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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提升工作实效，不仅要解决话语体系不对接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教育内容没个性的问题，用“方言”讲有鲜明特点的好故事，就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北京印刷学院“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为例，阐述了用出版“方言”讲红色出版故事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言；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提高宣传引导水平时明确指出：“讲好故事，事半功倍”。讲好故事之所以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因为故事性的东西有具象化的特征，让受众可感、可知，易于入脑、入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用与学生亲近的学校、学科、专业的“方言”，讲与学生亲近的历史、人物、事件、组织的好故事，用“方言”讲好故事易于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学生在聆听故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吸收故事中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钙”。本文以北京印刷学院“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为例，谈谈自己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用“方言”讲好故事的理解。
用什么“方言”，讲什么故事
要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首先要解决学生愿意听和听得进去的问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不愿意听、听不进去的症结在于话语体系不对接、教育内容没个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用“方言”可以解决话语体系不对接之症，讲好故事可以解决教育内容没个性之症。
1.用什么“方言”
“方言”必然有特点，这种特点来源于学校的办学特色、来源于学科专业的知识体系、来源于学生的日常话语。这种由办学特色、知识体系、日常话语相融合形成的“方言”，就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话语体系，只有用这种个性话语体系与学生对话，学生才有可能愿意听、听得懂、听得进去。因此，从话语体系对接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与高校实际结合上寻找切入点，而且这种切入点是现实存在的，办学特色是每一所高校都有的、不同学科专业知识体系都有所差异，这些就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底色。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色和高校自身的底色完美结合，才能打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学校以服务新闻出版行业为主要办学特色，学科专业围绕出版全产业链设置，学生主要在现代传媒类单位工作，从话语体系角度来分析，具有鲜明的“出版”话语特点。因此，学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倡导用“出版方言”，探索以“书”为载体，以“读书、做书、传书”为主要途径的思想教育新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2.讲什么故事
故事必须有个性，这种个性应该基于高校自身的底色，既可以从高校办学特色、办学历史、大学精神等方面挖掘有思想内涵的、面向全校学生宣讲的故事，也可以从学科专业领域挖掘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故事素材，把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与第二课堂教育有机融合。从思想政治教育讲好故事的角度来看，可以以历史发展为主线，挖掘学校服务社会某领域的发展历史、学校自身办学历史、学科专业发展历史中，著名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机构等方面的典型素材，编写成故事，在学生中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加强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高校可挖掘的个性化历史中，就蕴涵或者从某方面反映着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史。“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是以1921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史为主线，通过挖掘代表性出版物、著名出版人、重要出版机构、与红色出版有关的革命事迹等素材，编写并形成系列红色出版故事，并在学生中宣讲这些故事。
用什么形式，讲什么内容
用“方言”讲好故事，只有“方言”和故事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具体讲什么样的内容。形式要根据学生的学科专业特点来选取，内容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来遴选。“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根据新闻出版类学科专业的特点，把出版史中蕴涵的党史、国史、革命史、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等内容，融入到一个个红色出版故事中，通过挖掘、整理、编写、传播与代表性红色出版物有关的史料，使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受教育。
1.用什么形式
用“方言”讲故事的形式包括组织形式和传播形式，组织形式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有效开展，传播形式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一是组织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否则再好的方案也无法落实。高校的课外教育活动，通常都是依托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学生社团等，但是对于思想性较强的教育活动，单由学生组织来实施，会存在一定困难，必须有教师的直接参与和指导。“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依托共建教师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由教师党员指导学生党员开展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编写工作，学生负责查阅资料、编写故事，教师负责资料的审核，重点从史料真实、政治正确、语言通顺等方面把关。活动选取了百余种有代表性的红色报刊，每名学生党员负责一种报刊，共有百余名学生党员参与；每名教师党员负责指导两名学生党员，共有五十余名教师参与指导。为了切实推进活动的开展，学校还成立了由党务干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从事出版史研究的教师组成的指导小组，负责整个活动的组织协调和理论指导。为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将该活动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党员教育的考核，学生参与该活动的表现作为课程考核和党员考核的直接依据。正是由于组织保障到位，“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各项任务才能得以扎实推进。
