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1963年初冬开始，在山西省和内蒙古接壤的杀虎口发生过延续了近十年、至今也没解开的谜，这就是“信号弹”问题。
当时，全国都笼罩着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氛，再加上台湾派遣武装人员骚扰大陆留下的影响尚未消除，所以人们都把信号弹问题提高到敌特破坏的高度上加以认识。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战备气氛很浓，杀虎口民兵营在县武装部专人的蹲点指导下，民兵们每天下午集中操练队列、枪刺、瞄准、投弹、俯卧前进、实弹射击，已经成为惯例，隔三差五还搞一次夜间紧急集合。196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训练结束后，基干民兵李日走到西门口，突然看到苍头河西岸一个叫二十八洼方向的地方升起一颗信号弹，几乎在他喊“哎呀，那是啥东西？”的同时，紧接着又有两颗信号弹升空而起。
他在惊奇的同时，当即返回大队办公室进行了汇报。一下子，大队、公社和下乡干部都紧张起来，再三详细询问李日后，第二天一早，就派了笔者和李德财等人到和杀虎口有联防关系的内蒙古山保岱村沟通了解情况。
我们来到山保岱村，找到了村支书马润娃和会计邹泰，说明来意后，马支书说他们村也有人看到了升空的信号弹，但不懂得是啥东西，已向新店子公社和和林格尔县作了报告。
我们返回杀虎口，把情况向公社武装部长和下乡的田助理员汇报后，田助理员立即和县武装部通了电话。从电话里得知，昨天，一架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内蒙呼和浩特市的新营子村附近被我击落，生擒了飞行员。（几天后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只是说在“华北某地上空击落敌u~2型高空侦察机，没报道飞行员的下落）。当时几级领导就把这次升空的信号弹和击落u~2飞机联系到一起进行分析，结论是：杀虎口一带有敌特存在并活动。
沿着这条结论的的思路，寻找打信号弹的敌人就成为当地的政治任务了。干部们大会小会逢会必讲，民兵们彻夜守候蹲坑巡逻，县公安局派人常驻下乡，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但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巡逻守候未见异常，群众也提供不出什么线索。
说来也怪，从那时起，每隔半月十天或三个月两个月就有人报告说某某地方又放起了信号弹。有人说是红色的，有人说是兰色的，有的说高，有的说低。当民兵们奔赴所报告的现场时，每次又徒劳而归。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几年。
1968年，“支农”的4881部队进驻杀虎口。该部队的政治部郭主任在大会上讲，支农部队来了以后有“三不走”：当地阶级斗争的盖子揭不开不走；当地的斗、批、改搞不好不走；当地的信号弹问题查不清不走。一位姓孙的指导员十分肯定地说：这里的信号弹是土制的。这一点瞒不过部队的眼！这是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挑衅，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蹦紧阶级斗争的弦，配合部队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揪出来。
人们都说，有部队的重视、参与和保证，信号弹能弄清了。上上下下都对破获信号弹问题持有乐观的期待。
当地公社、支农部队、县里的下乡干部研究出的破案措施一是发动群众；二是加强巡逻蹲守；三是掌握“黑八类”的动向；四是及时收集村民来客的报告和登记。
在发动群众方面的做法是：给每个人发一个纸条条，要求把你所怀疑的对象写在纸条条上，而且是必须写。如果不写就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就是抵制阶级斗争、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人们大多是把几个地、富分子的名字写上去。
