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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劳动—资本竞争中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为代表，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比分析三省上市公司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表现发现，三省上市公司创造的增值额总量逐年增长，但增值率的下降趋势说明各省价值创造能力后劲不足。对比分析三省上市公司的价值分配，反映出资本在分配制度中强势地位有所改变，劳资分配公平性都有增强，且广东省和江苏省为企业提供了更有利的融资和税收环境。从产业結构转型视角来看，三省工业制造业劳资分配由“利润侵蚀工资”向“工资侵蚀利润”转变，而服务业仍表现出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动”倾向。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劳资分配;增值额;拉克尔系数;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44;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2-0082-09
一、引言
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学术问题之一。劳资关系及其变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等重大问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1]。我国在高投资推动的快速工业化时代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使得资本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劳资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引发了社会矛盾。随着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减弱，而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增强，“新常态”下资本份额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向劳动份额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需要改善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在劳资分配中的公平地位。企业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组织载体，价值创造讲究效率，价值分配要讲究公平，作为利益结合体的微观企业形成了多边治理结构，其财务治理必须要处理好核心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剩余索取权中的分配关系。将追求效率与兼顾公平作为企业财务目标，构建公平和谐的劳资分配关系，不仅有利于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还可以丰富和完善公司财务治理理论。时代将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先锋的使命赋予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它们用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业绩完成了使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黄河三角洲急需发挥后发优势，借鉴经验，发展高效生态经济。新时代有新特征和新要求，三个三角洲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如何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其面临的新挑战。笔者从三个区域中各选一个重要的省份，即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为代表进行对比，首先对三省上市公司的增值额创造能力进行分析，然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收益分配观，采用修正后的拉克尔系数对三省的上市公司进行劳资分配公平性测度，并结合三省产业结构转型的特点，进一步划分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对比不同产业结构间的劳资分配状况差异。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三省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计算结果为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结论提供了很好的检验证据;另一方面运用经济学理论工具对微观企业的行为结果进行分析，可以使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的决策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以科学的决策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早在1817年，李嘉图就提出受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土地、劳动和资本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会有规律地变化（李嘉图，1976）[2]。之后新剑桥学派将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分析的核心要素，最早使用了研究分配与增长的数理模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起了一波学术研究热潮，出现的新剑桥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相关研究模型都以国民收入增长为框架，将劳资分配与总需求挂钩，探讨其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周期的影响（史晋川和刘青，2017）[3]。21世纪初国外再次涌现出大量关于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新卡莱斯基（Neo-Kaleckian）分配与增长理论（史晋川和刘青，2017）[4]。
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影响，当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时，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引起对劳资分配问题的关注。国内经济学界对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经历了国企改革初期对“工资侵蚀利润”这一命题合理性的争论（戴园晨和黎汉明，1988）[5];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工资份额在国民收入占比下降使得劳动份额的研究再次成为焦点。近几年开始有国内外学者借鉴新卡莱斯基分配与增长理论，从劳资分配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驱动机制，史晋川和刘青（2017）[3]研究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且总需求结构发生动态变化，改善劳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份额会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推动效应，资本份额的上升将反而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研究
现代企业作为多边利益主体实现共同利益的法人实体，其财务管理目标的发展体现了其价值导向的变化，从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财务目标经历了以股东价值为导向到以利益相关者价值为导向的发展过程。李心合（2003）[6]根据公司运营实践总结得出，注重利益相关者利益、坚持多边治理逻辑的公司财务绩效更优。徐佳和陈艳（2016）[7]研究了国有企业绩效与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数据模型的研究结果得出，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干胜道和刘庆龄（2015）[8]也指出，企业在做财务决策时应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可能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财务目标会导致企业交易费用增加并引发短期决策行为，而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公平利益有助于企业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陈宏辉和贾生华（2004）[9]对利益相关者的分类，股东、经营管理者、员工属于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和受企业的影响都远大于非核心利益相关者。李霞和干胜道（2017）[10]认为，公平与效率间没有绝对的矛盾，公平的实现有助于效率的提升，因而企业股东、债权人、经营管理人员、员工、消费者、供应商、下游关联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相对公平的实现，有助于产生协同效应，更好地提升效率。王文兵和干胜道（2013）[11]提出，我国现行利润分配遵循股东至上，有损财务公平，企业利润分配理论基础应从“独享”意识转变为“分享”意识，从股东至上转到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达到各方利益均衡。邓小军等（2015）[12]认为，财务公平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应该遵循的一种价值观，企业应通过财务信息产生过程和信息结果两方面来满足社会公平需求。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价值分配问题主要研究的是企业增值额的去向问题。王清刚（2011）[13]认为企业增值额应分配到员工的各项支出、为股东创造的股利股息、为债权人支付的利息、向政府上交的税费、公益捐赠、环境保护以及用于企业的管理和销售费用支出、企业留存等项目。干胜道（2015）[14]将企业增值额的主要贡献者分为普通员工、高管、股东，将高管薪酬与员工薪酬分开，按照劳动、管理和资本三要素来探讨财务分配的公平性。
价值创造讲求效率、价值分配追求公平，而效率与公平并非矛盾冲突的关系。公平的价值分配可以增加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有利于提高财务效率，推动企业目标的实现;同时企业效率的提升使得可以分配给利益相关者的“蛋糕”更大，企业有更多空间来实现公平。效率和公平最终通过企业增值额来体现，企业效率提升促进增值额的增加，而公平则表现为如何将增值额合理地分配给员工、股东、管理者、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如图1所示）。
（三）增值额分配财务公平测度的相关研究
干胜道（2012）[15]明确提出了“财务公平”的概念，其中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间的收益分配是企业实现财务公平的重要内容，而企业要实现财务分配公平，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衡量其人力资本劳动报酬的合理公正性，美国经济学家拉克尔（R. W. Rucker）提出的拉克尔法则是员工薪酬公平测度的基本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拉克尔（R.W.Rucker）是对企业增值额分配问题进行研究的先行者，他对美国50年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分析，重点关注工资总额与增值额两个关键经济变量，通过计算拉克尔系数，即员工薪酬占增值额的比重，来评价增值额分配中薪酬财务公平的适度性问题。拉克尔法则的结论得出39.395%是个黄金值，如果拉克尔系数超过39.395%表现为分配中利润侵蚀薪酬;如果低于39.395%，则表现为薪酬侵蚀利润（干胜道等，2011）[16]。
