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震惊中外的捉蒋兵谏以后,事前并没有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这是不争的史实。但是,许多人对张学良、杨虎城在捉蒋以后为什么电请中共代表周恩来来西安协助处理捉蒋问题,始终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甚至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既然在事变前没有征得中共的同意,那么为什么在事变后竟然敦请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呢?事实上其中另有隐由。张、杨发动兵谏以后不仅遭到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和各地拥蒋军阀的谴责,而且在东北军内部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动荡,其中他派驻洛阳的部队所发生的一场小小的兵变,便成为张学良危急之中向中共中央求助的重要动因之一。
事变之夜张学良的两份部署密电
12月12日凌晨二时,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接到孙鸣九从临潼打回的电话以后,自知捉蒋兵谏已成事实。守候在指挥部内的张学良,深知马上将要面临的军事威胁:即南京政府在获悉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后,肯定会派出大批中央军向西北进攻,而潼关则为保证“西安事变”是否成功的重要军事关隘。
张学良马上给两个重要东北军将领拍发了紧急电报,一是给驻扎在保定的万福麟拍发密电,二是给驻守在洛阳的王荣寰下达了马上向潼关进军的密令。这是张学良兵谏后向外拍发的第一批电报。而张、杨《通电》则是在此后数小时才公布于世的。
张学良当时最为关注的是镇守洛阳的王荣寰。因为他可以就近占据潼关要塞。
王荣寰是黑龙江省双城人,第一次奉直战争时即为张学良麾下的得力炮兵连长。由于王荣寰精熟炮兵科,又是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生,所以在第二次奉直战争后一再倍受张学良的赏识。
张学良先后将王荣寰从东北炮兵二团教官提升为东北炮兵团副团长、团长、炮兵指挥部参谋长、炮兵六旅和炮兵八旅旅长等要职。1935年张学良率兵由湖北向陕西进驻时,考虑到东北军今后的退路,曾把王荣寰旅作为自己的心腹有意安插在东北军和中央军联合混驻的咽喉要地洛阳。作为张学良伺机发动事变的一枚重要棋子,王荣寰始终对张学良恭敬有加,取悦于官场的应酬之中。张学良从来没有对王荣寰在洛阳驻防和指挥一支装配精良的炮兵旅产生过任何怀疑。以致于在“西安事变”发动前夕张学良亲临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期间,还将王荣寰的军衔由普通校官破格提拔为炮兵少将。从这些可以追寻的官场轨迹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始终把年轻有为、能说会道的王荣寰视为自己心腹,并随时准备启用他充当要职。所以,当张学良在将要逮住蒋介石的前夕,动王荣寰这枚重要的棋子,以期为事变后可能出现的军事危机做出贡献。
张学良发给王荣寰的电报采用密码。虽在电文中已告知西安正在发生军事行动,但并未明确告知蒋介石的安危。张学良下令王荣寰,要他火速调动炮兵旅向潼关方向进发,随时阻击可能来犯的中央军。
应该说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启用王荣寰并果断布防潼关,无疑具有军事家的前瞻性。而预先将王荣寰安置在洛阳的用意,很难说少帅没有军事上的考虑。然而张学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在他看来多年经受考验的重要将领王荣寰,竟然对他心怀异志,在如此关键的时候非但没有执行他的军事命令,甚至会做出背叛他和东北军的可耻行径。
原来,王荣寰凌晨5时收到张学良的密电时,虽然还不清楚西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可是,不久前张学良来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痛陈抗日主张而遭到蒋氏训责的前情,还有王荣寰对张学良心怀国难家仇无以解脱的情结,都让他判断出此时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很可能面临的危境。如果他执行张学良的命令,挥师向潼关挺进,那么万一将来事变发生逆转,极可能让他的炮兵六旅处于尴尬境地。但如拒绝执行少帅命令,又有违张学良多年对他的精心栽培。在王荣寰举棋不定之时,他的妻子黎萍起到了让王荣寰背叛少帅、投靠南京的推波助澜作用。
