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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汉时期的幽燕，地处古代中国农牧业两大自然经济区域交汇地带，平原、丘陵、山地、河流、湖泊兼备，自然资源丰富，形成该地区独具特色的农牧业生产。燕都蓟城交通便利，“富冠海内”，商业繁荣，既是北方手工业中心，又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大都会，各民族经济交流的中心。
关键词：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农耕时期；燕；蓟；都会；农牧业；手工业；商业；中转贸易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129-03
幽燕地区的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自然资源丰富，形成独具特色的农牧业生产。燕都蓟城，交通非常便利，商业繁荣，“富冠海内”，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和商业大都市，以及北方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史记·货殖列传》：“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临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从广义上看，燕国的封疆，大致相当于《地理志》之涿郡、渤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广阳国以及涿郡、渤海郡之数县之地[1]（P94），即西汉幽州刺史部的主要辖区，其政治经济重心，乃是以蓟城为主体的广阳地区[2]（P11）。
一
在农耕时代，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属于整个社会经济部门的支柱产业。秦汉时期的幽燕，地处古代中国农业与畜牧业两大自然经济区域的交汇地带，平原、丘陵、山地、河流、湖泊兼备，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当地居民就已经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生活[3]（P91-97）。《周礼》：职方氏，幽州，其谷宜三种。郑玄：三种，黍、稷、稻。贾公彦：幽州“西与冀州相接，冀州皆黍稷，幽州见宜稻，故知三种黍、稷、稻也。”[4]（P863）《逸周书》亦云：幽州，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黄怀信：三种，黍、稷、稻也[5]（P92-93）。东汉时期，渔阳太守张堪，曾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6]（P1100）《论衡·定贤篇》：“燕有谷，气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致气，既，寒更为温，燕以种黍，黍生丰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刘向《别录》：“邹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至黍生，今名黍谷”[7]（P1840）。燕蓟以南的平原，地势平坦，灌溉便利，号为“膏腴之地”[8]（P2532），是幽燕最重要的农业区域，主要种植黍、稷、稻等粮食作物。
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利于燕蓟农业生产的多种经营。在幽燕农业生产中，植桑、养蚕居于重要地位。《晏子春秋》：“丝蚕于燕”[9]（P229）。《货殖列传》：“燕、代田畜而事桑”。直到魏晋时期，幽燕地区桑林仍然随处可见。虞信《燕歌行》：“桑叶纷纷落蓟门。”[10] （P17）曹植《燕歌》：“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11] （P2394）《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12] （P166）蚕丝成为幽燕丝织业生产部门重要的原料来源。大葆台一号墓出土纺织品12件，主要是绢类、刺绣、漆纱冠和组带，绣工精细，针法灵活，随葬物有带壳的小米、栗、枣，二号墓亦有小米、枣、鸡、猪等随葬，这些随葬品，多是当地的土特产[13]（P56-60；P63；P73）。
