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篇小说极可能领先一步式微的这个小说苍老年代”（唐诺语），朱山坡通过一组短篇，讲述了“蛋镇电影院”往事，这些来源于真实的虚构之地的故事——年岁越长，我越笃信虚构万物必源于真实。写短篇，关于小镇，小说家需要双倍的勇气。小说读者（尤其是短篇小说读者），会不会跟某一时期的蛋镇电影院观众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后不知何时又悄然潜回呢？
　　这不是一个歌颂小镇的年代。在我出生的地方（跟小说里的蛋镇及书写者朱山坡的家乡小镇很像），人们尽其可能往县城里跑，往市里跑。还有些人，会一不小心跑到大城市，比如我。年事已高，或无心继续往更大的镇里跑的人，才停留在小镇。小说里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在逃离蛋镇：飘然而去的脱俗女神，划着一只小木船终于“偷渡去了美国”的胖子章，组织了蛋镇话剧首演的“莎士比亚”，有着神秘假腿的战斗英雄，唯一的艺术家白美工……为了逃离，人们几乎可以赌上一切。20世纪90年代，南方山区小镇，我听到跑江湖的术士们为招揽大家过来瞧一瞧看一看，通过破音喇叭用广东话喊：“博一博啦，单车变摩托;博一博啦，移民到美国……”后来我猜，这个“博”，也是“拼搏”的“搏”。
　　十七篇小说“既独立成篇，又构成一个整体”，里面的人物，既比虚构人物多一些怯懦、绝望、庸俗、钩心斗角，又比真实人物多一些丰盈、纯净、滑稽、可笑，甚至神秘地不知所终——这不就是我们吗？我们何尝跟这世上的人群和万物建立分明的界限、确定的关系，哪一天不是在这样的暧昧与无知混沌中度过？我还想起一个曾被过度提及的词组：“魔幻现实”——突然驾临蛋镇的稚嫩、娇气并带点羞赧的越南女子，酷热中西装革履、暗中寻访莫须有文物的来历不明“麻风病人”，坚持在电影院生孩子、与电影院“生死与共”的阉鸡匠老婆，热爱电影、羸弱多病的乡下鹿山文艺女青年，如魔术中的脱逃大师一般神秘消失的小偷……
　　中国当代小说家“魔幻现实”一课的老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孔多是马尔克斯虚构在拉美大地的魔幻现实之乡。跟蛋镇一样，马孔多也有一座电影院，人们刚刚为一个人物不幸死亡悲痛欲绝，没想到转眼间死者在第二部电影里再次生龙活虎地出现。这还了得！人们无法忍受这种闻所未闻的嘲弄，怒不可遏地毁掉了电影院。
　　蛋镇的人们也多次扬言要砸了电影院，事实上要包容得多。小镇上，总要有一座电影院，以及它面前的广场，供人们辩论、攻讦，公开表达敬佩或不屑。讲究的人们体面地争夺影响力，写不出诗的诗人发表冷评论。有了电影院，电影院院长跟文化站站长争夺蛋镇史略的话语权时，底气十足，难分伯仲。蛋镇人民共同回忆起杨玉环、李宗仁驾临这个僻乡的种种传说，心安理得，坚信这真的发生过，试图让后人和外面世界遗忘它时可以慢一些再慢一些——蛋镇人们纯朴的妄念啊，遗忘都在一瞬间，记忆才需要缓缓地轻柔地召唤。
　　真正被遗忘的是乡下。乡下人自始至终没有登上蛋镇广场生活的舞台，哪怕小镇步行一刻钟就会到乡下。乡下人是蛋镇子承父业的小偷合理合法（甚至被派出所认可）的作案对象，在小偷神秘脱逃多年后带回外面世界的功名，甚至无须洗刷过往名声之时，又争先恐后成了他的雇员。乡下（更准确地讲，是深山）鹿山来的男人，每次把妻子背进电影院后，“随即出来了，蹲在海报墙墙脚下卷烟叶，一直在烧烟叶”。他是小说家给予笔墨却又不看电影的人。“电影跟戏一样，全是骗人把式，我不爱看。”這很实在，实在到让我想起一个同样来自乡下的同学，他父亲曾对他说：“抽中华不算牛，抽别人送的中华才算牛。”
