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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词汇。在长达30年的岁月之河中，这些流行词汇如一叶叶扁舟，在峰尖谷底起伏翻腾。有些流行词汇，已经慢慢驶出了我们的视线甚至记忆；有些词汇还在继续幻化演变；而更多的流行词汇正在层出不穷。
偶像时代来临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如一阵春风吹醒了祖国大地。国门打开了，思想开放了，人们渴望着改变相对单一的文化娱乐生活，压抑的情感如洪水破坝一样宣泄出来。虽然电视在当时还并不普及，但《追捕》仍然让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而此之后的《血疑》则使山口百惠成为中国民众的超级偶像。满大街的“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不仅让个体户赚了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晚”在之后的20多年里彻底成为了中国人过“除夕”一道不可少的“大餐”。那台由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主持的春节联欢晚会有许多经典令人难忘：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李谷一连唱了《乡恋》等7首歌曲；而最煽情的场面是刘晓庆向父母拜年。当时现场的气氛空前热烈，据说，由于4部直拨电话铃声几乎一直没有停过，北京电信86局的线都烧热了，技术人员非常紧张，备用器材、消防器材都准备好了。一位同事还表示，“虽然当时看的是黑白电视，但一点也不影响晚会效果。”
在1984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演唱了《我的中国心》，之后红遍大江南北。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将一位香港演员请上内地舞台。大街的商店里反复播放着：“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我的中国心》的旋律渗透进了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而对于中国内地民众来说，也第一次发现原来爱国歌曲还可以用一种流行歌曲的方式演绎——既体现爱国，又体现时髦。
在大众的电视屏幕不断丰富的同时，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文化在广东萌芽。1979年，歌星邓丽君发行专辑《甜蜜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邓丽君美妙的爱情歌曲也像春风一样吹进了祖国大陆。那甜甜的、柔美的歌声轻轻地召唤着沉睡中的人们，充满人性和温暖感的声音渗入了人的心底。
整个80年代里，接踵而至的港台歌曲可谓铺天盖地：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时，童安格在努力“把根留住”，谭咏麟依旧“难舍难分”，连路边的小朋友也在哼唱着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然，香港的“四大天王”更是不能不提……港台流行音乐从内容到形式再到商业运作都令内地观众耳目一新，再随着卡式录音机和电影、电视、广播的普及，港台流行歌曲得天独厚地闯入千家万户，不容分说地叩击人们的耳膜，强烈地刺激了音乐界乃至整个社会。
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丰富，“下馆子”、“录像厅”、“大哥大”等词也不断闪现在了民众的生活中。
迈入多元化潮流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在思想解放浪潮下，社会文化的叛逆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多元化。
罗大佑和崔健是早期的叛逆者，他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以“愤青”的形象对现实社会发出了批判的声音，表达对时代的清醒思考，因此，很快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同时，他们也是整整一代青年人在充满向往与迷惘的成长岁月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如今，很多30多岁的人去唱卡拉OK时仍然必点这两个人的歌曲。
从《堂年》、《光阴的故事》到《滚滚红尘》、《恋曲1990》……罗大佑的歌给人一种生命的认证感。他的愤怒、他的温柔，会让人感觉到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现过，深深地感受过。它让人抒情，也发人深省，听罗大佑的歌，人们就像在迷茫而欢乐的灵魂深处聆听到了一个清醒而嘲弄的声音。他成为整整一代人心目中的青春印记。
而崔健的《一无所有》则恰恰吻合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观念正被一步步打破，而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那代人的精神好像被洗劫一空，“一无所有”是那个时代青年而对茫然时感受的最佳写照。
在电视方面，王朔“触电”成为了最大的通俗娱乐制造者。1992年，他作为编剧的第一部国产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让李冬宝和戈玲式的幽默，笑倒了大半个中国，一代笑星葛优问世。国人头一回发现，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世面上令人烦恼的不正之风也可挖掘调剂快乐的元素。从这一年起，我们开始学习在各种困境中找到快乐。
而王朔的小说，让老一代文人找不着了北。这位把握了北京话本质的语言天才，复活了，大批鲜活的市井流行语，并以反弹琵琶的方式借用了习惯性话语，用调侃的方式来躲避崇高，从而消解了中国文学严肃、正经的刻板面目。他创造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语录，已成为坊间的日常用语。从纯情篇的《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动物凶猛》，到谐谑篇的《顽主》、《一点正经没有》、《谁比谁傻多少》，再到后来的《无知者无畏》、《美人赠我蒙汗药》，王朔旗帜鲜明的民间语言风格，影响了一代人说话和写字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眼光。