在加强巡逻蹲守方面的做法是：把基干民兵分成若干小组，彻夜埋伏在选好的地方，另外组建了专门的巡逻队，由党员干部带领在街道或野外巡逻。
在掌握黑八類人员方面的做法是：指定党员或积极分子一对一地对黑八类人员的言谈举止进行监视，有时在夜间暗藏起来偷听其说话内容。后来，对黑八类人员的监视扩展到平时说落后话或出身不纯洁、祖上有历史问题的人群之中。
对普通村民则采取来客报告登记制度，包括主客关系、何时来、何时走、来干啥等等都必须及时向对干部报告，队干部每晚向大队汇报登记后再报给公社办公室。
看起来这些措施确实是滴水不漏，但也没收到期望中的效果，除搞得人心惶惶不说，还弄出几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动态”。在巡逻时因为保密，各组互不相知。某晚，部队的一名姓尹的战士从学校后操场的半拉子城墙上一脚踏空，掉到埋伏在城墙根一基干民兵身上，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敌人，撕打擒拿了一阵儿才想起了当晚的“口令”。“口令”“回令”一吻合，才弄清是一场误会。
有一苏姓人家，他们家的火炕一刮西风就倒烟，请师傅修炕不行，在烟囱上挡风也不行，后来孩子们在玩耍时无意中把一个烂筛子扣在上，嘿！炕不烟了。于是，每遇到刮西风时就在烟囱上扣个烂筛子避免炕烟。某日，他家刚扣上筛子，适逢又打起信号弹。谁家没事往烟囱上扣筛子啊？这个不算正常的现象被人报告了，苏姓人家便被怀疑为和打信号弹有联系，被监视了好长时间。
杀虎口有一贺姓男子，平时以心灵手巧而出名。有人总结过，他共会12种手艺，其中一种就是会做“起火”。“起火”类似现在的焰火，是过去在元宵节时施放在空中供人们观赏的东西，和信号弹有点相似之处。加上老贺家庭背景欠纯，所以他成了怀疑对象。
在庆“九大”前夕，公社让老贫农冀某捎话，说让老贺做几个“起火”庆“九大”时燃放。聪明的老贺意识到自己已被怀疑为放信号弹的人了。不知是凑巧还是受了惊吓，当天晚上他就得了抽搐、神智昏迷、说胡话的病。公社医院医生和支农部队的军医都看不了，送到县医院医治了一个阶段才告痊愈。
还有一郭姓人家，被搜家时搜出一包硫磺，有人说硫磺易燃有色，也能和土制信号弹联想在一起，所以郭姓人家也被列为怀疑对象。
另有一平时爱说俏皮话、玩笑话的老顾，因为他私下说过“一些积极分子闲的牙痒，就爱打小报告整人哩。我就不信杀虎口的阶级敌人莫非比我那烂褥子上的虱子还多吗？”也被列为怀疑对象。
还有一位带过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因为半夜时点着油灯让孩子排尿，也被作为怀疑对象了。
一些重点怀疑对象有时还半夜三更被以查户口的名义叫开门，进家后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
1971年时，公社又把包括信号弹怀疑对象的一批人集中在学校里办了三个学习班，入班人员每晚进行自我检查和交待。其中，第一班是地富分子等明的阶级敌人；第二班是有历史或经济问题的人和地富出身的人；第三班是平时说过不合时宜的话而被称为“思想有问题”的人。
有一天晚上，学习班正在学习，据说又打起了信号弹，住班的人说“现在人还在这儿，这足可证明信号弹和我无关了吧？”，但是在第二天的群众大会上，公社领导讲“有人说人在家中信号弹就与他无关，不对！要知道，信号弹是可以事先放好定时自动打起来的。”住班的人听了后悄悄地说：“要怀疑你就咋说咋有理，唉，没治了，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尽管学习班的气氛很紧张，但对寻找信号弹没见有什么效用。后来，学习班里有人被称作“解脱”而回家了，也有人自杀了。最后学习班也停办了。信号弹问题还是疑而不明。
从1973年或1974年之后，就渐渐地听不到有信号弹出现了。再后来，有人说信号弹其实不止在杀虎口一带出现，别的地方也出现过，这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还有的人说是一些人把流星、荧火、闪电、甚至炮仗都疑为信号弹，以讹传讹去反映报告，结果弄成风声鹤唳的紧张局面，这说法也不知是对是错。总之，惊动面广、困扰了人们近十年之久的杀虎口信号弹问题黯无声息地结束了。
到底是那个年代出现了特别的事情，还是特别的事情造就了那个年代？没人给出过任何解释。所以只能遗憾地说，杀虎口当年的信号弹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开的谜。■
