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邮寄《百年潮》数期，使我有党史、现代史的研究及记述为之面目一新的感觉。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情文并茂，率真诚挚，感人尤深。
　　国庆期间细阅今年(按指1997年)第5期，看到李新《范文澜的几个失误》，举“古为今用”、“外行领导内行”、“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三个例子，说明一代大师亦难免有失误之处，并希望后人不要由于他的“误指”，而进入他的“误区”。对于作者的某些见解，可能并非所有读者都能赞同，但是李新同志对信史、真史追求的执着是令人钦佩的。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党史、现代史的研究与编纂在外界是颇受非议的(我们自己也不满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未能始终如一地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常常由于某一政治需要乃至某一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对历史作轻率的毫无根据的“更改”。这种恶劣的影响，至今似仍未能根绝。如果大家都像范老所要求的那样，写信史、真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我们就一定能够彻底扫除上述恶劣影响，把党史和现代史研究引入正确的发展道路。
　　早在严酷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者布洛赫就曾经感叹：“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回事。”他还斩钉截铁地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技艺》)其实，早在两百多年以前，章学诚即已告诫我们：“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轻重。”又说：“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议》)把史德解释成为著书者之心术，堪称警世通言。
　　再往上溯百余年，王船山在《宋论》中也有一段名言：“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也摘之曰：此邪人之所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已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
　　我认为史学的生命力，或者说它的根本价值，就是维护历史的真实性，而史学家的史德或心术也正是以此为试金石。因此我对《百年潮》提倡的存真求实学风非常欣赏，希望这种好学风能在社会上(特别是史学界)产生越来越大的积极影响。当然，我也深知，在当今之世，维持一个刊物的纯正宗旨并非易事，需要作多方面的努力才能长期坚持下去。但是《百年潮》的好评如潮，本身就说明越来越多的读者是能够理解并支持你们办刊宗旨的，这个刊物一定会欣欣向荣地走向21世纪。
　　附带说一句，范老是我最尊敬的史学前辈之一，也可以说是他影响了我一生的道路。……李新同志的文章使我增进了对完整范老的了解，却丝毫无损于我对他的尊敬与热爱，因为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何况上述三个“失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范老)。
　　放假几天，稍得闲暇，一刊在手，如对故人，信笔写来，以示感谢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