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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活中有些概念就是很难说清楚。比如说智与愚吧,孰好孰坏,还真是莫衷一是。我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您说“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些都被看作是我俩主张愚民政治的铁证。我怎么可能主张愚民政治呢?我创办私学,弟子三千,有教无类,不就是为了开启民智吗?您说呢?
老子:大家对我们的误解,有其缘由。两千多年了,愚民政治是历朝政治的基调。而且,我们当时著书立说,一是用文言,二是没有句读。再说,我当时为了赶路,一心只想快点写完,用字也格外俭省,造成误解也在所难免。要是让我用今天的白话文来重写,我会把你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写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凡是符合天道的、法律不禁止的事情,民众都有权可以自由地去做;凡是法律禁止的、不正当不可做的事情,必须有明令在前,让民众心里有数。法律不能追究既往。
孔子:您这样解释,正是太智慧了。那我能把您的“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重写为“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吗?意思是古时以道治国的执政者,不是向民众展现自己的智谋,而是向民众展现自己的厚朴。这样理解可以吗?
老子:你解释得很好,这正是我的本意。否则,我怎么会指责“用智谋治国的统治者”为“国家的公贼”呢?我若是主张愚民政治,必然也应该主张以智谋治国。但是,我绝对不赞成以智治国。
孔子:反对愚民政治,这是我们俩的共同立场。这很好理解。我不太理解的是,您为什么反对以智治国呢?
老子:反对愚民政治,也必然要反对以智治国。以智治国是基于“上智下愚”的立论,因而必然是把民众当傻瓜。在以智治国下,即使民众不是傻瓜,也要用智谋把民众变成傻瓜;即使统治者很蠢笨,也要打扮得很智慧;即使很无知,也要拿个博学的证书。以智治国还留下一个痼疾,那就是制造刁民。
孔子:以智治国反而会造就刁民?我对刁民是很反感的。在他们身上,一点都看不到君子的美德。
老子:虽然一些刁民的极端做法很不可取,但是我对他们还是充满同情。刁民若有什么错的话,原因不在他们身上。和愚民一样,两者都是以智治国的产物。以智治国,先造就愚民,进而造就刁民。
孔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宪政民主国家就没有刁民吗?刁民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老子:在宪政法治的国家,并不存在所谓的刁民。如果民众用合法的正当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官员不论有多大的“被刁难感”,也不能称这些人为刁民。如果民众违反法律,那就按法律程序解决问题,也无所谓刁民了。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可通过选举驾驭官员,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沦为刁民。刁民只盛产于没有法治的以智治国的国度。可以说,刁民是中国的特产。许多刁民可能正是社会中最早觉醒、并用智谋捍卫自己权利的人,也是那些常常不配合官府恶行、刁难官吏的人。刁民对应的是恶吏。贪官恶吏常常通过“归罪”刁民来掩饰自己的无能、过失和腐败。国人常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如果政治制度把国家变成穷山恶水,如果政体提供的是穷山恶水般的制度环境,那一定少不了刁民。刁的程度与刁民的数量是官风官德、乃至政体好坏的指示器。刁民是失道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在以智治国的政体下,统治者认为民众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完全多余的。统治者假装是天底下最聪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假装老百姓是最糊涂的。他们总以为自己没有不明白的,老百姓没有明白的。统治者自认为有足够的智慧去洞察民间的利益要求,并能够作出通盘考虑和安排,所以根本不必调动民间的智慧。既然掌权者在智慧上高高在上,民众当然就只有服从的份。以智治国的统治者不仅不让民众知道他们所应当知道的,还逼迫他们知道他们不必知道的,甚至喋喋不休地宣传教育愚弄导向,在手段上用心计耍权谋,搞钓鱼执法政策偷袭,用各种阴招鱼肉百姓。
孔子:如果统治者不用智慧来治国,难道要用愚拙来治国?您注意到没有,老百姓往往喜欢“聪明的”、“足智多谋”的统治者。
老子:在我的字典里,智不是褒义,愚也不是贬义。事实上,愚也有被当作褒义的传统。你看,人们对“愚”的看法常常非常正面。有叫大智若愚的,没有叫大智若蠢的。当政的人显得愚拙,不是缺点;要是不聪明装聪明,那才坏事。耍智使谋,貌似聪明,实为蠢。不去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的蒙蔽百姓,表面上显得很愚笨,但实际上却是最明智的。
你说得对,民众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容易被有智谋的、巧言令色的统治者所蛊惑。我认为,明智的民众永远不要期盼最智慧的人当政。即使执政者很有智慧,民众也要对他的智慧加以质疑、贬低、藐视。只有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文化,智才无法把权引上邪路。
孔子:即便您反对统治者使用智谋,但若是君王们都智慧一些,百姓不就可以不操那么多的心吗?
老子:好的制度能够把朝野的智慧加在一起,执政者无法用自己的小小智谋去压制民众身上的全部智慧。以统治者有限的智谋,来对付全体民众无限的智慧,必然捉襟见肘,并造成全社会的智慧短缺,造成行为扭曲。结果是统治者并不去认真治理国家,而是把全部的心智都用来对付老百姓。这样的国家必然难治。我给你念个流行的段子:上联: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下骗上节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皆大欢喜。你说,谁是智谋角力的赢家?