1998年热播的琼瑶剧《还珠格格》，使女主角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一跃成为中国内地最热门的偶像明星，甚至还引发了社会上“小燕子热”的大辩论。而就在同年，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国内的总票房达到了3.6亿元人民币，至今仍然没有一部电影能够超过它。
而1999年，一部连载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火爆网络江湖。蔡智恒用这部小说打动了几乎所有中国网民，同时也掀起了网络文学热的浪潮。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MBA(工商管理学硕士)逐渐成为抢手货，而“身体健康”也与“恭喜发财”并列成为社会流行祝福语。
平民化盛行
以叙述的形式将曲艺与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雪村把这种类型的歌曲叫作“音乐评书”。2000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以极快的速度在网络上流传，受到了网民的追捧，“翠花，上酸菜”成了当年的流行语，东北市民文化也随之传播开来。网络成了推销歌曲的工具，网络歌曲从此诞生。此后，《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歌曲红遍大江南北。
如果说网络歌曲的流行还限于民众“捧星”阶段的话，那说到民众“造星”运动就不能不提“超女”了。超级女声在2005年一跃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一时间，“玉米抱团，凉粉成行，粉笔处处，粽子旁观，风起云涌”；一时间，各门各派山头林立，超女江湖纷争无穷，从网上红到网下，从贴吧追星到抢别人手机发短信，愣足捧出了新一代的属于自己的偶像。
不仅在娱乐方面，大众在提升文化修养方面还为自己挑选出了“明星老师”。易中天、于丹等用自身生动的表达，丰富的知识，加之媒体团队的精心包装，从“象牙塔”内火到了大江南北。
大众在“追星”、“造星”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诙谐的自我表达方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把某电影戏弄了一番，用“恶搞”讲清楚了本来应该很简单的故事，同时把网络恶搞推上了高峰。此后，恶搞之风不仅在网络上狂刮，还刮进了电视。《武林外传》这样一部带着一股武林江湖的“歪风邪气”，集无数搞笑段子于一身，大杂烩式样的占装室内情景喜剧，堪称成功突破之作。“要是道歉有川的话，还要捕头干吗?”是剧中众多令人称道的台词中的一句。
而到了2008年，因为大事件层出不穷，新词新语的产生变得更迅速，变化更快，传播更广。用网络语言说，那种“雷”词“雷”语越来越多。如房价只是在做“俯卧撑”等词，使我们对这一年里发生的大事件记忆起来异常形象和深刻。的确，如今的公众语文生活太强了。
偶像时代来临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如一阵春风吹醒了祖国大地。国门打开了，思想开放了，人们渴望着改变相对单一的文化娱乐生活，压抑的情感如洪水破坝一样宣泄出来。虽然电视在当时还并不普及，但《追捕》仍然让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而此之后的《血疑》则使山口百惠成为中国民众的超级偶像。满大街的“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不仅让个体户赚了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晚”在之后的20多年里彻底成为了中国人过“除夕”一道不可少的“大餐”。那台由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主持的春节联欢晚会有许多经典令人难忘：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李谷一连唱了《乡恋》等7首歌曲；而最煽情的场面是刘晓庆向父母拜年。当时现场的气氛空前热烈，据说，由于4部直拨电话铃声几乎一直没有停过，北京电信86局的线都烧热了，技术人员非常紧张，备用器材、消防器材都准备好了。一位同事还表示，“虽然当时看的是黑白电视，但一点也不影响晚会效果。”
在1984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演唱了《我的中国心》，之后红遍大江南北。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将一位香港演员请上内地舞台。大街的商店里反复播放着：“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我的中国心》的旋律渗透进了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而对于中国内地民众来说，也第一次发现原来爱国歌曲还可以用一种流行歌曲的方式演绎——既体现爱国，又体现时髦。
在大众的电视屏幕不断丰富的同时，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文化在广东萌芽。1979年，歌星邓丽君发行专辑《甜蜜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邓丽君美妙的爱情歌曲也像春风一样吹进了祖国大陆。那甜甜的、柔美的歌声轻轻地召唤着沉睡中的人们，充满人性和温暖感的声音渗入了人的心底。
整个80年代里，接踵而至的港台歌曲可谓铺天盖地：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时，童安格在努力“把根留住”，谭咏麟依旧“难舍难分”，连路边的小朋友也在哼唱着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然，香港的“四大天王”更是不能不提……港台流行音乐从内容到形式再到商业运作都令内地观众耳目一新，再随着卡式录音机和电影、电视、广播的普及，港台流行歌曲得天独厚地闯入千家万户，不容分说地叩击人们的耳膜，强烈地刺激了音乐界乃至整个社会。