计算拉克尔系数的核心问题在于增值额的确定，王灿等（2012）[17]结合我国的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特征，根据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相关指标计算增值额，得出“修正的拉克尔系数”计算方法，并根据拉克尔法则对四川省上市公司员工薪酬的公正性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财务公平性存在较大差异，央企的人均薪酬远高于地企与民企。干胜道与刘庆龄以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分别用传统拉克尔系数、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去除高管薪酬的传统拉克尔系数、去除高管薪酬的修正拉克尔系数四种方法来测度公司的财务公平，并分产权性质进行公平与效率的分类对比，得出国有企业在效率较好的情况下更注重财务公平，民营企业则更注重效率而有失公平。
由此可见拉克尔法则是目前进行财务公平测度研究时较为常用且可行的方法，从干胜道和刘庆龄（2015）[8]对A股上市公司应用四种拉克尔系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由于高管薪酬占整个公司增加额的比重较小，去除高管薪酬的拉克尔系数仅略微有所下降，但变化并不明显。因此，本文不区分高管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从股东、劳动者和其他（债权人、政府等）三个利益相关者角度，采用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对区域代表省份上市公司的增值额分配状况进行测度分析。
三、区域省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对比分析
根据《2017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统计公报》），位于黄三角的山东省在2017年的产业结构比例实现了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已完成由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第三产业。这与同样是工业大省、经济强省的珠三角的广东省和长三角的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变得非常相似。《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榜中，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河南省、四川6省仍旧占据前六名的位置，其中广东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9 879.23亿元人民币，江苏省实现85 900.9亿元人民币，山东省实现72 678.18亿元人民币。与2016年相比，江苏省和广东省之间的差距变化不大，而山东省与江苏省之间的差距则扩大了4 100多亿元人民币。从产出情况看，广东省与江苏省更胜一筹，山东省需要采取措施缩小差距。
在对公司经营效益进行分析时，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主要从投资者角度研究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如每股收益、投资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等。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探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问题时，传统的盈利指标显得不合适。在前述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视角以增值额作为衡量三个区域代表省份价值创造能力的指标，选取2010—2017年三省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公司的增值额进一步计算增值率来反映三省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效率，便于进行区域对比分析。
（一）增值额与增值率的计量方法
鉴于学者们对增值额概念的不断完善，笔者选用修正后增值额作为计量工具，如式（1）所示：
修正后增值额=息税前利润（EBIT）+应付职工薪酬+流转税（1）
其中，息税前利润（EBIT）的计算根据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所得税费用”与“财务费用”的加总，应付职工薪酬取值于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转税根据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与“收到的税费返还”的差额。考虑到息税前利润计算与现金流量表“支付的各项税费”中对所得税费用的重复处理，修正后增值额具体计算如式（2）所示：
修正后增值额=净利润+财务费用+支付給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2）
为了便于对区域省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将“增值率”指标的计算定义为：修正后增值额与企业期初期末资产总额平均值的比值，以反映上市公司资产投入获得增值的能力，具体如式（3）所示：
增值率=修正后增值额/资产总额期初期末平均值（3）
（二）区域省份上市公司增值额总量与增值率趋势分析 三省上市公司的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一些缺失的数据通过新浪财经及上市公司该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补充。进行数据整理后共获得有效样本1 157家上市公司，其中山东省195家、江苏省387家、广东省575家。在对三省上市公司2010—2017年增值额总量测算的基础上，计算三省上市公司增值率指标的平均数，各年度计算结果及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从增值额总量来看，各省上市公司近几年创造的增值额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广东省增值总额一直遥遥领先，2017年其增值额总额为15 339.76亿元人民币，约为江苏省的3.7倍、山东省的4.7倍，相比于2010年其增值额增加了238%，这与国家政策的扶持及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有着密切关系。近年来江苏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引进人才，通过劳动力、知识、技术等要素的投资推动，其增值额增长势头同样显著，2012年增值额首次超过山东省，并逐步拉开与山东省的差距。而山东省增值额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两省且差距逐渐增大，2017年其增值额总额为3 294.5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速度仅为2.68%，由此可见，山东省存在经济发展模式相对落后、区域融合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净流出等现实问题，应积极落实新旧动能转换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三省上市公司增值率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首先，伴随着区域省份上市公司增值额总量的逐年增加，其增值率指标除个别年份外总体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图2所示）。山东省上市公司增值率的平均值由2010年的16.39%下降到2015年的13.43%，2016—2017年又逐渐上升到15.19%;江苏省上市公司增值率的平均值除2012年有较大幅度上升为10.50%后，逐年下降至2017年的6.18%;廣东省上市公司增值率的平均值自2010年的7.03%连续下降两年后保持相对平稳，近几年基本维持在6%左右。
三省增值率数据显示出的第二个问题是，2010—2017年山东省上市公司的增值率最高，且显著高于江苏省和广东省的上市公司，这一方面表明山东省上市公司投入产出的效率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广东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增值额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资，即资本要素驱动。与增值额水平较为接近的江苏省相比，2010—2017年江苏省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复合增长率达到22.7%，而山东省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复合增长率仅为14.3%，数据显示江苏省上市公司靠投资规模的增长来拉动增值额的增长，自2013年始江苏省上市公司创造的增值额开始超过山东省上市公司，但由于其投资规模增长快于增值额的增长速度，导致其增值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广东省上市公司的增值率在三省对比中最低，主要原因是占用的资产规模较大，七年内的资产规模复合增长率达到20.5%，虽然靠投资增长拉动了其增值额增长，但较低的增值率意味着上市公司在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消耗了更多的要素资源。
根据对三省上市公司增值率的变化趋势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增值额总量的逐年增长反映出区域省份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较好，但增值率的下降趋势说明其价值创造能力后劲不足。微观企业数据显示的结果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保持了高度一致。从供给侧和增长函数角度分析，我国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劳动力供给充足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本报酬出现递减，我国靠资本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广东省和江苏省都主要依靠资本要素来驱动区域经济增长，在资本报酬出现递减的情况下，为什么广东省上市公司各年的增值率指标比较平稳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效率却逐年下降？笔者进一步对区域省份的劳资分配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传导路径寻找答案。
四、区域省份上市公司劳资分配情况对比分析
（一）区域省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增值额分配变化趋势
笔者将创造企业增值额的利益相关者分为股东、劳动者和其他（债权人、政府等）三大类，从增值额分配的角度对股东回报采用“股东回报占比”进行度量，即净利润/修正后增值额;对劳动者薪酬分配采用“修正的拉克尔系数”进行度量;修正后增值额中的剩余部分统一归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分配额中。其中修正的拉克尔系数计算方法如式（4）所示：
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应付职工薪酬/修正后增值额=应付职工薪酬/（EBIT+应付职工薪酬+流转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净利润+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财务费用+支付给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4）