王荣寰关键时刻背叛少帅
王荣寰当时刚与北平女学生黎萍新婚不久,还是儿女情长的蜜月时期,当然不希望前往潼关。黎萍蓦然听说张学良有绝密电报调王荣寰前往潼关,心中便生出几分不快。后来她读阅张学良发来的密电,方知东北军在西安举事,黎萍认为很可能因抗日主张不合,张、蒋发生火拼。于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黎萍便替王荣寰分析西安和南京的政治形势。她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力远不能抵挡南京的中央军。一旦王荣寰指挥炮兵六旅前往潼关待命,很可能将来要与南京的救兵发生军事冲突。王荣寰一个炮兵旅当然无法抵挡数倍于他的中央军,到那时王荣寰非但得不到任何益处,反而要面临仕途的毁灭。
王荣寰在得到妻子黎萍的指点后,果断做出背叛张学良的决定。清晨7时,他紧急求见中央军驻洛阳守军负责人祝绍周少将,此人同时兼任洛阳警察局局长。祝绍周多年前就极力希求巴结蒋介石,借以谋取高官厚禄。如今忽得东北军旅长王荣寰主动送来的一份张学良密电,宛若在困境中得到一根救命稻草。于是祝绍周火速用专线电话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联合举事的消息,报告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何应钦。这也是最早把“西安事变”信息传达到金陵古城的第一人。
何应钦接到祝绍周的密报后,叮嘱他不得把蒋介石在西安出事的情况报告给时在上海的宋美龄和宋子文,同时要他负责与西安取得联络,进一步摸清蒋介石的安危近况,以便南京伺机采取军事行动。祝绍周在得到何应饮的密令后,马上用电话向西安刺探军机,果然不出他所料,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和随行军政人员们住宿的京西宾馆,电话均无法接通。他再给杨虎城打电话,竟也无人接听。祝绍周因此断定蒋介石在西安肯定遭遇了不测,想到王荣寰给他看过的电报,急忙又给王荣寰打电话,告诉他:“南京方面已经知道委员长的处境,现在正在研究如何轰炸西安。你的炮兵旅在这紧要关头是否效忠委员长,可就要看你的行动了。”
王荣寰凌晨向祝绍周告密后,也感到心里发虚。一是他不知张学良、杨虎城的兵变结果如何,担心万一张学良将来成了气候,他就再无回旋余地;二是担心自己的这种以怨报德的背叛行径以后难以服众,所以王荣寰心中难免恐慌,只好和他新婚妻子黎萍密商对策。黎萍继续指点他:张学良和杨虎城虽有抗日热情,但西北兵力毕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只要南京发兵救蒋,张、杨两股作乱之军肯定不堪一击。到那时如果你跟着张学良作乱反蒋,必然是死路一条。现在手下的几个团长虽然都是张学良的人,可是,只要你把事情真相告诉他们,相信所有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跟着张学良作乱。到南京发兵征讨西安的时候,现在不执行张学良密令的人都是功臣。
王荣寰心里惴惴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虽是东北军驻洛阳的最高官员,可是,他麾下的东北军炮十二团团长徐德庸却是张学良多年倚重的将才。而十二团内多数东北军士兵都具有很高的抗日热情。万一他的命令在徐德庸这里得不到贯彻,甚至发生兵变,他在洛阳又如何做成投蒋反张的事呢?
一直拖到下午,王荣寰才把徐德庸叫到他的旅部。与徐同来的还有东北军炮兵旅的另外两位上校团长,一是独立十七团(亦称“重炮团”)团长叶海泉,一是正在洛阳军校接受集训的东北军教导大队队长赵云飞。王荣寰知道他能否顺利指挥在洛阳的全部东北军将士,关键在他是否能笼络住徐德庸、赵云飞和叶海泉三人。为了能让徐、赵、叶三个团长听命于他的指挥,王荣寰事前和妻子黎萍设计了一个制服三位团长的计划,即采取“鸿门宴”的方式,以给黎萍祝贺生日为由,突然命令传令兵前往三个防地请徐德庸、叶海泉和赵云飞三人赴宴。王荣寰想好了如何让三人就范的应对之计,即,假如三人不肯服从他的调遣,必要时可以采取铁腕手段,压迫三团长就范。为让自己的计划得逞,王荣寰还密调士兵在旅部内外设下暗哨,以应对不测之变。王荣寰又将他的亲信、二营营长张兴华密调旅部,带兵士数人准备随时应变。
意外事件接二连三
下午3时,王荣寰准时在旅部摆好宴席,席间,他忽然向徐德庸、赵云飞和叶海泉等三位团长出示了张学良当日凌晨发来的密电,并将他刚从祝绍周那里获悉的西安事态,简要向徐德庸等人通告,最后说:“从现在得到的消息表明,副司令已经自绝党国。蒋委员长据说已被押扣在城里,大批从洛阳前往西安的国府大员也都命在旦夕。党国的生死存亡,都系于我们一身了。诸位,在此生死关头,我们在洛阳的守军再也不能糊涂了,因为副司令此举太过份了,南京很快就会发兵轰炸西安。何去何从,要听诸将的意见而定。这就是我今天设宴的原因!”
