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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来势汹汹，数以万计的白衣勇士打围鄂地，十四亿国民宅家抗疫。
唐人也曾饱受瘟疫疾病威胁，常用巫医并重的形式，药物辅以巫术与心术以驱除疾病。这显然是受制于那个时代的医疗科学水平和社会观念，反映了古人的陰阳灾异观与民间信仰，而在现代医学看来不免愚昧可笑。然唐诗里承载着先民战胜瘟疫的美好祈愿与坚定信心，并告诉读者学会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
韩愈饱受疟疾之苦后，写成《遣疟鬼》诗，用一种巫术的手段来祈求安康，既为我们提供了古人治疗疫病的医疗方案，也引起了读者对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思考。杜甫一生诸病缠身，尤苦于疟疾，有不少诗里写到疟苦。杜甫还让其好友郑虔妻读他的诗以避疟鬼，反映了老杜对自己诗的极端自信。《幼学琼林》中将杜诗奉为治疟丹方：“子美吟诗可初疟，何须妙剂金丹。”
杜甫说读其诗，可治愈瘟疟病，据说还颇有疗效，此事足信乎？然用诗抗疫的作法，也反映了唐诗在防疫治病中产生过的作用。唐诗抗疫，读诗抗疫，诗作为一种心理“暗示”，更能坚定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乐观应对，共克时艰。
——王志清（文学教授、唐诗学者、王维专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生存繁衍至今的历史，既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与大自然抗争获取生存资料并获得发展机会的历史，也是一部与天灾疾病抗争并战胜各种灾难的历史。相比前者，后者往往使人类陷入悲伤绝望的境地，像泛滥肆虐的瘟疫就曾多少次将人类逼入绝境，但是，人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并不屈从于命运，而是选择抗争，积极寻求制服瘟疫的药物和良方，最终摆脱了困境。据相关资料，中国历史上曾经暴发数十次规模庞大的瘟疫，使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以上。单就唐代的289年历史来看，虽然大规模的瘟疫并没有发生，但在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几乎每年都有疟疾的流行，尤其岭南炎热多雨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所形成的“瘴疠”之毒，更是被南贬的士人视为恶魔，这些疫情在百科全书式的唐诗中也有丰富的记录。据统计，唐代诗人留下了三百多首关于抵御瘟疫的诗歌，这些诗歌既是当时现实历史的影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重要的治病抗疫的记录，有不少的良方或许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如中唐诗人韩愈的《谴疟鬼》。
《谴疟鬼》
屑屑水帝魂，谢谢无馀辉。
如何不肖子，尚奋疟鬼威。
乘秋作寒热，翁妪所骂讥。
求食欧泄间，不知臭秽非。
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
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
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
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
咨汝之胄出，门户何巍巍。
祖轩而父顼，未沫于前徽。
不修其操行，贱薄似汝稀。
岂不忝厥祖，靦然不知归。
湛湛江水清，归居安汝妃。
清波为裳衣，白石为门畿。
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
降集随九歌，饮芳而食菲。
赠汝以好辞，咄汝去莫违。
