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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为给重庆提供智力支持与服务，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牵线搭桥，促成重庆从中国社科院一次性引进39人组成的“博士生服务团”赴渝挂职，为这个新诞生的直辖市注入了一份“智慧的血液”。这一项目在西部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反响。1999年，中组部联合团中央将之拓展到更大范围。今天，“博士服务团”已经成为中组部、团中央联合推出的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培养品牌项目。
11年来，从“博士生服务团”到“博士服务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在第一批赴渝博士留任10周年之际，本刊特采访俞贵麟、倪邦文等当时团中央博士服务团项目的具体领导者和经办人，请他们与我们一起回顾博士服务团项目的发轫与缘起，重温当时细节，梳理其間演变。
肇始
俞贵麟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是当年团中央“博士生服务团”项目的具体领导者。1997年团中央、全国青联联合推出“博士生服务团”项目时，他担任团中央常委、统战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为人处事一贯低调的他，由于工作繁忙，已多年不接受媒体采访。但听秘书说明记者来意后，作为《中华儿女》副理事长的他还是欣然拨冗为我们讲述了当年推出“博士生服务团”项目的前后经过。
虽然年过半百，俞贵麟工作起来依然很有激情，这大概得益于他曾在团中央工作长达19年之久的熏陶。1979年6月9日，俞贵麟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团总支书记调任团中央学校部，后历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团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成功策划推出过“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留学人员“归国服务团”等品牌活动与项目，“博士生服务团”只是其中之一。往日的辉煌与绚烂都被他当作历史与过去轻轻地放下，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有多细节只有依稀印象。
“那是11年前的事了。1997年3月14日，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当年春节后，重庆团市委副书记周旬等人专程到北京找到我，征询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团组织该做些什么工作为重庆市委市政府添砖加瓦。”
当时，重庆团市委方面的想法是，按照传统做法，请团中央统战部及全国青联帮忙邀请一批文化名流，比如知名艺术家、演艺家等，为重庆直辖搞一些庆祝活动。但俞贵麟考虑到，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情况比较特殊——全市人口3000万，是北京、上海的两倍多，其所辖43个县市区有近一半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500美元，仅为北京的1/3，上海的1/4。由地级市升格为直辖市后，重庆人的观念、意识并不一定都升格了。当时重庆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人才缺口。“一个人才的作用有时远远大于一笔资金的作用，一个主意的作用有时远远胜过一个项目的作用。组织一批高层次的人才为重庆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服务应该更有意义。”这个主意得到了重庆方面的赞同。
经过商议，团中央决定组织一个高层次的“博士服务团”作为团组织献给重庆直辖的礼物。经过考量，这一任务交由时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何青龙及其分管的社团处落实完成。
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是团中央机关的第一位博士，时任团中央统战部社团处处长，是具体操办这项工作的主要人员之一。因为长时间负责主抓这项工作，曾经全身心投入其中，倪邦文对博士服务团项目很有感情，时至今日，其间的很多细节依然历历在目。
“该项目得到了时任团中央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当时共青团杭州市委副书记、在团中央统战部挂职部长助理的佟桂莉(现任杭州市副市长)以及张娟(现任苏州平江区区委组织部长)等同事都参与了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
“选拔博士到地方上挂职锻炼，这在当时是从来没有过的。”博士服务团项目报上去后，受到团中央书记处及重庆市委的高度重视与特别关注。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在重庆团市委报上的材料上批示：“这是一个创举!”
