劳动力就开始向工业部门大量转移，此时，来自农业部门的普通劳动力处于一种“无限供给”状态，劳动力供应充足。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扩大的工业部门不断从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如图1：
横轴代表工业的发展水平，纵轴代表薪金及劳动生产率，P横线代表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力的薪金及生产率，P3横线代表工业劳动力的薪金及生产率，AS曲线代表代表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力的薪金及生产率变化曲线。这个曲线分为3个阶段，在AD1阶段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薪金上升，但是劳动力还是在不断从农村转移出来，这时劳动力比较充足，投资也比较旺盛，工业的发展比较快。AD2和AS交叉出现以后，农村转移劳动力开始减少，薪金开始上升，但总体上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薪金水平及生产率还是低于城市，AD3和AS交叉以后，城乡的薪金及生产率差异消失。从图1可以看出刘易斯拐点共有两个AD2和AD3，就当前我国而言，刘易斯拐点是指的AD2这个拐点。即农村转移出的非熟练劳动力的薪金和生产率开始上升的第一个拐点。
（二）刘易斯拐点的经济与继续教育影响
刘易斯拐点表面上是城乡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变化理论内容，但它的含义却极其丰富。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经济的增长背景发生了改变，从劳动力的角度而言，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过剩转向短缺。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来看，从依靠人口数量和结构的人口红利优势发展，转化为依靠人力资本提高的教育红利的优势发展。这一系列经济领域的变化，将最终导致继续教育事业的变化。
二、我国已跨过刘易斯拐点
（一）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的直接依据
我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6.60%，而60岁及以上占13.26%，其中65岁以上占8.87%，呈现出明显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特点。同时我国适于劳动的人口从2010年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成长，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降到2007年的894万人，降幅之大令人吃惊。与此同时，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也在减少，从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就是这种变化趋势的表现。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用工荒已经从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末，中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2011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这也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我国曾长期存在的劳动力供大干求的现象开始发生转化。伴随着普通劳动力资源的短缺，非熟练工的工资收入大幅度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一季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2173元，同比增长16.6%，城市居民的工资同比只增加了13.8%，非熟练工的工资涨幅大干一般员工。以上的变化似乎完全符合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标志。按照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二是非熟练工资率大幅度上升。
（二）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的间接依据
我国农产品的价格从2000年以后开始大幅上涨。农产品上涨的和劳动力密集程度关系密切，越是劳动力密集的农产品，上涨的幅度越大，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同时，简单劳动力的单位劳动力机会成本在大幅提高，表现在低端劳动力的价格在大幅上扬，近几年来我国建筑工、装修工及家政保姆类的工资大幅上升，甚至出现天价保姆现象。这也从间接角度论证了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
三、刘易斯拐点后的经济变化及对劳动力市场和继续教育的影响
（一）短期内非熟练劳动者的继续教育的动力下降
经济发展的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会传导到继续教育上来。从短期来看，我国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会短时间大幅度地减少。因此，短期之内我国对低端、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还将很大，相应的这些劳动力的薪酬也会有较大的增加。非熟练劳动力的职业可选择性增加，流动性更加频繁。低端劳动力一般不需要经过长期的专业培训。他们随着收入的提高，满足感加强，接受继续教育提升技能的愿望却下降了。非熟练劳动者的继续教育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这也将使我国整体劳动力素质在短期内提升的努力变得困难。
（二）提升人口的人力资本是继续教育的长远目标 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开始由充沛变得相对短缺，经济发展对人口红利的依赖，将变为对教育红利的依赖，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必然要求提升我国的劳动力素质。而我国劳动力的未来供给的最大资源还是来自农村，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大约还有1亿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但是这个转移过程遇到了教育瓶颈。同时，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对中高端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增加。这种增加的趋势是一种加速的趋势，开始时并不明显，随着产业的升级加快，这种对中高端劳动力的需求会明显加快。我国目前只是处于开始阶段，从长期看劳动力出路在于通过继续教育提高人力资本。
四、继续教育政策的调整
（一）做好义务教育为继续教育服务树立终身教育观
从短期来看，要进一步巩固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果，努力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物质条件，解决义务教育不平衡的问题。以终身教育理念指导义务教育的发展，克服中考升学取向的做法，为学生的继续教育打下基础。巩固义务教育是发展继续教育的基础。