韩愈这首诗构造了一个真幻交织的神话世界，将由疟原虫引起的传染病疟疾形象地比喻为令人厌恶的“疟鬼”，并为其设计了家族谱系，写得煞有介事，说疟鬼是传说中颛顼帝之孙，水帝之子，虽然血统高贵，但其不肖最著，在夏秋交换之际来人间肆虐，危害人类，遭到人们的诅咒和唾弃。这首诗的主旨是一个“谴”字，既包含严厉的谴责，也包含遣送回家之意。全诗共34句，前32句分成四层，每一层八句，分别描写“疟鬼”肆虐的情景、病疫救治的方式、追溯疟鬼家世让其汗颜、劝告疟鬼回家过正常生活等四个方面，最后两句以长者身份嘱咐疟鬼要听话，快速回家不要迟疑。结构颇似作者的《送穷文》，只是一文一诗，相映成趣。
先看前八句，从水帝的叹息忧虑写起，说明疟鬼是违背家父的教导，独自祸害人间的，一下子将疟鬼置于违背天伦常道的悖逆地位，表达了作者鲜明的倾向性，接着展开疟鬼发威为祸的令人作呕的场景：它趁着夏秋换季作威作福，使人们寒热失调，遭到老翁老妪的咒骂仍然不知收敛，竟然在病人痛苦万状的上吐下泻中肆意求食，不避污秽恶臭，真是恬不知耻。虽然韩愈并没有描写患疟疾者的痛苦模样，但从疟鬼的丑态中，恰恰从虚处表现疟疾患者的情状。据《黄帝内经·素问·疟论》记载：
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这就是俗称的“打摆子”或“打脾寒”，人们的血液受疟原虫的感染，身体经历毫毛尖端到皮肤到整个身体的寒冷再到高烧大汗淋漓最后降温恢复正常的过程，停歇一段时间再次暴发，其间还引起腰酸背疼、四肢无力、呕吐腹泻等症状，如果不能有效杀灭疟原虫，人们就会在这样反复的折磨中耗尽体力，最终死亡。《疟论》也从阴阳交错的原理上指出这种传染病的根源是：
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慄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
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古人并不知道疟疾的病因是由蚊子叮咬导致的疟原虫感染，单纯从阴阳失调来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显然缺乏科学依据。韩愈当然也不明白其原理，所以就虚构了疟鬼求食于病人的情景，目的是让人们对疟鬼有形象的认识。
对这种疟鬼，怎么对付呢？韩愈接着通过医师、灸师、诅师、符师的描写，呈现当日治疗疟疾的方法，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具有民俗学的意义。首先看医师用药，所谓的“百毒”，应该是各种清热疏表的汤剂，中医认为夏天人们体内积聚了很多内热，当邪气压制正气的时候，就会寒热失调，所以要用清热祛毒的药物来扶持正气，驱逐邪气，这在今天还是被中医广泛采用，可惜韩愈没有将药方留下来，不免遗憾。其次是灸师用艾叶熏炙治疗，据《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介绍，治疗疟疾的有效方法是“灸焫”，就是火烧艾叶熏烤的意思。韩愈用“酷若猎火围”的夸张描写，写出了灸师用“艾炷”的盛大场面，颇似轰轰烈烈的围猎一般，用艾叶燃烧的火光和浓烟将疟鬼团团围住，以图剿灭。疟疾多暴发于长江流域，这一带盛行用艾叶辟邪的民俗，其实艾叶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现代中医针灸之一的“灸”就是用艾熏治疗。再次，就是诅师上场，据《新唐书·百官志》，朝廷设立“咒禁博士”，其职责“掌教咒禁，祓除为厉者，斋戒以受戒焉”，这当然是迷信活动，但是在巫文化盛行的荆楚大地，人民相信巫术有深厚的传统，屈原的《楚辞》就记录了很多巫术的场面，韩愈这样写，既是历史真实影像的记录，也有楚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咒师用恶毒的语言诅咒疟鬼，达到“霹雳飞”的猛厉程度，虽然有点荒唐，但病人在咒师的诅咒中获得了很大的精神安慰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对病情的控制具有精神慰藉的作用。最后是符师用画符的方法，在病人家的门楣上贴上驱逐疟鬼的咒符，《后汉书·方术》中有“麴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的记载，画符驱鬼也是楚地盛行的道教文化特色，既然要驱逐疟鬼，当然所有的方法都要用上，韩愈描写符师舞刀弄笔“丹墨交横挥”的情景，既表现人们对疟鬼的深仇大恨，也表现荆楚巫道文化的民俗特色。当然，从今天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四种方法，前两者还具有一定的价值，后两者则要摒弃，因为其中并无科学依据。 韩愈的文学观念中，最重一个“气”字，主张气盛言宜，在这首诗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在对疟鬼肆虐场景及其诊治方式加以描写之后，接着就从道义层面批驳疟鬼的可耻灵魂，说它虽然出自轩辕帝和颛顼帝的高贵门第，却没有给皇皇家族增添任何光彩，因为不修德行，缺乏操守，显得轻薄又下贱，韩愈于是怒不可遏地质问道：“岂不忝厥祖，靦然不知归？！”简直丢光了祖宗的荣光，还有什么颜面混迹在这个人世间呢？将疟鬼置于无地自容的境地，将谴责的声浪提高到天际，可以想见疟鬼哑口无言、目瞪口呆的窘状。
