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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是一个城墙文化充分发展的国家，城墙文化从古代起就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临海的台州府城墙从筑城初期开始就与整个历史发展形势息息相关，兴衰荣辱的千年光阴投射在台州府城墙的文化中，显现出其共性与特性交替的光辉。而它未来的发展走向如何，也是其他城市城墙文化遗产工作的迷惑与思索之一。
关键词：文化遗产；城墙保护；现代语境
相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令人沮丧的大规模拆毁城墙的运动，时隔二三十年之后，历史又面临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如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全国大范围城墙维修热潮。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来说，短时期内这当然是件好事，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热衷。然而当炽热的“城墙热”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放长自己的眼光，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审视一下当下的发展与保护？当城墙的复建、保护与维修都提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也许还应该把附着在城墙物质载体之上的城墙文化提出来加以研究和保护。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够处理好当下，对未来的社会与人类负责。
中国是一个城墙文化充分发展的国家，城墙文化从古代起就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1]。城墙文化不仅包含看得见的物质与技术部分，如城墙规模、筑城技术、城墙与城市建设以及后来的维修与保护手段等，还包括城墙美学与风水堪舆、城墙与人类的活动关系以及现代环境下城墙赋予我们的或者我们将赋予城墙的何种意义等一些属于意识形态的方面。临海的台州府城墙从筑城初期开始就与整个历史发展形势息息相关，兴衰荣辱的千年光阴投射在台州府城墙的文化中，显现出其共性与特性交替的光辉。而它未来的发展走向如何，或许也是其他城市城墙文化遗产工作的迷惑与思索之一。
1 历史的对象与发展渊源
临海位于浙江中部，是地处东海之滨、台州湾西北部的一座古老城市。由台州湾上溯，一条蜿蜒数百里的灵江从上游的天台始丰溪和仙居永安溪开始，中游斜贯临海的西北和东南，下游至椒江海门直入东海。自古灵江流域气候适宜、山水相间，有考古发掘显示，从新石器时期开始，此处的远古先民就接环而居，开始了绵延几千年的东海沿岸文明。
历史上所谓的临海城几经异址，从汉晋六朝时期开始追溯。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建回浦县；东汉初年改为章安，囊括了今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的宁海、象山以及福建北部部分地区；三国孙吴太平二年（257）分会稽郡，设临海郡，管辖地包括当今的台湾[2]；至隋时临海废郡立镇，唐初改称台州，州治就设在今天的临海城关[3]；而后千年，台州州治、府治均设于临海，直至1994年台州市行署中心搬至椒江。千百年间，临海履行着台州府城的职责。与之休戚与共的台州府城墙也因此经历了创建期、发展期、成熟期、改造期。
确切的早期城墙地址史书与方志均不甚详。宋《嘉定赤城志》卷十九《叙山》载：“晋隆安末（397—401），孙恩为寇，刺史辛景于此凿堑守之，恩不能犯，遂以大固、小固名山。”[4]由此推测，临海城的修筑当在孙恩攻打临海之后、隋平陈之前的六朝时期。不过，当时所筑之城规模应该不是很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子城，位置在今大固山的西南麓一带。
唐代城墙的形制文献并无直接表述。到宋代，无论是确切史料记载还是2011年5月城墙断面考古发掘[5]，都明确显示出宋城墙表面的砖石包砌工艺，当时有镇宁、兴善、丰泰、括苍、崇和、靖越、朝天七门，东段城墙改筑在东湖西侧，增筑捍城，东湖为护城河[6]（图1）。元代，据元周润祖《重修捍城江岸记》中书“皇元大一统，尽隳天下城郭，以示无外，独台城不隋者，备水患也”[7]。台州府城墙因防御水患的功能而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城墙拆毁的厄运中幸免于难，至今2370米仍保留着历史状态[8]。