这样一个崭新的活动项目，取什么样的名字?采取什么样的选派机制?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方式?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团中央组织者及重庆方面领导人的脑海中。
最初设想的名字叫“博士服务团”。由于当时时间有限，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选拔博士，难度相当大，小范围的选拔更具可行性。中国社科院文史哲、经济、法律、民族、社会学等社科、人文类专业齐全，人才济济，精英荟萃。
当时，全国青联常委翁杰明时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俞贵麟除任团中央常委、统战部部长外，还担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倪邦文本身就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比较了解、熟悉其中的情况，他陪同俞贵麟前往中国社科院，找到翁杰明商议选派博士赴重庆挂职事宜。双方一拍即合。
当时，重庆方面热情很高，提出希望首批组织100位博士赴重庆挂职。但是，当时中国社科院一届博士生才50余名。其中，一年级博士生要上英语、政治等公共课，三年级博士生要做博士毕业论文，只有二年级博士生可以考虑选派，根本派不出100人。考虑到当时重庆共有43个区县市，北京方面便跟重庆方面商议，能否每个区县市只派一名挂职，这样原则上就只需43位博士。
饶是如此，选拔工作还是相当紧张与忙碌。经过年龄、政治素质、组织协调能力等层层严格筛选，最终从社科院二年级博士生、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各所的博士以及毕业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博士这三部分人中挑选了43人。临选派前，又拿掉了几位不甚理想的，最后确定了翁杰明、张弢、彭烨、陈澍、杨海波、李剑铭、王济光、曹明德等39人。因为有些人尚未毕业取得博士学位，所以，名称也由最初设想的“博士服务团”改成了“博士生服务团”。考虑到有的博士生要赶回来写毕业论文，所以挂职时间是半年到1年。挂职期间，不占用重庆的行政编制名额，相关待遇由原派出单位提供。
1997年6月18日，重庆正式挂牌，成为中国的第4个直辖市。28天后，7月15日，“博士生服务团”赴重庆市挂职出发式在北京举行。倪邦文清楚地记得，出发仪式在团中央4楼大会议室举行。当时团中央办公条件很差，没有空调。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刘鹏非常重视，亲自协调，从各个办公室周转借来10多台电风扇。
“10多台电风扇沿着会议室墙边排开来，呼呼地吹着，天气很热，气氛也很热烈，出席的领导，赴重庆挂职的39位博士生，相关工作人员，加上到场的媒体代表，共有六七十人。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刘鹏，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巴音朝鲁，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龙永枢，重庆市委常委邢元敏，重庆市副市长李德水等领导出席了首发式并讲话。博士生代表也发了言。”
7月16日，刘鹏亲自带队，俞贵麟、何青龙等 人陪同，将“博士生服务团”送到重庆。作为主要工作人员之一，倪邦文也参与了这次送行。他回忆，“当时，重庆方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重庆市四大班子领导包括常务副市长王鸿举、市委常委邢元敏、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马儒沛等领导都参加了。7月17日，重庆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学举出差回来后，也对博士生服务团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
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发挥了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在重庆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学举亲自主抓下，经过为期两天的培训后，“博士生服务团”39位成员很快就走马上任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落实了39个挂职的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是挂市区县的行政副职，而且大多都是高挂。其中有些人从来就没有做过行政工作，去了以后直接做副区长、副县长。”倪邦文介绍说。
“当时挂的是实职，有职有权，并不是去写写报告、走个过场，而是马上进入角色，在很多环节上有‘拍板’的权力。”第一批博士团成员卢后盾这样评价自己曾经的挂职工作。当年，他挂职重庆江北区副区长，具体分管城建、城管工作。
“大概半年后，1998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龙永枢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黄丹华一行到重庆对博士生服务团的工作情况进行慰问、了解、调研。”当时，倪邦文也随同前往，当时情景记忆犹新——
“重庆方面对博士生在当地的挂职工作情况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在博士生服务团挂职锻炼快满一年时，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生病住院，在他住院期间，重庆团市委的同志去看他，他很关切地问到博士生服务团的情况，听说博士生服务团发挥了很大很好的作用，他很高兴，特意跟市委组织部和团市委的同志交代说，届时至少要留下1/3的人。”
1998年7月，“博士生服务团”一年挂职期满，12人留任，其余的选择了离开。“走有走的理由，留有留的原因，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后来，又有人回重庆工作，还是颇有些情结在其中。”
“当时，重庆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全都参加了欢送座谈会。”重庆市市长蒲海清在会上动情地说：“说实话，一年以前，你们来时，我对你们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值，没想到，一年来，你们发挥的作用那么大。现在，一年挂职结束了，有些同志留下来，有些同志回去了，对于回去的同志，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回来。重庆的大门，始终向你们敞开。”