燕国山林资源丰富，果树的栽培，尤其是优质果树的种植，十分普遍。《汉书·地理志》：“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战国策·燕策一》：“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14] （P576）著名的土特产枣、栗等，质地优良。据《密云县志》记载：“密云产枣，小者佳”。《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五方皆有栗，惟渔阳、范阳栗甜美味长，他方者悉不及也”[11] （P2390）。《史记·货殖列传》：燕“有鱼盐枣栗之饶”，“燕、秦千树栗”，果树栽培，成为幽燕居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燕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生产工具的改进，铁制农具的推广密不可分。早在战国时期，犁锄、镢、镐、五齿耙等铁制农具已广泛使用，这些铁制农具，在河北燕下都等遗址多有出土，至西汉时期，铁制农具进一步推广，主要有铁镢、铁锄、铁库铲、铁楼角等。清河古城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有：锄、铲、斧、楼犁，以及2件铁犁铧。铧身尖端稍反曲，两面都有菱形凸起的犁底槽[3]（P138-139）。《管子》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锥、一铚，然后成为农。”[15]（P365）铁制农具坚固、锋利，远非木石、青铜工具可比，“深耕易耨”逐渐替代了“刀耕火种”，燕地的农业生产，亦由过去比较原始的粗放式经营向精耕细作农业过渡。恩格斯：“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16] （P159）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力显着提高，荒地得到进一步的开辟。灌溉农业发达，农田水利设施比较完整，考古工作者曾在北京地区发现从战国到汉代的陶井群，以及陶井圈。根据水井分布密集的情况，考古学者分析，这些水井，应该与农田灌溉有关[17] （P136）。
上谷、渔阳、右北平诸郡，多山林、草场，燕国的畜牧业生产，集中分布在这一地区。《史记·货殖列传》：“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山海经》：“幽都之山，上有元鸟、元蛇、元豹、元虎、元狐、蓬尾。”[11] （P2370）碣石至龙门连成一线，恰是古代中国北方农牧经济区划的分界线。“燕、代田畜而事桑”，正是幽燕农牧兼营的经济特色。畜牧业以养马、牛、羊为主，尤其盛产良马。《左传·昭公四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杜预：冀北，指燕、代。《战国策·赵策二》：苏秦游说赵王：“大王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逸周书·职方》：幽州“畜宜四扰。”“四扰”，指牛、马、羊、豕。大葆台汉墓曾发掘出天鹅、鸿雁、豹、牛、马、羊、猪、真骨鱼等20余种生禽鸟兽的骨骸，仿拟了广阳王生前居住和宴飨的豪奢[13]（P103）。 二
早在战国时期，燕都蓟城就是北方重要的冶铁中心，在北京清河镇，考古学家曾发现汉代的冶铁遗址，出土的遗物有铜铁炉渣、残碎的炉壁、铁器和铜镞等，铁农具主要有锄、楼足、镢、裤铲等，武器有剑、环刀、戟和钺等，工具有刀、凿、锛等，其他还有车具、马饰、铁鼎、铁镜等。大葆台汉墓出土铁器37件，其中的铁斧，最为珍贵。刃部锋利，斧面光洁呈暗红色。高16厘米，宽7.2厘米，腐蚀较轻，上有“渔”铭文，疑为渔阳郡铁官作坊的标记。该墓葬出土的铁器，如成铁箭铤、铁扒钉、铁环首、削、戟、臿和簪等铁器，多采用生铁固态淬火脱碳成钢的新工艺，为研究西汉冶铁技术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铜器共19件，有八棱兵器、镞、镦、镜、带钩、簪、龙头、枘，其成分为铜锡合金[13]（P38-46）。汉武帝之后，国家实行盐铁专卖政策，政府曾在渔阳、涿郡、右北平等郡设铁官，管理铁矿开采、冶炼和铁器的贩卖。
鱼、盐资源集中分布于滨海地区。《货殖列传》：“山东食海盐，山西食卤盐”。渤海之滨乃秦汉时期重要的鱼盐产域。《周礼·职方氏》：幽州“其利鱼盐”。《析津日记》：“涿水有鱼重唇”。[11] （P2422）《管子·地数》：“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盐铁论·本议》：“燕齐之鱼盐旃裘”。食盐属于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产量高，销售广，获利丰厚。“恶食无盐则肿”[15] （P3130）；“夫盐，食肴之将”[18] （P1183），人们“养生送终”必备的物品，经济价值很高，沿滨海地区丰富的海盐资源，成为燕国丰饶的财源。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政府在渔阳郡泉州县设置盐官，专门负责盐业生产和销售。
燕地制作的陶器精美，多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如陶井圈、陶俑、陶制明楼以及其他器物。大葆台汉墓出土陶器很多，有鼎、罐、壶、盘、盆、瓮以及耳环等，以黑陶为主，陶器表多涂有黑漆色，亦有里施红漆，外施黑漆者。器型规整匀称，色泽鲜亮厚重。陶俑造型简单古朴，俑衣纹刻划简练[13]（P33-38）。漆木器数量很大，主要有漆床、案、奁、盒及金银扣耳杯等，有的漆器上嵌有艳丽鸡血红玛瑙、白玛瑙、玳瑁、云母、金箔等饰物，多数为木胎，少量为夹纻胎。尤其是夔龙边漆床，工艺精美，床面施满黑漆，周边为红漆，彩绘云纹及夔龙，夔龙飞舞，翩翩欲生。有些漆器小巧玲珑，造型精美，且绘有精美的图案，如升天、天马、丹凤、奔鹿等，既是汉代漆器中的精品，又是艺术价值很高的汉代绘画作品[13]（P53-56）。
