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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是目前为止日本文学史上仅有的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坛巨匠。两位作家借着自己精心准备的演说辞，将日本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统一展现于全世界。
关键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我在美丽的日本》；《我在暧昧的日本》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29-03
川端康成是继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后摘取世界文坛丹桂的第二位亚洲人，通过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辞《我在美丽的日本》，他向全世界展示了日本式的美，而比川端小36岁的大江健三郎作为第二位荣膺此奖的日本作家，通过其演说辞《我在暧昧的日本》，站在全人类的面前反思日本文化。
虽然两人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的境遇却不尽相同。川端康成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巅峰人物，在日本国内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地位。相比之下，大江健三郎在国外的名气则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虽然大江成名较早，但因为其所谓的“左倾”思想而受到日本文学界的种种压制，正如大江自己说的，他在日本是一个差点被读者遗忘的作家。如果说川端的作品凭借其传统的日本特色打动了瑞典学院的院士们，那么大江的作品则以现代性和国际性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
一、时代背景
1968年川端康成的获奖，要在冷战开始、东西方文化对立的背景下把握。川端的作品大多完成于二战结束后的40、50年代，二战的失败，让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梦化为泡影，再加上随之而来西方强势文化的大量涌入，使得日本传统文化遭到沉重的打击。也正是在这种氛围笼罩之下，川端完成了获奖作品的创作。瑞典皇家文学院在其颁奖辞中，对他给与了这样的评价：“川端先生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这份奖状，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可以说，川端之所以能够摘得桂冠，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在独到、准确地把握日本人心灵精髓的基础上，将日本传统文化谱写成了一曲具有异国情调的哀艳挽歌。对于西方人，他扮演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他者，所以瑞典学院和他的关系如异性之恋。
然而岁月如流，26年后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作家再次登上领奖台，此次的获奖则要在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以及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之下考察。此时世界进入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虽然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仍然存在，但已俨然朝着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大方向发展。瑞典学院将此次的奖项颁发给大江，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的转变，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希望东方世界能以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方式探索新的民族文化。大江在他的作品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根基，勾勒出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从而引起共鸣。因此，在瑞典学院眼里，大江是一个被认可的新人，他们的关系似同性相惜。
二、创作风格
在自身经历中的“孤儿根性”和“畸婴体验”是两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楚。这种悲惨的遭遇实属人生之大不幸，但也正是这种人生的寂寞和悲痛，给两人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的一个医生家庭。在他幼年时期，父母、姐姐和祖母便相继离世，15岁时，与他相依为命、双目失明的祖父也溘然长逝。穿过童年的悲苦和少年的彷徨，直到成长为一个青年步入社会时，又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所带来的社会大动荡。这些遭遇使得川端的性格自幼便附上了浓郁的孤儿伤感禀性。而这种“孤儿根性”又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人生观和文学作品之中。川端同情和他有过同样经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年轻而美丽的女性，常常以她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描写她们的纯洁与不幸。从先前作品中所显示的孤儿内心的恐怖，到后期作品中的凄凉的感觉，都反映了川端对爱的渴望以及对这一失缺的弥补。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刚进入小学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小学三年级，父亲和祖母相继去世，这是大江人生中遭受的第一个打击。12岁时升入大濑中学，适逢日本战败后新宪法的颁布与实施以及和平民主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之时，这对大江基本政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1963年先天性头盖骨缺陷的畸婴—大江光的诞生，和同年夏季参加调查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广岛之行，对大江的触动很大，成为他生活和创作的转折点，他开始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诚如大江在演说辞中所讲：“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面对畸婴的降生，今后应如何抚育这个残疾的幼小生命，承担起作为人父的责任，对于大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也直接催生了《个人的体验》以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两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大江在写自己的同时，也在写全世界，写全人类，他将人物的命运置身于社会历史当中，使之升华到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深刻境界。
三、文化资源
川端康成大学时期主修国文，受日本古典文学特别是《源氏物语》的影响较深，因此他钟情于日本传统的风雅精神。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说时，川端身穿和服，用优美的日文将日本的文化展示给全世界的读者。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中，川端一共谈到18位有名有姓的日本文化名人，然而却没有提及任何一位西方作家。他通过介绍道元、明惠、良宽、西行、一休禅师的和歌，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的小说、《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枕草子》的古典传统，以及东洋画、花道、茶道的精神，深入细致地剖析了日本区别于西方的“美的传统”，以幽玄的言辞，给自己的国家披上神秘的美丽面纱。