对于挂职博士留任这一问题，作为主要组织者，俞贵麟当初还有些顾虑，担心会冲击伤害重庆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博士服务团成员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为西部地区带去了新的观念、信息和科研成果，发挥了参谋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技术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服务，受到了地方党政部门和企业的欢迎。对此，俞贵麟很是欣慰，“博士服务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重庆的人才燃眉之急，实乃雪中送炭。”
“当时，社会上盛行说‘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然而，在挂职期间，博士服务团的成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他们以实际行动证明——博士不傻!”回顾当年情景，同为博士的倪邦文深有感触。
流变
“博士生服务团”一年挂职期满后，团中央在北京组织举办了“青年知识分子成才成长座谈会”。“就在团中央对面的首都大酒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巴音朝鲁，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龙永枢，重庆市委常委邢元敏参加了座谈会。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倪邦文回忆。
在座谈会上，参会代表就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将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高能力、了解国情、关注社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博士们畅谈感想，反响热烈。
会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专门发表了内参，评价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开了我国规模化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先河，是一个具有战略气魄、战略眼光的举措。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高层次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如何为中华民族、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道路。该项目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具有战略性、导向性、示范性，实实在在地打通了高层次人才进入经济战线主战场的通道。中组部有关领导批阅说，这个创意很好，应将之扩大化。
1998年上半年，中组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主任姚雪找到俞贵麟，就中组部与团中央联合继续推动博士生服务团项目进行了商谈。中组部提出，希望扩大选派范围，在更大范围内调集选派博士，把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做得更大。双方就联合拓展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做了相关前期准备工作。
1998年11月17日，俞贵麟调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继承和发扬宋庆龄毕生致力的增进国际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开展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关注民族未来，培育少年儿童的未竟事业。虽然离开了钟爱的共青团事业，他却一直关注着博士服务团的发展。对于自己当年的发轫工作，他感到很是欣慰，“这是一件实事、好事。”
倪邦文则继续参与了博士服务团的相关工作，这期间，他由团中央统战部社团处处长、科技处处长升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直至主持统战部工作，一直都是执行博士团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博士服务团项目就像是一场接力赛。”从1997年推出“博士生服务团”项目至今，俞贵麟、胡伟、吕虹(曾主持过一段时间工作)，再到郭长江、安桂武，团中央统战部的部长换了一届又一届，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也换了一届又一届，“博士服务团”却一直都是团中央的一个品牌项目。
1999年，中组部正式成为主办单位之一，原来的“博士生服务团”名称变成了“博士服务团”，试点地区扩大到重庆、四川、江西三省市，博士遴选范围也扩大到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及所属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有大型骨干企业。
2001年，博士服务团项目选派范围拓展到西部12个省区市、江西革命老区和吉林延边、湖南湘西、湖北恩施等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后来，还扩展到新疆、西藏和井冈山、延安两所干部学院，影响力一步步扩大。
2006年，继广东对口江西开展选派试点后，博士服务团项目进一步推广了这一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结对子”的模式，上海对云南、贵州，广东对广西，浙江对四川，天津对甘肃，江苏对宁夏，山东对贵州，以促进东西扶贫对口支持关系和区域性经贸合作。同时，民营企业也成为服务对象，一些博士开始在民营企业挂职。
从1999年至2007年，中组部、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博士服务团”项目已先后选派8批共919名博士，这些被选派的博士们响应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要求，以满腔热情投入西部大开发的滚滚洪流中。
“博士服务团”项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博士服务团项目。2002年9月，曾庆红亲切看望博士服务团成员并为他们送行。“2002～2005年全国人才规划纲要”中专门提到了“博士服务团”。受中组部委托，重庆启动了《博士服务团工作机制研究》课题调研，并起草了《博士服务团管理办法》的初稿，一个博士服务团的长效运行机制即将诞生。
