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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作家老舍育有三女一子，受父亲的影响，几个孩子均乐观待人，豁达处事，坦然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笔者曾采访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她说父亲留给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写作起来无比严肃，可只要一笑，所有人都能感到快乐。”
家有小活神仙
1933年，老舍夫妻俩有了大女儿舒济，1935年，儿子舒乙出生。家里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闹腾的程度可想而知。母亲给几个年幼的孩子都定了规矩，丈夫创作时，谁也不能打搅。有时创作完，见几个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不敢吵闹，老舍于心不忍，主动逗他们玩，逗他们笑，有时把女儿举起来，或是陪儿子画画，总之，不创作的时候，老舍绝对是个慈父。
日子很苦，有孩子也很闹腾，但老舍从孩子们身上找到了甜蜜和幸福。他曾说：“小孩子的确是小活神仙，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在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父亲的这种幽默开朗，让年幼的舒济和弟弟在一种完全无压力的状态下长大，以至于后来，不管面临多么大的困境，他们忆起的总是父亲一脸慈爱的笑容。
1937年，老舍的二女儿舒雨出生。也就是在这时候，“七七”事变发生，老舍接到了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带着妻儿前往济南。看着百姓在战火中颠沛流离，老舍总想做些什么。最终，他选择一个人外出，辗转于武汉、重庆两地，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妻子则返回北平教书，养活一家老小。
凡事看开点总不为过
老舍在前线用文字作战，妻子在后方养活一家老小。1943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几个孩子渐渐大了，妻子便拖儿带女地投奔在重庆的丈夫。
七八岁的时候，舒乙爱上了画画，经常在家写写画画。老舍知道后很赞成：“把自己所看到的世界画出来，不管美丑，都是一种成功。”为了鼓励孩子画画，只要有客人来，老舍都会拿出小儿的画给客人看，变着法子鼓励孩子。一次，舒乙在山头上写生，父亲老舍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指点道：“这里的线条浅了些，那里的颜色应该亮些。”舒乙笑着问：“爸爸，你懂画吗？你不是说你是‘画痴’，一点也不懂吗？”老舍坦白地承认了：“我不会画，可我知道怎么画好看，文学和画画理是相通的，只是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正是因为年幼时打下的基础，舒乙退休后又开始学习绘画，虽然没有师从任何画派，但却有自己的风格，曾先后举办了12次画展。
重庆的家很破旧，冬冷夏热，最大的问题就是老鼠多。朋友来后，劝他们：“想办法治一治，这样下去，老鼠多了，书稿都被咬坏了，多可惜。”甚至帮着想出了很多除鼠的办法。老舍听后笑了笑：“这些小东西，住在我们家也不容易，只能吃些粗陋的东西，如果再把它们赶走，它们连家都没有了。”不仅如此，老舍还为书房取名“多鼠斋”，幽默待之，一笑待之。
在父亲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几个孩子过得都很快乐。老舍觉得这种快乐还不够，他能做的就是让几个孩子快乐一些，再快乐一些。
一次，舒济问道：“爸爸，听说你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让你朋友笑得把盐当成了糖放进了茶里，是不是？”老舍点点头，当时创作《赵子曰》时，读给朋友宁恩承听，他听后，笑得几乎岔了气，把盐当成糖放进了茶里。几个孩子听了哈哈大笑：“盐放进茶里是什么味道呀？好不好喝？”老舍俏皮地说：“那味道一言难尽，如果不信，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不过以盐佐茶也是一种滋味，如果好喝，反而创造了另外一种泡茶技能。”幽暗的灯光下，几个孩子围在父亲身边，听他说着种种趣事。
正是因为平日里有这些温馨快乐的细节，此后不管面对什么事，几个孩子都能做到坦然面对。
最小的石头也有用处
1945年，小女儿舒立出生。家有4个孩子，热闹翻了一倍。渐渐地，几个孩子大了，从事着和文学不同的专业。舒济曾问父亲：“我们都没有继承你的衣钵，你遗憾吗？”老舍摇摇头：“从事文字工作是辛苦的，这份苦累，常人难以體会，你们能有各自的生活，不受我的影响，实现自我，我很欣慰，何来遗憾，即使最小的石头，也用它的用处。再者说我也只是一个从事文字的匠人，和花匠、木匠一样，把自己的事做好，无所谓继承不继承，只是写几个文字，娱人娱己而已。”有了父亲的这句话，舒济选择了物理，舒乙选择了化学，舒雨选择了研究德国文学和德国文化，舒立之后成了北京联合大学的一名老师。4个孩子都偏向于理工科，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和父亲的交流。
1966年前后，几个孩子均先后有了各自的事业。对于老舍来说，最开心的就是几个孩子回家，每个人聊着各自的工作和学业。很多东西，老舍不懂，便追问着孩子，从老师变成了学生。舒乙曾对父亲说：“爸爸，你比我们好学。”老舍笑了笑：“不懂就要问，不懂装懂是呆子。”