比起川端，大学时期主修法文和法国文学，在斯德哥尔摩用英文宣读演说辞的大江却坦言自己深受西方文化资源的影响。诚如《颁奖辞》中强调大江“受到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样，在其演说辞中，他首先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以及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游记》为开篇，将自己和西方文学巧妙地连接在一起。然后高度赞扬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文学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并承认他的小说《燃烧的绿树》中每一处都投下了叶芝诗歌意象的影子。紧接着，在全篇内容里不断地谈及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作家以及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以此来阐明自己和西方文化资源的深厚渊源。 四、美学意识
川端康成以表现日本传统之美而闻名。他在继承日本传统美学的基础上，注重吸收20世纪初西方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法：“即从精神分析派在分析梦时使用的一种叫‘自由联想’的方法所引导出的主观的、直观的、感觉的新表现法的暗示。”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1968年在《我在美丽的日本》这篇优美的演说辞中。川端用一抹淡淡的幽玄的文学底色构筑了一幅日本古典传统的绚丽画卷，向世界展示了日本式的美。
首先，《我在美丽的日本》以道元禅师的“春花秋月夏杜鹃，冬雪寂寂溢清寒”为开篇，依次介绍了明惠、西行等诗僧的和歌，围绕这些和歌，川端阐述了歌人的自然观，并将读者带入一个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学境界。其次，在这篇演说辞中，川端引用一休禅师的和歌以及“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不立文字”等禅宗理念，分析了禅的精神与日本文艺的创造、鉴赏的关系。他说有的评论家说他的作品是虚无的，但是“这种无，不是西方的虚无，相反，是万有自在的空，是无边无际无尽藏的心灵宇宙”。也就是说，日本式的“无”包含着无限之心，在这一无尽藏的世界中孕育出日本的和歌、茶道、花道等传统文化，这与禅宗的精神是相通的。
相对于川端康成，拯救，是大江健三郎创作的心路历程。大江的小说，包括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辞，都呈现出一种以个人体验的审美感受为根基、以边缘存在的伦理抉择为枝干、以面向灵魂拯救的信仰之旅为果实的独特叙事美学。
边缘存在中的艰难抉择，大江在其演说辞中提到：“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简短的几句话，极为准确地概括出战后日本的尴尬处境和日本人的生存困境。在此困境中，大江尝试着将西方存在主义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与东方传统伦理交相融汇，以荒诞滑稽的笔调，凸显存在之痛与抉择之难。
五、战争理念
20世纪的前半叶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而川端和大江都目睹并体验过世界大战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但是，由于两人迥异的个性和文学观，以至于在同样的战争背景下，他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川端康成先天体质孱弱，加上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养成了他抑郁孤僻的内向性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川端忙于学业，沉湎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那时在日本文坛已经享有盛誉的他，也只是采取了“最消极的抵抗”。在川端的演说辞《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文中，他通过引用诸多古典文学诗词，来抒发自己对于日本这个民族的美的体验。从禅宗，到茶道、园林、盆景，甚至古伊贺陶瓷，都不忘向西方世界做一番介绍，但对于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的侵略战争，他却只字未提。由于自身的“孤儿根性”和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的影响，在艺术与战时生活的相克之中，他抱着一种悠然忘我的态度，企图保持着超然的心灵境界，钻进古典文学传统中去寻找归宿。对于川端而言，对战争的反思，就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唤醒。
与川端相反，大江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对战争的痛心和深深的反思之情，以及战后面对西方经济、文化、政治冲击的思考。
大江演说辞的题目戏仿川端的题目，只改了一个词，成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美丽”被换成了“暧昧”，大江是想说明当时的日本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内的一种尴尬处境，即日本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两极对立。接着他努力拆解使日本变得“暧昧”的装置，显现其中真实的危机。大江认为，不仅是文化，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危机，战争便是其中之一。日本进入工业化比较早，而此后经济上的发达，殖民潮的影响，再加上军国主义扩张势力的阴谋，把日本一步步拖入侵略战争的罪恶深渊，这使得那些曾背负过战争创伤的“战后文学者”们不得不深刻地反省。在其演说辞中，大江指出：“……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出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愿站在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行列的末尾，直至今日。”为此，他毅然谢绝了由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以最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全人类关注的反对核试验、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运动中，用行动证明着他的誓言。
面对这两位日本文学界的大师，可以说，川端是日本战后文坛的领军人物，他将日本文学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其作品是日本文学“民族性”的集中体现；而他的晚辈大江像一个勇敢的探索者，他超越了本民族的纯文学轨道，带着“世界模式”的日本现代文学，带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硕果直接与西方对话。这两位文坛巨擎借着代表至高荣誉的领奖台，借着自己精心准备的演说辞，将日本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统一展现于全世界。
参考文献：
〔1〕叶渭渠.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万之.日本文学之美—从川端康成到大江健三郎[J].书屋，2009，（12）.
〔3〕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M].东京：岩波新书，2010.
4〕歇尔·耶思普玛基.颁奖辞[A].广岛札记/大江健三郎作品集[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5〕川端康成.新作家新倾向解释[A].王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M].东京：讲谈社，2011.
