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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之、献之父子,有许多地方都很像。举最不关题的方面说,两个人都有脚肿的病,又牙齿都不好,常患牙痛。王羲之一生多病,龋齿只是其中之一。
帝王的心思,有非庶民所可猜度者。唐太宗李世民尊崇王羲之,可以理解,贬低王献之,就不太好理解。
他写字学王羲之,自然要抬高老师,而对王献之的字,讽为“枯树”、“饿隶”,后人虽谓太过,却无法知道李世民的心思。宋人米芾,曾猜测李世民书学王羲之,却学不好,“故上攀右军,大骂子敬耳”。怕也未必,因为李世民的字,去王羲之何止一万八千里,他便是骂倒献之,要想从祀书圣,千百人后,也轮不到他。
羲之、献之父子,有许多地方都很像。举最不关题的方面说,两个人都有脚肿的病,又牙齿都不好,常患牙痛。王羲之一生多病,龋齿只是其中之一,他在《迁转帖》里说,因为牙痛,文章也写不好了。王献之则说“忽患齿痛,疼惨无赖”,似乎更严重,不过他不像父亲那样蕴藉,便是寻常的牙病,大声呼痛,也是有的。
父子都是宦情淡薄的人,但以他们的身份,想不出仕也不可得。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只是虚衔,他既无廊庙之志,而且不耐繁剧,所谓做官,不过是有一搭没一搭。在四十三岁的时候,便辞官了。辞官也还罢了,他还跑到父母墓前,恶狠狠地赌咒发誓:“自今之后,取渝此心,贪冒苟进,??天地所不复载,名教所不得容。”看来,王羲之胸中积攒了些愤懑,只是他性格温雅,不常发作。
王献之的性格较乃父急躁些,也同样不慕荣贵,却身不由己,自州主簿至中书令,退不下来。他一生最大的伤心事,是被迫娶了新安公主,而与原来的妻子郗道茂离婚。他曾给这位前妻写信说,本来想和你白头到老,不料中道乖别,“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唯当绝气耳。”他只活到四十三岁,没来得及辞官,就死了。
有一种理论,以为人的经历,会沉淀于他的艺术,形成特色。对持这种理论的,可令他作一种“盲观”实验,取他不知道的两个艺术家,分列传记与作品,而隐去名字,看他能不能确定地搭配起来。自古至今,还没人能做到这个,不过理论家会说,联系是一定有的,只是我们限于知闻和智能,不能确知而已。而将不可知的东西确定为存在,就是无意义的梦话了。
不过,和外部活动不同,作者的性格,或会显示为其艺术的风格,尽管是在表面,可以算做持上述理论者的一种安慰。黄庭坚论二王高下,拿文章打比方,以为王羲之像左丘明,王献之像庄周。比王羲之于左丘明,有点不伦不类,说王献之像庄周,如果黄庭坚的意思,是指王献之更放逸一些,是没错的。王献之的简傲和狂放,都过于羲之,而他的书风,有与此相谐的,也有不谐的。
二人最大的不同,是王献之有王羲之这样一位名震当世的书家作父亲,王羲之没有。王献之少年学书,便以父亲为标尺,曾把王羲之写在墙上的字抹掉,写上自己的字,看能不能乱真。谢安问王献之,你的字比父亲如何。王献之说,还是我写得好。谢安说,别人可不这么认为。王献之说,别人不懂。王献之虽然嘴硬,怕也不会不知道,父亲的成就,委实难以逾越,是以他强求变化,未免失去先着了。王羲之变古法,王献之变王法,这是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不如父亲的所在。
假如能够抛开一切背景,孤立地看二王的字,大概会有更多的人和米芾一样认为王献之的字,大有比父亲写得好的地方。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他的艺术自觉性,比王羲之明显。王羲之也拿写字当作艺术工作,但程度不如王献之。王献之曾给人写信,信末说,我这封信上的字写得好呀,你应该留起来。友人尺牍,尚且留意至此,可见他的用力。自觉的程度高,使王献之的字不如父亲的闲雅,而在穷尽人工方面,就超过羲之了。
晋末至南朝的宋齐间,王献之的字,曾比王羲之的更多为时尚所重。他的地位,在梁朝时一降,到唐朝又一降,都是因为不入皇帝的龙眼。王献之的字,少敦厚而多凌厉,李世民不喜欢也很平常。只可惜上有所好,举国从之,经唐一代,王献之的字保存下来的,不及王羲之的十一,我们便是想见他艺术的全貌,也不可得了。