二是传播形式。任何一项教育活动，直接参与者毕竟是少数，要扩大活动的受益面，就必须广泛传播。“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采取“线上 线下”“课外 课内”的形式，在新闻出版类专业师生中广泛传播。“线上”就是通过党员教育微信公众号“新闻出版先锋号”推送学生党员编写的红色出版故事，要求所有师生党员阅读故事后，跟帖发表一百字左右的读后感，并把跟帖情况作为党员考核的一项指标。“线下”就是参与史料挖掘和编写的百余名学生在自己所在班级、所在支部开展红色出版故事的宣讲，评选出的优秀故事编写者在新生、学生党课上宣讲红色故事。“课外”，指的是通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实现学生的全员覆盖。“课内”，一方面，把学生挖掘的史料、编写的红色出版故事，作为出版概论、出版史以及思政课等课程教师授课的基本素材，作为教学内容加入教学大纲中，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的思想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在学生编写红色出版故事的基础上，组织教师团队编写红色出版史、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教材，并开设相关课程，切实把课外教育活动的成果转化成课堂教学的内容，形成具有新闻传播类学科专业特色的思想教育课程。 2.讲什么内容
用“方言”讲好故事，内容是决定性因素，而个性是对故事内容的基本要求。“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是把党史、国史、革命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等思想政治教育的通识性教育内容，融入到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机构、刊登名作、红色故事中，充分体现故事内容的出版个性。
一是出版物。出版物既是思想、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证。红色出版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及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抗日战争时期的救亡宣传、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宣传等方面，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因此，讲红色出版物的故事，其實就是在讲近代中国史、思想史、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要求学生从红色报刊的创刊背景、办刊史、发刊词、栏目设置、刊登名作、社会影响等方面，收集一整套反映该报刊全貌的文献资料，编写一篇介绍该报刊的故事材料。通过讲出版物自身的故事，来讲述该出版物所能反映的历史。例如：《新青年》杂志可以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及其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历史；《解放日报》可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的历史。
二是出版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革命家，都曾经有过办报办刊的经历，而且在办报办刊、为报刊撰稿、指导报刊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以周恩来同志为例， 从1914年创办《敬业》杂志开始，其先后在《校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少年》《益世报》等报刊从事过主编、编辑、兼职记者等工作，领导《新华日报》《抗日救亡报》开展过对敌舆论斗争，还对《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刊物的新闻报道工作进行过指示，在从事相关出版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闻真实、群众办报、改造社会、斗争利器、人民喉舌、尊重事实”等新闻传播思想。“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要求学生梳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红色报刊主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经历，整理他们的新闻出版思想。通过讲述出版人的故事，在学生中弘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普及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
三是出版机构。红色出版机构的发展受革命形势直接影响，一方面，会随着共产党的战略重点转移而转移，如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最早的新闻机构，承担着《红色中华报》的出版任务。1934年10月，其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转移到了延安。另一方面，也会根据革命形势变化，转入地下开展出版工作，如1921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大革命失败，工作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地下出版机构。另外，有部分红色出版机构在国民党当局的查封、迫害下，无法继续办下去，而不得不关闭。据统计：仅1941年国统区被查封的报刊就超过了五百余种，相关出版机构不得不关闭。因此，梳理出版机构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反映该出版机构存续期间革命史的发展，而且也能反映当时的革命形势，更能反映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政治环境。通过讲出版机构的故事，可以让学生了解新闻出版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
四是刊登名作。红色出版物尤其是时效性较强的报刊，会刊登大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以及革命家的作品，其中部分作品会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名作，梳理这些名作，可以了解刊登该名作期刊的社会影响，阅读这些名作可以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解放》刊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发表过毛泽东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些作品都成为历史名篇。“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要求学生全面梳理所负责报刊上刊登过的名作，并筛选出一篇进行学习和宣讲，在了解名作发表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学原文，更有利于学生对名作思想内涵的理解。
五是红色故事。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握枪杆子的“武装斗争战线”；另一条是拿笔杆子的“舆论斗争战线”。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新闻出版人，也有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这些红色故事也彰显着老一辈新闻出版人的革命情怀和专业精神，值得当下的新闻出版人学习。例如：“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942年5月日军扫荡八路军总部时，牺牲的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46位新闻出版工作者，此次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其一次性牺牲人数最多，占到了新华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殉职新闻出版工作者人数的近二分之一。何云同志带领报社工作人员在反击日军“大扫荡”，在处境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一面同敌人周旋，一面坚持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并向延安新华总社发战报，直到被敌人重重包围，受重伤而牺牲。何云等太行新闻烈士的故事彰显出老一辈新闻出版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要求学生挖掘和整理与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机构有关的红色故事，或者出版物上曾经报道过的红色革命故事，并用这些红色出版故事来教育学生。