当时，全国都笼罩着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氛，再加上台湾派遣武装人员骚扰大陆留下的影响尚未消除，所以人们都把信号弹问题提高到敌特破坏的高度上加以认识。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战备气氛很浓，杀虎口民兵营在县武装部专人的蹲点指导下，民兵们每天下午集中操练队列、枪刺、瞄准、投弹、俯卧前进、实弹射击，已经成为惯例，隔三差五还搞一次夜间紧急集合。196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训练结束后，基干民兵李日走到西门口，突然看到苍头河西岸一个叫二十八洼方向的地方升起一颗信号弹，几乎在他喊“哎呀，那是啥东西？”的同时，紧接着又有两颗信号弹升空而起。
他在惊奇的同时，当即返回大队办公室进行了汇报。一下子，大队、公社和下乡干部都紧张起来，再三详细询问李日后，第二天一早，就派了笔者和李德财等人到和杀虎口有联防关系的内蒙古山保岱村沟通了解情况。
我们来到山保岱村，找到了村支书马润娃和会计邹泰，说明来意后，马支书说他们村也有人看到了升空的信号弹，但不懂得是啥东西，已向新店子公社和和林格尔县作了报告。
我们返回杀虎口，把情况向公社武装部长和下乡的田助理员汇报后，田助理员立即和县武装部通了电话。从电话里得知，昨天，一架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内蒙呼和浩特市的新营子村附近被我击落，生擒了飞行员。（几天后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只是说在“华北某地上空击落敌u~2型高空侦察机，没报道飞行员的下落）。当时几级领导就把这次升空的信号弹和击落u~2飞机联系到一起进行分析，结论是：杀虎口一带有敌特存在并活动。
沿着这条结论的的思路，寻找打信号弹的敌人就成为当地的政治任务了。干部们大会小会逢会必讲，民兵们彻夜守候蹲坑巡逻，县公安局派人常驻下乡，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但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巡逻守候未见异常，群众也提供不出什么线索。
说来也怪，从那时起，每隔半月十天或三个月两个月就有人报告说某某地方又放起了信号弹。有人说是红色的，有人说是兰色的，有的说高，有的说低。当民兵们奔赴所报告的现场时，每次又徒劳而归。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几年。
1968年，“支农”的4881部队进驻杀虎口。该部队的政治部郭主任在大会上讲，支农部队来了以后有“三不走”：当地阶级斗争的盖子揭不开不走；当地的斗、批、改搞不好不走；当地的信号弹问题查不清不走。一位姓孙的指导员十分肯定地说：这里的信号弹是土制的。这一点瞒不过部队的眼！这是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挑衅，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蹦紧阶级斗争的弦，配合部队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揪出来。
人们都说，有部队的重视、参与和保证，信号弹能弄清了。上上下下都对破获信号弹问题持有乐观的期待。
当地公社、支农部队、县里的下乡干部研究出的破案措施一是发动群众；二是加强巡逻蹲守；三是掌握“黑八类”的动向；四是及时收集村民来客的报告和登记。
在发动群众方面的做法是：给每个人发一个纸条条，要求把你所怀疑的对象写在纸条条上，而且是必须写。如果不写就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就是抵制阶级斗争、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人们大多是把几个地、富分子的名字写上去。
在加强巡逻蹲守方面的做法是：把基干民兵分成若干小组，彻夜埋伏在选好的地方，另外组建了专门的巡逻队，由党员干部带领在街道或野外巡逻。