“文革”结束，舒家人有了稳定的生活。1984年5月，老舍住了16年的丰盛胡同10号也成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老舍故居。自从担任“老舍纪念馆”馆长以来，只要身体允许，她就会过去看看。有生之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护好这里的一切，让老舍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
家有小活神仙
1933年，老舍夫妻俩有了大女儿舒济，1935年，儿子舒乙出生。家里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闹腾的程度可想而知。母亲给几个年幼的孩子都定了规矩，丈夫创作时，谁也不能打搅。有时创作完，见几个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不敢吵闹，老舍于心不忍，主动逗他们玩，逗他们笑，有时把女儿举起来，或是陪儿子画画，总之，不创作的时候，老舍绝对是个慈父。
日子很苦，有孩子也很闹腾，但老舍从孩子们身上找到了甜蜜和幸福。他曾说：“小孩子的确是小活神仙，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在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父亲的这种幽默开朗，让年幼的舒济和弟弟在一种完全无压力的状态下长大，以至于后来，不管面临多么大的困境，他们忆起的总是父亲一脸慈爱的笑容。
1937年，老舍的二女儿舒雨出生。也就是在这时候，“七七”事变发生，老舍接到了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带着妻儿前往济南。看着百姓在战火中颠沛流离，老舍总想做些什么。最终，他选择一个人外出，辗转于武汉、重庆两地，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妻子则返回北平教书，养活一家老小。
凡事看开点总不为过
老舍在前线用文字作战，妻子在后方养活一家老小。1943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几个孩子渐渐大了，妻子便拖儿带女地投奔在重庆的丈夫。
七八岁的时候，舒乙爱上了画画，经常在家写写画画。老舍知道后很赞成：“把自己所看到的世界画出来，不管美丑，都是一种成功。”为了鼓励孩子画画，只要有客人来，老舍都会拿出小儿的画给客人看，变着法子鼓励孩子。一次，舒乙在山头上写生，父亲老舍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指点道：“这里的线条浅了些，那里的颜色应该亮些。”舒乙笑着问：“爸爸，你懂画吗？你不是说你是‘画痴’，一点也不懂吗？”老舍坦白地承认了：“我不会画，可我知道怎么画好看，文学和画画理是相通的，只是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正是因为年幼时打下的基础，舒乙退休后又开始学习绘画，虽然没有师从任何画派，但却有自己的风格，曾先后举办了12次画展。
重庆的家很破旧，冬冷夏热，最大的问题就是老鼠多。朋友来后，劝他们：“想办法治一治，这样下去，老鼠多了，书稿都被咬坏了，多可惜。”甚至帮着想出了很多除鼠的办法。老舍听后笑了笑：“这些小东西，住在我们家也不容易，只能吃些粗陋的东西，如果再把它们赶走，它们连家都没有了。”不仅如此，老舍还为书房取名“多鼠斋”，幽默待之，一笑待之。
在父亲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几个孩子过得都很快乐。老舍觉得这种快乐还不够，他能做的就是让几个孩子快乐一些，再快乐一些。
一次，舒济问道：“爸爸，听说你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让你朋友笑得把盐当成了糖放进了茶里，是不是？”老舍点点头，当时创作《赵子曰》时，读给朋友宁恩承听，他听后，笑得几乎岔了气，把盐当成糖放进了茶里。几个孩子听了哈哈大笑：“盐放进茶里是什么味道呀？好不好喝？”老舍俏皮地说：“那味道一言难尽，如果不信，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不过以盐佐茶也是一种滋味，如果好喝，反而创造了另外一种泡茶技能。”幽暗的灯光下，几个孩子围在父亲身边，听他说着种种趣事。
正是因为平日里有这些温馨快乐的细节，此后不管面对什么事，几个孩子都能做到坦然面对。
最小的石头也有用处
1945年，小女儿舒立出生。家有4个孩子，热闹翻了一倍。渐渐地，几个孩子大了，从事着和文学不同的专业。舒济曾问父亲：“我们都没有继承你的衣钵，你遗憾吗？”老舍摇摇头：“从事文字工作是辛苦的，这份苦累，常人难以體会，你们能有各自的生活，不受我的影响，实现自我，我很欣慰，何来遗憾，即使最小的石头，也用它的用处。再者说我也只是一个从事文字的匠人，和花匠、木匠一样，把自己的事做好，无所谓继承不继承，只是写几个文字，娱人娱己而已。”有了父亲的这句话，舒济选择了物理，舒乙选择了化学，舒雨选择了研究德国文学和德国文化，舒立之后成了北京联合大学的一名老师。4个孩子都偏向于理工科，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和父亲的交流。
1966年前后，几个孩子均先后有了各自的事业。对于老舍来说，最开心的就是几个孩子回家，每个人聊着各自的工作和学业。很多东西，老舍不懂，便追问着孩子，从老师变成了学生。舒乙曾对父亲说：“爸爸，你比我们好学。”老舍笑了笑：“不懂就要问，不懂装懂是呆子。”
“文革”结束，舒家人有了稳定的生活。1984年5月，老舍住了16年的丰盛胡同10号也成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老舍故居。自从担任“老舍纪念馆”馆长以来，只要身体允许，她就会过去看看。有生之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护好这里的一切，让老舍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