从长期来看，继续教育政策的制订要统筹城乡均衡发展，特别要注意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现象。必需解决当前我国继续教育政策仍然存在城乡“二元割裂”的现象。我国的教育政策总体上还存在“城市中心”倾向。目前农村继续教育发展政策还存在着把农村学生束缚在农村本地的倾向。如“三教统筹”、“绿色证书”、“农村教育为‘三农’服务”等政策还存在含义不清、割裂城乡联系，致力于把农村劳动力限定农村等局限性。这些政策多数是20世纪末的应时之策，没有顾及到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城市化。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这些政策明显过时。还用这些过时政策指导继续教育发展导向容易产生混乱。初中“普职分流”政策仅限于农村进行，城市学校不提倡“分流”，这是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产物，既是不公平的，也是阻碍农村劳动力正常转移的，不利于我国长远经济发展。
（二）继续教育应由政府和社会作为投资主体
刘易斯拐点在我国的出现有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同时随着人口的“未富先老”现象。未富先老意味着个人和家庭能够支付的教育成本有限，继续教育的资源更多地应来自政府、社会和企业，调动他们投资继续教育的机制要完善。就政府而言，未来中小学生源的减少不应该成为教育经费削减的借口，应在继续加强基础教育的同时把教育投资的重点向继续教育倾斜，把因出生率下降而剩余的教育资源用于发展继续教育。政府和社会应该进一步完善针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社会学习化的措施。各级学校、城乡的公共文化机构、媒体和社区等各种教育资源要向社会大众开放。尤其是充分发挥企业教育与培训资源，一般来说企业在非熟练工教育的培训方面更有针对性，效率相对高。政府可以通过立法、税收等手段促使企业在继续教育等方面多做工作。
（三）继续教育应成为未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
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我国劳动力的短缺会是一个常态现象，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经济发展客观要求，非熟练劳动力的社会需求会减少。基础教育为劳动力素质提升奠定基础，继续教育为劳动力素质提高提供现实条件。基础教育决定未来，继续教育决定现实，也解决未来。继续教育应成为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战略的重点。
就现实而言，继续教育还可以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提升和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熟练劳动力的目前需求还很大，但是转移还是遇到了的继续教育瓶颈：一方面在城市里出现了“用工难”现象；另一方面在农村，我国还有较多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目前有农村人口为6.7亿人，占50.32%，按目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70%估算，我国农村还有近4.7亿人口的劳动力资源可以利用。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约1.46亿，其中青年农民工近8千5百万加上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约有2.2亿人。就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而言，我国农业需要1.5亿劳动力即可。除去以上的两项，农村还有约1亿劳动力人口可以继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后续人力资源，继续教育只要能给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这l亿人口就可以转化为成为非农业劳动者。
就未来而言，继续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生产率的关键。这个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已完成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素质，以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率和职业的转化能力。二是提高人口就业的转移力度，优化劳动力资源的结构配置。通过继续教育使劳动力技能提升，有能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转移，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会更加合理，劳动生产力会加倍提高。三是延长就业年限。目前我国劳动者退休年龄太早，人力资源浪费很严重。这种状态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退休年龄的延长是必然趋势。通过职业教育使劳动者的就业技能的提升和就业年限延长，为社会和个人积累养老财富。
（四）调整继续教育结构，延长人口红利
继续教育在人才规格上要树立新的人才观，不能只立足于现实而要更看长远；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和企业产业升级的角度确立继续教育的发展方向；要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特别是中高端实用型紧缺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调整、改善、优化劳动力结构，促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身体素质延长就业年限，这样继续教育可以减缓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的人口红利逐渐枯竭的现象。这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整体素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有力措施。要按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人才的要求，深化继续教育改革，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在专业上要求其要考虑到我国未来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发展需要的中高端服务业，培养适用性人才，实现继续教育培养与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的良性循环。
【责任编辑：郭延彬】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市场；继续教育；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724 文献标识码：A
一、刘易斯拐点的理论含义
（一）刘易斯拐点的理论模型
