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于光绪十年至十五年间任两广总督，任上十分重视华侨问题，大力保护侨民，在团结侨民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张之洞督粤时期侨政的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同情华侨苦难遭遇，二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张之洞顺时应势，其对侨主张可谓清政府对侨政策的一个缩影。
　　张之洞主政广东五年有余，其任上与华侨相关的政举多旨在保护侨民，兼而嘉奖华侨回报祖国之义举、设立学校教授儒家之经典。
　　19世纪中叶以降，华人出洋渐多，于客居地生活日久，与当地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出来。殖民势力强盛，欺凌华侨，对此张之洞极力主张护侨。纵观其主张，大致有三方面内容。
　　其一，倡议设领事护侨。南洋等地多受西方殖民，殖民者眼中的华侨无疑是“二等公民”。受压迫日久，华侨不免会希望祖国能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光绪十一年，小吕宋发生华人被害事件，张之洞极为重视此案，急切上奏请求设官保护当地华侨，但此请一时未得朝廷应允。翌年，他再次上奏折请于南洋设立领事护侨：
　　大抵设立领事一节，事甚切要，势亦可行……其抵小吕宋也，华民分诉日人虐害情形，恳请派官保护，自筹经费。缘该处华民五万余人，贸易最盛，受害亦最深。该委员等详查被害各案，或挟嫌故杀，或图抢故烧，甚至官兵徇私，巡差讹诈，暴敛横征，显违条约……综核情形，非设总领事不可。
　　筹议设立南洋领事保护侨民的同时，张之洞还特别强调在香港设领事的重要性。香港临近广东，由于未设领事，处理事务十分不便。张之洞分析“缘港设领事，我有利益，彼多牵制，欲允从则不愿，欲阻拒则无辞”，认为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设领事一问题上有意拖延。但于当时情势来看，设立领事，实不可再缓。张之洞认为在港设领事有“通商、保民、逸犯、巡缉、防海”五大利，并称“若不设领事，则是诸洋百货入华之利益，英国得而专之，华商华民之在彼者，中国转不得过而问之。英收其利，我承其弊；英资其益，我受其损”。设香港领事的急迫情形跃然纸上，此一奏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其二，建言修约，反对美国排华。美国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严禁华人赴美。“华工以力作而获值，华商即以贩运接济而收其利”，排华法案一出，则在美华民生计无可着落。按张之洞所言，“每岁物故几三千人，回华者数千人，是二十年后美国当无华人足迹矣。商等生业所关，何堪设想”。本来第一次排华法案出台限禁二十年，美国总统以为其与此前条约不符，已改为十年，然而此时美国再修法案，又将禁令顺延了二十年，“未往者概不准去，已回者不能复往”。在美华侨苦叹“方幸限期将满，生业可以重兴，不意今日复有二十年之禁，将使华商生业不绝不已”。张之洞深恐美国排华影响他国，尤其是可能引起南洋诸国反华势力抬头，所谓“美既作俑于先，难保南洋各岛不踵行于后”，绝非虚言。然美方态度颇为坚决，排华法案至二战期间方才废止，张之洞虽奏请朝廷与美交涉修改相关法令，却收效甚微。
　　其三，力禁赊单，保护华工。其时，赊单盛行，华工先赊单乘船至目的地，由工头赎出后，必须为其做工还债。因颇有强迫劳动意味，赊单也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准奴隶制”。禁行赊单合情合理，面对汕头英国领事的开放赊单之请，张之洞详述赊单之弊，称“有鉴于借贷川资之弊，不欲其以身作质，而束缚于限年佣工之合约也……无论章程如何美備，既立合同，则来往不能自由，弊窦必由此丛生”，强调“华民出外谋生，向办章程必须自备川资，自愿出洋，方准前往……熟若听其自备川资，任便往来之为愈也”。他明确回复英国领事，绝对不能废除赊单之禁。
　　其实，保护侨民，清政府亦可大有获益。张之洞认为，若清廷“诚能为民兴利除害，则民情爱戴，自无不急公募义，踊跃输将”。中国急需开展各项建设，侨民在经济上回馈祖国，自然也会受到清政府欢迎。可见，张之洞眼中的华侨与祖国关系是十分紧密的，保护侨民实际上是在保护清王朝的利益。
　　张之洞也着力于鼓励华侨回报祖国，如劝令华侨捐资购造兵船。张之洞以海外各地华商众多，且“侨居异土，每受洋人欺凌，群情愤郁，延颈喁喁，仰冀国威远加覆庇”，建议朝廷出面劝令各地华民捐资购买、建造护商兵船，远播皇威，并使“海外商民咸蒙乂安之福”。华侨在海外既得安生，国内亦可获侨民衷心支持。
　　华侨于异乡谋生，语言、文化环境与中国大有不同，土生华人或是年纪尚小的“新移民”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感陌生。于是，张之洞又奏请在设立领事之处同时设立书院，购置经书，聘请寓居海外的儒士为教师，为华人子弟讲授儒家经典，“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义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华文教育乃维持华侨文化根基的重要手段，张之洞的深谋远虑在此可见一斑。
　　广东乃全国最大的侨乡，身为粤省最高官员，重视侨政是张之洞分内之事。但与前后数任粤督相比，张之洞对侨主张十分鲜明又十分妥帖，凸显了他个人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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