在大声谴责之后，诗歌再转入微波涟漪的余澜，忽然以谆谆告诫的口吻对疟鬼加以规劝：那湛蓝清澈的江水之中，才是你安居乐业之家，家里还有妃子在等着呢，你应该以清波为裳衣，用白石为门扉，呼吸明月光辉下的清新空气，手里擎着芙蓉的旗帜，随着人们祭祀的歌声而来到人间，接受人们献上的玉液琼浆和馥郁芬芳的美食。这一段诗歌的内容显然大量运用屈原《九歌》和《离骚》的意象，一方面是对屈原文学精神的继承，另一方面也体现荆楚的民俗特色，还富于另一层深意，即是说韩愈并没有表达将疟鬼消灭殆尽的意图，只是将其遣送归家，让其过上正常的神的生活，不要来祸害人间，表达了人神和谐共处的意愿。
据考证，韩愈写作此诗在永贞元年（806年）秋天，唐德宗驾崩后，顺宗登基，他接到诏命从阳山贬所北归，在郴州待命的四五个月中，曾经患过疟疾，深受疟疾之苦，在大病将愈之际，仅仅表达遣送疟鬼的愿望，与其后他困守国子监时，创作《送穷文》显然具有不同的寓意。韩愈是建构儒家道统说的一代巨儒，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观念，儒家最重要的思想皆围绕一个“礼”字，即力图建构一种符合天道的宇宙秩序。《礼记·郊特牲·伊耆氏蜡辞》中的祷辞说：“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古人面对洪水泛滥、泥土流失、蝗虫灾害时的愿望，表达了对宇宙恢复原始秩序的愿望，即希望宇宙世界处于一种和谐的秩序之中。韩愈生活于安史之乱后的混乱时代，对礼乐秩序的建构更为迫切。按照一般的意义来理解，既然疟鬼这样穷凶极恶，理应像对待佛老那样“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禁绝异端，或者像对待危害人间的鳄鱼那样，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而这首诗中，韩愈却表现得温文尔雅，在痛责声讨疟鬼之后，并没有将其聚族歼灭的意图，而是好言规劝其回到原来的家中，颇似后来《西游记》中天上某位神仙的坐骑或手下偷偷来到人间作祟，后来被天帝收回到天上，人间顿时恢复原来秩序的那种图景。这在韩愈看来，疟鬼就是一时不遵家训来祸害人间的神，只要回归原来的家中，宇宙会重新回归天道秩序之中。其中或许含有对当时藩镇为祸为害的某种寓意，但我认为，韩愈的内心深处是渴望回到正常宇宙秩序中的，因为疟鬼在长江流域作祟已經有数千年的历史，荆楚民间也都有每年祛除疟鬼的风俗，在没有疟鬼的时期则是风调雨顺、和乐安康的朗朗乾坤。再看他的《送穷文》，韩愈庄重地举行仪式，礼送五大穷鬼归家，却遭到穷鬼们的大声反驳，最后弄得他理屈词穷，只得恭恭敬敬迎回穷鬼们作为自己的座上宾，表现出无法摆脱命运穷困纠缠的无奈与辛酸，而此诗则体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渴望出现一个明月清风作四邻的和谐朗洁世界。韩愈的诗文创作崇尚雄奇险怪，既浪漫诙谐，又富于创新精神，呈现出嬉笑怒骂、变态百出的艺术奇观。
这首诗只是唐代众多关于抵御瘟疫作品的一个代表，体现了唐人面对瘟疫泛滥的重要观念：人类与疟鬼应该和谐共存。如果联系当今社会上高传染性致命病毒流行的状况，像蝙蝠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库，但它们生活在风景秀丽的深山岩洞之中，与人们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人要懂得这种“和睦”的价值，不去破坏它。而一旦人们的某种欲望肆意膨胀，贪食野生动物（如蝙蝠等），或者侵占其领地，就会破坏人与大自然共生的和谐环境。即使是出于人类发展需要而有计划地对大自然进行改变，也必须对这种改变可能对生态和谐的影响进行科学审慎的评估，决不能导致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在1000多年前的《谴疟鬼》中是给过我们启迪的。