刘易斯拐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里的基本原理，这个经济模型经过拉尼斯、费景汉等人的进一步扩展、修正和完善。这种理论认为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初期，存在着传统农业生产部门（非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部门（资本主义）二元经济结构。传统的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村的劳动力谋生困难，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工业部门生产力水平高，工业部门只要能提供大干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劳动力就开始向工业部门大量转移，此时，来自农业部门的普通劳动力处于一种“无限供给”状态，劳动力供应充足。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扩大的工业部门不断从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如图1：
横轴代表工业的发展水平，纵轴代表薪金及劳动生产率，P横线代表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力的薪金及生产率，P3横线代表工业劳动力的薪金及生产率，AS曲线代表代表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力的薪金及生产率变化曲线。这个曲线分为3个阶段，在AD1阶段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薪金上升，但是劳动力还是在不断从农村转移出来，这时劳动力比较充足，投资也比较旺盛，工业的发展比较快。AD2和AS交叉出现以后，农村转移劳动力开始减少，薪金开始上升，但总体上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薪金水平及生产率还是低于城市，AD3和AS交叉以后，城乡的薪金及生产率差异消失。从图1可以看出刘易斯拐点共有两个AD2和AD3，就当前我国而言，刘易斯拐点是指的AD2这个拐点。即农村转移出的非熟练劳动力的薪金和生产率开始上升的第一个拐点。
（二）刘易斯拐点的经济与继续教育影响
刘易斯拐点表面上是城乡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变化理论内容，但它的含义却极其丰富。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经济的增长背景发生了改变，从劳动力的角度而言，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过剩转向短缺。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来看，从依靠人口数量和结构的人口红利优势发展，转化为依靠人力资本提高的教育红利的优势发展。这一系列经济领域的变化，将最终导致继续教育事业的变化。
二、我国已跨过刘易斯拐点
（一）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的直接依据
我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6.60%，而60岁及以上占13.26%，其中65岁以上占8.87%，呈现出明显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特点。同时我国适于劳动的人口从2010年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成长，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降到2007年的894万人，降幅之大令人吃惊。与此同时，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也在减少，从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就是这种变化趋势的表现。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用工荒已经从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末，中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2011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这也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我国曾长期存在的劳动力供大干求的现象开始发生转化。伴随着普通劳动力资源的短缺，非熟练工的工资收入大幅度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一季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2173元，同比增长16.6%，城市居民的工资同比只增加了13.8%，非熟练工的工资涨幅大干一般员工。以上的变化似乎完全符合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标志。按照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二是非熟练工资率大幅度上升。
（二）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的间接依据
我国农产品的价格从2000年以后开始大幅上涨。农产品上涨的和劳动力密集程度关系密切，越是劳动力密集的农产品，上涨的幅度越大，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同时，简单劳动力的单位劳动力机会成本在大幅提高，表现在低端劳动力的价格在大幅上扬，近几年来我国建筑工、装修工及家政保姆类的工资大幅上升，甚至出现天价保姆现象。这也从间接角度论证了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
三、刘易斯拐点后的经济变化及对劳动力市场和继续教育的影响
（一）短期内非熟练劳动者的继续教育的动力下降
经济发展的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会传导到继续教育上来。从短期来看，我国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会短时间大幅度地减少。因此，短期之内我国对低端、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还将很大，相应的这些劳动力的薪酬也会有较大的增加。非熟练劳动力的职业可选择性增加，流动性更加频繁。低端劳动力一般不需要经过长期的专业培训。他们随着收入的提高，满足感加强，接受继续教育提升技能的愿望却下降了。非熟练劳动者的继续教育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这也将使我国整体劳动力素质在短期内提升的努力变得困难。
（二）提升人口的人力资本是继续教育的长远目标 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开始由充沛变得相对短缺，经济发展对人口红利的依赖，将变为对教育红利的依赖，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必然要求提升我国的劳动力素质。而我国劳动力的未来供给的最大资源还是来自农村，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大约还有1亿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但是这个转移过程遇到了教育瓶颈。同时，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对中高端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增加。这种增加的趋势是一种加速的趋势，开始时并不明显，随着产业的升级加快，这种对中高端劳动力的需求会明显加快。我国目前只是处于开始阶段，从长期看劳动力出路在于通过继续教育提高人力资本。
