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像十年前那样，部委办公楼前国旗猎猎，武警照旧像铁桩般挺拔地站立，大门两边的两个大石狮子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
　　从部长到公务员，大楼里不少职位换了好几茬人，薛剑（化名）每天仍会看到镇守这座大楼的这对石狮，这些天，这座大楼里议论的焦点却是即将启动的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
　　这意味着有人会从大楼里离开，十年前，薛剑离去时，已有3年公务员工龄。
　　十年过后，他心平气和地回顾那段时光，还真感谢当时被动的“出局”。那次行政机构改革，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机构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中国各级党政群机构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比1985年那次震动世界的百万裁军还多，是历次机构改革精简力度最大的一次。
　　十年中，很多人像薛剑一样，不但找到了避风港，而且还重新启航成为弄潮儿。
　　
　　风雨欲来
　　
　　一切是在整整十年前的那次“两会”确定下来的。
　　那年“两会”闭幕式，意气风发的新总理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年，外电曾评价改革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当年的报道说，1997年12月底，朱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部长们在为各自部门的存在据理力争，而作为普通办事员的薛剑一开始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听到那些传言，我们大多数年轻人觉得很遥远，青春就是本钱，上面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怎么也落不到我的头上。而那些从部队转业的处长，已灵敏嗅出风雨将来的味道，一位老处长对我说，看来这次真的要动真格的，得早作打算呀。”薛剑回忆。
　　而距薛剑所在大楼只有一箭之地的外交部，只有25岁的蒋琦（化名）则隐隐感到机会来了。“开始传说了很久，只不过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改。”蒋琦进入外交部一个业务司两年多，自觉对机关工作不适应。机构改革也是变换一种人生的机会。
　　薛剑说，机关工作，就是重复。工作内容、人际关系、办公环境甚至思维模式都在重复。某些老机关，有些人二十来岁进去，六十来岁退休，几十年来都在同一栋办公楼上班，在同一个食堂吃饭，感冒了去同一个医务室拿药，只是随着职务升迁，办公室有所调换，办公桌有所更新。
　　在其后浩浩汤汤的改革大势中，一个迎流而上，一个则被裹挟而下，薛剑和蒋琦都告别了这样的机关人生。
　　
　　落槌
　　
　　当时各部委给出的条件不尽相同，吕青所在的财政部作为强势部门是当时分流政策最好的部委之一。
　　“1998年精简的时候，财政部给了18项优惠政策，比如分一套房子；由公费出钱去读书两年，有去英国剑桥美国哈佛的，也有在清华中央财经的；还可以选择去财政部下相关的事业单位，等等。当然这些政策不可能一人独占，只能在其中择一。”吕青说。
　　当时年纪轻的人，大多倾向选择出国读书。让吕青最为扼腕的是他的一个女同事，当时她选择了去英国读书。这几乎是分流人员最令人艳羡的出路了，尽管如此，这位女同事被精简后心情一直不好，一直没有想通，因无法适应国外求学生活只读了半年便回国了。不久又与丈夫离婚了，最终失去理性选择了自杀。“她如果料到过了两年，去读书的人大多又都回到了部里，估计也不会做出如此选择吧。”
　　薛剑觉得这一切都是“官本位”作祟，机构改革首先要改变政府职能，而要改变政府职能则首先应改变这种“官本位”的传统文化心理。但不可讳言，在那个时候乃至延续至今，崇拜权力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国民正常的心态。
　　薛剑仍记得落槌之日的场景：依旧在司会议室的大会议桌。围着会议桌有十七八张椅子，在外面紧靠着墙壁又有一圈椅子。开会时，没有人刻意做规定，大家都心有灵犀地找对自己的座位。司长坐在中间，副司级干部在他两旁坐定，其他处长、副处长便把环绕会议桌“二环路”的一圈椅子坐满，而靠墙壁这圈被称为“三环路”的椅子，稀稀拉拉由一些科级干部占据。
　　此时，坐在“三环路”的薛剑依旧幻想这若是有一天提拔为副处长，第二天开会他会自觉地递进到“二环路”上坐定。
　　
　　分洪区
　　
　　那次各部委的分流安置主要是三个途径：一是离退休还有几年的老公务员提前退休，不少人乐得利用资源下海兼职发挥余热；第二条途径则是政府拿钱去大学学习三年，本科毕业的去读硕士，硕士学历的去读博士，三年期间各种待遇不变，哪怕大楼里分牛羊肉、大米也都有其一份，这些研究生的名额是特批的；第三条途径则是调到直属国有企事业单位。
　　因为去直属单位原则上是级别不变，直属单位受制于上级领导部门，一般对分流来的人员不能不接受。这些单位当时被人形象地称为“分洪区”，“几次改革之后，那些分洪区也已经是汪洋大海，分无可分了。”
　　离开的时候，薛剑选择了去直属该部委的一家报社当记者。
　　
　　轮回
　　
　　蒋琦选择了去北大读书，1998年11月，他参加了考试，在翌年3月份开班，比一般的研究生早一点入学。读的是那年最热门的法硕专业。
　　事实上，蒋琦后来又回去了。回去工作了一年，然后才辞职的。“我知道的班上像我一样回去的至少有十几个人。”
　　蒋琦认为，这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精简—膨胀的轮回。“改革本身面临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这些人出去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就不在编制之内了，但一段时间后这个岗位还需要人，就回去了，要一个新毕业生培养成一个掌握专业知识的公务员，你选择哪一个。”
　　很多人，包括蒋琦，是一边上学一边上班的，“单位实在忙不开的时候还是需要你帮忙的。上学期间也给你一个基础工资。”
　　一般来说，每年部委都不断招募新的公务员，另一方面减少的仅仅是退休的公务员，所以公务员的数量肯定是增加的。“这和国家管理的模式相关，西方国家是小政府，而我们国家是一个大政府，必须面面俱到。”蒋琦反思说。
　　“我们的机构改革还是跟原来的政府管理方式有关系，每个部门分得很细很细，每件事情都要人来负责，需要庞大的公务员来支撑这个机构，直到他觉得编制人数太多了。这基本上是一个周期率，减下来又缩回去。”
　　至今仍在财政部工作的吕青也面对同一困惑，“那次改革的问题是只减了人员，但一些职位的职能没有发生变化，导致一度缺人手，这也是部分人能够重新回来的原因之一。”但他相信2008年新的大部制改革会避免这一问题，“这次改革不是以精简人员为目的，而主要在于改变政府职能。”
　　（摘自《南方周末》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