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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正式挂牌，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巨奎林出任中心主任。这是他在财政部、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先后历练27年之后的又一次职业转型，从此，他将自己余生的工作与关注气候变化、落实节能减排、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国家。”作为基金牵头人，巨奎林颇为自豪。“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应该不断提高机制水平，保护全球环境。作为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开展的一项具有国际意义的开创性工作，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是中国在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创新机制，它不仅是一种资金机制，还是落实节能减排、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行动机制。”
2007年9月10日，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5号中商大厦12楼的办公室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主任巨奎林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谈及自己钟爱的新事业时，年届知天命之年的他显得神采奕奕，容光焕发。
基金的成立可以说是顺应大势。请示从上报财政部，到国务院批示同意，只用了三个月时间
近百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生态系统及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日趋明显，生态破坏、水源短缺、水土流失、山地灾害、疾病流行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的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气候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重视，众多国家已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1997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包括中国在内的159个缔约方共同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明确了发达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间的清洁发展机制（即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按规定，2012年前，日本、德国等38个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尚无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开展CDM项目合作，通过具体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来履行其承诺的量化减排指标与义务。
这是一种双赢的国际合作机制，其核心是通过项目合作，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转让与获得。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通过CDM项目获得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援助，从而促进本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可以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来履行他们在《京都议定书》中减排温室气体的承诺，避免在本国的高额减排成本。
对于CDM这一国际新事物，中国政府持积极态度。2005年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颁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按规定，温室气体减排量资源归中国政府所有，而由具体CDM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归开发企业所有，因此，CDM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国家从CDM项目所征收的资金将用于支持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活动。
“为了管好、用好这笔资金，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应运而生。”巨奎林说：“基金由财政部牵头组建，在历时一年半的筹建过程中，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2005年10月，基金筹备工作启动；2006年5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科技部四部委联合向国务院呈交了《关于建立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其管理中心的请示》；2006年8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该基金。
“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好事和意见，就一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巨奎林介绍说，国务院及部委领导对此工作相当重视和支持。“2006年8月14日，请示上报到国务院，8月25日、24日、23日、18日，温家宝、曾培炎、唐家璇、陈至立等国家领导人相继圈阅，表示同意。”基金设立乘上了审批的直通车。
自此，基金筹建工作提速，启动准备也紧锣密鼓地展开。2007年3月，基金管理中心正式挂牌运行，距离国务院批准同意建立基金，只历时5个月。
有人说，巨奎林在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任上已10年，放着轻车熟路的工作不做，偏偏去挑这么个需要多个部门协调的刺事儿，真是自找苦吃
回忆起当初国务院批文尚未下来时的工作情景，巨奎林感叹万千。从2005年9月基金开始筹建，至次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在整一年的时间里，时任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的巨奎林，率领着他的工作团队为这份事业默默地奉献着。
筹建之初，巨奎林副司长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自己亲自动手撰写基金筹建工作简报。后来，相关事务越来越多，基金筹备委员会招聘了几个大学生帮忙，可是在国务院批示没下来之前，因为没有正式的机构编制与明朗的事业前途，没有一个大学生愿意留下来，巨奎林清楚地记得最后一个学生哭着鼻子要走的情景。
事实是，对于气候、环保与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人人都很清楚，可是谁去落实、怎么去落实？面对CDM基金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需要多部门配合才能成就的事业，只有亲身经历方知其成立之初的艰辛！
在有些人看来，老巨完全是瞎掰，在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任上工作10年，放着轻车熟路的工作不做，偏偏去挑这么个需要多个部门协调的刺事儿，真是自找苦吃。有好心的朋友劝他，“这事儿固然是好事，可是你一个人挑得起来吗？万一弄不成，人可就丢大了！”
巨奎林明了朋友的好意，却更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农民出身的他，从小就没了父母，是社会这个大家庭养育了他。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六七岁时还打着赤脚上学，是老师买了草鞋给他穿；正是在党、国家、社会的关爱下，他才得以与哥哥相依相伴长大成人；18岁时就入了党，当上了8个生产小队、1720村民的村支部书记；并且得以有机会上大学、出国，在联合国的舞台上纵横捭阖……
这些年来，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家乡、距离北京200多里的河北省文安县，曾经十年九涝如今却严重缺水；他了解到，因为地区性污染，中国有些地区的老百姓普遍肝大脾大；很多高污染的工业城市，居民没有水喝，只能买瓶装水；高温、干旱、飓风、暴雪、冰雹、强沙尘暴这些因环境污染而带来的极端气候变化，日益频繁、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付出的隐形代价也相当大。”基层出身、深爱自己脚下的土地的他，正因为了解中国国情，才毫不犹豫地挑起了基金筹建的艰巨工作。“我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农民，喜欢做脚踏实地的具体工作。对于我来说，能够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土包子发展到今天，无论做什么我都感到很满足。”
