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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西方学者也较为关注对陈云的研究。虽然迄今为止西方有系统的、专门的研究陈云的著作不多,但西方研究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的许多著作都有对陈云的研究,其中不乏有见地的分析,只因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而不易引人注意罢了。因此,本文试图简要介绍并归纳西方对陈云研究的主要情况,希冀这一“它山之石”能对国内的陈云研究有所裨益。
研究概况
西方研究陈云的最权威者莫过于美国学者大卫•贝奇曼(David Bachman),他在研究大跃进的博士论文《跃进:中国的决策(1956—1957)》(斯坦福大学,1984年)中开始关注陈云的研究,在其后的诸多著作,如《陈云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85年)、《后毛时代的中国经济的不同观点》(载《亚洲概览》,1986年3月)、《中国的官僚机构、经济和领导:大跃进的制度起源》(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都开展了对陈云的研究。尤其是《陈云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一书是迄今为止西方研究陈云唯一的一本专著,“对陈云的生活、职业生涯、经济思想、政治影响做了广泛和卓越的分析”。全书分五章,第一、二章分别介绍陈云在建国前、后的生平经历。第三、四章分别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政治思想。第五章是陈云、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观点。认为陈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之一,给中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其他研究陈云的重要著作还有: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Lardy, Nicholas R.)、李侃如(Lieberthal, Kenneth)《陈云的中国发展战略:非毛主义的选择》,该书主要是1959年9月——1962年3月陈云著作的英文译本,希望以此来更好地推动陈云研究,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在制定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方面的重要作用”,该书编者认为陈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战略在基本设想和实际措施上都与当时毛泽东的战略根本不同。
华人学者张一平(ZHANG, EPING)《文革后陈云的角色》(载《亚洲事务》,1985年春),认为陈云在中国党和政府的高层决策活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提出要理解当今的中国,无论是为了学术研究、商业来往或其他原因,都应该要了解陈云。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亨利佩罗(Thierry Pairault)《陈云(1949—1956)》(载《中国研究》,1987年第6卷第1期),将陈云在建国后的活动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1956、1957-1978、1979年以后,高度评价了陈云在1949-1956年这段时期的活动,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和高岗进行坚决的斗争、提倡市场的作用。
在陈云逝世之后,西方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悼念文章。《纽约时报》的长篇悼念文章简要回顾了陈云的一生,称赞陈为人低调,喜欢在幕后工作,且拥有极大权力,在几乎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处于决策中心。《华盛顿邮报》的悼念文章肯定了陈云在中国经济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称他为中央计划经济的设计师。还评估了陈云去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认为陈云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是在70年代末启动经济改革和支持包产到户。《经济学家》的悼念文章认为陈云有两大功绩:一是建国初期掌管全国经济的成功;二是反对“大跃进”。《中国经济评论》的悼念文章指出,尽管许多人把陈云和邓小平看成是对手,但他们在关键的问题上是一致的。陈云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宏观经济平衡最强有力和最重要的支持者。
在陈云诞辰100周年之际,美国著名学者、前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发表纪念陈云的文章《陈云:他的一生》(载《当代中国杂志》,2005年12月),简要回顾了陈云光辉的一生 ,对陈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陈云最初在党内迅速崛起一是因为六大后,共产国际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可靠,农村背景的党员又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党内鲜有陈云那样兼有工人出身、较高的知识和领导者的潜力的人;二是因为顾顺章叛变时,陈云表现出的可靠、冷静和干练。在江西苏区时期,被毛视为管理经济的主要人选。遵义会议上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成为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关键人物。是东北城市接管的开拓者。建国后,领到了经济调整和一五计划的重任。1978年后,是唯一和邓小平平起平坐的领导人。
在建国60周年之际,波尔佳柯夫(Vladimir Portyakov)发表纪念陈云的文章《陈云,一位跨时代的人:纪念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载《远东事务》,2009年,4-5月),介绍了陈云的一生,认为陈云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经济政策幕后的策划者,高度评价了陈云的重要作用,称他是中国当前“经济改革之父”。
此外,涉及到陈云的相关著作还有包华德(Horward Boorman)《民国名人传记词典》(第一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唐纳德•科林(Donald W. Klein)、克拉克(Anne B. Clark)编《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巴克•沃夫(Wolfgang Bartke)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录》(哈维斯特,1981年)、巴克•沃夫(Wolfgang Bartke)《中国党的领导层的传记词典及分析(1922——1988)》(绍尔出版社,1990年)等,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陈云与大跃进