2005年1月，倪邦文升任团中央常委、团中央组织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虽然不再直接参与负责博士团项目的具体工作，但他却一直关注牵挂着它的进展，并与许多博士服务团的成员保持联系，也关注着他们的进步与发展。2007年5月，当得知首届“博士生服务团”团长翁杰明当选重庆市委常委时，他很是欣慰，感觉比所有他自己所获得的荣誉和晋升更有意义，也更能让他高兴。
11年过去了，当年留任重庆的“博士生服务团”成员大多都走上了副厅级以上领导岗位。大部分博士服务团成员返回原单位后，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或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业界专家评论说，以博士团的形式选拔领导干部，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日渐多元化的干部选拔机制，将使更多的人才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事务中来。
11年来，博士服务团项目渐次枝繁叶茂。自诞生以来，博士服务团制度一直处于不斷优化发展之中，规模逐步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方式不断创新，成为连接东西部、城市农村的坚实桥梁，为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同时，成为服务地方、锻炼人才的基地，为青年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实现自我价值、投身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社会舞台。博士服务团不少成员在实践的锤炼中成长为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了解国情、服务地方、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可以预见的是，今后这个舞台上，将会上演更多的辉煌与奇迹，带给人们更多的惊讶与感动。
(特别感谢吴扬杰、金少华、东磊、张博豪、牟童等人对本文的支持与贡献)
文字编辑：刘荣
11年来，从“博士生服务团”到“博士服务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在第一批赴渝博士留任10周年之际，本刊特采访俞贵麟、倪邦文等当时团中央博士服务团项目的具体领导者和经办人，请他们与我们一起回顾博士服务团项目的发轫与缘起，重温当时细节，梳理其間演变。
肇始
俞贵麟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是当年团中央“博士生服务团”项目的具体领导者。1997年团中央、全国青联联合推出“博士生服务团”项目时，他担任团中央常委、统战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为人处事一贯低调的他，由于工作繁忙，已多年不接受媒体采访。但听秘书说明记者来意后，作为《中华儿女》副理事长的他还是欣然拨冗为我们讲述了当年推出“博士生服务团”项目的前后经过。
虽然年过半百，俞贵麟工作起来依然很有激情，这大概得益于他曾在团中央工作长达19年之久的熏陶。1979年6月9日，俞贵麟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团总支书记调任团中央学校部，后历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团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成功策划推出过“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留学人员“归国服务团”等品牌活动与项目，“博士生服务团”只是其中之一。往日的辉煌与绚烂都被他当作历史与过去轻轻地放下，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有多细节只有依稀印象。
“那是11年前的事了。1997年3月14日，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当年春节后，重庆团市委副书记周旬等人专程到北京找到我，征询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团组织该做些什么工作为重庆市委市政府添砖加瓦。”
当时，重庆团市委方面的想法是，按照传统做法，请团中央统战部及全国青联帮忙邀请一批文化名流，比如知名艺术家、演艺家等，为重庆直辖搞一些庆祝活动。但俞贵麟考虑到，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情况比较特殊——全市人口3000万，是北京、上海的两倍多，其所辖43个县市区有近一半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500美元，仅为北京的1/3，上海的1/4。由地级市升格为直辖市后，重庆人的观念、意识并不一定都升格了。当时重庆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人才缺口。“一个人才的作用有时远远大于一笔资金的作用，一个主意的作用有时远远胜过一个项目的作用。组织一批高层次的人才为重庆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服务应该更有意义。”这个主意得到了重庆方面的赞同。
经过商议，团中央决定组织一个高层次的“博士服务团”作为团组织献给重庆直辖的礼物。经过考量，这一任务交由时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何青龙及其分管的社团处落实完成。
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是团中央机关的第一位博士，时任团中央统战部社团处处长，是具体操办这项工作的主要人员之一。因为长时间负责主抓这项工作，曾经全身心投入其中，倪邦文对博士服务团项目很有感情，时至今日，其间的很多细节依然历历在目。
“该项目得到了时任团中央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当时共青团杭州市委副书记、在团中央统战部挂职部长助理的佟桂莉(现任杭州市副市长)以及张娟(现任苏州平江区区委组织部长)等同事都参与了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
“选拔博士到地方上挂职锻炼，这在当时是从来没有过的。”博士服务团项目报上去后，受到团中央书记处及重庆市委的高度重视与特别关注。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在重庆团市委报上的材料上批示：“这是一个创举!”
