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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重庆市红卫兵墓园”被重庆市政府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片民众自建的墓群,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1967年10月,文革大规模武斗刚刚平息之际,开始动工,以后又陆续安葬了一些在1968年春夏大规模武斗中遇难的死者,直到1969年初,才结束了最后一批墓茔的修建。它是全国迄今唯一保存完好、颇具规模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
据对这个墓群进行了长期专门研究的陈晓文(重庆出版社编辑)统计,从1967年夏天以来,此地先后建起了113座墓茔;据另一位墓群研究者曾钟(退休中学教师)继陈晓文之后的调查,墓茔数量超出这个数字,有130余座。估计整个墓地共埋葬有约400名死难者。
这些死难者多为1967、1968年重庆大武斗的直接参加者,少数为无辜遇难者或其他死者。在有年龄资料可考的死者中, 20岁以下的最多,其次是21岁与30岁之间的,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者60岁。在有职业身份资料可考的死者中,最多的是工人,其次是学生(其中又以普通中学学生最多)。
在这片墓群中,几个合葬大墓埋葬的,主要是工厂、企业的死者。如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31位死者,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37位死者,一○二钢厂(后更名特殊钢厂)二三○七革命工人造反团的墓茔埋葬有15位死者,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的墓茔埋葬有16位死者……
因此,将这片以工人及其他行业职工造反派死者为主体的墓群称之为“红卫兵墓园”,显然是不准确的。红卫兵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而且,“红卫兵”又是个模糊概念,它既可指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主要在北京),又可指后来各地党政领导仿效北京模式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可指向党政领导造反、夺权的造反派红卫兵,以及在群众组织解散之后,在各中学一度取代原共青团组织的红卫兵(在小学则由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所以,笔者一直主张将这个地方称为“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或简称“文革墓群”。
重庆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从1967年初分裂为两大派,以后分别称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都宣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为“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卖命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国民党反动派”。
于是,按照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所形成的社会气氛、思维习惯、行事方式,“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给反动派,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就向对方采取压制、打击的作法。是不准对方发表意见(当时的说法是“不准放毒”),撕毁对方贴出的标语、大字报,砸对方的宣传车、广播站,这样势必引起冲突,发生斗殴,于是就从动拳头、扔石块,发展到用匕首、棍棒、钢钎厮杀,最后就发展到使用现代化武器。
重庆是“三线建设”中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分布在主城区及周边的几个大型国防企业,生产和储存了大量常规兵器,其中有的是连当时的正规军都还没有配备,准备送到越南去支援打美国的。加之当时的“支左”部队,普遍对自己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抢夺武器采取“明抢暗送”的态度,于是大量武器流散到群众组织手里,使得重庆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升级,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
不过这场“内战”,双方都是为着同一个领袖,为着同一个“革命目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在面对死亡时念着同样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呼喊着同样的“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因此这又是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奇特内战。
重庆大规模武斗时期,沙坪坝区为八一五派控制区,所以此地安葬的死难者多为八一五派成员或其亲属,墓碑上都塑有象征“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的火炬——火炬的手柄由“815”三个数字组成。这个图案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周孜仁在办报时设计的,因其简洁明快,便于绘制,后来就成为八一五派通用的象征图案。
这片墓群中墓碑的样式,有的是模仿古代墓碑,有的则是模仿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墓碑上那些文字,可以明显看出当年的造反派与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思想渊源。不少墓碑上除了刻有文革口号(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之外,一般都刻有毛泽东为死于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的革命烈士的题词,以及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如“死难烈士万岁”、“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之类,套用的毛泽东题词,一般都是模仿毛氏的手迹。
当年在重庆的许多学校、工厂,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园或花圃(如市体育馆、朝天门码头、上清寺转盘、杨家坪转盘、嘉陵江大桥头等地),都曾修建有武斗“烈士墓”。但是后来都被平毁了。
沙坪公园这片墓群,是由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最先提出修建的。当时八一五派的许多基层组织都把死者送到重大来,重大便征得在沙坪公园掌权的“园林八一五”的同意,将各单位送来的死者运去公园一角安葬(那里有几处军人墓茔,更早的时候曾安葬过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后来迁走了)。因武斗扩大,死者增多,此地墓茔逐渐形成规模。而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自身在当年的大规模武斗中死亡的24个大学生,则都安葬在重大校内松林坡上。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烈士陵园”,墓前立了纪念碑,纪念碑上刻了仿毛泽东手书的“死难烈士万岁”。陵园进口处还竖了很大一面诗屏,上刻毛泽东悼念亡妻杨开慧和故友柳直荀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文革结束后不久,这座陵园就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被平毁了。
沙坪公园内的这片墓群得以保存下来,主要得益于其地较为偏僻,少人问津,即使在城市开发热中,也没有哪个开发商会打那里的主意。再加上墓群数量大,安葬人数多,涉及亲属多(既有事业成功人士,也有下岗贫困人员),谁也不愿随便去招惹是非。尽管近年来不时风传有人要折毁这片墓群,但最后都“查无实据”,不了了之。现在这片墓群得以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总算可以使那些传闻止息了。巴金老人提倡多年的“文革博物馆”,也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实物“分馆”。这片无言的墓群,将以特殊的方式向人们诉说那个荒诞时代的一个侧面。