西方学者大多同意陈云是“大跃进最有力的反对者之一”,“大跃进后领导调整的最有成效的人之一”,但他们对陈云在大跃进中所起的作用所采用的具体的分析框架有所不同。
贝奇曼采用“新制度主义”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官僚政治,认为一个革命政权必须有五大功能:资源征收、安全、经济发展、民族整合和社会改造。相应地,履行这些功能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构成了当时中国官僚机构的五大系统:财富的征收和分配系统,即财经联盟(the financial coalition));经济改造系统,即计划与重工业联盟(the planning and heavy industry coalition);整合系统,即整合者(integrators);社会改造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安全系统,即军队和警察。其中以陈云、李先念、邓子恢等为代表的“财经联盟”,主张使用市场、价格刺激、更多的投资轻工业和农业、财政控制,摆脱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稳定的、缓慢的增长。以李富春、薄一波为代表的“计划与重工业联盟”,支持以农业和轻工业的让位为代价的重工业的动员。由于毛本人对于经济事务既没有兴趣也不了解,因此他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官僚机构所提供的选择的限制,“大跃进”的产生是李富春、薄一波“计划与重工业联盟”战胜陈云等领导的“财经联盟”的结果。而陈云一方之所以失败,除了陈云作为领导者的不足之处、对手过于强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陈云的政治经济理论包含着致命的弱点——“高度的均衡陷阱”,即低速增长的循环圈很难被打破。
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和组织》认为在50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对于采用何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存在两大“观念群体”(the opinion groups):一方是陈云、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掌管国民经济的“保守群体”(the conservative group),另一方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从事党务的“激进群体”(the radical group)。这两方之间的分歧不是派系冲突(factions or cliques),“大跃进”的政策变化就是这两个“观念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
泰韦斯(Frederick C. Teiwes)指出当时中共中央存在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内廷”(inner-court)政治,在地方则存在着“外廷”(outer-court)政治,以毛泽东、冶金部、农业部和赞同“大跃进”路线的地方领导为代表的“支出”(spending)联盟,借发动大跃进来扩张权力;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薄一波为代表的“协调”(coordinating)联盟,反对大跃进。以毛为首的“支出”联盟通过整肃“协调”联盟得以发动了“大跃进”。
傅高义在分析陈云在反对大跃进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因为陈云管理经济工作的无与伦比的声誉”、“他私下向毛表达观点”、“没有个人政治野心”,使他能比其他领导人“更勇敢的指出大跃进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二、陈云的经济思想
西方学者往往以中国的“经济沙皇”来比喻陈云在中国经济事务中的地位。认为对陈云在经济领域的主宰地位怎么说也不会言过其实。
尼古拉斯•拉迪和李侃如认为陈云在1959—1962年间经济思想的三个最核心的特征是“市场和价格”、“平衡增长”、“中央集权”。陈的发展战略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代替毛主义的发展战略的潜在的可行的选择,毛主义的战略已经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贝奇曼通过对1956—1962年间陈云关于“市场与改革”、“经济调整”、“经济整顿”等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认为陈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经济事务的观点,与他在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即:主张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市场因素必不可少,但“市场调节必须从属于计划分配”;调整经济,这包括在国家计划中扩大财政管理的作用,削减计划目标,减少基建投资,尤其是减少重工业投资;对中国向西方开放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陈云更强调调整、控制,而非改革。因此“陈云不大可能站在改革努力的最前列”。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陈云作为“支持中国改革的第一位高级领导人”,他有关经济事务的各种观点是“中国所有改革的起点”。
傅高义不赞成“自由的市场经济学家”将陈云的“鸟笼”比喻视为经济保守主义。相反,比起这些“自由的市场经济学家”所知道而言,陈云要灵活得多,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陈云在1978年后帮助中国经济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陈云忠实的反对所提供的限制,为改革开放的成功贡献了有价值的平衡。张一平也指出为了中国在经历过文革动荡后实现平稳过渡,陈云的经济调整战略是必须的。
三、陈云的政治思想
由于西方学者过多关注作为“经济学家”的陈云,因此对于陈云的政治思想论述不多。
贝奇曼把陈云的政治风格归纳为“谨慎的、幕后工作的”风格,称他是“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在行动上谨慎,在不公开的会议上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同意也会坚决遵守党的决定,从不搞试图改变党的决定的非法活动。因为陈云的政治行为准则是:不与毛争论,设法在幕后赢得毛的支持;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幕后施加影响;在幕后静悄悄地、卓有成效地活动,设法将个人的能力转变成一种由与自己具有相同技能的人认可的共识以及接受他所偏好的政策;运用逻辑的证明来劝说人们支持自己的政策。