所以,最好的制度是那些让每一个普通人把自己的才智都充分发挥出来的制度。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不同的制度对待民众智慧的态度完全不同。以智治国的制度做的是减法,用极少数统治者的智慧去减损、压制绝大多数民众的智慧,并且激发民众的逆反智慧。以愚治国的制度用的是加法,它把执政者与民众的智慧合加在一起,执政者以吸纳民众的智慧为智慧,从而得到更大的智慧,执政者与民众的智慧良性互动,融为一体,互相包容,互相激发。总之,若民众的智慧屈从于统治者的智慧,国家便每况愈下;若统治者的智慧服从于民众的智慧,国家便每况愈上。
老子:大家对我们的误解,有其缘由。两千多年了,愚民政治是历朝政治的基调。而且,我们当时著书立说,一是用文言,二是没有句读。再说,我当时为了赶路,一心只想快点写完,用字也格外俭省,造成误解也在所难免。要是让我用今天的白话文来重写,我会把你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写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凡是符合天道的、法律不禁止的事情,民众都有权可以自由地去做;凡是法律禁止的、不正当不可做的事情,必须有明令在前,让民众心里有数。法律不能追究既往。
孔子:您这样解释,正是太智慧了。那我能把您的“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重写为“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吗?意思是古时以道治国的执政者,不是向民众展现自己的智谋,而是向民众展现自己的厚朴。这样理解可以吗?
老子:你解释得很好,这正是我的本意。否则,我怎么会指责“用智谋治国的统治者”为“国家的公贼”呢?我若是主张愚民政治,必然也应该主张以智谋治国。但是,我绝对不赞成以智治国。
孔子:反对愚民政治,这是我们俩的共同立场。这很好理解。我不太理解的是,您为什么反对以智治国呢?
老子:反对愚民政治,也必然要反对以智治国。以智治国是基于“上智下愚”的立论,因而必然是把民众当傻瓜。在以智治国下,即使民众不是傻瓜,也要用智谋把民众变成傻瓜;即使统治者很蠢笨,也要打扮得很智慧;即使很无知,也要拿个博学的证书。以智治国还留下一个痼疾,那就是制造刁民。
孔子:以智治国反而会造就刁民?我对刁民是很反感的。在他们身上,一点都看不到君子的美德。
老子:虽然一些刁民的极端做法很不可取,但是我对他们还是充满同情。刁民若有什么错的话,原因不在他们身上。和愚民一样,两者都是以智治国的产物。以智治国,先造就愚民,进而造就刁民。
孔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宪政民主国家就没有刁民吗?刁民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老子:在宪政法治的国家,并不存在所谓的刁民。如果民众用合法的正当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官员不论有多大的“被刁难感”,也不能称这些人为刁民。如果民众违反法律,那就按法律程序解决问题,也无所谓刁民了。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可通过选举驾驭官员,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沦为刁民。刁民只盛产于没有法治的以智治国的国度。可以说,刁民是中国的特产。许多刁民可能正是社会中最早觉醒、并用智谋捍卫自己权利的人,也是那些常常不配合官府恶行、刁难官吏的人。刁民对应的是恶吏。贪官恶吏常常通过“归罪”刁民来掩饰自己的无能、过失和腐败。国人常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如果政治制度把国家变成穷山恶水,如果政体提供的是穷山恶水般的制度环境,那一定少不了刁民。刁的程度与刁民的数量是官风官德、乃至政体好坏的指示器。刁民是失道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在以智治国的政体下,统治者认为民众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完全多余的。统治者假装是天底下最聪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假装老百姓是最糊涂的。他们总以为自己没有不明白的,老百姓没有明白的。统治者自认为有足够的智慧去洞察民间的利益要求,并能够作出通盘考虑和安排,所以根本不必调动民间的智慧。既然掌权者在智慧上高高在上,民众当然就只有服从的份。以智治国的统治者不仅不让民众知道他们所应当知道的,还逼迫他们知道他们不必知道的,甚至喋喋不休地宣传教育愚弄导向,在手段上用心计耍权谋,搞钓鱼执法政策偷袭,用各种阴招鱼肉百姓。
孔子:如果统治者不用智慧来治国,难道要用愚拙来治国?您注意到没有,老百姓往往喜欢“聪明的”、“足智多谋”的统治者。
老子:在我的字典里,智不是褒义,愚也不是贬义。事实上,愚也有被当作褒义的传统。你看,人们对“愚”的看法常常非常正面。有叫大智若愚的,没有叫大智若蠢的。当政的人显得愚拙,不是缺点;要是不聪明装聪明,那才坏事。耍智使谋,貌似聪明,实为蠢。不去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的蒙蔽百姓,表面上显得很愚笨,但实际上却是最明智的。
你说得对,民众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容易被有智谋的、巧言令色的统治者所蛊惑。我认为,明智的民众永远不要期盼最智慧的人当政。即使执政者很有智慧,民众也要对他的智慧加以质疑、贬低、藐视。只有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文化,智才无法把权引上邪路。
孔子:即便您反对统治者使用智谋,但若是君王们都智慧一些,百姓不就可以不操那么多的心吗?
老子:好的制度能够把朝野的智慧加在一起,执政者无法用自己的小小智谋去压制民众身上的全部智慧。以统治者有限的智谋,来对付全体民众无限的智慧,必然捉襟见肘,并造成全社会的智慧短缺,造成行为扭曲。结果是统治者并不去认真治理国家,而是把全部的心智都用来对付老百姓。这样的国家必然难治。我给你念个流行的段子:上联: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下骗上节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皆大欢喜。你说,谁是智谋角力的赢家?
所以,最好的制度是那些让每一个普通人把自己的才智都充分发挥出来的制度。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不同的制度对待民众智慧的态度完全不同。以智治国的制度做的是减法,用极少数统治者的智慧去减损、压制绝大多数民众的智慧,并且激发民众的逆反智慧。以愚治国的制度用的是加法,它把执政者与民众的智慧合加在一起,执政者以吸纳民众的智慧为智慧,从而得到更大的智慧,执政者与民众的智慧良性互动,融为一体,互相包容,互相激发。总之,若民众的智慧屈从于统治者的智慧,国家便每况愈下;若统治者的智慧服从于民众的智慧,国家便每况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