十五世纪前后，筑城进入巅峰时期，此时的技术和观念都已成熟、成型，现存的中国地面城墙绝大多数是明代建造或修复，如南京的明代皇城城墙。而台州府城墙在明代不仅经历了几次大修，在形式上还经历了质的突破。明代于永乐十五年（1417）、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宋元台州府城墙的基础上进行过两次大规模修筑，现存的台州府城墙临江段仍然有很大部分存留着明代城砖。台州府城墙至清代屡有修缮，但基本格局未变，并重新建造多座敌台。康熙五十一年（1712）为进一步强化城池的防御和防洪功能，增筑了临江之镇宁、兴善、靖越、朝天四门瓮城（图2）。至此，台州府城墙的形制与功能与现在所在基本一致。
1958年，东面城墙全部被拆，崇和门于是年11月被拆毁。东城墙沿线随之改造成道路，即今天的东湖路与大桥路。从1984年开始，逐步进行修复，到1999年12月，临海城建部门对城墙进行了全面实测，实测数据：城墙总长6286.63米，其中已修者4671.63米，未修者1615米（包括东南角灵江大桥以东60米）。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别对城墙进行了三次勘测与考古发掘，从而实证了台州府城墙的历史渊源。1984年3月，因连接新建的望江门大桥，对城墙进行了剖面分析。1995年7月，兴善门西侧缺口进行了现场考察（图3）。2011年5月，靖越门附近的考古发掘，获取了东侧城墙清晰的剖面分析。
结合文献和考古发掘结果可知，现存台州府城墙表面城砖多为明清产物，或明清均在宋代原始墙体上外包砖进行扩修。因此，尽管从当下文化遺产保护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台州府城墙当为明清城墙，然而其历史可溯源至六朝时期，乃至汉晋，时间上至少跨越1700余年之久，历朝历代不断在前代基础上进行加宽加固，城墙信息的包含量也极其丰富（表1）。
2 台州府城墙的文化特性
台州府城墙随地形呈东北-西南走向，平面大体为方形，周长6286.63米。城墙总体呈后沿北固山、前际灵江的格局。中国城池的建造都有傍水的共性，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条件。台州府城墙依山傍水的地势更增加了其军事防御功能，如同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临海人）所描述：“（两浙）十一郡城池，唯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巉岩参削插天，虽鸟道亦无。”[9]而如前所述，台州府城墙在元代即因防水患的功能在全国拆城的境况中得以幸免。城市规划的目标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性质，台州府城墙的文化性质就与历史中人们对它期望的功能分不开的。中国城墙发展到明清时期，作为城防系统的形制与结构都已经完善，并且根据品级制定了不同的规格，然各地因不同的需求与目标，仍然会呈现不同的特色。台州府城墙特色表现突出的就有以下几点。 2.1 完整保留历史信息的地方城池
从上述历史渊源和考古勘探中可以看出台州府城墙整体形成于唐初，虽已历经近1400年的时间，却较完整地保留着军事古城的历史信息。虽然历史上中国的城墙历经磨难，甚至多数在历次毁城浪潮中消失殆尽，但幸运的是，台州府城墙因防洪的切实功能而幸存至今。
在浙江境内，几乎所有古城都曾受到过三次毁城之厄：一次是地方性的，两次是全国性的。第一次时间是在北宋初期。五代时期的台州属于钱氏的吴越国所有，吴越国境内因政治原因进行了大规模拆城，但台州府城墙却是有所保留。第二次是在元代初年，元灭宋之后，蒙元统治阶级下令拆毁全国所有的地方城池，这次举国毁城运动唯台州府城墙例外。“独台城不隋，备水患也。”（元周润祖《重修捍城江岸记》）第三次，古城的军事功能随着冷兵器时代的消失而无存，多数城市无论是从城市建设还是其他原因，城墙纷纷倒塌。而台州府城墙尤其是西南临江面由于肩负着极其重要的防洪功能，逃过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厄运”，并一直受到当地居民的精心呵护，也才完整地保留下古城墙。
2.2 从建筑手法上来说，台州府城墙是现存最早采用砖石全面包砌技术的古城墙
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因大水冲毁了城墙，台州知府彭思永组织台州各县之力，全面修复了被大水冲毁的古城墙。并且为使其更加牢固，夯土墙的两侧被全部以砖石包砌。到庆历六年（1046），元绛到任台州，再次组织实施了台州城墙里外的砖石包砌工程。这次因水毁而组织的城墙修复工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使台州府城墙成为国内较早采用砖石全面包砌技术的城墙。