在巨奎林看来，党员干部最崇高的事业就是脚踏实地地多干事、干好事。于是，自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正式挂牌开始，巨奎林就放弃了令人艳羡的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职务，专职担任基金管理中心这样一个刚刚起步的事业单位的法人代表。
事实证明，正是在财政部、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历练的27年时间里，积累的丰富的财政工作经验、娴熟的外交能力、熟谙国际游戏规则与资本运作模式，使得他能够敏锐地把握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趋势和机遇，紧密地结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就了今天的基金事业。
1977年2月，时任大队村支部书记的巨奎林被保送至四川外语学院，主修英语、政治和政治经济学。1980年1月进入财政部，一待就是27年。扎实的专业功底、娴熟的英语技能、精湛的业务能力，使得他在外资管理、旅游管理、外汇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游刃有余，1997年，巨奎林40岁时就出任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
1992年，巨奎林被调任至联合国工作。在担任联合国会费委员会专家期间，他力排“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应该多交会费”的论调，指出“联合国不是富人俱乐部”，经过反复计算、艰苦地谈判，以GDP和人均GDP两个指标为参照系，计算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会费比例，确定当时美国的会费比例是23%，日本15%，中国仅为0.79%，成功地为中国争取到较为合理的会费比例。
2002年，巨奎林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驻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在他的努力斡旋下，成功地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副行长的席位，实现了中国从1986年就开始努力争取的夙愿。
而今，在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及各部委鼎力配合下，年届50的巨奎林充分发挥这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与优势，带领20余名同仁为基金的筹建、宣传、运营而不懈努力。2007年4月，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审核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同月，基金开始业务运营，第一笔CDM项目国家收益进入基金账户。
基金是中国在节能减排、清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创新资金机制，也是落实节能减排、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行动机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中，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等政府各部委都设置了相应的机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各部门间合作的产物，并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巨奎林说：“它是中国在节能减排、清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创新资金机制，也是落实节能减排、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行动机制。”
据介绍，基金是由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的政策性与开发性兼顾的、公益性的、长期性的、开放式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国有独资基金。它的宗旨是，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支持和促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加强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并规范CDM市场，致力于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大气污染等可减缓气候变化领域的工作，促进我国及世界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基金的组织机构由基金审核理事会和基金管理中心组成。基金审核理事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交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气象局等7个部门组成，各拥有一个理事席位。基金业务一般事项由基金审核理事会决策，重大事项则由基金审核理事会理事单位联合审批，进行决策。基金管理中心是基金唯一法定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收取、筹集、管理和使用。
对于颇为令人关注的基金的来源及用途，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国家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收益中按规定比例取得的收入，世界银行、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和其他合作资金，基金管理中心开展基金业务取得的营运收入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来源收入。
“作为一种创新融资机制，基金除使用好自身拥有的资金外，还将把国际援助与合作资金、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紧密串接起来，充分发挥资助源、资金和行动合作平台作用，支持节能减排、清洁发展、环保等与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项目开发和实施，调动企业参与CDM等国际合作机制活动的积极性，撬动社会力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提高资源的总体使用效率，从而促进部门之间、国内与国际、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巨奎林说。
按照国务院批示精神，基金将通过项目合作、技术支持、信息管理与共享、人员培训等形式，支持和带动科研技术、公众意识、机构能力和体制建设等气候变化领域薄弱环节的发展，促进和提高我国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实际参与能力，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实际成效，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开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大量公益性活动的同时，基金将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企业开发和实施CDM项目，规范国内CDM市场，促进国际碳减排事业发展，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可以利用自身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在CDM项目识别、设计、开发、审批、注册、实施、监测、核证的全过程中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企业消除在CDM项目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资金、技术、商务、法律等障碍，为中国企业的CDM项目保驾护航，调动企业环保和减排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强化CDM机制的激励效果，确保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实现。”