张一平认为陈云的政治经历表明,在每一次党内危机之后,他总是要求暂时休息,这是陈云特有的方式,“急流勇退”、“后发制人”,即:退一步以便他能充分评估形势。陈云的这种工作方式在中国领导人中是独一无二的。
四、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
西方某些学者总是习惯性地套用权力斗争的框架来解释陈云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认为陈云是“保守派”,邓小平是“改革派”;陈云的“拥护稳定的集团”(pro-stability group)与邓小平的“拥护增长的集团”(pro-growth group)之间存在激烈的派系斗争。
傅高义对此提出了质疑,他驳斥了那种认为陈云和邓小平之间存在“你死我活”斗争的说法。他指出正是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与邓小平一起“相互支持”,“联手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陈云坚定的支持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因为他认识到邓小平有他所缺乏的杰出的军事和外交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中国需要邓的强有力的领导。陈云喜欢在幕后工作,思考具体问题。邓小平和陈云在改革开放的“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在“具体问题”上,邓主张大胆前进,加快改革和市场化。陈云主张谨慎和缓慢的前进,不愿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的框架。
贝奇曼也指出陈云“坚决支持邓小平成为中国主要领导人”。陈云与邓小平相互团结、共同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他们都同意中国必须现代化。尽管陈云和邓小平之间存在较大分歧,但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为改变中国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共同努力。他们的经济观点是“相互补充的”,是“一种分工”,而不是“党内斗争”,而且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改革需要将邓小平和陈云的理论结合起来”。
五、对陈云的评价
大多数西方学者都高度肯定了陈云的一生。
傅高义认为陈云因为他“对党的奉献、坦率直言的勇气、对朋友的忠诚、简朴的家庭生活方式”而受到广泛的尊敬。贝奇曼把陈云称为中国“利用市场化补充计划的首倡者”、“最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处理麻烦能手”、“唯一一个在50年代、60年代坚持了正确路线的中国领导人”、“道德典范且为人正直”。“他的极广泛的政治关系网络、他在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基础,这一切在中国也只有邓小平能多少超过他。”麦克法夸尔称他为“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不武断的人”。张旭成(Parris Chang)把陈云比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主要设计师”、“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沙皇”。当然,仍有少数西方学者错误地将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陈云思想对立起来,认为陈云从前期的“务实主义者和相对的改革者”转变成阻碍改革的“强硬派”、“保守派”。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中共党史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概况
西方研究陈云的最权威者莫过于美国学者大卫•贝奇曼(David Bachman),他在研究大跃进的博士论文《跃进:中国的决策(1956—1957)》(斯坦福大学,1984年)中开始关注陈云的研究,在其后的诸多著作,如《陈云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85年)、《后毛时代的中国经济的不同观点》(载《亚洲概览》,1986年3月)、《中国的官僚机构、经济和领导:大跃进的制度起源》(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都开展了对陈云的研究。尤其是《陈云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一书是迄今为止西方研究陈云唯一的一本专著,“对陈云的生活、职业生涯、经济思想、政治影响做了广泛和卓越的分析”。全书分五章,第一、二章分别介绍陈云在建国前、后的生平经历。第三、四章分别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政治思想。第五章是陈云、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观点。认为陈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之一,给中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其他研究陈云的重要著作还有: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Lardy, Nicholas R.)、李侃如(Lieberthal, Kenneth)《陈云的中国发展战略:非毛主义的选择》,该书主要是1959年9月——1962年3月陈云著作的英文译本,希望以此来更好地推动陈云研究,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在制定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方面的重要作用”,该书编者认为陈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战略在基本设想和实际措施上都与当时毛泽东的战略根本不同。
华人学者张一平(ZHANG, EPING)《文革后陈云的角色》(载《亚洲事务》,1985年春),认为陈云在中国党和政府的高层决策活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提出要理解当今的中国,无论是为了学术研究、商业来往或其他原因,都应该要了解陈云。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亨利佩罗(Thierry Pairault)《陈云(1949—1956)》(载《中国研究》,1987年第6卷第1期),将陈云在建国后的活动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1956、1957-1978、1979年以后,高度评价了陈云在1949-1956年这段时期的活动,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和高岗进行坚决的斗争、提倡市场的作用。