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丰富，“下馆子”、“录像厅”、“大哥大”等词也不断闪现在了民众的生活中。
迈入多元化潮流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在思想解放浪潮下，社会文化的叛逆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多元化。
罗大佑和崔健是早期的叛逆者，他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以“愤青”的形象对现实社会发出了批判的声音，表达对时代的清醒思考，因此，很快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同时，他们也是整整一代青年人在充满向往与迷惘的成长岁月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如今，很多30多岁的人去唱卡拉OK时仍然必点这两个人的歌曲。
从《堂年》、《光阴的故事》到《滚滚红尘》、《恋曲1990》……罗大佑的歌给人一种生命的认证感。他的愤怒、他的温柔，会让人感觉到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现过，深深地感受过。它让人抒情，也发人深省，听罗大佑的歌，人们就像在迷茫而欢乐的灵魂深处聆听到了一个清醒而嘲弄的声音。他成为整整一代人心目中的青春印记。
而崔健的《一无所有》则恰恰吻合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观念正被一步步打破，而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那代人的精神好像被洗劫一空，“一无所有”是那个时代青年而对茫然时感受的最佳写照。
在电视方面，王朔“触电”成为了最大的通俗娱乐制造者。1992年，他作为编剧的第一部国产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让李冬宝和戈玲式的幽默，笑倒了大半个中国，一代笑星葛优问世。国人头一回发现，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世面上令人烦恼的不正之风也可挖掘调剂快乐的元素。从这一年起，我们开始学习在各种困境中找到快乐。
而王朔的小说，让老一代文人找不着了北。这位把握了北京话本质的语言天才，复活了，大批鲜活的市井流行语，并以反弹琵琶的方式借用了习惯性话语，用调侃的方式来躲避崇高，从而消解了中国文学严肃、正经的刻板面目。他创造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语录，已成为坊间的日常用语。从纯情篇的《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动物凶猛》，到谐谑篇的《顽主》、《一点正经没有》、《谁比谁傻多少》，再到后来的《无知者无畏》、《美人赠我蒙汗药》，王朔旗帜鲜明的民间语言风格，影响了一代人说话和写字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眼光。
1998年热播的琼瑶剧《还珠格格》，使女主角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一跃成为中国内地最热门的偶像明星，甚至还引发了社会上“小燕子热”的大辩论。而就在同年，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国内的总票房达到了3.6亿元人民币，至今仍然没有一部电影能够超过它。
而1999年，一部连载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火爆网络江湖。蔡智恒用这部小说打动了几乎所有中国网民，同时也掀起了网络文学热的浪潮。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MBA(工商管理学硕士)逐渐成为抢手货，而“身体健康”也与“恭喜发财”并列成为社会流行祝福语。
平民化盛行
以叙述的形式将曲艺与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雪村把这种类型的歌曲叫作“音乐评书”。2000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以极快的速度在网络上流传，受到了网民的追捧，“翠花，上酸菜”成了当年的流行语，东北市民文化也随之传播开来。网络成了推销歌曲的工具，网络歌曲从此诞生。此后，《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歌曲红遍大江南北。
如果说网络歌曲的流行还限于民众“捧星”阶段的话，那说到民众“造星”运动就不能不提“超女”了。超级女声在2005年一跃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一时间，“玉米抱团，凉粉成行，粉笔处处，粽子旁观，风起云涌”；一时间，各门各派山头林立，超女江湖纷争无穷，从网上红到网下，从贴吧追星到抢别人手机发短信，愣足捧出了新一代的属于自己的偶像。
不仅在娱乐方面，大众在提升文化修养方面还为自己挑选出了“明星老师”。易中天、于丹等用自身生动的表达，丰富的知识，加之媒体团队的精心包装，从“象牙塔”内火到了大江南北。
大众在“追星”、“造星”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诙谐的自我表达方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把某电影戏弄了一番，用“恶搞”讲清楚了本来应该很简单的故事，同时把网络恶搞推上了高峰。此后，恶搞之风不仅在网络上狂刮，还刮进了电视。《武林外传》这样一部带着一股武林江湖的“歪风邪气”，集无数搞笑段子于一身，大杂烩式样的占装室内情景喜剧，堪称成功突破之作。“要是道歉有川的话，还要捕头干吗?”是剧中众多令人称道的台词中的一句。
而到了2008年，因为大事件层出不穷，新词新语的产生变得更迅速，变化更快，传播更广。用网络语言说，那种“雷”词“雷”语越来越多。如房价只是在做“俯卧撑”等词，使我们对这一年里发生的大事件记忆起来异常形象和深刻。的确，如今的公众语文生活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