燕之旃裘、筋角远近闻名。《史记·货殖列传》：“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盐铁论》：“燕、齐之鱼盐旃裘。”注曰：旃即毡，裘，即皮袄[19]（P9）。《尔雅·释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谓多野牛筋角”。郝疏：“山在昌平县西北。”[20]（P13）《淮南子·坠形训》：“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注：“古之幽都在雁门以北，其畜宜牛羊马，出好筋角，可以为弓弩。”《考工记》：“燕之角，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燕近强胡，习作甲胄”。疏曰：角，牛角，与干为弓人六材之二。燕地盛产的牛角，质地优良，乃制造弓弩的必备材料，被称为“天下之练材”[21]（P298）。大葆台墓葬随葬角器2件。长条椭圆形的骨角器，柄长6.7、宽4.2、孔径2.4厘米，中空，一端呈圆形，一端呈椭圆形，表面打磨光滑平整。虬角龙雕，以虬角的端头雕出龙头，背面前端平直，后端为半圆凹槽，器形的断面呈半弧形，雕工非常精巧生动[13]（P50-53）。《山海经》：“燕山多婴石，似玉有符采婴带，所谓燕石也。”《石谱》：“燕山石出水中，名夺玉，莹白而温润，土人琢为器，颇似真玉。”[11] （P2411）玉雕工艺精湛优美，大葆台汉墓随葬玉器，如透雕玉臂、王螭配、风形玉觹、玉舞人等玉器，都是汉代玉雕中的精品[13]（P46-50；P70-72）。
三
商业不仅“使生产物发展为商品”，而且“为生产物创造了市场”[22]（P376）。“钜燕在东北陬”[23]（P240）。秦汉时期的燕蓟，虽然偏居东北一隅，但早在先秦时期，其北国经济都会的地位，就已经确立。汉惩戒秦“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之弊[18] （P1137），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8]（P3261）《盐铁论·力耕》亦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燕盛产鱼、盐、枣、栗，以及“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物品，“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8]（P3254），特别是食盐，乃人们日常生活之必备物品，经济价值尤高，又“北隙乌桓、夫余，东贾真番之利”[18]（P1657），丰厚的商业利润，吸引着熙来攘往的行商、坐贾，穿梭其间，蓟城的商业贸易活动十分频繁。
都市，乃是沟通全国各地交通体系的重要枢纽。贾山《至言》：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及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师古曰：“濒，水涯也。濒海，谓缘海之边也。”[18]（P2328）燕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8]（P3265），正好位于“并海道”和“北边道”的T字形交汇点上[2]（P14），“绾统”“秽貉、朝鲜、真番”之“要津”[8]（P3265），数十几条比较重要的交通干线交汇于此，又是中原腹地通向东北地区的门户，来自乌桓、朝鲜等地的牲畜、皮毛等由此而输入中原，而中原地区的漆器等重要商品，亦由此而远销北方各民族。
燕都蓟城北国经济都会的地位，是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汉书·地理志》：“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师古曰：“蓟县，燕之所都也。勃，勃海也。碣，碣石也。”姚鼐曰：“碣石在燕东，海中之货，自此入河。雁门在西北，沙漠之货，自此入路，皆达燕，故有其饶也。”[14]（P577）《战国策》：“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24]（P918）《汉书·地理志》：燕蓟“北隙乌桓、夫余，东贾真番之利”。杨雄《幽州箴》：“东限穢貊，羡及东湖。”[25]（P115）在同乌桓、夫余、秽、貉等少数民族贸易和朝鲜、真番等地区贸易的过程中，燕蓟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逐渐繁荣起来，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史念海：“广阳之蓟，旧为燕都，其地处勃碣之间，当北塞之下，轮轨交错，北国之名都也。其南有涿郡，亦一时之巨镇。二地邻迩，其交通系统亦复相同。”[26]（P594）《郡国志》曰：“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其气躁急，通齐、赵、渤海之间，一都会也。”[12]（P787）燕都蓟城，道路四通八达，乃沟通北方游牧民族与经济腹地中原地区联系的孔道，在中转贸易过程中逐渐繁荣起来，成为北方各民族经济交流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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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关键词：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农耕时期；燕；蓟；都会；农牧业；手工业；商业；中转贸易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129-03