台州府城墙因防洪功能而得以一直幸存下来，并经过历朝历代不断保护修缮，成为现存最古老的砖石全面包砌的城墙。
2.3 台州府城墙独特建筑——敌台、马面、天窗、捍城与护城
2.3.1 敌台
嘉靖年间，谭纶（任期1550—1561）和戚继光（任期1555—1562）都曾在浙江任职，均以临海为重要根据地领导了数次抗倭战斗的胜利。戚继光在台州城防建筑史上还有个突破性的创造——空心敌台（也称双层敌台，图4）。临海城区附近的桃渚镇作为从海上进入台州的咽喉之地，是倭寇侵扰的重点。戚继光总结作战经验，在桃渚城墙“蔽塞不通”的东北角和西北角死角创造性地各修筑了一座空心敌台，使桃渚“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瞭城外，纤悉莫隐”[10]。空心敌台的修建大大增强了桃渚城的防御能力。嘉靖四十年（1561），又在台州府城策划修筑了13座空心敌台，这种敌台在平面上突出于城墙内、外两面，便于瞭望、防守、传达信息，同时通过双层的模式拓展了内部使用空间，在军事上的意义显而易见[11]。我国古长城研究的權威人士罗哲文先生评价说：“临海古城墙，……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台八年，会同台州知府谭纶，精心构思，精心设计，兴工改造的。即将城墙加高加厚，并创造性地修筑了十三座骑墙二层空心敌台。”[12]
后来，因北疆防务的需要，谭纶和戚继光被先后调任北京，故台州府城墙双层敌台的模式被二人带到北方，并影响了长城的改建。双层空心敌台是明长城区别于前代长城的显著特点，时至今日，依然作为万里长城的标志性景观而深入人心。
2.3.2 马面
台州府城墙的马面和通常的马面一样，建造的本意是为强化军事防御功能，故而大部分马面在形制上也与常见的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由于台州府城墙西南二面濒临浙江第三条大河灵江，自古以来，洪水频发，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台州府城墙自然多了一项功能——城市防洪功能。在滨江的九个马面中，有六个马面形制颇为不同，其异处是靠江的上游方向——即迎水面或呈斜面，或呈弧面，这种半方半弧或半方半斜的马面形制（图5），也算是当时临海人因地制宜的一项创造性思维。
这种半方半弧或半方半斜的马面形制在全国是绝无仅有，多次到过临海的古建筑与长城学权威罗哲文先生有过一段扼要的描述：“为了防洪，特意把墙台的迎水一面修筑成半圆弧形，以利水流通顺，保护城墙的安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全国罕见。”[13]由此而言，马面形制这一创举既是我们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台州府城墙建筑形制中一个显著的特色。
2.3.3 天窗
台州府城墙的天窗不仅在御敌方面，同时在防洪方面都发挥着奇特的功效。在靖越、兴善、镇宁、朝天四个滨江城门中，门台的中间都有一个透天的长方形空洞，后人称之为“天窗”。
天窗位于城门通道门后的顶部，城楼地面中间的位置（图6），这是个长方形的直通窗洞，长3.5米，宽2.8米（各个城门上面的天窗依据城门各自的大小而定）。天窗在日常时上铺活动楼板掩盖。战时天窗的活动楼板掀开，上面士兵居高临下，可作为城防最后的防线，将冲进瓮城的敌人用石块或武器快速歼灭；或在门洞内，不断投填石块垒成石头墙，把城门封堵住，形成最后一道屏障。
而天窗在防洪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在泄洪中起疏导、打捞漂移物的作用[14]。洪水淹城以后，当灵江潮水开始退潮时，沿江各城门会开启闸门泄洪，洪灾中淹没在水里的各种漂浮物随着水流至城门处，往往容易造成淤塞，这时人们站在天窗上，通过长钩等工具将漂浮物打捞起或疏散开，使水流通畅。
2.3.4 捍城与护城
捍城和护城是台州府城墙独特的辅助性建筑（图7），位于城墙底部，外称捍城，内称护城。捍城和护城始筑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是年灵江上游天台、仙居大水汇于城下，袭朝天门，翻城以入，决崇和门侧城而出，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加固城墙基础，提高墙体抗力，强化城墙的防洪功能，这次城墙修复时“外为长堤，以护城足”“内为高台，以助城力”。至此，被现代学者称为“当地人民在抵御自然灾害中实践智慧的结晶”的捍城和护城便产生了。