徐德庸看罢张学良的电报,当即将桌案一拍,冲王荣寰大怒而喝:“这么重要的电报,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大家?”赵云飞也起来支持:“王旅长,少帅平时对你不薄,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执行前往潼关占据有利地势的命令呢?”王荣寰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把手枪在桌上一拍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这封电报已经通过祝主任报告了南京。不错,副司令从前对我确实不薄。可是,国家大事为上,个人恩怨事小。我总不能因为顾及副司令对我的好处,就无视国家生灵涂炭,内战将起吧?再说,我们从前都对蒋委员长发过誓言,任何时候都效忠中央。现在副司令反对中央,莫非我们就能因一己之私而背叛党国吗?”
王荣寰的浪言大话震住了企图闹事的徐德庸。赵云飞本想指责王荣寰,忽见餐厅外已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候,情知形势不利,但他仍然大声抗议:“王旅长,无论如何副司令也是为咱们东北军早一天打回老家去才举事的。我们都是副司令当年从关东带出来的军人,现在他在西安举事,我们又怎么能置身事外呢?”叶海泉看势不妙,又无法坚持带兵前往潼关扼守要塞,只好双手掩面,坐在那里低声哭泣起米。
当天夜里,王荣寰因得到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的支持,密捕了坚持反对王荣寰投靠南京的洛阳分校教导大队长赵云飞。随即王荣寰又将准备声援“西安事变”的炮十二团团长徐德庸和重炮团团长叶海泉软禁起来,不久又将上述三人免职。在他将张兴华提职的同时,又派兵缴了徐德庸所属十二炮团士兵的枪械。王荣寰自此由张学良信任的少将军官,一下子变成了东北抗日将士的背叛者。
在王荣寰的参与之下,驻守洛阳的所有东北军均受到以祝绍周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军事管制。祝绍周一面与正在洛阳的空军航校主任王叔铭、空军指挥官毛邦初等联系共同对付东北军,紧急策划随时向西安进行讨伐和进攻;一面在洛阳策划一个冒险前往西安解救蒋介石的“劫人方案”。王荣寰终于找到了立功的机会,他主动提议派空军飞往西安进行高空侦察,在获得蒋介石准确羁押地点后,再派一名熟悉西安的飞行员驾机前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蒋介石从东北军和西北军手中救出,以立头功。与会者一致同意王荣寰的建议,决定派空军驾驶员蔡锡昌在天黑前秘密驾机飞往西安的华清池。这时的祝绍周、王荣寰和王叔铭等人,因不明西安情况,估计蒋介石目前仍然还在他曾经多次居住的华清池五间厅内。蔡锡昌驾驶一架新式美国战斗机于12日傍晚7时飞临西安的上空。蔡锡昌纵然驾驶技术高超,对西安的地形也非常熟悉,但他毕竟不了解西安当时的军事情况,所以当他驾机飞到华清池,并且降落在骊山脚下的一方空地上时,立即被守候在华清池后围墙附近的东北军战士当场逮住。
张学良亲自审问蔡锡昌。蔡拒不交待他此次飞临西安城外的使命,只妄称是新来的飞行员,因为不熟悉地形而误降在骊山附近。张学良当场戮穿了蔡锡昌的阴谋,证据是从蔡锡昌的飞机里发现一套专供蒋介石出逃时穿用的飞行员服装。同时还有人认出蔡锡昌根本就不是新来洛阳的飞行员,而是国民党空军中有名的“空中英雄”。至此,蔡锡昌不得不供认洛阳的兵变以及王荣寰等人背叛东北军的真情。
张学良对此大为震惊,他没有想到自己多年培植起来的后起之秀王荣寰,居然在关键时刻成了东北军的叛逆。这时,更让张学良痛心的消息从河北传来,受张学良多年信任的东北军宿将万福麟(当时驻扎河北保定,为第五十三军军长),居然在接到张学良凌晨拍发的密电以后按兵不动,拒绝执行抢占潼关要塞、断绝中央军进陕之路的军事行动。张学良这才意识到事变发动得过于仓促,甚至连东北军内部的部署也没有完成,致使他的军令在紧要关头得不到部下的响应。当时由于张学良处于捉蒋在手,却又没有妥善之计处理西安事变后的困境,这才有向中共中央急电请求派代表前来协助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发出。洛阳兵变以后,国民党中央军逼近西安,张学良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西安古城一时大有乌云压城之势,12月17日当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抵达西安以后,困境中的张学良才精神一振,处理事变的善后工作也开始得心应手。