幽燕地区的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自然资源丰富，形成独具特色的农牧业生产。燕都蓟城，交通非常便利，商业繁荣，“富冠海内”，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和商业大都市，以及北方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史记·货殖列传》：“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临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从广义上看，燕国的封疆，大致相当于《地理志》之涿郡、渤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广阳国以及涿郡、渤海郡之数县之地[1]（P94），即西汉幽州刺史部的主要辖区，其政治经济重心，乃是以蓟城为主体的广阳地区[2]（P11）。
一
在农耕时代，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属于整个社会经济部门的支柱产业。秦汉时期的幽燕，地处古代中国农业与畜牧业两大自然经济区域的交汇地带，平原、丘陵、山地、河流、湖泊兼备，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当地居民就已经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生活[3]（P91-97）。《周礼》：职方氏，幽州，其谷宜三种。郑玄：三种，黍、稷、稻。贾公彦：幽州“西与冀州相接，冀州皆黍稷，幽州见宜稻，故知三种黍、稷、稻也。”[4]（P863）《逸周书》亦云：幽州，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黄怀信：三种，黍、稷、稻也[5]（P92-93）。东汉时期，渔阳太守张堪，曾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6]（P1100）《论衡·定贤篇》：“燕有谷，气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致气，既，寒更为温，燕以种黍，黍生丰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刘向《别录》：“邹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至黍生，今名黍谷”[7]（P1840）。燕蓟以南的平原，地势平坦，灌溉便利，号为“膏腴之地”[8]（P2532），是幽燕最重要的农业区域，主要种植黍、稷、稻等粮食作物。
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利于燕蓟农业生产的多种经营。在幽燕农业生产中，植桑、养蚕居于重要地位。《晏子春秋》：“丝蚕于燕”[9]（P229）。《货殖列传》：“燕、代田畜而事桑”。直到魏晋时期，幽燕地区桑林仍然随处可见。虞信《燕歌行》：“桑叶纷纷落蓟门。”[10] （P17）曹植《燕歌》：“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11] （P2394）《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12] （P166）蚕丝成为幽燕丝织业生产部门重要的原料来源。大葆台一号墓出土纺织品12件，主要是绢类、刺绣、漆纱冠和组带，绣工精细，针法灵活，随葬物有带壳的小米、栗、枣，二号墓亦有小米、枣、鸡、猪等随葬，这些随葬品，多是当地的土特产[13]（P56-60；P63；P73）。
燕国山林资源丰富，果树的栽培，尤其是优质果树的种植，十分普遍。《汉书·地理志》：“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战国策·燕策一》：“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14] （P576）著名的土特产枣、栗等，质地优良。据《密云县志》记载：“密云产枣，小者佳”。《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五方皆有栗，惟渔阳、范阳栗甜美味长，他方者悉不及也”[11] （P2390）。《史记·货殖列传》：燕“有鱼盐枣栗之饶”，“燕、秦千树栗”，果树栽培，成为幽燕居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燕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生产工具的改进，铁制农具的推广密不可分。