在巨奎林看来，国内环保、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如果仅依靠关停等强制措施或手段，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是很难取得实效的。CDM机制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使企业建立义务和道德意识，而且还可以使企业获得设备和技术更新的资金，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金将采取赠款、优惠贷款和其他方式的有偿使用等方式，支持企业CDM项目。比如：为CDM项目开发和实施提供低息贷款；或为一些开发成本较高，又是我国优先领域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提供前期开发费用等。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国家，中国为全球清洁发展机制的运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已经站在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最前沿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是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开展的一项具有国际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基金及其管理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机制。
作为国际间气候变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新型平台，基金的宗旨是长期可持续地支持和推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开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落实。基金将与国外政府、机构和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吸引更多的优惠资金和先进技术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事业。基金行动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目前，已有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UNDP、UNEP、UNDIO、欧盟环境总署、欧洲投资银行、加拿大国际援助署、英国政府部门、德国政府部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等在内的20多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对与基金合作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和强烈愿望，正在与基金洽商合作事宜，纷纷表示愿意积极支持并配合中国政府全面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工作。
专家分析，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属世界首创，但发展前景光明。据了解，自2002年第一个CDM项目——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项目后，CDM项目在中国发展迅速。据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统计，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已经批准CDM项目684个，其中，107个项目在国际CDM执行理事会注册，占全球注册项目总数的14.4%，预计产生705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年减排量，占全球注册项目年减排量的43.4%。数据显示，中国将成为全球开展CDM项目的重要国家之一。有专家预测，今后全世界开展的CDM项目中，将有一半在中国。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型平台，基金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新生力量。“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国家，中国为全球清洁发展机制的运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巨奎林说：“中国已经为改善全球环境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并站在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最前沿。”
“中心有信心在政府的支持下，高效利用国际资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作出贡献。”对此，巨奎林很是乐观，这源自于领导的信任与支持，更因为这项事业本身是有利于地区、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世界的、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国家。”作为基金牵头人，巨奎林颇为自豪。“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应该不断提高机制水平，保护全球环境。作为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开展的一项具有国际意义的开创性工作，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是中国在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创新机制，它不仅是一种资金机制，还是落实节能减排、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行动机制。”
2007年9月10日，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5号中商大厦12楼的办公室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主任巨奎林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谈及自己钟爱的新事业时，年届知天命之年的他显得神采奕奕，容光焕发。
基金的成立可以说是顺应大势。请示从上报财政部，到国务院批示同意，只用了三个月时间
近百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生态系统及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日趋明显，生态破坏、水源短缺、水土流失、山地灾害、疾病流行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的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气候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重视，众多国家已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1997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包括中国在内的159个缔约方共同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明确了发达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间的清洁发展机制（即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按规定，2012年前，日本、德国等38个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尚无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开展CDM项目合作，通过具体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来履行其承诺的量化减排指标与义务。
这是一种双赢的国际合作机制，其核心是通过项目合作，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转让与获得。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通过CDM项目获得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援助，从而促进本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可以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来履行他们在《京都议定书》中减排温室气体的承诺，避免在本国的高额减排成本。
对于CDM这一国际新事物，中国政府持积极态度。2005年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颁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按规定，温室气体减排量资源归中国政府所有，而由具体CDM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归开发企业所有，因此，CDM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国家从CDM项目所征收的资金将用于支持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活动。