这样一个崭新的活动项目，取什么样的名字?采取什么样的选派机制?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方式?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团中央组织者及重庆方面领导人的脑海中。
最初设想的名字叫“博士服务团”。由于当时时间有限，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选拔博士，难度相当大，小范围的选拔更具可行性。中国社科院文史哲、经济、法律、民族、社会学等社科、人文类专业齐全，人才济济，精英荟萃。
当时，全国青联常委翁杰明时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俞贵麟除任团中央常委、统战部部长外，还担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倪邦文本身就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比较了解、熟悉其中的情况，他陪同俞贵麟前往中国社科院，找到翁杰明商议选派博士赴重庆挂职事宜。双方一拍即合。
当时，重庆方面热情很高，提出希望首批组织100位博士赴重庆挂职。但是，当时中国社科院一届博士生才50余名。其中，一年级博士生要上英语、政治等公共课，三年级博士生要做博士毕业论文，只有二年级博士生可以考虑选派，根本派不出100人。考虑到当时重庆共有43个区县市，北京方面便跟重庆方面商议，能否每个区县市只派一名挂职，这样原则上就只需43位博士。
饶是如此，选拔工作还是相当紧张与忙碌。经过年龄、政治素质、组织协调能力等层层严格筛选，最终从社科院二年级博士生、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各所的博士以及毕业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博士这三部分人中挑选了43人。临选派前，又拿掉了几位不甚理想的，最后确定了翁杰明、张弢、彭烨、陈澍、杨海波、李剑铭、王济光、曹明德等39人。因为有些人尚未毕业取得博士学位，所以，名称也由最初设想的“博士服务团”改成了“博士生服务团”。考虑到有的博士生要赶回来写毕业论文，所以挂职时间是半年到1年。挂职期间，不占用重庆的行政编制名额，相关待遇由原派出单位提供。
1997年6月18日，重庆正式挂牌，成为中国的第4个直辖市。28天后，7月15日，“博士生服务团”赴重庆市挂职出发式在北京举行。倪邦文清楚地记得，出发仪式在团中央4楼大会议室举行。当时团中央办公条件很差，没有空调。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刘鹏非常重视，亲自协调，从各个办公室周转借来10多台电风扇。
“10多台电风扇沿着会议室墙边排开来，呼呼地吹着，天气很热，气氛也很热烈，出席的领导，赴重庆挂职的39位博士生，相关工作人员，加上到场的媒体代表，共有六七十人。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刘鹏，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巴音朝鲁，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龙永枢，重庆市委常委邢元敏，重庆市副市长李德水等领导出席了首发式并讲话。博士生代表也发了言。”
7月16日，刘鹏亲自带队，俞贵麟、何青龙等 人陪同，将“博士生服务团”送到重庆。作为主要工作人员之一，倪邦文也参与了这次送行。他回忆，“当时，重庆方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重庆市四大班子领导包括常务副市长王鸿举、市委常委邢元敏、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马儒沛等领导都参加了。7月17日，重庆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学举出差回来后，也对博士生服务团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
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发挥了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在重庆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学举亲自主抓下，经过为期两天的培训后，“博士生服务团”39位成员很快就走马上任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落实了39个挂职的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是挂市区县的行政副职，而且大多都是高挂。其中有些人从来就没有做过行政工作，去了以后直接做副区长、副县长。”倪邦文介绍说。
“当时挂的是实职，有职有权，并不是去写写报告、走个过场，而是马上进入角色，在很多环节上有‘拍板’的权力。”第一批博士团成员卢后盾这样评价自己曾经的挂职工作。当年，他挂职重庆江北区副区长，具体分管城建、城管工作。
“大概半年后，1998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龙永枢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黄丹华一行到重庆对博士生服务团的工作情况进行慰问、了解、调研。”当时，倪邦文也随同前往，当时情景记忆犹新——
“重庆方面对博士生在当地的挂职工作情况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在博士生服务团挂职锻炼快满一年时，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生病住院，在他住院期间，重庆团市委的同志去看他，他很关切地问到博士生服务团的情况，听说博士生服务团发挥了很大很好的作用，他很高兴，特意跟市委组织部和团市委的同志交代说，届时至少要留下1/3的人。”
1998年7月，“博士生服务团”一年挂职期满，12人留任，其余的选择了离开。“走有走的理由，留有留的原因，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后来，又有人回重庆工作，还是颇有些情结在其中。”
“当时，重庆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全都参加了欢送座谈会。”重庆市市长蒲海清在会上动情地说：“说实话，一年以前，你们来时，我对你们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值，没想到，一年来，你们发挥的作用那么大。现在，一年挂职结束了，有些同志留下来，有些同志回去了，对于回去的同志，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回来。重庆的大门，始终向你们敞开。”
对于挂职博士留任这一问题，作为主要组织者，俞贵麟当初还有些顾虑，担心会冲击伤害重庆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博士服务团成员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为西部地区带去了新的观念、信息和科研成果，发挥了参谋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技术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服务，受到了地方党政部门和企业的欢迎。对此，俞贵麟很是欣慰，“博士服务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重庆的人才燃眉之急，实乃雪中送炭。”
“当时，社会上盛行说‘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然而，在挂职期间，博士服务团的成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他们以实际行动证明——博士不傻!”回顾当年情景，同为博士的倪邦文深有感触。
流变