（作者系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唐人也曾饱受瘟疫疾病威胁，常用巫医并重的形式，药物辅以巫术与心术以驱除疾病。这显然是受制于那个时代的医疗科学水平和社会观念，反映了古人的陰阳灾异观与民间信仰，而在现代医学看来不免愚昧可笑。然唐诗里承载着先民战胜瘟疫的美好祈愿与坚定信心，并告诉读者学会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
韩愈饱受疟疾之苦后，写成《遣疟鬼》诗，用一种巫术的手段来祈求安康，既为我们提供了古人治疗疫病的医疗方案，也引起了读者对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思考。杜甫一生诸病缠身，尤苦于疟疾，有不少诗里写到疟苦。杜甫还让其好友郑虔妻读他的诗以避疟鬼，反映了老杜对自己诗的极端自信。《幼学琼林》中将杜诗奉为治疟丹方：“子美吟诗可初疟，何须妙剂金丹。”
杜甫说读其诗，可治愈瘟疟病，据说还颇有疗效，此事足信乎？然用诗抗疫的作法，也反映了唐诗在防疫治病中产生过的作用。唐诗抗疫，读诗抗疫，诗作为一种心理“暗示”，更能坚定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乐观应对，共克时艰。
——王志清（文学教授、唐诗学者、王维专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生存繁衍至今的历史，既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与大自然抗争获取生存资料并获得发展机会的历史，也是一部与天灾疾病抗争并战胜各种灾难的历史。相比前者，后者往往使人类陷入悲伤绝望的境地，像泛滥肆虐的瘟疫就曾多少次将人类逼入绝境，但是，人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并不屈从于命运，而是选择抗争，积极寻求制服瘟疫的药物和良方，最终摆脱了困境。据相关资料，中国历史上曾经暴发数十次规模庞大的瘟疫，使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以上。单就唐代的289年历史来看，虽然大规模的瘟疫并没有发生，但在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几乎每年都有疟疾的流行，尤其岭南炎热多雨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所形成的“瘴疠”之毒，更是被南贬的士人视为恶魔，这些疫情在百科全书式的唐诗中也有丰富的记录。据统计，唐代诗人留下了三百多首关于抵御瘟疫的诗歌，这些诗歌既是当时现实历史的影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重要的治病抗疫的记录，有不少的良方或许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如中唐诗人韩愈的《谴疟鬼》。
《谴疟鬼》
屑屑水帝魂，谢谢无馀辉。
如何不肖子，尚奋疟鬼威。
乘秋作寒热，翁妪所骂讥。
求食欧泄间，不知臭秽非。
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
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
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
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
咨汝之胄出，门户何巍巍。
祖轩而父顼，未沫于前徽。
不修其操行，贱薄似汝稀。
岂不忝厥祖，靦然不知归。
湛湛江水清，归居安汝妃。
清波为裳衣，白石为门畿。
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
降集随九歌，饮芳而食菲。
赠汝以好辞，咄汝去莫违。
韩愈这首诗构造了一个真幻交织的神话世界，将由疟原虫引起的传染病疟疾形象地比喻为令人厌恶的“疟鬼”，并为其设计了家族谱系，写得煞有介事，说疟鬼是传说中颛顼帝之孙，水帝之子，虽然血统高贵，但其不肖最著，在夏秋交换之际来人间肆虐，危害人类，遭到人们的诅咒和唾弃。这首诗的主旨是一个“谴”字，既包含严厉的谴责，也包含遣送回家之意。全诗共34句，前32句分成四层，每一层八句，分别描写“疟鬼”肆虐的情景、病疫救治的方式、追溯疟鬼家世让其汗颜、劝告疟鬼回家过正常生活等四个方面，最后两句以长者身份嘱咐疟鬼要听话，快速回家不要迟疑。结构颇似作者的《送穷文》，只是一文一诗，相映成趣。