“为了管好、用好这笔资金，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应运而生。”巨奎林说：“基金由财政部牵头组建，在历时一年半的筹建过程中，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2005年10月，基金筹备工作启动；2006年5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科技部四部委联合向国务院呈交了《关于建立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其管理中心的请示》；2006年8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该基金。
“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好事和意见，就一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巨奎林介绍说，国务院及部委领导对此工作相当重视和支持。“2006年8月14日，请示上报到国务院，8月25日、24日、23日、18日，温家宝、曾培炎、唐家璇、陈至立等国家领导人相继圈阅，表示同意。”基金设立乘上了审批的直通车。
自此，基金筹建工作提速，启动准备也紧锣密鼓地展开。2007年3月，基金管理中心正式挂牌运行，距离国务院批准同意建立基金，只历时5个月。
有人说，巨奎林在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任上已10年，放着轻车熟路的工作不做，偏偏去挑这么个需要多个部门协调的刺事儿，真是自找苦吃
回忆起当初国务院批文尚未下来时的工作情景，巨奎林感叹万千。从2005年9月基金开始筹建，至次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在整一年的时间里，时任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的巨奎林，率领着他的工作团队为这份事业默默地奉献着。
筹建之初，巨奎林副司长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自己亲自动手撰写基金筹建工作简报。后来，相关事务越来越多，基金筹备委员会招聘了几个大学生帮忙，可是在国务院批示没下来之前，因为没有正式的机构编制与明朗的事业前途，没有一个大学生愿意留下来，巨奎林清楚地记得最后一个学生哭着鼻子要走的情景。
事实是，对于气候、环保与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人人都很清楚，可是谁去落实、怎么去落实？面对CDM基金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需要多部门配合才能成就的事业，只有亲身经历方知其成立之初的艰辛！
在有些人看来，老巨完全是瞎掰，在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任上工作10年，放着轻车熟路的工作不做，偏偏去挑这么个需要多个部门协调的刺事儿，真是自找苦吃。有好心的朋友劝他，“这事儿固然是好事，可是你一个人挑得起来吗？万一弄不成，人可就丢大了！”
巨奎林明了朋友的好意，却更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农民出身的他，从小就没了父母，是社会这个大家庭养育了他。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六七岁时还打着赤脚上学，是老师买了草鞋给他穿；正是在党、国家、社会的关爱下，他才得以与哥哥相依相伴长大成人；18岁时就入了党，当上了8个生产小队、1720村民的村支部书记；并且得以有机会上大学、出国，在联合国的舞台上纵横捭阖……
这些年来，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家乡、距离北京200多里的河北省文安县，曾经十年九涝如今却严重缺水；他了解到，因为地区性污染，中国有些地区的老百姓普遍肝大脾大；很多高污染的工业城市，居民没有水喝，只能买瓶装水；高温、干旱、飓风、暴雪、冰雹、强沙尘暴这些因环境污染而带来的极端气候变化，日益频繁、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付出的隐形代价也相当大。”基层出身、深爱自己脚下的土地的他，正因为了解中国国情，才毫不犹豫地挑起了基金筹建的艰巨工作。“我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农民，喜欢做脚踏实地的具体工作。对于我来说，能够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土包子发展到今天，无论做什么我都感到很满足。”
在巨奎林看来，党员干部最崇高的事业就是脚踏实地地多干事、干好事。于是，自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正式挂牌开始，巨奎林就放弃了令人艳羡的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职务，专职担任基金管理中心这样一个刚刚起步的事业单位的法人代表。
事实证明，正是在财政部、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历练的27年时间里，积累的丰富的财政工作经验、娴熟的外交能力、熟谙国际游戏规则与资本运作模式，使得他能够敏锐地把握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趋势和机遇，紧密地结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就了今天的基金事业。
1977年2月，时任大队村支部书记的巨奎林被保送至四川外语学院，主修英语、政治和政治经济学。1980年1月进入财政部，一待就是27年。扎实的专业功底、娴熟的英语技能、精湛的业务能力，使得他在外资管理、旅游管理、外汇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游刃有余，1997年，巨奎林40岁时就出任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
1992年，巨奎林被调任至联合国工作。在担任联合国会费委员会专家期间，他力排“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应该多交会费”的论调，指出“联合国不是富人俱乐部”，经过反复计算、艰苦地谈判，以GDP和人均GDP两个指标为参照系，计算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会费比例，确定当时美国的会费比例是23%，日本15%，中国仅为0.79%，成功地为中国争取到较为合理的会费比例。
2002年，巨奎林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驻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在他的努力斡旋下，成功地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副行长的席位，实现了中国从1986年就开始努力争取的夙愿。
而今，在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及各部委鼎力配合下，年届50的巨奎林充分发挥这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与优势，带领20余名同仁为基金的筹建、宣传、运营而不懈努力。2007年4月，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审核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同月，基金开始业务运营，第一笔CDM项目国家收益进入基金账户。
基金是中国在节能减排、清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创新资金机制，也是落实节能减排、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行动机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中，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等政府各部委都设置了相应的机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各部门间合作的产物，并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巨奎林说：“它是中国在节能减排、清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创新资金机制，也是落实节能减排、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行动机制。”