“博士生服务团”一年挂职期满后，团中央在北京组织举办了“青年知识分子成才成长座谈会”。“就在团中央对面的首都大酒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巴音朝鲁，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龙永枢，重庆市委常委邢元敏参加了座谈会。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倪邦文回忆。
在座谈会上，参会代表就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将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高能力、了解国情、关注社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博士们畅谈感想，反响热烈。
会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专门发表了内参，评价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开了我国规模化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先河，是一个具有战略气魄、战略眼光的举措。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高层次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如何为中华民族、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道路。该项目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具有战略性、导向性、示范性，实实在在地打通了高层次人才进入经济战线主战场的通道。中组部有关领导批阅说，这个创意很好，应将之扩大化。
1998年上半年，中组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主任姚雪找到俞贵麟，就中组部与团中央联合继续推动博士生服务团项目进行了商谈。中组部提出，希望扩大选派范围，在更大范围内调集选派博士，把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做得更大。双方就联合拓展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做了相关前期准备工作。
1998年11月17日，俞贵麟调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继承和发扬宋庆龄毕生致力的增进国际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开展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关注民族未来，培育少年儿童的未竟事业。虽然离开了钟爱的共青团事业，他却一直关注着博士服务团的发展。对于自己当年的发轫工作，他感到很是欣慰，“这是一件实事、好事。”
倪邦文则继续参与了博士服务团的相关工作，这期间，他由团中央统战部社团处处长、科技处处长升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直至主持统战部工作，一直都是执行博士团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博士服务团项目就像是一场接力赛。”从1997年推出“博士生服务团”项目至今，俞贵麟、胡伟、吕虹(曾主持过一段时间工作)，再到郭长江、安桂武，团中央统战部的部长换了一届又一届，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也换了一届又一届，“博士服务团”却一直都是团中央的一个品牌项目。
1999年，中组部正式成为主办单位之一，原来的“博士生服务团”名称变成了“博士服务团”，试点地区扩大到重庆、四川、江西三省市，博士遴选范围也扩大到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及所属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有大型骨干企业。
2001年，博士服务团项目选派范围拓展到西部12个省区市、江西革命老区和吉林延边、湖南湘西、湖北恩施等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后来，还扩展到新疆、西藏和井冈山、延安两所干部学院，影响力一步步扩大。
2006年，继广东对口江西开展选派试点后，博士服务团项目进一步推广了这一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结对子”的模式，上海对云南、贵州，广东对广西，浙江对四川，天津对甘肃，江苏对宁夏，山东对贵州，以促进东西扶贫对口支持关系和区域性经贸合作。同时，民营企业也成为服务对象，一些博士开始在民营企业挂职。
从1999年至2007年，中组部、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博士服务团”项目已先后选派8批共919名博士，这些被选派的博士们响应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要求，以满腔热情投入西部大开发的滚滚洪流中。
“博士服务团”项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博士服务团项目。2002年9月，曾庆红亲切看望博士服务团成员并为他们送行。“2002～2005年全国人才规划纲要”中专门提到了“博士服务团”。受中组部委托，重庆启动了《博士服务团工作机制研究》课题调研，并起草了《博士服务团管理办法》的初稿，一个博士服务团的长效运行机制即将诞生。
2005年1月，倪邦文升任团中央常委、团中央组织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虽然不再直接参与负责博士团项目的具体工作，但他却一直关注牵挂着它的进展，并与许多博士服务团的成员保持联系，也关注着他们的进步与发展。2007年5月，当得知首届“博士生服务团”团长翁杰明当选重庆市委常委时，他很是欣慰，感觉比所有他自己所获得的荣誉和晋升更有意义，也更能让他高兴。
11年过去了，当年留任重庆的“博士生服务团”成员大多都走上了副厅级以上领导岗位。大部分博士服务团成员返回原单位后，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或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业界专家评论说，以博士团的形式选拔领导干部，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日渐多元化的干部选拔机制，将使更多的人才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事务中来。
11年来，博士服务团项目渐次枝繁叶茂。自诞生以来，博士服务团制度一直处于不斷优化发展之中，规模逐步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方式不断创新，成为连接东西部、城市农村的坚实桥梁，为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同时，成为服务地方、锻炼人才的基地，为青年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实现自我价值、投身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社会舞台。博士服务团不少成员在实践的锤炼中成长为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了解国情、服务地方、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可以预见的是，今后这个舞台上，将会上演更多的辉煌与奇迹，带给人们更多的惊讶与感动。
(特别感谢吴扬杰、金少华、东磊、张博豪、牟童等人对本文的支持与贡献)
文字编辑：刘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