先看前八句，从水帝的叹息忧虑写起，说明疟鬼是违背家父的教导，独自祸害人间的，一下子将疟鬼置于违背天伦常道的悖逆地位，表达了作者鲜明的倾向性，接着展开疟鬼发威为祸的令人作呕的场景：它趁着夏秋换季作威作福，使人们寒热失调，遭到老翁老妪的咒骂仍然不知收敛，竟然在病人痛苦万状的上吐下泻中肆意求食，不避污秽恶臭，真是恬不知耻。虽然韩愈并没有描写患疟疾者的痛苦模样，但从疟鬼的丑态中，恰恰从虚处表现疟疾患者的情状。据《黄帝内经·素问·疟论》记载：
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这就是俗称的“打摆子”或“打脾寒”，人们的血液受疟原虫的感染，身体经历毫毛尖端到皮肤到整个身体的寒冷再到高烧大汗淋漓最后降温恢复正常的过程，停歇一段时间再次暴发，其间还引起腰酸背疼、四肢无力、呕吐腹泻等症状，如果不能有效杀灭疟原虫，人们就会在这样反复的折磨中耗尽体力，最终死亡。《疟论》也从阴阳交错的原理上指出这种传染病的根源是：
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慄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
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古人并不知道疟疾的病因是由蚊子叮咬导致的疟原虫感染，单纯从阴阳失调来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显然缺乏科学依据。韩愈当然也不明白其原理，所以就虚构了疟鬼求食于病人的情景，目的是让人们对疟鬼有形象的认识。
对这种疟鬼，怎么对付呢？韩愈接着通过医师、灸师、诅师、符师的描写，呈现当日治疗疟疾的方法，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具有民俗学的意义。首先看医师用药，所谓的“百毒”，应该是各种清热疏表的汤剂，中医认为夏天人们体内积聚了很多内热，当邪气压制正气的时候，就会寒热失调，所以要用清热祛毒的药物来扶持正气，驱逐邪气，这在今天还是被中医广泛采用，可惜韩愈没有将药方留下来，不免遗憾。其次是灸师用艾叶熏炙治疗，据《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介绍，治疗疟疾的有效方法是“灸焫”，就是火烧艾叶熏烤的意思。韩愈用“酷若猎火围”的夸张描写，写出了灸师用“艾炷”的盛大场面，颇似轰轰烈烈的围猎一般，用艾叶燃烧的火光和浓烟将疟鬼团团围住，以图剿灭。疟疾多暴发于长江流域，这一带盛行用艾叶辟邪的民俗，其实艾叶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现代中医针灸之一的“灸”就是用艾熏治疗。再次，就是诅师上场，据《新唐书·百官志》，朝廷设立“咒禁博士”，其职责“掌教咒禁，祓除为厉者，斋戒以受戒焉”，这当然是迷信活动，但是在巫文化盛行的荆楚大地，人民相信巫术有深厚的传统，屈原的《楚辞》就记录了很多巫术的场面，韩愈这样写，既是历史真实影像的记录，也有楚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咒师用恶毒的语言诅咒疟鬼，达到“霹雳飞”的猛厉程度，虽然有点荒唐，但病人在咒师的诅咒中获得了很大的精神安慰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对病情的控制具有精神慰藉的作用。最后是符师用画符的方法，在病人家的门楣上贴上驱逐疟鬼的咒符，《后汉书·方术》中有“麴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的记载，画符驱鬼也是楚地盛行的道教文化特色，既然要驱逐疟鬼，当然所有的方法都要用上，韩愈描写符师舞刀弄笔“丹墨交横挥”的情景，既表现人们对疟鬼的深仇大恨，也表现荆楚巫道文化的民俗特色。当然，从今天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四种方法，前两者还具有一定的价值，后两者则要摒弃，因为其中并无科学依据。 韩愈的文学观念中，最重一个“气”字，主张气盛言宜，在这首诗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在对疟鬼肆虐场景及其诊治方式加以描写之后，接着就从道义层面批驳疟鬼的可耻灵魂，说它虽然出自轩辕帝和颛顼帝的高贵门第，却没有给皇皇家族增添任何光彩，因为不修德行，缺乏操守，显得轻薄又下贱，韩愈于是怒不可遏地质问道：“岂不忝厥祖，靦然不知归？！”简直丢光了祖宗的荣光，还有什么颜面混迹在这个人世间呢？将疟鬼置于无地自容的境地，将谴责的声浪提高到天际，可以想见疟鬼哑口无言、目瞪口呆的窘状。