对三省上市公司2010—2017年各年创造的增值额在三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配比例进行计算后得出各省劳资分配情况的变化趋势（如图3—图5所示）。从数据结果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资本的强势分配地位有所改变，劳资分配公平性意识逐渐增强。2012年之前，三省上市公司增值额分配中，股东回报占比显著高于劳动者分配占比，从微观企业层面反映出我国快速工业时代的“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直接决定了资本在分配制度中的强势地位，人力资本无法获得与自己劳动价值相当的劳动报酬。自2012年开始，情况有所改观。随着企业对于劳资分配公平性意识的提高，在价值分配中愈加重视人力资本的利益，企业从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的分配理念开始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共享增值额的多边治理模式。
虽然广东省上市公司的增值额分配中股东回报占比始终高于劳动者的分配占比，但是劳资分配占比的差距自2012年以来也有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上市公司主要靠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拉动企业增值额增长，快速增长的资本投入必然要求分配到相对更多的增值额。
江苏省和山东省都是从2012年开始劳动者分配占比超过了股东分配占比，但江苏省劳资分配占比的差距在逐年缩小，而山东省劳资分配占比的差距较大。这种现象体现出江苏省和山东省上市公司为了实现更好的业绩增长，更多地开始关注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采取高薪吸引人才的策略。江苏省的上市公司一方面持续加大资本投入（资产复合增长率22.7%），另一方面注重提高劳动资本的收入分配占比，双管齐下在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处在相对落后区域的山东省上市公司担负着转型升级的责任，希望通过高薪的方式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劳动力资本，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2. 不同区域上市公司的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存在差异。就三省上市公司对债权人和政府部门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增值额分配而言，不同于对资本和劳动者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决策弹性，考虑到利率和税费的相对固定性，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分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刚性分配。从近几年各省上市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分配占比的平均值来看，山东省上市公司分配给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增值额占比最高，近八年平均占比达到34.2%;而广东省与江苏省上市公司分配给债权人和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增值额占比明显较低，近八年的平均占比分别只有约28.0%和28.4%。这些数据结果表明：广东省和江苏省提供了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而山东省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成本和税收负担相对较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资本和劳动者能够分享到的公司增值额收益，既不利于实体企业的发展，又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增长。近几年江苏省和山东省上市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分配占比都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两省在不断改善实体企业的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方面做出了努力。
（二）上市公司劳资分配关系对区域省份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经济学理论层面分析，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劳资分配对国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量;另一条是劳资分配直接影响消费需求，通过纵向传递机制，成为经济增长的间接推动力量。正如史晋川和刘青（2017）[3]得出的结论，资本份额对刺激经济增长有着快速而直接的效果，我国确实享受到直接的资本份额正向驱动带来经济增长在当期和未来一定时期内发生正向变化的好处，且变化幅度较大，这表明提高资本的分配比例能够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发生转变，资本报酬出现递减，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减弱，必须要寻求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因素。随着总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劳动份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渐增强，劳资分配影响下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促进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若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分配地位，通过消费需求渠道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销资本报酬递减的负面影响，从而保持稳定的价值创造效率。广东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较高的资产总额复合增长率，验证了两省资产份额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笔者进一步对区域省份上市公司的劳资分配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验证理论分析中“劳资分配—需求结构—经济增长”这一间接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
考虑到净利润小于0时，可能会有异常值出现，尤其是当发生巨额亏损时，拉克尔系数会出现极端值。当拉克尔系数大于1或小于0时，为无效结果，为确保样本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在前文计算增值额时的样本数1 157家上市公司的基础上，剔除了净利润和拉克尔系数为负值、拉克尔系数超过1的数据以及上市时间不足8年的样本，进行数据整理后有效样本数为524家上市公司，其中山东省98家、江苏省145家、广东省281家，三省样本公司2010—2017年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平均值如表1所示，其变化趋势如图6所示。
微观数据显示的劳资分配关系逐渐向劳动者分配倾斜的转变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有着紧密的同向变动关系。图6显示三省样本公司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均体现出逐年走高的趋势，其所反映出的劳资分配关系变化趋势表明各省都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增值额的分配中逐渐提高了劳动者的薪酬福利，其中广东省对劳资分配关系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与拉克尔法则得出的0.39 395的黄金值相比，广东省样本公司在2012年就超过黄金值，江苏省样本公司紧随其后，山东省样本公司在2015年也达到黄金值以上，这表现出劳资分配关系开始向劳动者倾斜的明显趋势。
将广东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资产投入、增值额、增值率及拉克尔系数的数据结果结合起来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两省实现经济增长的思路比较一致：一方面依靠资产投入的快速增长，继续发挥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量;尽管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日趋减弱，但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对劳资分配状况进行偏向于劳动者的动态調整，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个比较稳定持续的增长效应。但是，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为了在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同时发挥出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叠加作用，两省都推出了更为优惠的招商引资措施，这些措施从增值额分配的角度分析，降低了对债权人和政府部门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分配占比，这不仅保障了资本和劳动的增值额分配，还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更有利的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广东省和江苏省经济发展的思路为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山东省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三）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劳资分配关系对比分析
三个省份分别在不同年份都实现了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其中广东省是在2013年、江苏省是在2015年、山东省是在2016年实现的。三省都初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格局，第三产业的稳步增长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结合三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现实情况，将三省上市公司按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类，对比分析各省两类产业上市公司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判断产业结构间是否存在劳资分配公平性差异。
笔者结合三省上市公司分布的行业特征，选取了28个工业制造业细分行业和13个服务业细分行业进行数据分类统计，对比分析2010—2017年两类产业间反映劳资分配公平性的修正的拉克尔系数，数据结果见表1，两类产业劳资分配关系的变化趋势如图7和图8所示。