在掌握黑八類人员方面的做法是：指定党员或积极分子一对一地对黑八类人员的言谈举止进行监视，有时在夜间暗藏起来偷听其说话内容。后来，对黑八类人员的监视扩展到平时说落后话或出身不纯洁、祖上有历史问题的人群之中。
对普通村民则采取来客报告登记制度，包括主客关系、何时来、何时走、来干啥等等都必须及时向对干部报告，队干部每晚向大队汇报登记后再报给公社办公室。
看起来这些措施确实是滴水不漏，但也没收到期望中的效果，除搞得人心惶惶不说，还弄出几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动态”。在巡逻时因为保密，各组互不相知。某晚，部队的一名姓尹的战士从学校后操场的半拉子城墙上一脚踏空，掉到埋伏在城墙根一基干民兵身上，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敌人，撕打擒拿了一阵儿才想起了当晚的“口令”。“口令”“回令”一吻合，才弄清是一场误会。
有一苏姓人家，他们家的火炕一刮西风就倒烟，请师傅修炕不行，在烟囱上挡风也不行，后来孩子们在玩耍时无意中把一个烂筛子扣在上，嘿！炕不烟了。于是，每遇到刮西风时就在烟囱上扣个烂筛子避免炕烟。某日，他家刚扣上筛子，适逢又打起信号弹。谁家没事往烟囱上扣筛子啊？这个不算正常的现象被人报告了，苏姓人家便被怀疑为和打信号弹有联系，被监视了好长时间。
杀虎口有一贺姓男子，平时以心灵手巧而出名。有人总结过，他共会12种手艺，其中一种就是会做“起火”。“起火”类似现在的焰火，是过去在元宵节时施放在空中供人们观赏的东西，和信号弹有点相似之处。加上老贺家庭背景欠纯，所以他成了怀疑对象。
在庆“九大”前夕，公社让老贫农冀某捎话，说让老贺做几个“起火”庆“九大”时燃放。聪明的老贺意识到自己已被怀疑为放信号弹的人了。不知是凑巧还是受了惊吓，当天晚上他就得了抽搐、神智昏迷、说胡话的病。公社医院医生和支农部队的军医都看不了，送到县医院医治了一个阶段才告痊愈。
还有一郭姓人家，被搜家时搜出一包硫磺，有人说硫磺易燃有色，也能和土制信号弹联想在一起，所以郭姓人家也被列为怀疑对象。
另有一平时爱说俏皮话、玩笑话的老顾，因为他私下说过“一些积极分子闲的牙痒，就爱打小报告整人哩。我就不信杀虎口的阶级敌人莫非比我那烂褥子上的虱子还多吗？”也被列为怀疑对象。
还有一位带过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因为半夜时点着油灯让孩子排尿，也被作为怀疑对象了。
一些重点怀疑对象有时还半夜三更被以查户口的名义叫开门，进家后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
1971年时，公社又把包括信号弹怀疑对象的一批人集中在学校里办了三个学习班，入班人员每晚进行自我检查和交待。其中，第一班是地富分子等明的阶级敌人；第二班是有历史或经济问题的人和地富出身的人；第三班是平时说过不合时宜的话而被称为“思想有问题”的人。
有一天晚上，学习班正在学习，据说又打起了信号弹，住班的人说“现在人还在这儿，这足可证明信号弹和我无关了吧？”，但是在第二天的群众大会上，公社领导讲“有人说人在家中信号弹就与他无关，不对！要知道，信号弹是可以事先放好定时自动打起来的。”住班的人听了后悄悄地说：“要怀疑你就咋说咋有理，唉，没治了，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尽管学习班的气氛很紧张，但对寻找信号弹没见有什么效用。后来，学习班里有人被称作“解脱”而回家了，也有人自杀了。最后学习班也停办了。信号弹问题还是疑而不明。
从1973年或1974年之后，就渐渐地听不到有信号弹出现了。再后来，有人说信号弹其实不止在杀虎口一带出现，别的地方也出现过，这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还有的人说是一些人把流星、荧火、闪电、甚至炮仗都疑为信号弹，以讹传讹去反映报告，结果弄成风声鹤唳的紧张局面，这说法也不知是对是错。总之，惊动面广、困扰了人们近十年之久的杀虎口信号弹问题黯无声息地结束了。
到底是那个年代出现了特别的事情，还是特别的事情造就了那个年代？没人给出过任何解释。所以只能遗憾地说，杀虎口当年的信号弹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开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