在陈云逝世之后,西方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悼念文章。《纽约时报》的长篇悼念文章简要回顾了陈云的一生,称赞陈为人低调,喜欢在幕后工作,且拥有极大权力,在几乎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处于决策中心。《华盛顿邮报》的悼念文章肯定了陈云在中国经济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称他为中央计划经济的设计师。还评估了陈云去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认为陈云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是在70年代末启动经济改革和支持包产到户。《经济学家》的悼念文章认为陈云有两大功绩:一是建国初期掌管全国经济的成功;二是反对“大跃进”。《中国经济评论》的悼念文章指出,尽管许多人把陈云和邓小平看成是对手,但他们在关键的问题上是一致的。陈云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宏观经济平衡最强有力和最重要的支持者。
在陈云诞辰100周年之际,美国著名学者、前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发表纪念陈云的文章《陈云:他的一生》(载《当代中国杂志》,2005年12月),简要回顾了陈云光辉的一生 ,对陈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陈云最初在党内迅速崛起一是因为六大后,共产国际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可靠,农村背景的党员又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党内鲜有陈云那样兼有工人出身、较高的知识和领导者的潜力的人;二是因为顾顺章叛变时,陈云表现出的可靠、冷静和干练。在江西苏区时期,被毛视为管理经济的主要人选。遵义会议上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成为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关键人物。是东北城市接管的开拓者。建国后,领到了经济调整和一五计划的重任。1978年后,是唯一和邓小平平起平坐的领导人。
在建国60周年之际,波尔佳柯夫(Vladimir Portyakov)发表纪念陈云的文章《陈云,一位跨时代的人:纪念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载《远东事务》,2009年,4-5月),介绍了陈云的一生,认为陈云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经济政策幕后的策划者,高度评价了陈云的重要作用,称他是中国当前“经济改革之父”。
此外,涉及到陈云的相关著作还有包华德(Horward Boorman)《民国名人传记词典》(第一卷)(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唐纳德•科林(Donald W. Klein)、克拉克(Anne B. Clark)编《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巴克•沃夫(Wolfgang Bartke)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录》(哈维斯特,1981年)、巴克•沃夫(Wolfgang Bartke)《中国党的领导层的传记词典及分析(1922——1988)》(绍尔出版社,1990年)等,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陈云与大跃进
西方学者大多同意陈云是“大跃进最有力的反对者之一”,“大跃进后领导调整的最有成效的人之一”,但他们对陈云在大跃进中所起的作用所采用的具体的分析框架有所不同。
贝奇曼采用“新制度主义”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官僚政治,认为一个革命政权必须有五大功能:资源征收、安全、经济发展、民族整合和社会改造。相应地,履行这些功能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构成了当时中国官僚机构的五大系统:财富的征收和分配系统,即财经联盟(the financial coalition));经济改造系统,即计划与重工业联盟(the planning and heavy industry coalition);整合系统,即整合者(integrators);社会改造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安全系统,即军队和警察。其中以陈云、李先念、邓子恢等为代表的“财经联盟”,主张使用市场、价格刺激、更多的投资轻工业和农业、财政控制,摆脱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稳定的、缓慢的增长。以李富春、薄一波为代表的“计划与重工业联盟”,支持以农业和轻工业的让位为代价的重工业的动员。由于毛本人对于经济事务既没有兴趣也不了解,因此他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官僚机构所提供的选择的限制,“大跃进”的产生是李富春、薄一波“计划与重工业联盟”战胜陈云等领导的“财经联盟”的结果。而陈云一方之所以失败,除了陈云作为领导者的不足之处、对手过于强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陈云的政治经济理论包含着致命的弱点——“高度的均衡陷阱”,即低速增长的循环圈很难被打破。
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和组织》认为在50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对于采用何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存在两大“观念群体”(the opinion groups):一方是陈云、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掌管国民经济的“保守群体”(the conservative group),另一方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从事党务的“激进群体”(the radical group)。这两方之间的分歧不是派系冲突(factions or cliques),“大跃进”的政策变化就是这两个“观念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
泰韦斯(Frederick C. Teiwes)指出当时中共中央存在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内廷”(inner-court)政治,在地方则存在着“外廷”(outer-court)政治,以毛泽东、冶金部、农业部和赞同“大跃进”路线的地方领导为代表的“支出”(spending)联盟,借发动大跃进来扩张权力;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薄一波为代表的“协调”(coordinating)联盟,反对大跃进。以毛为首的“支出”联盟通过整肃“协调”联盟得以发动了“大跃进”。