三省上市公司劳资分配状况存在产业结构间的不均衡现象，产业结构转型期间工业制造业的劳资分配状况明显优于服务业。珠三角和长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主要依靠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转型期间工业制造业在其经济发展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制造业在所有产业中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对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使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都更为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希望通过更高的薪酬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流入，因此自2012年起三省的工业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拉克尔系数都明显超过了拉克尔法则的黄金值0.393 95，呈现出由“利润侵蚀工资”向“工资侵蚀利润”的转变（如图7所示）。该转变以广东省最为明显，其拉克尔系数2015年最高，达到了0.504 8，财务分配较大程度地向劳动者倾斜，使劳动者有更强的支付能力，社会消费需求进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三个省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拉克尔系数虽然也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但各年内的数值均低于拉克尔法则的黄金值，存在着“利润侵蚀工资”的情况（如图8所示）。相较于工业制造业拥有的发展基础，区域省份内的服务业起步相对较晚，近几年三省都希望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转型。为了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金融、商贸、教育、文化等服务业建设，在服务业的劳资分配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动”倾向，此现象与之前的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表现出的劳资分配不公平现象十分相似。但从其变化趋势可见，三省服务业上市公司劳资分配状况的差距逐渐缩小，且拉克尔系数均值也逐渐向黄金值接近，说明劳资分配的公平性在逐渐好转。
五、结论
现代企业作为多边利益主体实现共同利益的法人实体，其财务目标经历了以股东价值为导向到以利益相关者价值为导向的发展过程。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区域代表省份劳资分配关系的变化趋势对区域省份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劳动—资本竞争格局来看，由于资本的强势地位，竞争的结果是劳动报酬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低劳动报酬虽然能降低企业成本，但却损失了经济效率，导致内在不经济。经济进入转型期，随着资本报酬出现递减，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减弱，而劳资分配影响下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渐增强，因此劳资分配关系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实现劳资公平，维护劳资和谐，具有经济学理论依据。区域经济发展中三个代表省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性和价值分配的微观数据对经济学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
从三省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结果得出的分析结论为：2010—2017年资产总额、增值额和增值率的变化趋势说明，尽管三省上市公司创造的增值额总量在逐年增长，但增值率的下降趋势说明各省的价值创造能力后劲不足。三省上市公司2010—2017年创造的增值额在三类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比例的变化趋势说明，资本在分配制度中强势地位有所改变，各区域的劳资分配公平性意识都逐渐增强;但其他利益相关者分配占比的变化趋势能够反映出不同区域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提供的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差异，其中广东省和江苏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政策。
通过进一步对反映三省样本公司劳资分配公平性的修正的拉克尔系数进行测算和对比，得出广东省和江苏省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值得山东省借鉴：在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同时发挥出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叠加作用。通过降低债权人和政府部门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增值额分配占比，以更优惠的融资和税收环境充分保障资本和劳动者能够分配的收益，一方面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能继续发挥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劳资分配关系，将其他利益相关者让渡的利益向劳动者进行分配倾斜，通过改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个比较稳定持续的增长效应。
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转型视角分析，三省工业制造业之所以出现劳资分配由“利润侵蚀工资”向“工资侵蚀利润”的转变，反映了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使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都更为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流入。而服务业由于起步相对较晚，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相似，为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服务业建设，在劳资分配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动”倾向。
总之，协调好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劳资共赢与和谐的劳资分配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区域代表省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结果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结论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广东省和江苏省在促进实体企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其他区域省份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权衡.当代中國“劳动—资本”关系的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23-130.
[2]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史晋川，刘青.劳资分配、总需求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J].浙江社会科学，2017（9）：24-32.
[4]史晋川，刘青.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新卡莱斯基学派视角的文献述评[J].东南学术，2017（1）：159-170.
[5]戴园晨，黎汉明.工资侵蚀利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潜在危险[J].经济研究，1988（6）：3-11.
[6]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7]徐佳，陈艳.利益相关者对国有企业绩效评价影响程度的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6（7）：122-128.
[8]干胜道，刘庆龄.嵌入公平的企业财务目标新思考——来自2007-2013年中国资本市场经验数据[J].财经问题研究，2015（1）：72-79.
[9]陈宏辉，贾生华.企业利益相关者三维分类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4（4）：80-90.
[10]李霞，干胜道.非营利组织财务公平理论应用研究[J].新会计，2017（4）：6-9.
[11]王文兵，干胜道.从利润分配到增值额分享——基于财务公平视角[J].新会计，2013（10）：45-47.
[12]邓小军，刘娅，干胜道.财务公平视角下的财务管理目标重构[J].财会月刊，2015（4）：3-4.
[13]王清刚.增值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1（4）：46-51.
[14]干胜道.基于贡献三因素论的企业增值额分配财务公平测度研究[J].财会学习，2015（5）：13-17.
[15]干胜道.公司财务中的公平问题[J].财会学习，2012（5）：1. [16]干勝道，杜荣飞，段华友.拉克尔法则及其在财务分析中的应用[J].财会学习，2011（5）：31-33.
[17]王灿，干胜道，孙维章.员工薪酬财务公正性测度研究——基于四川省上市公司检验证据[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05-113.
责任编辑：艾 岚
Impact of Labor-capital Distribu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un Yanfang， Wang Xiaohe， Zhan Xiaoy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Shandong Qingdao 266580，China）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strong capital and weak labor has been formed in the labor-capital competition in the stag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 Guangdong， Jiangsu and Shandong，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listed companies'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dis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in three provinces， found in the three provinces， appreciation forehead volume created by listed companie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but the decline of increment rate illustrated the lagged value creation ability of these provinces. By comparative analyzing the value distribu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three provinces，we found that the strong position of capital i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been changed， and the fairness of labor and capital distribution has been enhanced. In additio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Jiangsu province have provided more favorable financing and tax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labor and capital of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three provinces has changed from "profit erodes wages" to "wage erodes profits"， while the service industry still shows the obvious tendency of "strong capital and weak labor".