早在战国时期，犁锄、镢、镐、五齿耙等铁制农具已广泛使用，这些铁制农具，在河北燕下都等遗址多有出土，至西汉时期，铁制农具进一步推广，主要有铁镢、铁锄、铁库铲、铁楼角等。清河古城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有：锄、铲、斧、楼犁，以及2件铁犁铧。铧身尖端稍反曲，两面都有菱形凸起的犁底槽[3]（P138-139）。《管子》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锥、一铚，然后成为农。”[15]（P365）铁制农具坚固、锋利，远非木石、青铜工具可比，“深耕易耨”逐渐替代了“刀耕火种”，燕地的农业生产，亦由过去比较原始的粗放式经营向精耕细作农业过渡。恩格斯：“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16] （P159）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力显着提高，荒地得到进一步的开辟。灌溉农业发达，农田水利设施比较完整，考古工作者曾在北京地区发现从战国到汉代的陶井群，以及陶井圈。根据水井分布密集的情况，考古学者分析，这些水井，应该与农田灌溉有关[17] （P136）。
上谷、渔阳、右北平诸郡，多山林、草场，燕国的畜牧业生产，集中分布在这一地区。《史记·货殖列传》：“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山海经》：“幽都之山，上有元鸟、元蛇、元豹、元虎、元狐、蓬尾。”[11] （P2370）碣石至龙门连成一线，恰是古代中国北方农牧经济区划的分界线。“燕、代田畜而事桑”，正是幽燕农牧兼营的经济特色。畜牧业以养马、牛、羊为主，尤其盛产良马。《左传·昭公四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杜预：冀北，指燕、代。《战国策·赵策二》：苏秦游说赵王：“大王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逸周书·职方》：幽州“畜宜四扰。”“四扰”，指牛、马、羊、豕。大葆台汉墓曾发掘出天鹅、鸿雁、豹、牛、马、羊、猪、真骨鱼等20余种生禽鸟兽的骨骸，仿拟了广阳王生前居住和宴飨的豪奢[13]（P103）。 二
早在战国时期，燕都蓟城就是北方重要的冶铁中心，在北京清河镇，考古学家曾发现汉代的冶铁遗址，出土的遗物有铜铁炉渣、残碎的炉壁、铁器和铜镞等，铁农具主要有锄、楼足、镢、裤铲等，武器有剑、环刀、戟和钺等，工具有刀、凿、锛等，其他还有车具、马饰、铁鼎、铁镜等。大葆台汉墓出土铁器37件，其中的铁斧，最为珍贵。刃部锋利，斧面光洁呈暗红色。高16厘米，宽7.2厘米，腐蚀较轻，上有“渔”铭文，疑为渔阳郡铁官作坊的标记。该墓葬出土的铁器，如成铁箭铤、铁扒钉、铁环首、削、戟、臿和簪等铁器，多采用生铁固态淬火脱碳成钢的新工艺，为研究西汉冶铁技术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铜器共19件，有八棱兵器、镞、镦、镜、带钩、簪、龙头、枘，其成分为铜锡合金[13]（P38-46）。汉武帝之后，国家实行盐铁专卖政策，政府曾在渔阳、涿郡、右北平等郡设铁官，管理铁矿开采、冶炼和铁器的贩卖。
鱼、盐资源集中分布于滨海地区。《货殖列传》：“山东食海盐，山西食卤盐”。渤海之滨乃秦汉时期重要的鱼盐产域。《周礼·职方氏》：幽州“其利鱼盐”。《析津日记》：“涿水有鱼重唇”。[11] （P2422）《管子·地数》：“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盐铁论·本议》：“燕齐之鱼盐旃裘”。食盐属于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产量高，销售广，获利丰厚。“恶食无盐则肿”[15] （P3130）；“夫盐，食肴之将”[18] （P1183），人们“养生送终”必备的物品，经济价值很高，沿滨海地区丰富的海盐资源，成为燕国丰饶的财源。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政府在渔阳郡泉州县设置盐官，专门负责盐业生产和销售。
燕地制作的陶器精美，多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如陶井圈、陶俑、陶制明楼以及其他器物。大葆台汉墓出土陶器很多，有鼎、罐、壶、盘、盆、瓮以及耳环等，以黑陶为主，陶器表多涂有黑漆色，亦有里施红漆，外施黑漆者。器型规整匀称，色泽鲜亮厚重。陶俑造型简单古朴，俑衣纹刻划简练[13]（P33-38）。漆木器数量很大，主要有漆床、案、奁、盒及金银扣耳杯等，有的漆器上嵌有艳丽鸡血红玛瑙、白玛瑙、玳瑁、云母、金箔等饰物，多数为木胎，少量为夹纻胎。尤其是夔龙边漆床，工艺精美，床面施满黑漆，周边为红漆，彩绘云纹及夔龙，夔龙飞舞，翩翩欲生。有些漆器小巧玲珑，造型精美，且绘有精美的图案，如升天、天马、丹凤、奔鹿等，既是汉代漆器中的精品，又是艺术价值很高的汉代绘画作品[13]（P53-56）。