2.4 选址与城墙形制上体现中国传统堪舆学说与道法自然思想 堪舆，汉代许慎解释为“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舆学”也就是所谓的“风水学”，实际是我国人民在五千年历史发展漫长过程中，通过劳动实践，特别是营造实践产生发展起来的，是古人针对城镇、建筑选址研究“天”（气候、日照等条件）和“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资源等条件）的学问。台州府城的风水格局完美地对应着堪舆学说：城墙背靠北固山——镇山，西、南面灵江环绕——曲水，巾山——近案，荷叶山（510米）、花言山（642.9米）——远朝，灵江对岸的丙方下岙余山、棉花山等为外案山，组成了台州府城墙的主山、龙穴、近案、外案、朝山的城池风水格局（图8）。台州府城东面护城河——东湖为宋熙宁四年（1071）开凿，汇合了祖山白云山水磨坑、山宫数溪，与西、南两面天然护城河——灵江，构成了城墙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所谓“金城环抱”的形势（图9）。有研究者观察到：中国古代城墙，北方城墙多尊崇了儒家严格规矩、方正统一的格局；而南方因循着道家“因天时，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思想。恰恰道教南宗的始祖张伯端——紫阳真人就生于北宋年间的临海，临海城“负阴抱阳、依山傍水”“居高无洪涝之虞”“依山川，近水便用”建城宗旨也正是道家思想的物化体现。
3 现代语境下城墙文化保护的诠释
3.1 历史与现在
城墙与城墙文化构成了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面性——物质与精神的传承。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看得见的物质层面的保护方式，精神传承及其研究接下来到底要如何深入？“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15]无论如何，这“漫不可信的变迁”中联系着时间的两端——历史与现在。
在加速发展的现代，我们是否需要追问：到底现代中国有哪些地方已经和古代中国断裂？哪些又还在和过去藕断丝连？哪些方面我们还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哪些古代的文化已经被现代的文明所摧毁？现代人的心灵里是否还有古代的影子？
城墙文化保护是在历史与现在之间建立的一个关系链，它联系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石，甚至能够承载得住我们的追问，只要我们的保护与研究是历史的、理性的、本着尊重与热爱态度的。
3.2 形式与功能
功能决定形式。城墙是封建城市政治功能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三次筑城高潮都与武器的变动有关[16]。以弓箭、长矛作为武器的时代，城墙的防御功能十分显见。而当大炮兴起，城墙在军事上逐渐失去原来意义上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封建城市的重要标志——城墙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色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17]。不仅如此，各地因不同的原因如水患的有无，造成城墙格局也不同。城墙不仅见证了金戈铁马，也见证了洪水滔滔，它已经与居住者生息与共。
当下，城墙似乎完成了它实用功能到展示功能的转身。然而，城墙的位置决定了它不能置身事外——现代生活仍然需要它们的融入。
3.3 城市与景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人是需要与大自然进行相互感应并彼此相通。《周易》中将天、地、人这三大系统并称为“三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机体——“三才之道”，指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平衡的境界。城市的选址和规划布局不仅要与周遭的地理环境相协调，还要与当地的天文、气象相联系，以期组成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景观生态系统，流动、生生不息的生态环境，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原则。如今，随着城市的进一步规划和发展，古城墙也成为了现代城市格局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城市规划、道路系统和城市景观的综合要素。临海的台州府城墙与临海老街构成了临海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和不可或缺的城市构造，如果保护规划得宜，古老的城墙在现代星空下仍然会发挥自身独特的魅力。
（文中图片资料多来源于《台州府城墙——明长城的“师范”与“蓝本”》。）
參考文献
[1]张鸿雁.中国古代城墙文化特质论——中国古代城市结构的文化研究视角[J].南方文物，1995（4）：11.