(责编 曲星)
事变之夜张学良的两份部署密电
12月12日凌晨二时,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接到孙鸣九从临潼打回的电话以后,自知捉蒋兵谏已成事实。守候在指挥部内的张学良,深知马上将要面临的军事威胁:即南京政府在获悉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后,肯定会派出大批中央军向西北进攻,而潼关则为保证“西安事变”是否成功的重要军事关隘。
张学良马上给两个重要东北军将领拍发了紧急电报,一是给驻扎在保定的万福麟拍发密电,二是给驻守在洛阳的王荣寰下达了马上向潼关进军的密令。这是张学良兵谏后向外拍发的第一批电报。而张、杨《通电》则是在此后数小时才公布于世的。
张学良当时最为关注的是镇守洛阳的王荣寰。因为他可以就近占据潼关要塞。
王荣寰是黑龙江省双城人,第一次奉直战争时即为张学良麾下的得力炮兵连长。由于王荣寰精熟炮兵科,又是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生,所以在第二次奉直战争后一再倍受张学良的赏识。
张学良先后将王荣寰从东北炮兵二团教官提升为东北炮兵团副团长、团长、炮兵指挥部参谋长、炮兵六旅和炮兵八旅旅长等要职。1935年张学良率兵由湖北向陕西进驻时,考虑到东北军今后的退路,曾把王荣寰旅作为自己的心腹有意安插在东北军和中央军联合混驻的咽喉要地洛阳。作为张学良伺机发动事变的一枚重要棋子,王荣寰始终对张学良恭敬有加,取悦于官场的应酬之中。张学良从来没有对王荣寰在洛阳驻防和指挥一支装配精良的炮兵旅产生过任何怀疑。以致于在“西安事变”发动前夕张学良亲临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期间,还将王荣寰的军衔由普通校官破格提拔为炮兵少将。从这些可以追寻的官场轨迹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始终把年轻有为、能说会道的王荣寰视为自己心腹,并随时准备启用他充当要职。所以,当张学良在将要逮住蒋介石的前夕,动王荣寰这枚重要的棋子,以期为事变后可能出现的军事危机做出贡献。
张学良发给王荣寰的电报采用密码。虽在电文中已告知西安正在发生军事行动,但并未明确告知蒋介石的安危。张学良下令王荣寰,要他火速调动炮兵旅向潼关方向进发,随时阻击可能来犯的中央军。
应该说张学良在关键时刻启用王荣寰并果断布防潼关,无疑具有军事家的前瞻性。而预先将王荣寰安置在洛阳的用意,很难说少帅没有军事上的考虑。然而张学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在他看来多年经受考验的重要将领王荣寰,竟然对他心怀异志,在如此关键的时候非但没有执行他的军事命令,甚至会做出背叛他和东北军的可耻行径。
原来,王荣寰凌晨5时收到张学良的密电时,虽然还不清楚西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可是,不久前张学良来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痛陈抗日主张而遭到蒋氏训责的前情,还有王荣寰对张学良心怀国难家仇无以解脱的情结,都让他判断出此时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很可能面临的危境。如果他执行张学良的命令,挥师向潼关挺进,那么万一将来事变发生逆转,极可能让他的炮兵六旅处于尴尬境地。但如拒绝执行少帅命令,又有违张学良多年对他的精心栽培。在王荣寰举棋不定之时,他的妻子黎萍起到了让王荣寰背叛少帅、投靠南京的推波助澜作用。
王荣寰关键时刻背叛少帅
王荣寰当时刚与北平女学生黎萍新婚不久,还是儿女情长的蜜月时期,当然不希望前往潼关。黎萍蓦然听说张学良有绝密电报调王荣寰前往潼关,心中便生出几分不快。后来她读阅张学良发来的密电,方知东北军在西安举事,黎萍认为很可能因抗日主张不合,张、蒋发生火拼。于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黎萍便替王荣寰分析西安和南京的政治形势。她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力远不能抵挡南京的中央军。一旦王荣寰指挥炮兵六旅前往潼关待命,很可能将来要与南京的救兵发生军事冲突。王荣寰一个炮兵旅当然无法抵挡数倍于他的中央军,到那时王荣寰非但得不到任何益处,反而要面临仕途的毁灭。
