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伟
　　重庆人。1980年代与万夏、胡冬、马松、二毛、梁乐、蔡利华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与赵野、默默、万夏、杨黎等人发起第三代人诗歌运动，创作过《男人的诗》、《醉酒的诗》、《好色的诗》、《空虚的诗》、《航海志》、《野马与尘埃》、《红色岁月》、《寂寞的诗》、《河西走廊抒情》等长诗和组诗，出版有诗集《莽汉-撒娇》、《豪猪的诗篇》。曾任中学教师，从事过图书出版发行、文化品牌策划等工作。
　　临近春节，黄昏渐至，这酒馆院里人声越来越闹。细密的瓦檐，古朴的木质门墙，挨着红梅边一坐，有种让全身骨头即刻松散下来的安逸。院门外就是成都最负盛名的宽窄巷子。
　　酒馆的老板、诗人李亚伟走进来，离约好采访的时间过了40分钟，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昨晚被一桌朋友喊去郊区喝到凌晨，中午起晚了，脑子也喝笨了。”
　　李亚伟的身份有点复杂。1980年代初，他发起成立了“莽汉”诗歌流派，因写出《中文系》而名声大噪。但过后没几年，他就怀揣着发财梦去北京做了书商，把诗歌毫不留情地丢在一边。当时的他振振有词，“不能指望诗歌带来宝马美女，带来茅台酒”，而他“生活的欲望非常强烈”。一晃十多年，这十多年里，真就几乎和诗歌绝了缘。
　　当世人怀疑他不再写诗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卖了北京的房子，回成都做了父亲，重新写诗。直到2013年9月，出版诗集《红色岁月》，组诗《河西走廊抒情》斩获国内诗歌奖项，花长时间写组诗，成为他忙碌的事。
　　不过，这只是生活中忙碌着的很小一部分。更多时候，他在宽窄巷子的酒馆内，在云南香格里拉，和老朋友们喝酒聊天，直到深夜。
　　日子飘忽，没个定居之所。去年12月，他在西双版纳待了整整一个月，白天游玩，晚上喝酒，兴致好时去作家马原在山上盖的城堡里串串门。“睡觉，发呆，喝茶，完全是懒汉的生活。” 他显得十分享受。
　　现在的李亚伟仍不是个纯粹的诗人，但你很难从他身上寻到十多年生意人的痕迹：着衬衫、牛仔裤、运动鞋，谈至尽兴处，他会哈哈大笑起来，把双脚搁到高高的椅沿上。倒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80年代，那个写出“再不揍这小子/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我本不嗜血/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想瞧瞧其他的血是怎么回事”的少年。