[2]历史文化名城临海编辑委员会.历史文化名城临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宋）林表民.赤城集·卷一[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4]徐三见.台州府城墙——明长城的“师范”与“蓝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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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鸿雁.中国古代城墙文化特质论——中国古代城市结构的文化研究视角[J].南方文物，1995（4）16.
关键词：文化遗产；城墙保护；现代语境
相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令人沮丧的大规模拆毁城墙的运动，时隔二三十年之后，历史又面临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如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全国大范围城墙维修热潮。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来说，短时期内这当然是件好事，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热衷。然而当炽热的“城墙热”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放长自己的眼光，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审视一下当下的发展与保护？当城墙的复建、保护与维修都提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也许还应该把附着在城墙物质载体之上的城墙文化提出来加以研究和保护。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够处理好当下，对未来的社会与人类负责。
中国是一个城墙文化充分发展的国家，城墙文化从古代起就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1]。城墙文化不仅包含看得见的物质与技术部分，如城墙规模、筑城技术、城墙与城市建设以及后来的维修与保护手段等，还包括城墙美学与风水堪舆、城墙与人类的活动关系以及现代环境下城墙赋予我们的或者我们将赋予城墙的何种意义等一些属于意识形态的方面。临海的台州府城墙从筑城初期开始就与整个历史发展形势息息相关，兴衰荣辱的千年光阴投射在台州府城墙的文化中，显现出其共性与特性交替的光辉。而它未来的发展走向如何，或许也是其他城市城墙文化遗产工作的迷惑与思索之一。
1 历史的对象与发展渊源
临海位于浙江中部，是地处东海之滨、台州湾西北部的一座古老城市。由台州湾上溯，一条蜿蜒数百里的灵江从上游的天台始丰溪和仙居永安溪开始，中游斜贯临海的西北和东南，下游至椒江海门直入东海。自古灵江流域气候适宜、山水相间，有考古发掘显示，从新石器时期开始，此处的远古先民就接环而居，开始了绵延几千年的东海沿岸文明。
历史上所谓的临海城几经异址，从汉晋六朝时期开始追溯。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建回浦县；东汉初年改为章安，囊括了今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的宁海、象山以及福建北部部分地区；三国孙吴太平二年（257）分会稽郡，设临海郡，管辖地包括当今的台湾[2]；至隋时临海废郡立镇，唐初改称台州，州治就设在今天的临海城关[3]；而后千年，台州州治、府治均设于临海，直至1994年台州市行署中心搬至椒江。千百年间，临海履行着台州府城的职责。与之休戚与共的台州府城墙也因此经历了创建期、发展期、成熟期、改造期。
确切的早期城墙地址史书与方志均不甚详。宋《嘉定赤城志》卷十九《叙山》载：“晋隆安末（397—401），孙恩为寇，刺史辛景于此凿堑守之，恩不能犯，遂以大固、小固名山。”[4]由此推测，临海城的修筑当在孙恩攻打临海之后、隋平陈之前的六朝时期。不过，当时所筑之城规模应该不是很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子城，位置在今大固山的西南麓一带。
唐代城墙的形制文献并无直接表述。到宋代，无论是确切史料记载还是2011年5月城墙断面考古发掘[5]，都明确显示出宋城墙表面的砖石包砌工艺，当时有镇宁、兴善、丰泰、括苍、崇和、靖越、朝天七门，东段城墙改筑在东湖西侧，增筑捍城，东湖为护城河[6]（图1）。元代，据元周润祖《重修捍城江岸记》中书“皇元大一统，尽隳天下城郭，以示无外，独台城不隋者，备水患也”[7]。台州府城墙因防御水患的功能而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城墙拆毁的厄运中幸免于难，至今2370米仍保留着历史状态[8]。