燕之旃裘、筋角远近闻名。《史记·货殖列传》：“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盐铁论》：“燕、齐之鱼盐旃裘。”注曰：旃即毡，裘，即皮袄[19]（P9）。《尔雅·释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谓多野牛筋角”。郝疏：“山在昌平县西北。”[20]（P13）《淮南子·坠形训》：“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注：“古之幽都在雁门以北，其畜宜牛羊马，出好筋角，可以为弓弩。”《考工记》：“燕之角，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燕近强胡，习作甲胄”。疏曰：角，牛角，与干为弓人六材之二。燕地盛产的牛角，质地优良，乃制造弓弩的必备材料，被称为“天下之练材”[21]（P298）。大葆台墓葬随葬角器2件。长条椭圆形的骨角器，柄长6.7、宽4.2、孔径2.4厘米，中空，一端呈圆形，一端呈椭圆形，表面打磨光滑平整。虬角龙雕，以虬角的端头雕出龙头，背面前端平直，后端为半圆凹槽，器形的断面呈半弧形，雕工非常精巧生动[13]（P50-53）。《山海经》：“燕山多婴石，似玉有符采婴带，所谓燕石也。”《石谱》：“燕山石出水中，名夺玉，莹白而温润，土人琢为器，颇似真玉。”[11] （P2411）玉雕工艺精湛优美，大葆台汉墓随葬玉器，如透雕玉臂、王螭配、风形玉觹、玉舞人等玉器，都是汉代玉雕中的精品[13]（P46-50；P70-72）。
三
商业不仅“使生产物发展为商品”，而且“为生产物创造了市场”[22]（P376）。“钜燕在东北陬”[23]（P240）。秦汉时期的燕蓟，虽然偏居东北一隅，但早在先秦时期，其北国经济都会的地位，就已经确立。汉惩戒秦“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之弊[18] （P1137），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8]（P3261）《盐铁论·力耕》亦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燕盛产鱼、盐、枣、栗，以及“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物品，“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8]（P3254），特别是食盐，乃人们日常生活之必备物品，经济价值尤高，又“北隙乌桓、夫余，东贾真番之利”[18]（P1657），丰厚的商业利润，吸引着熙来攘往的行商、坐贾，穿梭其间，蓟城的商业贸易活动十分频繁。
都市，乃是沟通全国各地交通体系的重要枢纽。贾山《至言》：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及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师古曰：“濒，水涯也。濒海，谓缘海之边也。”[18]（P2328）燕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8]（P3265），正好位于“并海道”和“北边道”的T字形交汇点上[2]（P14），“绾统”“秽貉、朝鲜、真番”之“要津”[8]（P3265），数十几条比较重要的交通干线交汇于此，又是中原腹地通向东北地区的门户，来自乌桓、朝鲜等地的牲畜、皮毛等由此而输入中原，而中原地区的漆器等重要商品，亦由此而远销北方各民族。
燕都蓟城北国经济都会的地位，是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汉书·地理志》：“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师古曰：“蓟县，燕之所都也。勃，勃海也。碣，碣石也。”姚鼐曰：“碣石在燕东，海中之货，自此入河。雁门在西北，沙漠之货，自此入路，皆达燕，故有其饶也。”[14]（P577）《战国策》：“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24]（P918）《汉书·地理志》：燕蓟“北隙乌桓、夫余，东贾真番之利”。杨雄《幽州箴》：“东限穢貊，羡及东湖。”[25]（P115）在同乌桓、夫余、秽、貉等少数民族贸易和朝鲜、真番等地区贸易的过程中，燕蓟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逐渐繁荣起来，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史念海：“广阳之蓟，旧为燕都，其地处勃碣之间，当北塞之下，轮轨交错，北国之名都也。其南有涿郡，亦一时之巨镇。二地邻迩，其交通系统亦复相同。”[26]（P594）《郡国志》曰：“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其气躁急，通齐、赵、渤海之间，一都会也。”[12]（P787）燕都蓟城，道路四通八达，乃沟通北方游牧民族与经济腹地中原地区联系的孔道，在中转贸易过程中逐渐繁荣起来，成为北方各民族经济交流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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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