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复原华夏知识总图，贯通华夏八千年史
　　现存先秦文献不仅严重缺损，而且面目全非，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春秋战国百家之学兴起，对于传世文献各有弃取。二是战国末年秦灭六国，尽焚各国史书和相关图籍。三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焚毁百家之书和先秦图籍。四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之书和先秦图籍。四次灭顶之灾，导致夏代《连山》、商代《归藏》等夏商图籍，东周列国的各国史书，《邹子》、《惠子》等百家之书，刘向《七略》、《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大量先秦图籍全部亡佚。
　　残存先秦文献又多非全璧，比如《诗经》原有三千篇，今存三百篇；《尚书》原有数百篇，今存数十篇；《庄子》原有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公孙龙子》原有十二篇，今存五篇。残存先秦文献又多非原貌，不仅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均非原貌，而且儒家经典也非原貌，因为每一朝代都会根据时代需要加工改造。
　　由于先秦文献严重缺损而百不存一，因此先秦研究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根据残存先秦文献研究先秦文化，顶多只能窥见先秦知识总图的极小部分。对于另外的极大部分，研究者或是不知其存在，或是妄加臆测，大多属于盲人摸象的梦呓，毫无准星的胡诌。
　　由于残存先秦文献既非全璧又非原貌，因此陈寅恪知难而退地放弃了先秦研究。王国维知难而上地另辟蹊径，以考古出土的先秦文物补充残存先秦文献之不足，一举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鼻祖。但是王国维凭借的商代甲骨文、商周金文、商周简帛等夏、商、周考古材料，顶多只能窥见残存先秦文献以外的一小部分，复原夏、商、周知识总图依然渺茫。所以在王国维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一百年来的先秦研究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困境，只能凭借夏、商、周的新出考古材料补充若干要地，无法复原夏、商、周的知识总图。
　　夏、商、周的知识总图，无法根据夏、商、周的考古材料直接复原，只能借助秦、汉以后的考古材料和夏代以前的考古材料间接补充。但是前者属于逆流而上，颠倒了文化源流和历史因果，所以此路不通；后者属于顺流而下，符合文化源流和历史因果，才是唯一通途。
　　伏羲学的宗旨，就是根据夏代以前的考古材料，首先复原上古四千年的华夏知识总图，进而结合残存先秦文献，填补夏、商、周知识总图的知识空白，解密夏、商、周知识总图的历史疑案，再与秦、汉以后的中华知识总图全面对接，最终贯通八千年华夏文化史和四千年中华文明史。
　　由于上古华夏共有四大族群，而华夏西部内陆的伏羲族是唯一的彩陶族，华夏东部沿海的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是玉器三族，所以我撰写了《伏羲之道》、《玉器之道》二书。
　　《伏羲之道》探索了夏代以前四千年上古伏羲族的彩陶之道，解密了上古至中古的一系列中国之谜。主要是“伏羲六十四卦”之谜，“伏羲太极图”之谜，以及“伏羲连山历”之谜，“神农归藏历”之谜，“浑天说”之谜，“宣夜说”之谜，“太极说”之谜，“无极说”之谜，兼及夏代《连山》六十四卦之谜，商代《归藏》六十四卦之谜，周代《周易》六十四卦之谜。
　　《玉器之道》探索了夏代以前四千年上古玉器三族的玉器之道，解密了上古至中古的一系列中国之谜。主要是观天玉器之谜，祭天玉器之谜，威仪玉器之谜，装饰玉器之谜，以及“万字符”之谜，“万舞”之谜，“昆仑台”之谜，兼及夏代“巡狩五玉”之谜，商代“方明六玉”之谜，西周“祭天六玉”之谜，“绝地天通”之谜，“明堂月令”之谜，“天人合一”之谜，“盖天说”之谜，《山海经》之谜。
　　《玉器之道》对《伏羲之道》建立的伏羲学框架，进行了全方位的补充、扩展、深化、验证，首先证明了伏羲学框架的逻辑自洽，进而通过上古考古证据与残存先秦文献的全面印证，厘清了上古华夏文化与中古夏、商、周文明的源流关系和因果关系。二书描述的上古四千年华夏知识总图，既是中古两千年夏、商、周知识总图的最初基因，也是秦、汉以后两千年中华知识总图的终极源头，华夏八千年史的主要脉络至此贯通。
　　后记：穿越历史风沙，回到上古现场
　　2015年8月，岳麓书社出版了我的两本新书。《老庄之道》是我第二个写作十年“庄子工程”的收官之作，《伏羲之道》是我第三个写作十年“道术工程”的第一本书。责任编辑杨云辉先生从长沙专程飞到上海主持首发式，尽管大雨倾盆，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仍然热情不减，预备的一百多套新书抢购一空。
　　《伏羲之道》是伏羲学的开山之作，而伏羲学是我先秦研究的分水岭。此前我主要研究先秦道术，宗旨是复原战国秦汉“道术灭裂”以前的中古两千年“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庄子·天下》）。伏羲学则是研究先秦道术的上古源头，宗旨是复原夏代以前的上古四千年“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