王荣寰在得到妻子黎萍的指点后,果断做出背叛张学良的决定。清晨7时,他紧急求见中央军驻洛阳守军负责人祝绍周少将,此人同时兼任洛阳警察局局长。祝绍周多年前就极力希求巴结蒋介石,借以谋取高官厚禄。如今忽得东北军旅长王荣寰主动送来的一份张学良密电,宛若在困境中得到一根救命稻草。于是祝绍周火速用专线电话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联合举事的消息,报告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何应钦。这也是最早把“西安事变”信息传达到金陵古城的第一人。
何应钦接到祝绍周的密报后,叮嘱他不得把蒋介石在西安出事的情况报告给时在上海的宋美龄和宋子文,同时要他负责与西安取得联络,进一步摸清蒋介石的安危近况,以便南京伺机采取军事行动。祝绍周在得到何应饮的密令后,马上用电话向西安刺探军机,果然不出他所料,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和随行军政人员们住宿的京西宾馆,电话均无法接通。他再给杨虎城打电话,竟也无人接听。祝绍周因此断定蒋介石在西安肯定遭遇了不测,想到王荣寰给他看过的电报,急忙又给王荣寰打电话,告诉他:“南京方面已经知道委员长的处境,现在正在研究如何轰炸西安。你的炮兵旅在这紧要关头是否效忠委员长,可就要看你的行动了。”
王荣寰凌晨向祝绍周告密后,也感到心里发虚。一是他不知张学良、杨虎城的兵变结果如何,担心万一张学良将来成了气候,他就再无回旋余地;二是担心自己的这种以怨报德的背叛行径以后难以服众,所以王荣寰心中难免恐慌,只好和他新婚妻子黎萍密商对策。黎萍继续指点他:张学良和杨虎城虽有抗日热情,但西北兵力毕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只要南京发兵救蒋,张、杨两股作乱之军肯定不堪一击。到那时如果你跟着张学良作乱反蒋,必然是死路一条。现在手下的几个团长虽然都是张学良的人,可是,只要你把事情真相告诉他们,相信所有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跟着张学良作乱。到南京发兵征讨西安的时候,现在不执行张学良密令的人都是功臣。
王荣寰心里惴惴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虽是东北军驻洛阳的最高官员,可是,他麾下的东北军炮十二团团长徐德庸却是张学良多年倚重的将才。而十二团内多数东北军士兵都具有很高的抗日热情。万一他的命令在徐德庸这里得不到贯彻,甚至发生兵变,他在洛阳又如何做成投蒋反张的事呢?
一直拖到下午,王荣寰才把徐德庸叫到他的旅部。与徐同来的还有东北军炮兵旅的另外两位上校团长,一是独立十七团(亦称“重炮团”)团长叶海泉,一是正在洛阳军校接受集训的东北军教导大队队长赵云飞。王荣寰知道他能否顺利指挥在洛阳的全部东北军将士,关键在他是否能笼络住徐德庸、赵云飞和叶海泉三人。为了能让徐、赵、叶三个团长听命于他的指挥,王荣寰事前和妻子黎萍设计了一个制服三位团长的计划,即采取“鸿门宴”的方式,以给黎萍祝贺生日为由,突然命令传令兵前往三个防地请徐德庸、叶海泉和赵云飞三人赴宴。王荣寰想好了如何让三人就范的应对之计,即,假如三人不肯服从他的调遣,必要时可以采取铁腕手段,压迫三团长就范。为让自己的计划得逞,王荣寰还密调士兵在旅部内外设下暗哨,以应对不测之变。王荣寰又将他的亲信、二营营长张兴华密调旅部,带兵士数人准备随时应变。
意外事件接二连三
下午3时,王荣寰准时在旅部摆好宴席,席间,他忽然向徐德庸、赵云飞和叶海泉等三位团长出示了张学良当日凌晨发来的密电,并将他刚从祝绍周那里获悉的西安事态,简要向徐德庸等人通告,最后说:“从现在得到的消息表明,副司令已经自绝党国。蒋委员长据说已被押扣在城里,大批从洛阳前往西安的国府大员也都命在旦夕。党国的生死存亡,都系于我们一身了。诸位,在此生死关头,我们在洛阳的守军再也不能糊涂了,因为副司令此举太过份了,南京很快就会发兵轰炸西安。何去何从,要听诸将的意见而定。这就是我今天设宴的原因!”