什么人来讲，会有什么效果
同样的故事，同样的内容，不同的人来讲，效果会有一定的差异。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育效果，“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按照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所受教育的思路，让学生用出版“方言”来讲红色出版故事，在查阅资料、编写材料、宣讲故事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巩固教育的效果。
1.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学习
文献检索是红色出版史教育的基础，学生需要检索与所负责期刊有关的所有文献，包括直接文献和间接文献。对于检索到的文献，学生要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筛选出编写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机构、刊登名作、红色故事所需要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查阅资料的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文献检索和资料整理能力，而且使学生对所负责期刊有关的历史知识有了全面的学习和了解。
2.在编写材料过程中理解
编写材料是“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的关键，学生需要在充分理解所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体例要求编写一套文字资料。用500字～1，000字介绍该刊物从创办到停刊的发展过程、该刊物的栏目设置、该刊物的影响和贡献；用五百字左右介绍该刊物出版机构的概况以及社会影响；用一千字左右介绍编辑队伍概况，重点介绍主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情况及其对新闻出版工作的观点和看法；梳理在该刊物上发表过的著名作品，并筛选1篇作为代表作品；编写一个1，000字以上的红色故事。编写材料的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总结提炼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而且促使学生对有关历史知识进一步理解。
3.在宣讲故事过程中深化
宣讲故事是“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的重点，学生需要在班级、支部，甚至是新生入学教育、党课教育中，宣讲自己编写的红色出版故事。要使宣讲有好的效果，学生必须自己对故事有深刻的理解，用生活的话语吸引同学，用丰富的情感打动同学。宣讲故事的过程，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
“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用出版“方言”讲红色出版故事，既有很浓的新闻出版学科专业底色，也有很强的国史、党史、革命史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色，而且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有机结合，切实增强了教育活动的吸引力，学生的参与热情很高，为教育活动取得预期效果提供了基本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大龙.红色报刊集萃[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0.
[2]李东东.红蓝韵：李东东讲传统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4]傅柒生，李贞刚.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责任编辑：翟 迪]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言；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提高宣传引导水平时明确指出：“讲好故事，事半功倍”。讲好故事之所以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因为故事性的东西有具象化的特征，让受众可感、可知，易于入脑、入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用与学生亲近的学校、学科、专业的“方言”，讲与学生亲近的历史、人物、事件、组织的好故事，用“方言”讲好故事易于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学生在聆听故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吸收故事中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钙”。本文以北京印刷学院“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为例，谈谈自己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用“方言”讲好故事的理解。
用什么“方言”，讲什么故事
要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首先要解决学生愿意听和听得进去的问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不愿意听、听不进去的症结在于话语体系不对接、教育内容没个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用“方言”可以解决话语体系不对接之症，讲好故事可以解决教育内容没个性之症。
1.用什么“方言”
“方言”必然有特点，这种特点来源于学校的办学特色、来源于学科专业的知识体系、来源于学生的日常话语。这种由办学特色、知识体系、日常话语相融合形成的“方言”，就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话语体系，只有用这种个性话语体系与学生对话，学生才有可能愿意听、听得懂、听得进去。因此，从话语体系对接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与高校实际结合上寻找切入点，而且这种切入点是现实存在的，办学特色是每一所高校都有的、不同学科专业知识体系都有所差异，这些就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底色。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色和高校自身的底色完美结合，才能打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学校以服务新闻出版行业为主要办学特色，学科专业围绕出版全产业链设置，学生主要在现代传媒类单位工作，从话语体系角度来分析，具有鲜明的“出版”话语特点。因此，学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倡导用“出版方言”，探索以“书”为载体，以“读书、做书、传书”为主要途径的思想教育新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2.讲什么故事