早成

　　一个老头/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放些失效的味精/这些要吃透《野草》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
　　—李亚伟《中文系》
　　这段莽汉岁月，李亚伟后来回忆过很多遍。
　　30多年前，在四川南充念中文系的他，是系里出了名的二流子。一头长发，穿着从部队偷要来的坦克兵衬衫，和时髦的喇叭裤，约一帮“兄弟”，逃课，喝酒，打群架。其中，就有后来的“莽汉派”诗人马松、胡钰、万夏。
　　那会儿大家都很穷，“倒吊起来也打不出几个子儿”，生活却是激情四溢的。加入学校拳击队，无聊到手痒的时候，就跟外边工厂的小混混约好地点，出去打上一架，没有任何来由地。想要喝酒时，会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里叛徒老大的台词：“他妈的，穷得连根上吊的绳子都买不起。”然后一有钱就拿去喝掉。
　　诗人嘛，爱情自然也必不可少。第一次恋爱是在大四，李亚伟19岁，追上了低他两级的一个中文系女生，这位女生很正派，规定每周六在学院小树林里约会一小时左右。每次深夜约完会回到中文系男生宿舍，总有几个老光棍探出头来打听：“今天怎么样？”
　　逃课逃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上午，李亚伟还在睡懒觉，七八个老师来到中文系宿舍查房，有教文艺理论的，有教外国文学的，还有系里面的办公室副主任，把他从床上叫起来，问，是不是学生？他回答说是。这些老师又问，你认识我吗？他顿时语塞，答不上来。学校广播因此专门点名批评：有学生如此荒唐，教他的老师他一个都不认识！
　　李亚伟说，中文系的课堂太刻板，你不得不逃。逃了课，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里读艾略特、庞德。学校图书馆藏书量很大，有民国书籍，有闻一多、戴望舒等人翻译的西方文学，还有外国文艺杂志。夸张的是有段时间，全班争着读《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个宿舍几天看完，下个宿舍如果还了书，那么就得等别的系看完，过不来了。到大二结束，李亚伟算了算，总共读了一百多本世界名著。但这并不等同于期末能过关，每到考试前夕，还是得跟印刷厂的哥们儿喝喝酒搞好关系，好让他们把卷子偷出来。
　　也不是完全不做正经事。“像所有写诗级别不高的人一样，见面就谈诗。”除了谈，还有手抄诗歌，抄自己的，也抄别人的，然后拉一些同伙做诗社。那会儿李亚伟和胡钰组建“刹那”诗社，万夏组建了一个“彩虹”诗社，后来整合谈判，两边都不怎么服，不想用对方的名字。正相持不下的时候，发现每个人手里有本诗歌硬面抄，本子的名字叫“金盾”— “金盾”诗社就这样出来了。
　　4年自由散漫的大学生活倏忽而过，李亚伟被分去重庆小镇丁家湾教高中语文。那是一个闭塞得令人发慌的地方，诗人冉云飞还记得当年李亚伟的学生跟他说的：“李老师披着一身长发，经常提着白酒瓶在丁家湾仅有的一条街上走，目中无人，边走边喝，令人侧目。”
　　毕业一年，正是诗情勃郁的时候，还在上大四的万夏写信给他，邀他回学校玩。“两人碰头，欢天喜地，笑嘻嘻进了一家酒馆。”加上当时在四川大学做诗社的胡冬，一席酒谈促成了有点流氓气息的“莽汉”流派，李亚伟是这流派中的核心诗人—1984年10月，他把4年的中文系生活浓缩进诗歌《中文系》里，这首讽刺写实的诗被数万大学生传抄。“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成了大家口诵的经典。
　　“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却有着最丰富、最激烈的情感。”李亚伟后来这样形容当年的自己。写出《中文系》的时候他才21岁，年少成名自然格外血脉贲张，希望把诗歌写得谁都能读懂、谁都能喜欢，“能献给打铁匠和大脚农妇，把爱情诗献给软娘们儿，把打架和醉酒的诗献给闷哼哼的卡车司机和餐馆老板，把《中文系》献给中文系的学生和老师。”

出走

　　2001年孟春的一个中午，时光的印刷机突然大胆地开机/将春天、水果、绿树一色一色地印往京城的方向/高速路从中呼呼穿过，然后在远方归于不可靠的沉默
　　—李亚伟《汽车修理厂纪事》
　　在小镇教了3年书，李亚伟觉得闷不住，去长沙、武汉、广州游历，一面讲诗歌文化。有一次在武汉大学，为追一个校花，他特地去买了件新西装，结果校花瞥见他破了洞的牛仔裤，语带嫌弃：“买得起马却配不起鞍。”
　　自由惯了，便更不愿再回到闭塞的小镇。1992年，李亚伟开始在重庆给书商做“枪手”，编杂志，一年后，兜里揣着赚来的3万元，喜滋滋地到北京闯世界。正好碰到写小说的几个朋友混成了书商，于是约着一块儿“挣大钱”。
　　李亚伟粗粗估算了下，至今出版过不到200首诗歌，大部分产自1980年代。像是事先约好似的，上世纪90年代的莽汉们几乎都停止写作，做生意去了。天天想着吃香的喝辣的，想着美女宝马，想着自由自在，哪有工夫写诗呢？当时的李亚伟信心满满：生意里有更浓烈的生活气息。
　　一搁笔，生活果真迎面而来，每天除了工作，没有其他，周末也基本上在办公室度过。“白天拿着计算器，一进办公室就有各种人在等着你，推销纸张的，印刷厂拉生意的。出了稿还要看封面、档次，什么都要管，天天如此反复。”
　　下了班，又有各种酒局在等着他。他在博客里写：“我们在村里面转来转去乱喝，感觉亚运村就是一个旋转的酒杯。从小营路到凯迪克一带大街小巷凡新开张的酒家会立刻被我们掰开喝旧了。”晚饭白酒，饭毕啤酒，深夜大排档继续白酒，爱喝酒的李亚伟也想逃，但是逃不掉。有好些年，在他的醉眼朦胧中，熟人、生客，红男绿女，来来去去，恍若一幕天然的人生戏剧，这里没有导演、没有编剧，只裁取了喝酒的场面，演员都是生活中的真人，活生生的、源源不断的人生流水席。
　　十多年里，“离开了诗歌这个美丽的女人”，李亚伟在天涯晃荡，心中却常常想起她。但就算想写，也没有闲下来的时间，断断续续写了几首就难以为继。有一回喝酒遇到作家王燕生，王燕生对他说：“混一生就混几百万，虽然很厉害，但中国会赚钱的人太多了，你还是回去作诗吧。”当时没有太在意，但很多年后的今天，李亚伟说，常常想起老先生的这番话。
　　“人好像就是为了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李亚伟觉得又闷不住了。一次，一帮书商朋友约好到云南玩，从昆明出发，到大理、丽江，一直玩到香格里拉。“阳光烂漫，人又清闲，一趟玩下来，就不愿意在出版界做选题调纸张下印刷厂发货折腾。”
　　作家张小波回忆，当得知李亚伟决定离开的想法后，曾问他，你就一点正事都不想做了？李亚伟骂一句粗口，反驳道：“张哥，鱼有正事么？蛇有正事么？它们一辈子就那么游手好闲，又有谁指责它们。我现在只想做鱼蛇之流，彻底不务正业。”
　　为了“不务正业”，李亚伟卖掉了在北京的房子，回成都宽窄巷子开了一家酒馆，重新开始写诗。后来他的这段话被文艺青年广泛流传：“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在心里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哦，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回归