Key words： stakeholder， labor-capital distribution， value-added， Rucker coefficient， regional economy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劳资分配;增值额;拉克尔系数;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44;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2-0082-09
一、引言
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学术问题之一。劳资关系及其变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等重大问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1]。我国在高投资推动的快速工业化时代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使得资本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劳资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引发了社会矛盾。随着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减弱，而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增强，“新常态”下资本份额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向劳动份额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需要改善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在劳资分配中的公平地位。企业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组织载体，价值创造讲究效率，价值分配要讲究公平，作为利益结合体的微观企业形成了多边治理结构，其财务治理必须要处理好核心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剩余索取权中的分配关系。将追求效率与兼顾公平作为企业财务目标，构建公平和谐的劳资分配关系，不仅有利于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还可以丰富和完善公司财务治理理论。时代将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先锋的使命赋予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它们用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业绩完成了使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黄河三角洲急需发挥后发优势，借鉴经验，发展高效生态经济。新时代有新特征和新要求，三个三角洲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如何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其面临的新挑战。笔者从三个区域中各选一个重要的省份，即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为代表进行对比，首先对三省上市公司的增值额创造能力进行分析，然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收益分配观，采用修正后的拉克尔系数对三省的上市公司进行劳资分配公平性测度，并结合三省产业结构转型的特点，进一步划分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对比不同产业结构间的劳资分配状况差异。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三省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计算结果为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结论提供了很好的检验证据;另一方面运用经济学理论工具对微观企业的行为结果进行分析，可以使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的决策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以科学的决策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早在1817年，李嘉图就提出受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土地、劳动和资本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会有规律地变化（李嘉图，1976）[2]。之后新剑桥学派将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分析的核心要素，最早使用了研究分配与增长的数理模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起了一波学术研究热潮，出现的新剑桥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相关研究模型都以国民收入增长为框架，将劳资分配与总需求挂钩，探讨其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周期的影响（史晋川和刘青，2017）[3]。21世纪初国外再次涌现出大量关于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新卡莱斯基（Neo-Kaleckian）分配与增长理论（史晋川和刘青，2017）[4]。
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影响，当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时，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引起对劳资分配问题的关注。国内经济学界对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经历了国企改革初期对“工资侵蚀利润”这一命题合理性的争论（戴园晨和黎汉明，1988）[5];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工资份额在国民收入占比下降使得劳动份额的研究再次成为焦点。近几年开始有国内外学者借鉴新卡莱斯基分配与增长理论，从劳资分配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驱动机制，史晋川和刘青（2017）[3]研究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且总需求结构发生动态变化，改善劳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份额会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推动效应，资本份额的上升将反而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研究
现代企业作为多边利益主体实现共同利益的法人实体，其财务管理目标的发展体现了其价值导向的变化，从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财务目标经历了以股东价值为导向到以利益相关者价值为导向的发展过程。李心合（2003）[6]根据公司运营实践总结得出，注重利益相关者利益、坚持多边治理逻辑的公司财务绩效更优。徐佳和陈艳（2016）[7]研究了国有企业绩效与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数据模型的研究结果得出，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干胜道和刘庆龄（2015）[8]也指出，企业在做财务决策时应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可能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财务目标会导致企业交易费用增加并引发短期决策行为，而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公平利益有助于企业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陈宏辉和贾生华（2004）[9]对利益相关者的分类，股东、经营管理者、员工属于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和受企业的影响都远大于非核心利益相关者。李霞和干胜道（2017）[10]认为，公平与效率间没有绝对的矛盾，公平的实现有助于效率的提升，因而企业股东、债权人、经营管理人员、员工、消费者、供应商、下游关联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相对公平的实现，有助于产生协同效应，更好地提升效率。王文兵和干胜道（2013）[11]提出，我国现行利润分配遵循股东至上，有损财务公平，企业利润分配理论基础应从“独享”意识转变为“分享”意识，从股东至上转到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达到各方利益均衡。邓小军等（2015）[12]认为，财务公平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应该遵循的一种价值观，企业应通过财务信息产生过程和信息结果两方面来满足社会公平需求。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价值分配问题主要研究的是企业增值额的去向问题。王清刚（2011）[13]认为企业增值额应分配到员工的各项支出、为股东创造的股利股息、为债权人支付的利息、向政府上交的税费、公益捐赠、环境保护以及用于企业的管理和销售费用支出、企业留存等项目。干胜道（2015）[14]将企业增值额的主要贡献者分为普通员工、高管、股东，将高管薪酬与员工薪酬分开，按照劳动、管理和资本三要素来探讨财务分配的公平性。
价值创造讲求效率、价值分配追求公平，而效率与公平并非矛盾冲突的关系。公平的价值分配可以增加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有利于提高财务效率，推动企业目标的实现;同时企业效率的提升使得可以分配给利益相关者的“蛋糕”更大，企业有更多空间来实现公平。效率和公平最终通过企业增值额来体现，企业效率提升促进增值额的增加，而公平则表现为如何将增值额合理地分配给员工、股东、管理者、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如图1所示）。
（三）增值额分配财务公平测度的相关研究
干胜道（2012）[15]明确提出了“财务公平”的概念，其中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间的收益分配是企业实现财务公平的重要内容，而企业要实现财务分配公平，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衡量其人力资本劳动报酬的合理公正性，美国经济学家拉克尔（R. W. Rucker）提出的拉克尔法则是员工薪酬公平测度的基本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拉克尔（R.W.Rucker）是对企业增值额分配问题进行研究的先行者，他对美国50年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分析，重点关注工资总额与增值额两个关键经济变量，通过计算拉克尔系数，即员工薪酬占增值额的比重，来评价增值额分配中薪酬财务公平的适度性问题。拉克尔法则的结论得出39.395%是个黄金值，如果拉克尔系数超过39.395%表现为分配中利润侵蚀薪酬;如果低于39.395%，则表现为薪酬侵蚀利润（干胜道等，2011）[16]。