十五世纪前后，筑城进入巅峰时期，此时的技术和观念都已成熟、成型，现存的中国地面城墙绝大多数是明代建造或修复，如南京的明代皇城城墙。而台州府城墙在明代不仅经历了几次大修，在形式上还经历了质的突破。明代于永乐十五年（1417）、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宋元台州府城墙的基础上进行过两次大规模修筑，现存的台州府城墙临江段仍然有很大部分存留着明代城砖。台州府城墙至清代屡有修缮，但基本格局未变，并重新建造多座敌台。康熙五十一年（1712）为进一步强化城池的防御和防洪功能，增筑了临江之镇宁、兴善、靖越、朝天四门瓮城（图2）。至此，台州府城墙的形制与功能与现在所在基本一致。
1958年，东面城墙全部被拆，崇和门于是年11月被拆毁。东城墙沿线随之改造成道路，即今天的东湖路与大桥路。从1984年开始，逐步进行修复，到1999年12月，临海城建部门对城墙进行了全面实测，实测数据：城墙总长6286.63米，其中已修者4671.63米，未修者1615米（包括东南角灵江大桥以东60米）。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别对城墙进行了三次勘测与考古发掘，从而实证了台州府城墙的历史渊源。1984年3月，因连接新建的望江门大桥，对城墙进行了剖面分析。1995年7月，兴善门西侧缺口进行了现场考察（图3）。2011年5月，靖越门附近的考古发掘，获取了东侧城墙清晰的剖面分析。
结合文献和考古发掘结果可知，现存台州府城墙表面城砖多为明清产物，或明清均在宋代原始墙体上外包砖进行扩修。因此，尽管从当下文化遺产保护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台州府城墙当为明清城墙，然而其历史可溯源至六朝时期，乃至汉晋，时间上至少跨越1700余年之久，历朝历代不断在前代基础上进行加宽加固，城墙信息的包含量也极其丰富（表1）。
2 台州府城墙的文化特性
台州府城墙随地形呈东北-西南走向，平面大体为方形，周长6286.63米。城墙总体呈后沿北固山、前际灵江的格局。中国城池的建造都有傍水的共性，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条件。台州府城墙依山傍水的地势更增加了其军事防御功能，如同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临海人）所描述：“（两浙）十一郡城池，唯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巉岩参削插天，虽鸟道亦无。”[9]而如前所述，台州府城墙在元代即因防水患的功能在全国拆城的境况中得以幸免。城市规划的目标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性质，台州府城墙的文化性质就与历史中人们对它期望的功能分不开的。中国城墙发展到明清时期，作为城防系统的形制与结构都已经完善，并且根据品级制定了不同的规格，然各地因不同的需求与目标，仍然会呈现不同的特色。台州府城墙特色表现突出的就有以下几点。 2.1 完整保留历史信息的地方城池
从上述历史渊源和考古勘探中可以看出台州府城墙整体形成于唐初，虽已历经近1400年的时间，却较完整地保留着军事古城的历史信息。虽然历史上中国的城墙历经磨难，甚至多数在历次毁城浪潮中消失殆尽，但幸运的是，台州府城墙因防洪的切实功能而幸存至今。
在浙江境内，几乎所有古城都曾受到过三次毁城之厄：一次是地方性的，两次是全国性的。第一次时间是在北宋初期。五代时期的台州属于钱氏的吴越国所有，吴越国境内因政治原因进行了大规模拆城，但台州府城墙却是有所保留。第二次是在元代初年，元灭宋之后，蒙元统治阶级下令拆毁全国所有的地方城池，这次举国毁城运动唯台州府城墙例外。“独台城不隋，备水患也。”（元周润祖《重修捍城江岸记》）第三次，古城的军事功能随着冷兵器时代的消失而无存，多数城市无论是从城市建设还是其他原因，城墙纷纷倒塌。而台州府城墙尤其是西南临江面由于肩负着极其重要的防洪功能，逃过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厄运”，并一直受到当地居民的精心呵护，也才完整地保留下古城墙。
2.2 从建筑手法上来说，台州府城墙是现存最早采用砖石全面包砌技术的古城墙
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因大水冲毁了城墙，台州知府彭思永组织台州各县之力，全面修复了被大水冲毁的古城墙。并且为使其更加牢固，夯土墙的两侧被全部以砖石包砌。到庆历六年（1046），元绛到任台州，再次组织实施了台州城墙里外的砖石包砌工程。这次因水毁而组织的城墙修复工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使台州府城墙成为国内较早采用砖石全面包砌技术的城墙。