据介绍，基金是由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的政策性与开发性兼顾的、公益性的、长期性的、开放式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国有独资基金。它的宗旨是，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支持和促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加强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并规范CDM市场，致力于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大气污染等可减缓气候变化领域的工作，促进我国及世界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基金的组织机构由基金审核理事会和基金管理中心组成。基金审核理事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交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气象局等7个部门组成，各拥有一个理事席位。基金业务一般事项由基金审核理事会决策，重大事项则由基金审核理事会理事单位联合审批，进行决策。基金管理中心是基金唯一法定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收取、筹集、管理和使用。
对于颇为令人关注的基金的来源及用途，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国家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收益中按规定比例取得的收入，世界银行、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和其他合作资金，基金管理中心开展基金业务取得的营运收入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来源收入。
“作为一种创新融资机制，基金除使用好自身拥有的资金外，还将把国际援助与合作资金、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紧密串接起来，充分发挥资助源、资金和行动合作平台作用，支持节能减排、清洁发展、环保等与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项目开发和实施，调动企业参与CDM等国际合作机制活动的积极性，撬动社会力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提高资源的总体使用效率，从而促进部门之间、国内与国际、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巨奎林说。
按照国务院批示精神，基金将通过项目合作、技术支持、信息管理与共享、人员培训等形式，支持和带动科研技术、公众意识、机构能力和体制建设等气候变化领域薄弱环节的发展，促进和提高我国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实际参与能力，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实际成效，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开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大量公益性活动的同时，基金将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企业开发和实施CDM项目，规范国内CDM市场，促进国际碳减排事业发展，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可以利用自身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在CDM项目识别、设计、开发、审批、注册、实施、监测、核证的全过程中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企业消除在CDM项目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资金、技术、商务、法律等障碍，为中国企业的CDM项目保驾护航，调动企业环保和减排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强化CDM机制的激励效果，确保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实现。”
在巨奎林看来，国内环保、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如果仅依靠关停等强制措施或手段，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是很难取得实效的。CDM机制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使企业建立义务和道德意识，而且还可以使企业获得设备和技术更新的资金，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金将采取赠款、优惠贷款和其他方式的有偿使用等方式，支持企业CDM项目。比如：为CDM项目开发和实施提供低息贷款；或为一些开发成本较高，又是我国优先领域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提供前期开发费用等。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国家，中国为全球清洁发展机制的运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已经站在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最前沿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是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开展的一项具有国际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基金及其管理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机制。
作为国际间气候变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新型平台，基金的宗旨是长期可持续地支持和推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开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落实。基金将与国外政府、机构和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吸引更多的优惠资金和先进技术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事业。基金行动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目前，已有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UNDP、UNEP、UNDIO、欧盟环境总署、欧洲投资银行、加拿大国际援助署、英国政府部门、德国政府部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等在内的20多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对与基金合作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和强烈愿望，正在与基金洽商合作事宜，纷纷表示愿意积极支持并配合中国政府全面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工作。
专家分析，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属世界首创，但发展前景光明。据了解，自2002年第一个CDM项目——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项目后，CDM项目在中国发展迅速。据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统计，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已经批准CDM项目684个，其中，107个项目在国际CDM执行理事会注册，占全球注册项目总数的14.4%，预计产生705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年减排量，占全球注册项目年减排量的43.4%。数据显示，中国将成为全球开展CDM项目的重要国家之一。有专家预测，今后全世界开展的CDM项目中，将有一半在中国。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型平台，基金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新生力量。“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国家，中国为全球清洁发展机制的运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巨奎林说：“中国已经为改善全球环境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并站在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最前沿。”
“中心有信心在政府的支持下，高效利用国际资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作出贡献。”对此，巨奎林很是乐观，这源自于领导的信任与支持，更因为这项事业本身是有利于地区、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世界的、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