计算拉克尔系数的核心问题在于增值额的确定，王灿等（2012）[17]结合我国的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特征，根据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相关指标计算增值额，得出“修正的拉克尔系数”计算方法，并根据拉克尔法则对四川省上市公司员工薪酬的公正性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财务公平性存在较大差异，央企的人均薪酬远高于地企与民企。干胜道与刘庆龄以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分别用传统拉克尔系数、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去除高管薪酬的传统拉克尔系数、去除高管薪酬的修正拉克尔系数四种方法来测度公司的财务公平，并分产权性质进行公平与效率的分类对比，得出国有企业在效率较好的情况下更注重财务公平，民营企业则更注重效率而有失公平。
由此可见拉克尔法则是目前进行财务公平测度研究时较为常用且可行的方法，从干胜道和刘庆龄（2015）[8]对A股上市公司应用四种拉克尔系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由于高管薪酬占整个公司增加额的比重较小，去除高管薪酬的拉克尔系数仅略微有所下降，但变化并不明显。因此，本文不区分高管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从股东、劳动者和其他（债权人、政府等）三个利益相关者角度，采用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对区域代表省份上市公司的增值额分配状况进行测度分析。
三、区域省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对比分析
根据《2017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统计公报》），位于黄三角的山东省在2017年的产业结构比例实现了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已完成由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第三产业。这与同样是工业大省、经济强省的珠三角的广东省和长三角的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变得非常相似。《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榜中，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河南省、四川6省仍旧占据前六名的位置，其中广东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9 879.23亿元人民币，江苏省实现85 900.9亿元人民币，山东省实现72 678.18亿元人民币。与2016年相比，江苏省和广东省之间的差距变化不大，而山东省与江苏省之间的差距则扩大了4 100多亿元人民币。从产出情况看，广东省与江苏省更胜一筹，山东省需要采取措施缩小差距。
在对公司经营效益进行分析时，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主要从投资者角度研究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如每股收益、投资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等。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探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问题时，传统的盈利指标显得不合适。在前述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视角以增值额作为衡量三个区域代表省份价值创造能力的指标，选取2010—2017年三省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公司的增值额进一步计算增值率来反映三省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效率，便于进行区域对比分析。
（一）增值额与增值率的计量方法
鉴于学者们对增值额概念的不断完善，笔者选用修正后增值额作为计量工具，如式（1）所示：
修正后增值额=息税前利润（EBIT）+应付职工薪酬+流转税（1）
其中，息税前利润（EBIT）的计算根据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所得税费用”与“财务费用”的加总，应付职工薪酬取值于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转税根据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与“收到的税费返还”的差额。考虑到息税前利润计算与现金流量表“支付的各项税费”中对所得税费用的重复处理，修正后增值额具体计算如式（2）所示：
修正后增值额=净利润+财务费用+支付給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2）
为了便于对区域省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将“增值率”指标的计算定义为：修正后增值额与企业期初期末资产总额平均值的比值，以反映上市公司资产投入获得增值的能力，具体如式（3）所示：
增值率=修正后增值额/资产总额期初期末平均值（3）
（二）区域省份上市公司增值额总量与增值率趋势分析 三省上市公司的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一些缺失的数据通过新浪财经及上市公司该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补充。进行数据整理后共获得有效样本1 157家上市公司，其中山东省195家、江苏省387家、广东省575家。在对三省上市公司2010—2017年增值额总量测算的基础上，计算三省上市公司增值率指标的平均数，各年度计算结果及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从增值额总量来看，各省上市公司近几年创造的增值额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广东省增值总额一直遥遥领先，2017年其增值额总额为15 339.76亿元人民币，约为江苏省的3.7倍、山东省的4.7倍，相比于2010年其增值额增加了238%，这与国家政策的扶持及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有着密切关系。近年来江苏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引进人才，通过劳动力、知识、技术等要素的投资推动，其增值额增长势头同样显著，2012年增值额首次超过山东省，并逐步拉开与山东省的差距。而山东省增值额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两省且差距逐渐增大，2017年其增值额总额为3 294.5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速度仅为2.68%，由此可见，山东省存在经济发展模式相对落后、区域融合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净流出等现实问题，应积极落实新旧动能转换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三省上市公司增值率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首先，伴随着区域省份上市公司增值额总量的逐年增加，其增值率指标除个别年份外总体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图2所示）。山东省上市公司增值率的平均值由2010年的16.39%下降到2015年的13.43%，2016—2017年又逐渐上升到15.19%;江苏省上市公司增值率的平均值除2012年有较大幅度上升为10.50%后，逐年下降至2017年的6.18%;廣东省上市公司增值率的平均值自2010年的7.03%连续下降两年后保持相对平稳，近几年基本维持在6%左右。
三省增值率数据显示出的第二个问题是，2010—2017年山东省上市公司的增值率最高，且显著高于江苏省和广东省的上市公司，这一方面表明山东省上市公司投入产出的效率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广东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增值额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资，即资本要素驱动。与增值额水平较为接近的江苏省相比，2010—2017年江苏省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复合增长率达到22.7%，而山东省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复合增长率仅为14.3%，数据显示江苏省上市公司靠投资规模的增长来拉动增值额的增长，自2013年始江苏省上市公司创造的增值额开始超过山东省上市公司，但由于其投资规模增长快于增值额的增长速度，导致其增值率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广东省上市公司的增值率在三省对比中最低，主要原因是占用的资产规模较大，七年内的资产规模复合增长率达到20.5%，虽然靠投资增长拉动了其增值额增长，但较低的增值率意味着上市公司在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消耗了更多的要素资源。
根据对三省上市公司增值率的变化趋势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增值额总量的逐年增长反映出区域省份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较好，但增值率的下降趋势说明其价值创造能力后劲不足。微观企业数据显示的结果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保持了高度一致。从供给侧和增长函数角度分析，我国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劳动力供给充足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本报酬出现递减，我国靠资本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广东省和江苏省都主要依靠资本要素来驱动区域经济增长，在资本报酬出现递减的情况下，为什么广东省上市公司各年的增值率指标比较平稳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效率却逐年下降？笔者进一步对区域省份的劳资分配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传导路径寻找答案。
四、区域省份上市公司劳资分配情况对比分析
（一）区域省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增值额分配变化趋势
笔者将创造企业增值额的利益相关者分为股东、劳动者和其他（债权人、政府等）三大类，从增值额分配的角度对股东回报采用“股东回报占比”进行度量，即净利润/修正后增值额;对劳动者薪酬分配采用“修正的拉克尔系数”进行度量;修正后增值额中的剩余部分统一归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分配额中。其中修正的拉克尔系数计算方法如式（4）所示：
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应付职工薪酬/修正后增值额=应付职工薪酬/（EBIT+应付职工薪酬+流转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净利润+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财务费用+支付给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4）
对三省上市公司2010—2017年各年创造的增值额在三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配比例进行计算后得出各省劳资分配情况的变化趋势（如图3—图5所示）。从数据结果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资本的强势分配地位有所改变，劳资分配公平性意识逐渐增强。2012年之前，三省上市公司增值额分配中，股东回报占比显著高于劳动者分配占比，从微观企业层面反映出我国快速工业时代的“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直接决定了资本在分配制度中的强势地位，人力资本无法获得与自己劳动价值相当的劳动报酬。自2012年开始，情况有所改观。随着企业对于劳资分配公平性意识的提高，在价值分配中愈加重视人力资本的利益，企业从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的分配理念开始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共享增值额的多边治理模式。