　　伏羲学是我意外发现的上古宝藏，我完全没想到研究先秦的一切积累都是在为伏羲学做知识准备，而华夏祖先的卓绝智慧又远远超出了任何知识准备。所以我的伏羲学研究，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学习；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从零开始求道。于是华夏文化的开天辟地者，引领我穿越历史风沙，回到上古现场，窥见了中华道术的“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
　　我在知识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华夏文化起源史的初步探索，却得到了始料未及的意外鼓励。
　　《伏羲之道》被《南方都市报》评选为2015年“社科十大好书”第一名，认为“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上古价值体系做出了重新论断。张远山的研究科学性强，如剥蕉见心，让读者穿过历史的迷雾探求真相。读者不得不对其丰富的论据，严密的论证，惊世骇俗却又不可动摇的结论望洋兴叹”（徐晋如语）。
　　著名作家兼学者李劼先生撰写了长篇书评《全息思维的文化源起》，认为“《伏羲之道》之于上古文化和上古历史研究的开拓性，可谓前无古人，使上古史研究获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可谓继王国维古史研究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重大突破。如此重大的突破，假设王国维有知，恐怕就没功夫去昆明湖自杀了”。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先生认为，《伏羲之道》建立的伏羲学框架不仅对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中医起源也有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伏羲之道》出版以后，我着手准备撰写《玉器之道》，系统考察了上古玉器三族的大量遗址。
　　我首先前往山东泰安市，登临了泰山绝顶，考察了大汶口文化遗址，受到了大汶口博物馆馆长卢继超先生的热情接待。又顺道路过北京，与《伏羲之道》的读者朋友一起参观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陶器馆、玉器馆、青铜馆。随后前往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考察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多处遗址，受到了新州博物馆馆长杨晓明先生的热情接待。敖汉旗博物馆前馆长、红山文化专家邵国田先生不仅亲自担任导游，而且热心赠送了红山文化的很多研究资料。
　　我又分别考察、参观了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及其博物馆，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其博物馆，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及其博物馆，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及其博物馆，参观了江苏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震旦博物馆等等。实地考察得到了书本上难以觅得的第一手资料，获得了书斋中难以想象的丰富感受，对于《玉器之道》的写作帮助极大。
　　经由李劼先生介绍，我结识了纽约的玉器收藏家顾为群。经由薄小波先生和汤光明先生介绍，我结识了上海的陶器收藏家冯学锋。顾、冯两位先生慷慨提供了他们多年收藏的上古玉器、上古陶器以及其他藏品的实物、图片，允许我在书中自由选用。
　　还有很多不愿具名的朋友，或者赞助考察经费，或者馈赠参考书籍，或者寻找资料图片，或者校阅探讨文稿，或者连载转载书稿，或者安排公益讲座，对我的考察、研究、写作，以及伏羲学的传播推广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伏羲学目前处于开荒拓地的起步阶段，我牙牙学语的有限成绩，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有识者批评，更期待有志者加入。伏羲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各门学科的大量优秀學者和无数新生力量加入研究行列，通力合作，共同探索，辨疑驳难，继长增高，不断廓清“东方神秘主义”的重重迷雾，逐渐揭开“中国之谜”的神秘面纱，最终找到中华文明的知识总根，贯通华夏文化的八千年史，完成炎黄子孙的认祖归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玉器之道：解密华夏玉器和万字符、昆仑台之谜》，张远山著，中信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