台州府城墙因防洪功能而得以一直幸存下来，并经过历朝历代不断保护修缮，成为现存最古老的砖石全面包砌的城墙。
2.3 台州府城墙独特建筑——敌台、马面、天窗、捍城与护城
2.3.1 敌台
嘉靖年间，谭纶（任期1550—1561）和戚继光（任期1555—1562）都曾在浙江任职，均以临海为重要根据地领导了数次抗倭战斗的胜利。戚继光在台州城防建筑史上还有个突破性的创造——空心敌台（也称双层敌台，图4）。临海城区附近的桃渚镇作为从海上进入台州的咽喉之地，是倭寇侵扰的重点。戚继光总结作战经验，在桃渚城墙“蔽塞不通”的东北角和西北角死角创造性地各修筑了一座空心敌台，使桃渚“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瞭城外，纤悉莫隐”[10]。空心敌台的修建大大增强了桃渚城的防御能力。嘉靖四十年（1561），又在台州府城策划修筑了13座空心敌台，这种敌台在平面上突出于城墙内、外两面，便于瞭望、防守、传达信息，同时通过双层的模式拓展了内部使用空间，在军事上的意义显而易见[11]。我国古长城研究的權威人士罗哲文先生评价说：“临海古城墙，……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台八年，会同台州知府谭纶，精心构思，精心设计，兴工改造的。即将城墙加高加厚，并创造性地修筑了十三座骑墙二层空心敌台。”[12]
后来，因北疆防务的需要，谭纶和戚继光被先后调任北京，故台州府城墙双层敌台的模式被二人带到北方，并影响了长城的改建。双层空心敌台是明长城区别于前代长城的显著特点，时至今日，依然作为万里长城的标志性景观而深入人心。
2.3.2 马面
台州府城墙的马面和通常的马面一样，建造的本意是为强化军事防御功能，故而大部分马面在形制上也与常见的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由于台州府城墙西南二面濒临浙江第三条大河灵江，自古以来，洪水频发，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台州府城墙自然多了一项功能——城市防洪功能。在滨江的九个马面中，有六个马面形制颇为不同，其异处是靠江的上游方向——即迎水面或呈斜面，或呈弧面，这种半方半弧或半方半斜的马面形制（图5），也算是当时临海人因地制宜的一项创造性思维。
这种半方半弧或半方半斜的马面形制在全国是绝无仅有，多次到过临海的古建筑与长城学权威罗哲文先生有过一段扼要的描述：“为了防洪，特意把墙台的迎水一面修筑成半圆弧形，以利水流通顺，保护城墙的安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全国罕见。”[13]由此而言，马面形制这一创举既是我们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台州府城墙建筑形制中一个显著的特色。
2.3.3 天窗
台州府城墙的天窗不仅在御敌方面，同时在防洪方面都发挥着奇特的功效。在靖越、兴善、镇宁、朝天四个滨江城门中，门台的中间都有一个透天的长方形空洞，后人称之为“天窗”。
天窗位于城门通道门后的顶部，城楼地面中间的位置（图6），这是个长方形的直通窗洞，长3.5米，宽2.8米（各个城门上面的天窗依据城门各自的大小而定）。天窗在日常时上铺活动楼板掩盖。战时天窗的活动楼板掀开，上面士兵居高临下，可作为城防最后的防线，将冲进瓮城的敌人用石块或武器快速歼灭；或在门洞内，不断投填石块垒成石头墙，把城门封堵住，形成最后一道屏障。
而天窗在防洪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在泄洪中起疏导、打捞漂移物的作用[14]。洪水淹城以后，当灵江潮水开始退潮时，沿江各城门会开启闸门泄洪，洪灾中淹没在水里的各种漂浮物随着水流至城门处，往往容易造成淤塞，这时人们站在天窗上，通过长钩等工具将漂浮物打捞起或疏散开，使水流通畅。
2.3.4 捍城与护城
捍城和护城是台州府城墙独特的辅助性建筑（图7），位于城墙底部，外称捍城，内称护城。捍城和护城始筑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是年灵江上游天台、仙居大水汇于城下，袭朝天门，翻城以入，决崇和门侧城而出，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加固城墙基础，提高墙体抗力，强化城墙的防洪功能，这次城墙修复时“外为长堤，以护城足”“内为高台，以助城力”。至此，被现代学者称为“当地人民在抵御自然灾害中实践智慧的结晶”的捍城和护城便产生了。