虽然广东省上市公司的增值额分配中股东回报占比始终高于劳动者的分配占比，但是劳资分配占比的差距自2012年以来也有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上市公司主要靠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拉动企业增值额增长，快速增长的资本投入必然要求分配到相对更多的增值额。
江苏省和山东省都是从2012年开始劳动者分配占比超过了股东分配占比，但江苏省劳资分配占比的差距在逐年缩小，而山东省劳资分配占比的差距较大。这种现象体现出江苏省和山东省上市公司为了实现更好的业绩增长，更多地开始关注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采取高薪吸引人才的策略。江苏省的上市公司一方面持续加大资本投入（资产复合增长率22.7%），另一方面注重提高劳动资本的收入分配占比，双管齐下在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处在相对落后区域的山东省上市公司担负着转型升级的责任，希望通过高薪的方式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劳动力资本，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2. 不同区域上市公司的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存在差异。就三省上市公司对债权人和政府部门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增值额分配而言，不同于对资本和劳动者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决策弹性，考虑到利率和税费的相对固定性，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分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刚性分配。从近几年各省上市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分配占比的平均值来看，山东省上市公司分配给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增值额占比最高，近八年平均占比达到34.2%;而广东省与江苏省上市公司分配给债权人和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增值额占比明显较低，近八年的平均占比分别只有约28.0%和28.4%。这些数据结果表明：广东省和江苏省提供了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而山东省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成本和税收负担相对较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资本和劳动者能够分享到的公司增值额收益，既不利于实体企业的发展，又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增长。近几年江苏省和山东省上市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分配占比都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两省在不断改善实体企业的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方面做出了努力。
（二）上市公司劳资分配关系对区域省份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经济学理论层面分析，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劳资分配对国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量;另一条是劳资分配直接影响消费需求，通过纵向传递机制，成为经济增长的间接推动力量。正如史晋川和刘青（2017）[3]得出的结论，资本份额对刺激经济增长有着快速而直接的效果，我国确实享受到直接的资本份额正向驱动带来经济增长在当期和未来一定时期内发生正向变化的好处，且变化幅度较大，这表明提高资本的分配比例能够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发生转变，资本报酬出现递减，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减弱，必须要寻求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因素。随着总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劳动份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渐增强，劳资分配影响下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促进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若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分配地位，通过消费需求渠道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销资本报酬递减的负面影响，从而保持稳定的价值创造效率。广东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较高的资产总额复合增长率，验证了两省资产份额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笔者进一步对区域省份上市公司的劳资分配状况进行对比分析，以验证理论分析中“劳资分配—需求结构—经济增长”这一间接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
考虑到净利润小于0时，可能会有异常值出现，尤其是当发生巨额亏损时，拉克尔系数会出现极端值。当拉克尔系数大于1或小于0时，为无效结果，为确保样本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在前文计算增值额时的样本数1 157家上市公司的基础上，剔除了净利润和拉克尔系数为负值、拉克尔系数超过1的数据以及上市时间不足8年的样本，进行数据整理后有效样本数为524家上市公司，其中山东省98家、江苏省145家、广东省281家，三省样本公司2010—2017年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平均值如表1所示，其变化趋势如图6所示。
微观数据显示的劳资分配关系逐渐向劳动者分配倾斜的转变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有着紧密的同向变动关系。图6显示三省样本公司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均体现出逐年走高的趋势，其所反映出的劳资分配关系变化趋势表明各省都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增值额的分配中逐渐提高了劳动者的薪酬福利，其中广东省对劳资分配关系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与拉克尔法则得出的0.39 395的黄金值相比，广东省样本公司在2012年就超过黄金值，江苏省样本公司紧随其后，山东省样本公司在2015年也达到黄金值以上，这表现出劳资分配关系开始向劳动者倾斜的明显趋势。
将广东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资产投入、增值额、增值率及拉克尔系数的数据结果结合起来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两省实现经济增长的思路比较一致：一方面依靠资产投入的快速增长，继续发挥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量;尽管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日趋减弱，但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对劳资分配状况进行偏向于劳动者的动态調整，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个比较稳定持续的增长效应。但是，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为了在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同时发挥出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叠加作用，两省都推出了更为优惠的招商引资措施，这些措施从增值额分配的角度分析，降低了对债权人和政府部门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分配占比，这不仅保障了资本和劳动的增值额分配，还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更有利的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广东省和江苏省经济发展的思路为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山东省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三）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劳资分配关系对比分析
三个省份分别在不同年份都实现了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其中广东省是在2013年、江苏省是在2015年、山东省是在2016年实现的。三省都初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格局，第三产业的稳步增长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结合三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现实情况，将三省上市公司按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类，对比分析各省两类产业上市公司修正的拉克尔系数，判断产业结构间是否存在劳资分配公平性差异。
笔者结合三省上市公司分布的行业特征，选取了28个工业制造业细分行业和13个服务业细分行业进行数据分类统计，对比分析2010—2017年两类产业间反映劳资分配公平性的修正的拉克尔系数，数据结果见表1，两类产业劳资分配关系的变化趋势如图7和图8所示。
三省上市公司劳资分配状况存在产业结构间的不均衡现象，产业结构转型期间工业制造业的劳资分配状况明显优于服务业。珠三角和长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主要依靠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转型期间工业制造业在其经济发展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制造业在所有产业中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对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使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都更为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希望通过更高的薪酬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流入，因此自2012年起三省的工业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拉克尔系数都明显超过了拉克尔法则的黄金值0.393 95，呈现出由“利润侵蚀工资”向“工资侵蚀利润”的转变（如图7所示）。该转变以广东省最为明显，其拉克尔系数2015年最高，达到了0.504 8，财务分配较大程度地向劳动者倾斜，使劳动者有更强的支付能力，社会消费需求进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三个省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拉克尔系数虽然也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但各年内的数值均低于拉克尔法则的黄金值，存在着“利润侵蚀工资”的情况（如图8所示）。相较于工业制造业拥有的发展基础，区域省份内的服务业起步相对较晚，近几年三省都希望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转型。为了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金融、商贸、教育、文化等服务业建设，在服务业的劳资分配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动”倾向，此现象与之前的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表现出的劳资分配不公平现象十分相似。但从其变化趋势可见，三省服务业上市公司劳资分配状况的差距逐渐缩小，且拉克尔系数均值也逐渐向黄金值接近，说明劳资分配的公平性在逐渐好转。