关键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我在美丽的日本》；《我在暧昧的日本》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29-03
川端康成是继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后摘取世界文坛丹桂的第二位亚洲人，通过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辞《我在美丽的日本》，他向全世界展示了日本式的美，而比川端小36岁的大江健三郎作为第二位荣膺此奖的日本作家，通过其演说辞《我在暧昧的日本》，站在全人类的面前反思日本文化。
虽然两人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的境遇却不尽相同。川端康成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巅峰人物，在日本国内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地位。相比之下，大江健三郎在国外的名气则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虽然大江成名较早，但因为其所谓的“左倾”思想而受到日本文学界的种种压制，正如大江自己说的，他在日本是一个差点被读者遗忘的作家。如果说川端的作品凭借其传统的日本特色打动了瑞典学院的院士们，那么大江的作品则以现代性和国际性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
一、时代背景
1968年川端康成的获奖，要在冷战开始、东西方文化对立的背景下把握。川端的作品大多完成于二战结束后的40、50年代，二战的失败，让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梦化为泡影，再加上随之而来西方强势文化的大量涌入，使得日本传统文化遭到沉重的打击。也正是在这种氛围笼罩之下，川端完成了获奖作品的创作。瑞典皇家文学院在其颁奖辞中，对他给与了这样的评价：“川端先生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这份奖状，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可以说，川端之所以能够摘得桂冠，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在独到、准确地把握日本人心灵精髓的基础上，将日本传统文化谱写成了一曲具有异国情调的哀艳挽歌。对于西方人，他扮演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他者，所以瑞典学院和他的关系如异性之恋。
然而岁月如流，26年后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作家再次登上领奖台，此次的获奖则要在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以及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之下考察。此时世界进入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虽然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仍然存在，但已俨然朝着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大方向发展。瑞典学院将此次的奖项颁发给大江，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的转变，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希望东方世界能以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方式探索新的民族文化。大江在他的作品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根基，勾勒出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从而引起共鸣。因此，在瑞典学院眼里，大江是一个被认可的新人，他们的关系似同性相惜。
二、创作风格
在自身经历中的“孤儿根性”和“畸婴体验”是两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楚。这种悲惨的遭遇实属人生之大不幸，但也正是这种人生的寂寞和悲痛，给两人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的一个医生家庭。在他幼年时期，父母、姐姐和祖母便相继离世，15岁时，与他相依为命、双目失明的祖父也溘然长逝。穿过童年的悲苦和少年的彷徨，直到成长为一个青年步入社会时，又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所带来的社会大动荡。这些遭遇使得川端的性格自幼便附上了浓郁的孤儿伤感禀性。而这种“孤儿根性”又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人生观和文学作品之中。川端同情和他有过同样经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年轻而美丽的女性，常常以她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描写她们的纯洁与不幸。从先前作品中所显示的孤儿内心的恐怖，到后期作品中的凄凉的感觉，都反映了川端对爱的渴望以及对这一失缺的弥补。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刚进入小学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小学三年级，父亲和祖母相继去世，这是大江人生中遭受的第一个打击。12岁时升入大濑中学，适逢日本战败后新宪法的颁布与实施以及和平民主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之时，这对大江基本政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1963年先天性头盖骨缺陷的畸婴—大江光的诞生，和同年夏季参加调查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广岛之行，对大江的触动很大，成为他生活和创作的转折点，他开始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诚如大江在演说辞中所讲：“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面对畸婴的降生，今后应如何抚育这个残疾的幼小生命，承担起作为人父的责任，对于大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也直接催生了《个人的体验》以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两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大江在写自己的同时，也在写全世界，写全人类，他将人物的命运置身于社会历史当中，使之升华到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深刻境界。
三、文化资源
川端康成大学时期主修国文，受日本古典文学特别是《源氏物语》的影响较深，因此他钟情于日本传统的风雅精神。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说时，川端身穿和服，用优美的日文将日本的文化展示给全世界的读者。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中，川端一共谈到18位有名有姓的日本文化名人，然而却没有提及任何一位西方作家。他通过介绍道元、明惠、良宽、西行、一休禅师的和歌，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的小说、《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枕草子》的古典传统，以及东洋画、花道、茶道的精神，深入细致地剖析了日本区别于西方的“美的传统”，以幽玄的言辞，给自己的国家披上神秘的美丽面纱。