2.4 选址与城墙形制上体现中国传统堪舆学说与道法自然思想 堪舆，汉代许慎解释为“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舆学”也就是所谓的“风水学”，实际是我国人民在五千年历史发展漫长过程中，通过劳动实践，特别是营造实践产生发展起来的，是古人针对城镇、建筑选址研究“天”（气候、日照等条件）和“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资源等条件）的学问。台州府城的风水格局完美地对应着堪舆学说：城墙背靠北固山——镇山，西、南面灵江环绕——曲水，巾山——近案，荷叶山（510米）、花言山（642.9米）——远朝，灵江对岸的丙方下岙余山、棉花山等为外案山，组成了台州府城墙的主山、龙穴、近案、外案、朝山的城池风水格局（图8）。台州府城东面护城河——东湖为宋熙宁四年（1071）开凿，汇合了祖山白云山水磨坑、山宫数溪，与西、南两面天然护城河——灵江，构成了城墙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所谓“金城环抱”的形势（图9）。有研究者观察到：中国古代城墙，北方城墙多尊崇了儒家严格规矩、方正统一的格局；而南方因循着道家“因天时，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思想。恰恰道教南宗的始祖张伯端——紫阳真人就生于北宋年间的临海，临海城“负阴抱阳、依山傍水”“居高无洪涝之虞”“依山川，近水便用”建城宗旨也正是道家思想的物化体现。
3 现代语境下城墙文化保护的诠释
3.1 历史与现在
城墙与城墙文化构成了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面性——物质与精神的传承。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看得见的物质层面的保护方式，精神传承及其研究接下来到底要如何深入？“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15]无论如何，这“漫不可信的变迁”中联系着时间的两端——历史与现在。
在加速发展的现代，我们是否需要追问：到底现代中国有哪些地方已经和古代中国断裂？哪些又还在和过去藕断丝连？哪些方面我们还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哪些古代的文化已经被现代的文明所摧毁？现代人的心灵里是否还有古代的影子？
城墙文化保护是在历史与现在之间建立的一个关系链，它联系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石，甚至能够承载得住我们的追问，只要我们的保护与研究是历史的、理性的、本着尊重与热爱态度的。
3.2 形式与功能
功能决定形式。城墙是封建城市政治功能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三次筑城高潮都与武器的变动有关[16]。以弓箭、长矛作为武器的时代，城墙的防御功能十分显见。而当大炮兴起，城墙在军事上逐渐失去原来意义上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封建城市的重要标志——城墙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色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17]。不仅如此，各地因不同的原因如水患的有无，造成城墙格局也不同。城墙不仅见证了金戈铁马，也见证了洪水滔滔，它已经与居住者生息与共。
当下，城墙似乎完成了它实用功能到展示功能的转身。然而，城墙的位置决定了它不能置身事外——现代生活仍然需要它们的融入。
3.3 城市与景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人是需要与大自然进行相互感应并彼此相通。《周易》中将天、地、人这三大系统并称为“三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机体——“三才之道”，指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平衡的境界。城市的选址和规划布局不仅要与周遭的地理环境相协调，还要与当地的天文、气象相联系，以期组成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景观生态系统，流动、生生不息的生态环境，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原则。如今，随着城市的进一步规划和发展，古城墙也成为了现代城市格局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城市规划、道路系统和城市景观的综合要素。临海的台州府城墙与临海老街构成了临海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和不可或缺的城市构造，如果保护规划得宜，古老的城墙在现代星空下仍然会发挥自身独特的魅力。
（文中图片资料多来源于《台州府城墙——明长城的“师范”与“蓝本”》。）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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