在大声谴责之后，诗歌再转入微波涟漪的余澜，忽然以谆谆告诫的口吻对疟鬼加以规劝：那湛蓝清澈的江水之中，才是你安居乐业之家，家里还有妃子在等着呢，你应该以清波为裳衣，用白石为门扉，呼吸明月光辉下的清新空气，手里擎着芙蓉的旗帜，随着人们祭祀的歌声而来到人间，接受人们献上的玉液琼浆和馥郁芬芳的美食。这一段诗歌的内容显然大量运用屈原《九歌》和《离骚》的意象，一方面是对屈原文学精神的继承，另一方面也体现荆楚的民俗特色，还富于另一层深意，即是说韩愈并没有表达将疟鬼消灭殆尽的意图，只是将其遣送归家，让其过上正常的神的生活，不要来祸害人间，表达了人神和谐共处的意愿。
据考证，韩愈写作此诗在永贞元年（806年）秋天，唐德宗驾崩后，顺宗登基，他接到诏命从阳山贬所北归，在郴州待命的四五个月中，曾经患过疟疾，深受疟疾之苦，在大病将愈之际，仅仅表达遣送疟鬼的愿望，与其后他困守国子监时，创作《送穷文》显然具有不同的寓意。韩愈是建构儒家道统说的一代巨儒，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观念，儒家最重要的思想皆围绕一个“礼”字，即力图建构一种符合天道的宇宙秩序。《礼记·郊特牲·伊耆氏蜡辞》中的祷辞说：“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古人面对洪水泛滥、泥土流失、蝗虫灾害时的愿望，表达了对宇宙恢复原始秩序的愿望，即希望宇宙世界处于一种和谐的秩序之中。韩愈生活于安史之乱后的混乱时代，对礼乐秩序的建构更为迫切。按照一般的意义来理解，既然疟鬼这样穷凶极恶，理应像对待佛老那样“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禁绝异端，或者像对待危害人间的鳄鱼那样，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而这首诗中，韩愈却表现得温文尔雅，在痛责声讨疟鬼之后，并没有将其聚族歼灭的意图，而是好言规劝其回到原来的家中，颇似后来《西游记》中天上某位神仙的坐骑或手下偷偷来到人间作祟，后来被天帝收回到天上，人间顿时恢复原来秩序的那种图景。这在韩愈看来，疟鬼就是一时不遵家训来祸害人间的神，只要回归原来的家中，宇宙会重新回归天道秩序之中。其中或许含有对当时藩镇为祸为害的某种寓意，但我认为，韩愈的内心深处是渴望回到正常宇宙秩序中的，因为疟鬼在长江流域作祟已經有数千年的历史，荆楚民间也都有每年祛除疟鬼的风俗，在没有疟鬼的时期则是风调雨顺、和乐安康的朗朗乾坤。再看他的《送穷文》，韩愈庄重地举行仪式，礼送五大穷鬼归家，却遭到穷鬼们的大声反驳，最后弄得他理屈词穷，只得恭恭敬敬迎回穷鬼们作为自己的座上宾，表现出无法摆脱命运穷困纠缠的无奈与辛酸，而此诗则体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渴望出现一个明月清风作四邻的和谐朗洁世界。韩愈的诗文创作崇尚雄奇险怪，既浪漫诙谐，又富于创新精神，呈现出嬉笑怒骂、变态百出的艺术奇观。
这首诗只是唐代众多关于抵御瘟疫作品的一个代表，体现了唐人面对瘟疫泛滥的重要观念：人类与疟鬼应该和谐共存。如果联系当今社会上高传染性致命病毒流行的状况，像蝙蝠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库，但它们生活在风景秀丽的深山岩洞之中，与人们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人要懂得这种“和睦”的价值，不去破坏它。而一旦人们的某种欲望肆意膨胀，贪食野生动物（如蝙蝠等），或者侵占其领地，就会破坏人与大自然共生的和谐环境。即使是出于人类发展需要而有计划地对大自然进行改变，也必须对这种改变可能对生态和谐的影响进行科学审慎的评估，决不能导致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在1000多年前的《谴疟鬼》中是给过我们启迪的。
（作者系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