比起川端，大学时期主修法文和法国文学，在斯德哥尔摩用英文宣读演说辞的大江却坦言自己深受西方文化资源的影响。诚如《颁奖辞》中强调大江“受到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样，在其演说辞中，他首先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以及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游记》为开篇，将自己和西方文学巧妙地连接在一起。然后高度赞扬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文学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并承认他的小说《燃烧的绿树》中每一处都投下了叶芝诗歌意象的影子。紧接着，在全篇内容里不断地谈及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作家以及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以此来阐明自己和西方文化资源的深厚渊源。 四、美学意识
川端康成以表现日本传统之美而闻名。他在继承日本传统美学的基础上，注重吸收20世纪初西方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法：“即从精神分析派在分析梦时使用的一种叫‘自由联想’的方法所引导出的主观的、直观的、感觉的新表现法的暗示。”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1968年在《我在美丽的日本》这篇优美的演说辞中。川端用一抹淡淡的幽玄的文学底色构筑了一幅日本古典传统的绚丽画卷，向世界展示了日本式的美。
首先，《我在美丽的日本》以道元禅师的“春花秋月夏杜鹃，冬雪寂寂溢清寒”为开篇，依次介绍了明惠、西行等诗僧的和歌，围绕这些和歌，川端阐述了歌人的自然观，并将读者带入一个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学境界。其次，在这篇演说辞中，川端引用一休禅师的和歌以及“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不立文字”等禅宗理念，分析了禅的精神与日本文艺的创造、鉴赏的关系。他说有的评论家说他的作品是虚无的，但是“这种无，不是西方的虚无，相反，是万有自在的空，是无边无际无尽藏的心灵宇宙”。也就是说，日本式的“无”包含着无限之心，在这一无尽藏的世界中孕育出日本的和歌、茶道、花道等传统文化，这与禅宗的精神是相通的。
相对于川端康成，拯救，是大江健三郎创作的心路历程。大江的小说，包括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辞，都呈现出一种以个人体验的审美感受为根基、以边缘存在的伦理抉择为枝干、以面向灵魂拯救的信仰之旅为果实的独特叙事美学。
边缘存在中的艰难抉择，大江在其演说辞中提到：“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简短的几句话，极为准确地概括出战后日本的尴尬处境和日本人的生存困境。在此困境中，大江尝试着将西方存在主义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与东方传统伦理交相融汇，以荒诞滑稽的笔调，凸显存在之痛与抉择之难。
五、战争理念
20世纪的前半叶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而川端和大江都目睹并体验过世界大战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但是，由于两人迥异的个性和文学观，以至于在同样的战争背景下，他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川端康成先天体质孱弱，加上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养成了他抑郁孤僻的内向性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川端忙于学业，沉湎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那时在日本文坛已经享有盛誉的他，也只是采取了“最消极的抵抗”。在川端的演说辞《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文中，他通过引用诸多古典文学诗词，来抒发自己对于日本这个民族的美的体验。从禅宗，到茶道、园林、盆景，甚至古伊贺陶瓷，都不忘向西方世界做一番介绍，但对于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的侵略战争，他却只字未提。由于自身的“孤儿根性”和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的影响，在艺术与战时生活的相克之中，他抱着一种悠然忘我的态度，企图保持着超然的心灵境界，钻进古典文学传统中去寻找归宿。对于川端而言，对战争的反思，就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唤醒。
与川端相反，大江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对战争的痛心和深深的反思之情，以及战后面对西方经济、文化、政治冲击的思考。
大江演说辞的题目戏仿川端的题目，只改了一个词，成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美丽”被换成了“暧昧”，大江是想说明当时的日本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内的一种尴尬处境，即日本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两极对立。接着他努力拆解使日本变得“暧昧”的装置，显现其中真实的危机。大江认为，不仅是文化，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危机，战争便是其中之一。日本进入工业化比较早，而此后经济上的发达，殖民潮的影响，再加上军国主义扩张势力的阴谋，把日本一步步拖入侵略战争的罪恶深渊，这使得那些曾背负过战争创伤的“战后文学者”们不得不深刻地反省。在其演说辞中，大江指出：“……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出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愿站在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行列的末尾，直至今日。”为此，他毅然谢绝了由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以最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全人类关注的反对核试验、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运动中，用行动证明着他的誓言。
面对这两位日本文学界的大师，可以说，川端是日本战后文坛的领军人物，他将日本文学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其作品是日本文学“民族性”的集中体现；而他的晚辈大江像一个勇敢的探索者，他超越了本民族的纯文学轨道，带着“世界模式”的日本现代文学，带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硕果直接与西方对话。这两位文坛巨擎借着代表至高荣誉的领奖台，借着自己精心准备的演说辞，将日本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统一展现于全世界。
参考文献：
〔1〕叶渭渠.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万之.日本文学之美—从川端康成到大江健三郎[J].书屋，2009，（12）.
〔3〕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M].东京：岩波新书，2010.
4〕歇尔·耶思普玛基.颁奖辞[A].广岛札记/大江健三郎作品集[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5〕川端康成.新作家新倾向解释[A].王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M].东京：讲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