五、结论
现代企业作为多边利益主体实现共同利益的法人实体，其财务目标经历了以股东价值为导向到以利益相关者价值为导向的发展过程。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区域代表省份劳资分配关系的变化趋势对区域省份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劳动—资本竞争格局来看，由于资本的强势地位，竞争的结果是劳动报酬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低劳动报酬虽然能降低企业成本，但却损失了经济效率，导致内在不经济。经济进入转型期，随着资本报酬出现递减，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减弱，而劳资分配影响下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渐增强，因此劳资分配关系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实现劳资公平，维护劳资和谐，具有经济学理论依据。区域经济发展中三个代表省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性和价值分配的微观数据对经济学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
从三省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结果得出的分析结论为：2010—2017年资产总额、增值额和增值率的变化趋势说明，尽管三省上市公司创造的增值额总量在逐年增长，但增值率的下降趋势说明各省的价值创造能力后劲不足。三省上市公司2010—2017年创造的增值额在三类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比例的变化趋势说明，资本在分配制度中强势地位有所改变，各区域的劳资分配公平性意识都逐渐增强;但其他利益相关者分配占比的变化趋势能够反映出不同区域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提供的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差异，其中广东省和江苏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政策。
通过进一步对反映三省样本公司劳资分配公平性的修正的拉克尔系数进行测算和对比，得出广东省和江苏省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值得山东省借鉴：在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同时发挥出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叠加作用。通过降低债权人和政府部门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增值额分配占比，以更优惠的融资和税收环境充分保障资本和劳动者能够分配的收益，一方面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能继续发挥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劳资分配关系，将其他利益相关者让渡的利益向劳动者进行分配倾斜，通过改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个比较稳定持续的增长效应。
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转型视角分析，三省工业制造业之所以出现劳资分配由“利润侵蚀工资”向“工资侵蚀利润”的转变，反映了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使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都更为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流入。而服务业由于起步相对较晚，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相似，为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服务业建设，在劳资分配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动”倾向。
总之，协调好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劳资共赢与和谐的劳资分配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区域代表省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结果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结论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广东省和江苏省在促进实体企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其他区域省份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权衡.当代中國“劳动—资本”关系的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23-130.
[2]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史晋川，刘青.劳资分配、总需求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J].浙江社会科学，2017（9）：24-32.
[4]史晋川，刘青.劳资分配与经济增长——新卡莱斯基学派视角的文献述评[J].东南学术，2017（1）：159-170.
[5]戴园晨，黎汉明.工资侵蚀利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潜在危险[J].经济研究，1988（6）：3-11.
[6]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7]徐佳，陈艳.利益相关者对国有企业绩效评价影响程度的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6（7）：122-128.
[8]干胜道，刘庆龄.嵌入公平的企业财务目标新思考——来自2007-2013年中国资本市场经验数据[J].财经问题研究，2015（1）：72-79.
[9]陈宏辉，贾生华.企业利益相关者三维分类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4（4）：80-90.
[10]李霞，干胜道.非营利组织财务公平理论应用研究[J].新会计，2017（4）：6-9.
[11]王文兵，干胜道.从利润分配到增值额分享——基于财务公平视角[J].新会计，2013（10）：45-47.
[12]邓小军，刘娅，干胜道.财务公平视角下的财务管理目标重构[J].财会月刊，2015（4）：3-4.
[13]王清刚.增值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1（4）：46-51.
[14]干胜道.基于贡献三因素论的企业增值额分配财务公平测度研究[J].财会学习，2015（5）：13-17.
[15]干胜道.公司财务中的公平问题[J].财会学习，2012（5）：1. [16]干勝道，杜荣飞，段华友.拉克尔法则及其在财务分析中的应用[J].财会学习，2011（5）：31-33.
[17]王灿，干胜道，孙维章.员工薪酬财务公正性测度研究——基于四川省上市公司检验证据[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05-113.
责任编辑：艾 岚
Impact of Labor-capital Distribu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un Yanfang， Wang Xiaohe， Zhan Xiaoy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Shandong Qingdao 266580，China）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strong capital and weak labor has been formed in the labor-capital competition in the stag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 Guangdong， Jiangsu and Shandong，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listed companies'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dis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in three provinces， found in the three provinces， appreciation forehead volume created by listed companie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but the decline of increment rate illustrated the lagged value creation ability of these provinces. By comparative analyzing the value distribu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three provinces，we found that the strong position of capital i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been changed， and the fairness of labor and capital distribution has been enhanced. In additio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Jiangsu province have provided more favorable financing and tax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labor and capital of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three provinces has changed from "profit erodes wages" to "wage erodes profits"， while the service industry still shows the obvious tendency of "strong capital and weak labor".
Key words： stakeholder， labor-capital distribution， value-added， Rucker coefficient， region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