四、继续教育政策的调整
（一）做好义务教育为继续教育服务树立终身教育观
从短期来看，要进一步巩固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果，努力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物质条件，解决义务教育不平衡的问题。以终身教育理念指导义务教育的发展，克服中考升学取向的做法，为学生的继续教育打下基础。巩固义务教育是发展继续教育的基础。
从长期来看，继续教育政策的制订要统筹城乡均衡发展，特别要注意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现象。必需解决当前我国继续教育政策仍然存在城乡“二元割裂”的现象。我国的教育政策总体上还存在“城市中心”倾向。目前农村继续教育发展政策还存在着把农村学生束缚在农村本地的倾向。如“三教统筹”、“绿色证书”、“农村教育为‘三农’服务”等政策还存在含义不清、割裂城乡联系，致力于把农村劳动力限定农村等局限性。这些政策多数是20世纪末的应时之策，没有顾及到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城市化。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这些政策明显过时。还用这些过时政策指导继续教育发展导向容易产生混乱。初中“普职分流”政策仅限于农村进行，城市学校不提倡“分流”，这是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产物，既是不公平的，也是阻碍农村劳动力正常转移的，不利于我国长远经济发展。
（二）继续教育应由政府和社会作为投资主体
刘易斯拐点在我国的出现有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同时随着人口的“未富先老”现象。未富先老意味着个人和家庭能够支付的教育成本有限，继续教育的资源更多地应来自政府、社会和企业，调动他们投资继续教育的机制要完善。就政府而言，未来中小学生源的减少不应该成为教育经费削减的借口，应在继续加强基础教育的同时把教育投资的重点向继续教育倾斜，把因出生率下降而剩余的教育资源用于发展继续教育。政府和社会应该进一步完善针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社会学习化的措施。各级学校、城乡的公共文化机构、媒体和社区等各种教育资源要向社会大众开放。尤其是充分发挥企业教育与培训资源，一般来说企业在非熟练工教育的培训方面更有针对性，效率相对高。政府可以通过立法、税收等手段促使企业在继续教育等方面多做工作。
（三）继续教育应成为未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
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我国劳动力的短缺会是一个常态现象，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经济发展客观要求，非熟练劳动力的社会需求会减少。基础教育为劳动力素质提升奠定基础，继续教育为劳动力素质提高提供现实条件。基础教育决定未来，继续教育决定现实，也解决未来。继续教育应成为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战略的重点。
就现实而言，继续教育还可以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提升和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熟练劳动力的目前需求还很大，但是转移还是遇到了的继续教育瓶颈：一方面在城市里出现了“用工难”现象；另一方面在农村，我国还有较多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目前有农村人口为6.7亿人，占50.32%，按目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70%估算，我国农村还有近4.7亿人口的劳动力资源可以利用。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约1.46亿，其中青年农民工近8千5百万加上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约有2.2亿人。就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而言，我国农业需要1.5亿劳动力即可。除去以上的两项，农村还有约1亿劳动力人口可以继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后续人力资源，继续教育只要能给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这l亿人口就可以转化为成为非农业劳动者。
就未来而言，继续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生产率的关键。这个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已完成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素质，以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率和职业的转化能力。二是提高人口就业的转移力度，优化劳动力资源的结构配置。通过继续教育使劳动力技能提升，有能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转移，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会更加合理，劳动生产力会加倍提高。三是延长就业年限。目前我国劳动者退休年龄太早，人力资源浪费很严重。这种状态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退休年龄的延长是必然趋势。通过职业教育使劳动者的就业技能的提升和就业年限延长，为社会和个人积累养老财富。
（四）调整继续教育结构，延长人口红利
继续教育在人才规格上要树立新的人才观，不能只立足于现实而要更看长远；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和企业产业升级的角度确立继续教育的发展方向；要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特别是中高端实用型紧缺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调整、改善、优化劳动力结构，促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身体素质延长就业年限，这样继续教育可以减缓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的人口红利逐渐枯竭的现象。这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整体素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有力措施。要按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人才的要求，深化继续教育改革，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在专业上要求其要考虑到我国未来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发展需要的中高端服务业，培养适用性人才，实现继续教育培养与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的良性循环。
【责任编辑：郭延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