　　讲到乡下人，我想正儿八经地跑题。
　　20世纪90年代，在距离现实蛋镇（它“无疑”就在广西北流）约三百公里的乡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到县城。长大离开县城多年后，他才想起，他曾在那里听说过、见到过一生中最初的书写者偶像。日后，他们也离开县城来到城里，成了专业或半专业的书写者，不过换了场景，领导讲话稿、法庭辩护词，关于浪漫旅途、新能源汽车、商业品牌、梦想生活的文案。在一个大家离开多年后重逢的聚会上，众人举杯向一位昔日少年作家道贺，祝福这个冉冉升起的政界明星。有人以我们所在的新城为主角，说要讲好城市故事，顿时众声赞和。我不合时宜地走神。我们称兄道弟、勾肩搭背、推杯换盏，关于故事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故事来源于旁观者从漫漶的时间之河里打捞、梳理、沉淀并记忆。对于新城及组成新城的众小镇（上一时代的乡下，下一时代的城市）来说，故事是确定的、面向未来的、只争朝夕生怕一个打盹就错过一个时代。如果故事呈现如此轰轰烈烈的开放性，谁会做一名旁观者，谁又可能只做一名旁观者？
　　蛋镇连接着乡下与外面的世界，每一个离开蛋镇的人，几乎都不知所终。年纪越大，累计碰到擦肩而过的人越多，反而更明确一点，我们对彼此今后的命运一无所知。我们毫不犹豫地遗忘，偶尔，有小说家替我们记忆。小说家的记忆负累已经沉重不堪，纸笔（如今更多的是电脑）是现实中的局限工具，写成的文字就是一道立此存照的人为的边界记号。我期待那些在县城见过、听说过并曾投以仰慕目光的书写者们，有一天好像记起些什么，捡起他们青春时代的锐气和荣光，重返文字的迷宫，讲述他们探索到的广阔世界之边界。犹如在奔腾不止的时间之河里劈出巨大断点，至少有那么一刻，书写者静立其中，承受虚空。
　　这种期待过于严苛，甚至刻薄，因而注定落空。或者，他们比我领先几个身位地、更透彻地领悟博尔赫斯所说过的：“这种事只有在现实中才有可能发生。”他们早明白书写者的困境、徒劳和颓唐。既然有那么多现实才有可能发生的事，等待我们“历史性”地亲历，停下来书写过往不是很无趣很矫情吗，尤其是一个小镇一座影院一群张三李四？我们都害怕那种暗夜里四下无人的寂静，不敢面对我们以为有人在听可只有自己在说的尴尬，不是吗？
　　逃逸到外面广大世界，又返回这个中国南方马孔多的蛋镇人，只有一个，“生而为贼，非常抱歉”的小偷荀滑。他重返蛋镇，并扬言，“要建设一条长长的铁路，起点就在蛋镇，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到世界去”。“到世界去”，表明蛋镇的身份，它从世界裂解出来，确凿无疑就是马孔多。蛋镇人看到，他身上洋溢人们自身命运的一部分，给予人们连接世界的希望。或许，这是人们待他如此宽容和仁慈的原因。
　　读完全书，我忽然惊异，广西北流，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跟高坡寨所在的昭平一样，曾长期是县城，竟然诞生过两位小说家（当然不止两位，其他的我没听说）。上一位是20世纪90年代写出《一个人的战争》的林白。它也许没有诞生首富，却诞生小镇往昔的书写者。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电影院院长的职务令人向往一样，这足以让人羡慕。
　　 贝为任 1979年生，广西昭平县人，现居北京，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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