帝王的心思,有非庶民所可猜度者。唐太宗李世民尊崇王羲之,可以理解,贬低王献之,就不太好理解。
他写字学王羲之,自然要抬高老师,而对王献之的字,讽为“枯树”、“饿隶”,后人虽谓太过,却无法知道李世民的心思。宋人米芾,曾猜测李世民书学王羲之,却学不好,“故上攀右军,大骂子敬耳”。怕也未必,因为李世民的字,去王羲之何止一万八千里,他便是骂倒献之,要想从祀书圣,千百人后,也轮不到他。
羲之、献之父子,有许多地方都很像。举最不关题的方面说,两个人都有脚肿的病,又牙齿都不好,常患牙痛。王羲之一生多病,龋齿只是其中之一,他在《迁转帖》里说,因为牙痛,文章也写不好了。王献之则说“忽患齿痛,疼惨无赖”,似乎更严重,不过他不像父亲那样蕴藉,便是寻常的牙病,大声呼痛,也是有的。
父子都是宦情淡薄的人,但以他们的身份,想不出仕也不可得。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只是虚衔,他既无廊庙之志,而且不耐繁剧,所谓做官,不过是有一搭没一搭。在四十三岁的时候,便辞官了。辞官也还罢了,他还跑到父母墓前,恶狠狠地赌咒发誓:“自今之后,取渝此心,贪冒苟进,??天地所不复载,名教所不得容。”看来,王羲之胸中积攒了些愤懑,只是他性格温雅,不常发作。
王献之的性格较乃父急躁些,也同样不慕荣贵,却身不由己,自州主簿至中书令,退不下来。他一生最大的伤心事,是被迫娶了新安公主,而与原来的妻子郗道茂离婚。他曾给这位前妻写信说,本来想和你白头到老,不料中道乖别,“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唯当绝气耳。”他只活到四十三岁,没来得及辞官,就死了。
有一种理论,以为人的经历,会沉淀于他的艺术,形成特色。对持这种理论的,可令他作一种“盲观”实验,取他不知道的两个艺术家,分列传记与作品,而隐去名字,看他能不能确定地搭配起来。自古至今,还没人能做到这个,不过理论家会说,联系是一定有的,只是我们限于知闻和智能,不能确知而已。而将不可知的东西确定为存在,就是无意义的梦话了。
不过,和外部活动不同,作者的性格,或会显示为其艺术的风格,尽管是在表面,可以算做持上述理论者的一种安慰。黄庭坚论二王高下,拿文章打比方,以为王羲之像左丘明,王献之像庄周。比王羲之于左丘明,有点不伦不类,说王献之像庄周,如果黄庭坚的意思,是指王献之更放逸一些,是没错的。王献之的简傲和狂放,都过于羲之,而他的书风,有与此相谐的,也有不谐的。
二人最大的不同,是王献之有王羲之这样一位名震当世的书家作父亲,王羲之没有。王献之少年学书,便以父亲为标尺,曾把王羲之写在墙上的字抹掉,写上自己的字,看能不能乱真。谢安问王献之,你的字比父亲如何。王献之说,还是我写得好。谢安说,别人可不这么认为。王献之说,别人不懂。王献之虽然嘴硬,怕也不会不知道,父亲的成就,委实难以逾越,是以他强求变化,未免失去先着了。王羲之变古法,王献之变王法,这是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不如父亲的所在。
假如能够抛开一切背景,孤立地看二王的字,大概会有更多的人和米芾一样认为王献之的字,大有比父亲写得好的地方。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他的艺术自觉性,比王羲之明显。王羲之也拿写字当作艺术工作,但程度不如王献之。王献之曾给人写信,信末说,我这封信上的字写得好呀,你应该留起来。友人尺牍,尚且留意至此,可见他的用力。自觉的程度高,使王献之的字不如父亲的闲雅,而在穷尽人工方面,就超过羲之了。
晋末至南朝的宋齐间,王献之的字,曾比王羲之的更多为时尚所重。他的地位,在梁朝时一降,到唐朝又一降,都是因为不入皇帝的龙眼。王献之的字,少敦厚而多凌厉,李世民不喜欢也很平常。只可惜上有所好,举国从之,经唐一代,王献之的字保存下来的,不及王羲之的十一,我们便是想见他艺术的全貌,也不可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