傅高义在分析陈云在反对大跃进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因为陈云管理经济工作的无与伦比的声誉”、“他私下向毛表达观点”、“没有个人政治野心”,使他能比其他领导人“更勇敢的指出大跃进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二、陈云的经济思想
西方学者往往以中国的“经济沙皇”来比喻陈云在中国经济事务中的地位。认为对陈云在经济领域的主宰地位怎么说也不会言过其实。
尼古拉斯•拉迪和李侃如认为陈云在1959—1962年间经济思想的三个最核心的特征是“市场和价格”、“平衡增长”、“中央集权”。陈的发展战略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代替毛主义的发展战略的潜在的可行的选择,毛主义的战略已经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贝奇曼通过对1956—1962年间陈云关于“市场与改革”、“经济调整”、“经济整顿”等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认为陈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经济事务的观点,与他在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即:主张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市场因素必不可少,但“市场调节必须从属于计划分配”;调整经济,这包括在国家计划中扩大财政管理的作用,削减计划目标,减少基建投资,尤其是减少重工业投资;对中国向西方开放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陈云更强调调整、控制,而非改革。因此“陈云不大可能站在改革努力的最前列”。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陈云作为“支持中国改革的第一位高级领导人”,他有关经济事务的各种观点是“中国所有改革的起点”。
傅高义不赞成“自由的市场经济学家”将陈云的“鸟笼”比喻视为经济保守主义。相反,比起这些“自由的市场经济学家”所知道而言,陈云要灵活得多,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得多。陈云在1978年后帮助中国经济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陈云忠实的反对所提供的限制,为改革开放的成功贡献了有价值的平衡。张一平也指出为了中国在经历过文革动荡后实现平稳过渡,陈云的经济调整战略是必须的。
三、陈云的政治思想
由于西方学者过多关注作为“经济学家”的陈云,因此对于陈云的政治思想论述不多。
贝奇曼把陈云的政治风格归纳为“谨慎的、幕后工作的”风格,称他是“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在行动上谨慎,在不公开的会议上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同意也会坚决遵守党的决定,从不搞试图改变党的决定的非法活动。因为陈云的政治行为准则是:不与毛争论,设法在幕后赢得毛的支持;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幕后施加影响;在幕后静悄悄地、卓有成效地活动,设法将个人的能力转变成一种由与自己具有相同技能的人认可的共识以及接受他所偏好的政策;运用逻辑的证明来劝说人们支持自己的政策。
张一平认为陈云的政治经历表明,在每一次党内危机之后,他总是要求暂时休息,这是陈云特有的方式,“急流勇退”、“后发制人”,即:退一步以便他能充分评估形势。陈云的这种工作方式在中国领导人中是独一无二的。
四、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
西方某些学者总是习惯性地套用权力斗争的框架来解释陈云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认为陈云是“保守派”,邓小平是“改革派”;陈云的“拥护稳定的集团”(pro-stability group)与邓小平的“拥护增长的集团”(pro-growth group)之间存在激烈的派系斗争。
傅高义对此提出了质疑,他驳斥了那种认为陈云和邓小平之间存在“你死我活”斗争的说法。他指出正是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与邓小平一起“相互支持”,“联手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陈云坚定的支持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因为他认识到邓小平有他所缺乏的杰出的军事和外交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中国需要邓的强有力的领导。陈云喜欢在幕后工作,思考具体问题。邓小平和陈云在改革开放的“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在“具体问题”上,邓主张大胆前进,加快改革和市场化。陈云主张谨慎和缓慢的前进,不愿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的框架。
贝奇曼也指出陈云“坚决支持邓小平成为中国主要领导人”。陈云与邓小平相互团结、共同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他们都同意中国必须现代化。尽管陈云和邓小平之间存在较大分歧,但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为改变中国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共同努力。他们的经济观点是“相互补充的”,是“一种分工”,而不是“党内斗争”,而且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改革需要将邓小平和陈云的理论结合起来”。
五、对陈云的评价
大多数西方学者都高度肯定了陈云的一生。
傅高义认为陈云因为他“对党的奉献、坦率直言的勇气、对朋友的忠诚、简朴的家庭生活方式”而受到广泛的尊敬。贝奇曼把陈云称为中国“利用市场化补充计划的首倡者”、“最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处理麻烦能手”、“唯一一个在50年代、60年代坚持了正确路线的中国领导人”、“道德典范且为人正直”。“他的极广泛的政治关系网络、他在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基础,这一切在中国也只有邓小平能多少超过他。”麦克法夸尔称他为“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不武断的人”。张旭成(Parris Chang)把陈云比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主要设计师”、“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沙皇”。当然,仍有少数西方学者错误地将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陈云思想对立起来,认为陈云从前期的“务实主义者和相对的改革者”转变成阻碍改革的“强硬派”、“保守派”。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中共党史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