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必要整天盯着美国最著名的智库看。像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16 年，至今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了。我们的智库都还很年轻。”朱旭峰说。
　　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的朱旭峰是国内最早开始智库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从2002年开始进行中国的智库研究。同时，从研究数据上，他可能也是资料占有最全面的学者。在2004年，他就调查了来自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301家智库的情况。
　　尽管目前中国智库看似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朱旭峰仍然反复说：“对于中国的非官方智库来说，首先是要活下来。”
　　“旋转门”不是中国智库必然选项
　　《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卸任的官员大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不少智库的研究者同样会到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互相流通的“旋转门”，使美国智库拥有巨大的政策影响力和对研究人才的吸引力。我们是否也需要建立“旋转门”机制？
　　朱旭峰：国内很多研究智库的人提起外国智库便会说“旋转门”，但实际上，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机制，英国、德国、法国的智库都没有。
　　“旋转门”本身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但这一机制是由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美国是总统制国家。被选下台的总统包括政府高官立刻就没了工作。智库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人才储备场所，因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旋转门”。
　　政治制度不同，智库的特点也就不一样。比如英国，作为内阁制国家，他们的大选只选出下议院议员，不直接选举政府首脑。在大选中获得议会席位最多的政党党首直接出任首相。被选下台的政党的政府官员可以马上作为“影子政府”继续工作，等待下一次选举上台。也就是说，英国下台的高官没必要去找智库暂时休养生息。因此，英国智库没有“旋转门”机制。可以看到，即使是英国这样的多党选举制国家，智库也是不具备“旋转门”职能的，何况其他国家。
　　中国没有必要跟美国学，也非要搞一个“旋转门”不可。
　　以前，我们的官员退休以后，多数去人大、政协或民间团体。现在他们发现还可以去搞些研究，尤其是一些本身具备研究能力的官员，所以最近中国有些新成立的智库由退休官员领导。这可以认为是一种类似“旋转门”机制，但这是中国自己的制度创新，与美国智库“旋转门”不是一回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现在影响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最主要瓶颈是什么？
　　朱旭峰：很多人可能会说，中国民间智库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是政府不重视。但我的调查研究证据表明，虽然民间智库在影响政府渠道方面相对官方智库来说存在先天劣势，但这不能说是政府歧视。和很多人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现在阻碍民间智库发展的主要瓶颈是无法吸引优秀、年轻的研究人才。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然民间智库就很难生产优质的知识产品。
　　中国对年轻研究人才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哪里？是高校，其次是国有的研究院所。民间智库缺少的东西很明显，比如说高校能解决户口，而民间智库没这个能力。在北京，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而且，在高校里面有职业发展预期，从讲师开始，到副教授、教授。
　　布鲁金斯学会也是这样，他们的研究员也分级，有一级一级的奋斗目标，而且研究员的社会地位是得到认可的，比如资深研究员如果愿意可以去高校任教授。
　　还有一点很重要，美国的智库是免税的。美国个人所得税非常高，在智库里工作收入可以免税，这一条就会提高智库对研究人员的吸引力。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这些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对于非官方智库来说，解决起来难度好像相当大。
　　朱旭峰：只要有自己的吸引力和资源，愿意为年轻人铺路，还是可以吸引到人才的。
　　比如“金融四十人论坛”，他们是非官方、非营利性的金融学术研究组织。他们有几十家理事单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信信托、中国平安等），在“金融四十人论坛”工作满一定年限的年轻人，做得好的话，可以被推荐到这些理事单位的研究部门担任职务。这就为吸引年轻学者创造了条件。
　　决策越复杂越需要智库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智库大都是经济类的，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朱旭峰：我2008年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政府官员，大概意思是问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愿意听谁的，是听媒体的、公众的还是专家的？
　　统计结果分析，这取决于政策本身的情况。如果政策问题不太需要专业知识的，决策者倾向于不听专家的。而且，很多时候决策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比如政府卖地或拆迁，可能更多的是要权衡不同的利益问题，而不是专业计算的问题。但是，反过来，专业性越高越复杂的决策，需要专家和思想库的概率就越大，比如经济、金融问题，医药卫生体系改革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对于智库发展来说，政府的决策民主化程度很重要。