徐德庸看罢张学良的电报,当即将桌案一拍,冲王荣寰大怒而喝:“这么重要的电报,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大家?”赵云飞也起来支持:“王旅长,少帅平时对你不薄,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执行前往潼关占据有利地势的命令呢?”王荣寰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把手枪在桌上一拍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这封电报已经通过祝主任报告了南京。不错,副司令从前对我确实不薄。可是,国家大事为上,个人恩怨事小。我总不能因为顾及副司令对我的好处,就无视国家生灵涂炭,内战将起吧?再说,我们从前都对蒋委员长发过誓言,任何时候都效忠中央。现在副司令反对中央,莫非我们就能因一己之私而背叛党国吗?”
王荣寰的浪言大话震住了企图闹事的徐德庸。赵云飞本想指责王荣寰,忽见餐厅外已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候,情知形势不利,但他仍然大声抗议:“王旅长,无论如何副司令也是为咱们东北军早一天打回老家去才举事的。我们都是副司令当年从关东带出来的军人,现在他在西安举事,我们又怎么能置身事外呢?”叶海泉看势不妙,又无法坚持带兵前往潼关扼守要塞,只好双手掩面,坐在那里低声哭泣起米。
当天夜里,王荣寰因得到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的支持,密捕了坚持反对王荣寰投靠南京的洛阳分校教导大队长赵云飞。随即王荣寰又将准备声援“西安事变”的炮十二团团长徐德庸和重炮团团长叶海泉软禁起来,不久又将上述三人免职。在他将张兴华提职的同时,又派兵缴了徐德庸所属十二炮团士兵的枪械。王荣寰自此由张学良信任的少将军官,一下子变成了东北抗日将士的背叛者。
在王荣寰的参与之下,驻守洛阳的所有东北军均受到以祝绍周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军事管制。祝绍周一面与正在洛阳的空军航校主任王叔铭、空军指挥官毛邦初等联系共同对付东北军,紧急策划随时向西安进行讨伐和进攻;一面在洛阳策划一个冒险前往西安解救蒋介石的“劫人方案”。王荣寰终于找到了立功的机会,他主动提议派空军飞往西安进行高空侦察,在获得蒋介石准确羁押地点后,再派一名熟悉西安的飞行员驾机前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蒋介石从东北军和西北军手中救出,以立头功。与会者一致同意王荣寰的建议,决定派空军驾驶员蔡锡昌在天黑前秘密驾机飞往西安的华清池。这时的祝绍周、王荣寰和王叔铭等人,因不明西安情况,估计蒋介石目前仍然还在他曾经多次居住的华清池五间厅内。蔡锡昌驾驶一架新式美国战斗机于12日傍晚7时飞临西安的上空。蔡锡昌纵然驾驶技术高超,对西安的地形也非常熟悉,但他毕竟不了解西安当时的军事情况,所以当他驾机飞到华清池,并且降落在骊山脚下的一方空地上时,立即被守候在华清池后围墙附近的东北军战士当场逮住。
张学良亲自审问蔡锡昌。蔡拒不交待他此次飞临西安城外的使命,只妄称是新来的飞行员,因为不熟悉地形而误降在骊山附近。张学良当场戮穿了蔡锡昌的阴谋,证据是从蔡锡昌的飞机里发现一套专供蒋介石出逃时穿用的飞行员服装。同时还有人认出蔡锡昌根本就不是新来洛阳的飞行员,而是国民党空军中有名的“空中英雄”。至此,蔡锡昌不得不供认洛阳的兵变以及王荣寰等人背叛东北军的真情。
张学良对此大为震惊,他没有想到自己多年培植起来的后起之秀王荣寰,居然在关键时刻成了东北军的叛逆。这时,更让张学良痛心的消息从河北传来,受张学良多年信任的东北军宿将万福麟(当时驻扎河北保定,为第五十三军军长),居然在接到张学良凌晨拍发的密电以后按兵不动,拒绝执行抢占潼关要塞、断绝中央军进陕之路的军事行动。张学良这才意识到事变发动得过于仓促,甚至连东北军内部的部署也没有完成,致使他的军令在紧要关头得不到部下的响应。当时由于张学良处于捉蒋在手,却又没有妥善之计处理西安事变后的困境,这才有向中共中央急电请求派代表前来协助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发出。洛阳兵变以后,国民党中央军逼近西安,张学良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西安古城一时大有乌云压城之势,12月17日当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抵达西安以后,困境中的张学良才精神一振,处理事变的善后工作也开始得心应手。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