(作者系重庆“文革”研究专家、《红岩春秋》原副主编)
据对这个墓群进行了长期专门研究的陈晓文(重庆出版社编辑)统计,从1967年夏天以来,此地先后建起了113座墓茔;据另一位墓群研究者曾钟(退休中学教师)继陈晓文之后的调查,墓茔数量超出这个数字,有130余座。估计整个墓地共埋葬有约400名死难者。
这些死难者多为1967、1968年重庆大武斗的直接参加者,少数为无辜遇难者或其他死者。在有年龄资料可考的死者中, 20岁以下的最多,其次是21岁与30岁之间的,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者60岁。在有职业身份资料可考的死者中,最多的是工人,其次是学生(其中又以普通中学学生最多)。
在这片墓群中,几个合葬大墓埋葬的,主要是工厂、企业的死者。如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31位死者,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37位死者,一○二钢厂(后更名特殊钢厂)二三○七革命工人造反团的墓茔埋葬有15位死者,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的墓茔埋葬有16位死者……
因此,将这片以工人及其他行业职工造反派死者为主体的墓群称之为“红卫兵墓园”,显然是不准确的。红卫兵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而且,“红卫兵”又是个模糊概念,它既可指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主要在北京),又可指后来各地党政领导仿效北京模式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可指向党政领导造反、夺权的造反派红卫兵,以及在群众组织解散之后,在各中学一度取代原共青团组织的红卫兵(在小学则由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所以,笔者一直主张将这个地方称为“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或简称“文革墓群”。
重庆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从1967年初分裂为两大派,以后分别称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都宣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为“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卖命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国民党反动派”。
于是,按照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所形成的社会气氛、思维习惯、行事方式,“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给反动派,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就向对方采取压制、打击的作法。是不准对方发表意见(当时的说法是“不准放毒”),撕毁对方贴出的标语、大字报,砸对方的宣传车、广播站,这样势必引起冲突,发生斗殴,于是就从动拳头、扔石块,发展到用匕首、棍棒、钢钎厮杀,最后就发展到使用现代化武器。
重庆是“三线建设”中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分布在主城区及周边的几个大型国防企业,生产和储存了大量常规兵器,其中有的是连当时的正规军都还没有配备,准备送到越南去支援打美国的。加之当时的“支左”部队,普遍对自己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抢夺武器采取“明抢暗送”的态度,于是大量武器流散到群众组织手里,使得重庆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升级,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
不过这场“内战”,双方都是为着同一个领袖,为着同一个“革命目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在面对死亡时念着同样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呼喊着同样的“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因此这又是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奇特内战。
重庆大规模武斗时期,沙坪坝区为八一五派控制区,所以此地安葬的死难者多为八一五派成员或其亲属,墓碑上都塑有象征“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的火炬——火炬的手柄由“815”三个数字组成。这个图案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周孜仁在办报时设计的,因其简洁明快,便于绘制,后来就成为八一五派通用的象征图案。
这片墓群中墓碑的样式,有的是模仿古代墓碑,有的则是模仿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墓碑上那些文字,可以明显看出当年的造反派与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思想渊源。不少墓碑上除了刻有文革口号(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之外,一般都刻有毛泽东为死于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的革命烈士的题词,以及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如“死难烈士万岁”、“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之类,套用的毛泽东题词,一般都是模仿毛氏的手迹。
当年在重庆的许多学校、工厂,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园或花圃(如市体育馆、朝天门码头、上清寺转盘、杨家坪转盘、嘉陵江大桥头等地),都曾修建有武斗“烈士墓”。但是后来都被平毁了。
沙坪公园这片墓群,是由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最先提出修建的。当时八一五派的许多基层组织都把死者送到重大来,重大便征得在沙坪公园掌权的“园林八一五”的同意,将各单位送来的死者运去公园一角安葬(那里有几处军人墓茔,更早的时候曾安葬过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后来迁走了)。因武斗扩大,死者增多,此地墓茔逐渐形成规模。而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自身在当年的大规模武斗中死亡的24个大学生,则都安葬在重大校内松林坡上。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烈士陵园”,墓前立了纪念碑,纪念碑上刻了仿毛泽东手书的“死难烈士万岁”。陵园进口处还竖了很大一面诗屏,上刻毛泽东悼念亡妻杨开慧和故友柳直荀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文革结束后不久,这座陵园就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被平毁了。
沙坪公园内的这片墓群得以保存下来,主要得益于其地较为偏僻,少人问津,即使在城市开发热中,也没有哪个开发商会打那里的主意。再加上墓群数量大,安葬人数多,涉及亲属多(既有事业成功人士,也有下岗贫困人员),谁也不愿随便去招惹是非。尽管近年来不时风传有人要折毁这片墓群,但最后都“查无实据”,不了了之。现在这片墓群得以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总算可以使那些传闻止息了。巴金老人提倡多年的“文革博物馆”,也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实物“分馆”。这片无言的墓群,将以特殊的方式向人们诉说那个荒诞时代的一个侧面。
(作者系重庆“文革”研究专家、《红岩春秋》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