　　朱旭峰：不仅如此。在思想市场上的供需双方都需要提高能力，智库需要提高研究能力，政府也需要提升能力，主要是找准问题的能力。
　　独立性与倾向性
　　《瞭望东方周刊》：外界对于中国智库的划分大多用“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的形式，这两种智库的研究成果的独立性，与其本身的组织属性是否有相关性？
　　朱旭峰：外国人对中国思想库的认识是偏颇的。他们粗浅地认为官方思想库都是政府喉舌，而民间智库则会对政府进行批判。实际上，这些机构本身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官方智库有时候也会公开地批评政府的政策，而一些公认的纯民间智库也承接大量政府研究课题，并以能得到政府课题委托为荣。
　　《瞭望东方周刊》：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官方智库的财务更有保障，有时反而更敢于发声。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官方和民间智库的研究结果和其组织性质的相关性和大众的印象正好相反呢？
　　朱旭峰：不是这样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中国智库没有模式，中国的情况是各显神通。不要给中国的智库贴标签。 　　《瞭望东方周刊》：虽然几乎所有智库都将独立性作为一大标准，但很多智库似乎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比如一些民间智库给人的印象是多为弱势群体发声。
　　朱旭峰：“独立性”的概念相当复杂。独立性不意味着没有倾向性。
　　比如，为农民工说话就独立，为企业家说话就是不独立？农民工和企业家，都是利益集团。为利益集团代言其实没问题，研究结果有倾向性也没问题。
　　问题在哪儿？
　　独立性的关键，是看智库的观点和它们的经费是否存在相关性。没收钱也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这是倾向性。倾向性可能是学者自己的价值观和研究证据决定的，与智库的资金来源没关系。而因为收了钱才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这才是丧失独立性的问题了。
　　相比其他国家，美国的智库比较独立。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基金会比较多，他们不需要靠政府订单活着。特别是像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他们自己有基金，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能够独立。但实际上，美国的智库完全独立的并不多，很多都代表了党派和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
　　在欧洲，智库的独立性比美国差得多。比如，在英国，除那些依附主要政党的大智库以外，独立智库被政府认为总是指出政府缺点的刺儿头，因此它们得不到政府的太多支持而发展缓慢。在德国，智库主要分为接受政府课题的研究所和不同政党组建的研究型基金会。在法国，最早的智库就是法国国防部仿照美国兰德公司的模式组建的，而法国非官方的独立智库也主要靠政府的研究订单生存。在日本，政府多采用政府委托研究的形式采纳智库意见，而日本企业财团也组建了许多智库。
　　在中国，许多半官方智库，由于也能经常接受民间基金会甚至海外研究基金的资助，大多能够做到项目运作“独立化”。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中国智库的大部分财政经费来自于政府，它们才得以与大部分产业利益保持着一定距离。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只要能够有充分的利益博弈和政策辩论，为利益集团说话对于智库来说并不是个问题？
　　朱旭峰：关键在于，智库的资金来源一定要公开。公众一方面可以直接查看智库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可以查看他们的研究结果和公开的观点。这样能看出他们的研究结果和资金有没有关联，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他们的研究是不是有独立性。
　　智库政策咨询不应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畴
　　《瞭望东方周刊》：在2013年7月底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立即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中国的新型智库是否也有这样的意味：由政府购买服务？
　　朱旭峰：对智库来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是什么好事。智库应该有稳定的经费支持，而不能靠一笔一笔订单活。
　　为了维持生计，一些智库把主要精力用在“拉项目”上，很容易造成智库专家为了保持与项目资助机构的良好关系，看他们脸色行事的局面。所以，政府、基金会、企业如果要支持智库，应该采用捐助的形式---不是以资助研究课题的方式。
　　捐助和资助的区别在于，捐助的对象是机构，资助的对象是研究项目。研究项目资助更容易与某些利益集团扯上关系。
　　而且，如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需要招标。招标的时候可能要更多考虑投标人的报价是多少，这会影响招标结果。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招标可以避免研究重复的问题。不然，把一个课题给了好多人做是不是浪费？但是，政策就是需要辩论。委托多个课题组开展同一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形成不同政策观点和方案的交锋和竞争。只有经过充分的辩论，才能形成科学的决策。将成本投入到前期的政策辩论，比决策失误后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
　　但是，如果是政府购买智库服务的话，就必须符合政府采购的规则，就很难同时“采购”多个课题组开展平行研究。所以，政府购买服务最好不要把智库向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纳入进来，除非对采购公共决策咨询服务有专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