故事必须有个性，这种个性应该基于高校自身的底色，既可以从高校办学特色、办学历史、大学精神等方面挖掘有思想内涵的、面向全校学生宣讲的故事，也可以从学科专业领域挖掘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故事素材，把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与第二课堂教育有机融合。从思想政治教育讲好故事的角度来看，可以以历史发展为主线，挖掘学校服务社会某领域的发展历史、学校自身办学历史、学科专业发展历史中，著名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机构等方面的典型素材，编写成故事，在学生中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加强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高校可挖掘的个性化历史中，就蕴涵或者从某方面反映着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史。“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是以1921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史为主线，通过挖掘代表性出版物、著名出版人、重要出版机构、与红色出版有关的革命事迹等素材，编写并形成系列红色出版故事，并在学生中宣讲这些故事。
用什么形式，讲什么内容
用“方言”讲好故事，只有“方言”和故事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具体讲什么样的内容。形式要根据学生的学科专业特点来选取，内容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来遴选。“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根据新闻出版类学科专业的特点，把出版史中蕴涵的党史、国史、革命史、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等内容，融入到一个个红色出版故事中，通过挖掘、整理、编写、传播与代表性红色出版物有关的史料，使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受教育。
1.用什么形式
用“方言”讲故事的形式包括组织形式和传播形式，组织形式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有效开展，传播形式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一是组织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否则再好的方案也无法落实。高校的课外教育活动，通常都是依托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学生社团等，但是对于思想性较强的教育活动，单由学生组织来实施，会存在一定困难，必须有教师的直接参与和指导。“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依托共建教师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由教师党员指导学生党员开展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编写工作，学生负责查阅资料、编写故事，教师负责资料的审核，重点从史料真实、政治正确、语言通顺等方面把关。活动选取了百余种有代表性的红色报刊，每名学生党员负责一种报刊，共有百余名学生党员参与；每名教师党员负责指导两名学生党员，共有五十余名教师参与指导。为了切实推进活动的开展，学校还成立了由党务干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从事出版史研究的教师组成的指导小组，负责整个活动的组织协调和理论指导。为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将该活动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党员教育的考核，学生参与该活动的表现作为课程考核和党员考核的直接依据。正是由于组织保障到位，“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各项任务才能得以扎实推进。
二是传播形式。任何一项教育活动，直接参与者毕竟是少数，要扩大活动的受益面，就必须广泛传播。“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采取“线上 线下”“课外 课内”的形式，在新闻出版类专业师生中广泛传播。“线上”就是通过党员教育微信公众号“新闻出版先锋号”推送学生党员编写的红色出版故事，要求所有师生党员阅读故事后，跟帖发表一百字左右的读后感，并把跟帖情况作为党员考核的一项指标。“线下”就是参与史料挖掘和编写的百余名学生在自己所在班级、所在支部开展红色出版故事的宣讲，评选出的优秀故事编写者在新生、学生党课上宣讲红色故事。“课外”，指的是通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实现学生的全员覆盖。“课内”，一方面，把学生挖掘的史料、编写的红色出版故事，作为出版概论、出版史以及思政课等课程教师授课的基本素材，作为教学内容加入教学大纲中，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的思想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在学生编写红色出版故事的基础上，组织教师团队编写红色出版史、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教材，并开设相关课程，切实把课外教育活动的成果转化成课堂教学的内容，形成具有新闻传播类学科专业特色的思想教育课程。 2.讲什么内容
用“方言”讲好故事，内容是决定性因素，而个性是对故事内容的基本要求。“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是把党史、国史、革命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等思想政治教育的通识性教育内容，融入到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机构、刊登名作、红色故事中，充分体现故事内容的出版个性。
一是出版物。出版物既是思想、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证。红色出版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及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抗日战争时期的救亡宣传、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宣传等方面，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因此，讲红色出版物的故事，其實就是在讲近代中国史、思想史、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要求学生从红色报刊的创刊背景、办刊史、发刊词、栏目设置、刊登名作、社会影响等方面，收集一整套反映该报刊全貌的文献资料，编写一篇介绍该报刊的故事材料。通过讲出版物自身的故事，来讲述该出版物所能反映的历史。例如：《新青年》杂志可以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及其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历史；《解放日报》可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的历史。
二是出版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革命家，都曾经有过办报办刊的经历，而且在办报办刊、为报刊撰稿、指导报刊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以周恩来同志为例， 从1914年创办《敬业》杂志开始，其先后在《校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少年》《益世报》等报刊从事过主编、编辑、兼职记者等工作，领导《新华日报》《抗日救亡报》开展过对敌舆论斗争，还对《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刊物的新闻报道工作进行过指示，在从事相关出版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闻真实、群众办报、改造社会、斗争利器、人民喉舌、尊重事实”等新闻传播思想。“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要求学生梳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红色报刊主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经历，整理他们的新闻出版思想。通过讲述出版人的故事，在学生中弘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普及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