　　河西走廊那些巨大的家族坐落在往昔中/世界很旧，仍有长工在历史的背面劳动/王家三兄弟，仍活在自己的命里，他家的耙/还在月亮上翻晒着祖先的财产
　　—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
　　去年9月，李亚伟出版台版诗集《红色岁月》，收录了从1980年代至今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诗作，包括新的组诗《河西走廊抒情》。凭借该组诗歌，他去年接连获得第二届中国桂冠诗歌奖和鲁迅文化奖。
　　《河西走廊抒情》共24首，感喟历史、生死、爱情、政治等等，李亚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这是他写到现在为止很满意的诗歌。青海诗人西原评价，“整部长诗时空维度相当深广。”

　　李亚伟写得很慢，2005年就写了4首，被生意耽误一直到2011年，重新花了一年时间写，还专门去了两次河西走廊。去的时候，并未深入调查、访贫问苦，和现在的游客差不多，也去瞄了瞄景点，照照相、骑骆驼，白天看戈壁，进沙漠，晚上去夜市喝夜酒，感受当地人的生活。不同的是，心里是装着巨大的历史场域，带着很多文化的触碰点去的。
　　“这个大走廊，在历史、文化和地域上都是一个十字路口。我相信，种族、文化的基因还在当地的生活中留存，还在敦煌或者张掖那些早晨、正午、深夜的时间交替中隐现。”他觉得自己应该关注的是，在宏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一个民族，会是什么反应？一个社会，会怎样生长？这一代普通的人，幸不幸福？
　　和年轻时的写作不一样，那会儿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种方式写出来的诗歌后来被他否定了很多。现在，他是有目标、有计划地写，给自己命题，一两年写一组长诗。“在尝试一种方式，把生活和诗歌分开来。”李亚伟觉得，要么痛痛快快地玩，要么拿出整块的时间，一个月不想其他，一心一意写一个像样的作品。
　　在他看来，写作的人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终生写一种风格，还有一种就是不断创新。他属于后者，会不断地想写出连他自己都觉得新鲜的东西。如果重复前面，就觉得索然寡味。“有点像精神迁徙，为的是采摘和自我养育，为的是命中的呼唤，为的是寻找生命中的重大答案。”
　　思考来自十多年的书商经历。“咱们这个社会，是被经济绑架的，但经济又是被政治绑架的。这里面有人类的矛盾，这种矛盾其实和历史、时间、人的命运里面的矛盾是一样的。说穿了，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人的情感、命运同样也被绑架了，这个我觉得值得去写。”李亚伟认为，一个当代的诗人，应该尝试从周围的生活，来反映心目中最关注的东西，哪怕是情感与命运。
　　最近两三年，他看了一些经济方面的书，关注GDP和区域经济、开发区等问题。将要写的诗里面，会融入对近十年来大型国企不断变大、各地民营书店纷纷倒闭、从温州开始民营经济是怎么熄火的思考。
　　“一般人不相信我能把这个写成诗，因为确实太不诗意了，但我觉得已经能写出来了。”李亚伟的语气里仍保有一丝年少时的轻狂。他说，诗歌有必要一直写下去。并且，“越写，越讲究，越不能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