三是出版机构。红色出版机构的发展受革命形势直接影响，一方面，会随着共产党的战略重点转移而转移，如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最早的新闻机构，承担着《红色中华报》的出版任务。1934年10月，其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转移到了延安。另一方面，也会根据革命形势变化，转入地下开展出版工作，如1921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大革命失败，工作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地下出版机构。另外，有部分红色出版机构在国民党当局的查封、迫害下，无法继续办下去，而不得不关闭。据统计：仅1941年国统区被查封的报刊就超过了五百余种，相关出版机构不得不关闭。因此，梳理出版机构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反映该出版机构存续期间革命史的发展，而且也能反映当时的革命形势，更能反映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政治环境。通过讲出版机构的故事，可以让学生了解新闻出版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
四是刊登名作。红色出版物尤其是时效性较强的报刊，会刊登大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以及革命家的作品，其中部分作品会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名作，梳理这些名作，可以了解刊登该名作期刊的社会影响，阅读这些名作可以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解放》刊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发表过毛泽东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些作品都成为历史名篇。“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要求学生全面梳理所负责报刊上刊登过的名作，并筛选出一篇进行学习和宣讲，在了解名作发表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学原文，更有利于学生对名作思想内涵的理解。
五是红色故事。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握枪杆子的“武装斗争战线”；另一条是拿笔杆子的“舆论斗争战线”。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新闻出版人，也有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这些红色故事也彰显着老一辈新闻出版人的革命情怀和专业精神，值得当下的新闻出版人学习。例如：“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942年5月日军扫荡八路军总部时，牺牲的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46位新闻出版工作者，此次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其一次性牺牲人数最多，占到了新华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殉职新闻出版工作者人数的近二分之一。何云同志带领报社工作人员在反击日军“大扫荡”，在处境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一面同敌人周旋，一面坚持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并向延安新华总社发战报，直到被敌人重重包围，受重伤而牺牲。何云等太行新闻烈士的故事彰显出老一辈新闻出版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要求学生挖掘和整理与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机构有关的红色故事，或者出版物上曾经报道过的红色革命故事，并用这些红色出版故事来教育学生。
什么人来讲，会有什么效果
同样的故事，同样的内容，不同的人来讲，效果会有一定的差异。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育效果，“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按照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所受教育的思路，让学生用出版“方言”来讲红色出版故事，在查阅资料、编写材料、宣讲故事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巩固教育的效果。
1.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学习
文献检索是红色出版史教育的基础，学生需要检索与所负责期刊有关的所有文献，包括直接文献和间接文献。对于检索到的文献，学生要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筛选出编写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机构、刊登名作、红色故事所需要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查阅资料的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文献检索和资料整理能力，而且使学生对所负责期刊有关的历史知识有了全面的学习和了解。
2.在编写材料过程中理解
编写材料是“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的关键，学生需要在充分理解所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体例要求编写一套文字资料。用500字～1，000字介绍该刊物从创办到停刊的发展过程、该刊物的栏目设置、该刊物的影响和贡献；用五百字左右介绍该刊物出版机构的概况以及社会影响；用一千字左右介绍编辑队伍概况，重点介绍主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情况及其对新闻出版工作的观点和看法；梳理在该刊物上发表过的著名作品，并筛选1篇作为代表作品；编写一个1，000字以上的红色故事。编写材料的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总结提炼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而且促使学生对有关历史知识进一步理解。
3.在宣讲故事过程中深化
宣讲故事是“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的重点，学生需要在班级、支部，甚至是新生入学教育、党课教育中，宣讲自己编写的红色出版故事。要使宣讲有好的效果，学生必须自己对故事有深刻的理解，用生活的话语吸引同学，用丰富的情感打动同学。宣讲故事的过程，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
“红色出版史教育活动”用出版“方言”讲红色出版故事，既有很浓的新闻出版学科专业底色，也有很强的国史、党史、革命史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色，而且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有机结合，切实增强了教育活动的吸引力，学生的参与热情很高，为教育活动取得预期效果提供了基本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大龙.红色报刊集萃[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0.
[2]李东东.红蓝韵：李东东讲传统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4]傅柒生，李贞刚.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责任编辑：翟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