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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给所有人心中带来一场“地震”，这场波及全国的心理“地震”，“震中”也在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牵头一项样本量达76530人的调查研究，调查时间为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2月9日到2月23日，调查对象来自全国。调查结论显示，武汉公众的失眠、抑郁、疑病、强迫、躯体化、焦虑、恐惧等心理症状最为明显，武汉作为疫情中心，当地的人们体验到的不适情绪更强烈，适应状态更差，需要重点关注。
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江光荣认为，到了疫情后期，武汉最需要担心的人群有四类：治愈出院的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直接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一线社区工作人员和丧亲的市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仇剑崟及其团队也在疫情中调查了民众的心理应激反应及其动态变化，调查形成的结论在学术期刊“General Psychiatry”线上发表。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52730份，评估1月24日至2月10日“疫情风暴”中一般民众的心理应激反应状况。这个研究同样认为，疫情中心的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民众情绪反应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新冠病毒是一种“诡异”的病毒，在没有出现明显症状时，病毒可能已经偷偷损伤人体器官，造成缺氧，却不让病人自己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样可能隐蔽地在一些特定人群中间蔓延，他们也许还没有察觉，或者并没有寻求帮助。
武汉的“心伤”，待疗。
当病毒爬进心里
网络上，一位曾经病重、如今治愈出院的老人，用长长的文字写下了自己的经历。
老人是退休的摄影爱好者，1月26日因新冠肺炎住院，在重症监护室住了8天，目睹了同病房病友的去世，经受了一个病区7人死亡的恐惧，但他幸运地被治愈，2月14日出院。
回到社区，世界对于老人来说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出院一个多月，总共出门四次，只要是知道他得过新冠肺炎的人，都对他避之不及。“即使是在自家的阳台上也不行。我家自带了一个70多平方米的凉台，那是我往常休闲娱乐的地方，出太阳的时候，我跑到凉台上去晒太阳，想补补钙。然后社区干部就来跟我反映：有居民反映你到凉台上了，那是户外空间，有人比较害怕，希望你以后不要上凉台了。从此我再也不去那个凉台，想晒太阳，我只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把双腿放在窗台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的一丁点可怜的阳光，对我已经是恩赐了，我把这叫‘铁窗’生活。”
让老人更加难以接受的是兄弟姐妹之间情感上的隔阂。他写到：
我的亲兄弟叮嘱我，“你不要出去走动了，你的病还可能复发的。”他们本意是关心我，但我听了还是有想法。最让我难过的是我的亲妹妹，妹妹比我小很多，往常我最疼爱她，两家走动得很多，有好吃的我总惦记着她。但是自从我生病，她没有问候过我一次，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只跟我老伴通过一两个电话。在我病重的时候，我老伴给她电话，哭着告诉她哥哥快不行了。我小妹妹立即说：“不要跟我说这个，不要说这个。”把电话挂了。她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晦气的事，这个伤了我的心。
新冠肺炎病毒侵袭的不仅是躯体，还有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
瑞典政府的做法，不僅遭到了本国人民的质疑，更受到了欧盟内一些国家的批评。这样一来，他国的抗“疫”努力就失去了意义。其做法会否让比瑞典实力更弱的国家效尤，实在令人担忧。
江光荣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认为，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与舆论、舆情、民意等相关。另一个层面是疫情对个体或者人群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江光荣教授对人群心理状况给出了自己的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与地震灾害、其他突发灾害以及发生在局部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不同，新冠肺炎波及面广，全国各地的民众，甚至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经受着疫情。“全国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他们既是来帮助别人的，但自己也是传染病疫情的‘灾民’。汶川地震后同样有各地救援队去帮助震区，地震救援人员基本上单纯地是救助别人的角色。”
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仇剑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介绍，她主持的这项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接受调查的对象中35%的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明显的情绪应激反应。
按照年龄特征看，青年（18-30岁）和老年（60岁以上）人群情绪反应较明显，原因可能是青年人信息获取多来自于自媒体渠道，媒体中大量疫情报道使他们容易受到疫情动态的影响产生应激反应。而老年人本身身体素质较弱，再加上本次疫情中大部分死亡病例为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因此肺炎疫情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也更明显。
随着疫情的缓解，新的社会问题产生：对疫情重点地区人员的歧视、恐惧;对患过新冠肺炎人群的排斥;亲情的疏远;对生活环境的怀疑;甚至于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等等。当病毒爬进了心里，“治疗”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四类人群“心伤”严重
疫情对每一个人都会带来心理上的影响，大多数人随着疫情的结束、时间的推移，负面的心理影响逐渐消失，但对于几类特殊群体中的部分人，心理上的伤害可能会延续很长的时间。江光荣教授认为，这些人就是接下来灾后心理重建中，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人。
第一类需要关注的是曾经的新冠肺炎患者，尤其是其中的重症患者。
“这个人群绝对数量可能不多，在武汉大约几千人或者上万人。武汉的重症患者曾遭受两重心理创伤，第一重是疫情初期医疗资源不足，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恐惧，还有愤怒等情绪。第二重是一些重型患者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抢救过程，有的患者描述是‘生不如死’。” 江教授说。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上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1月1日至1月11日期间发病的189例患者发病至住院的平均间隔期为9.1天。在等待的这个时间里，病人还不断听到有人患病去世的消息，这样的信息环境中，病人受到的惊吓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类人群是救治一线的医护人员。江光荣教授认为，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后来援助武汉的医护人员更大。援鄂医疗队是在举国褒扬、英雄主义的氛围下工作，而且防护物资也逐渐丰富，对医护人员的保护比较周全。而早期武汉当地医护人员，是在对病毒了解不够、防护不足、后勤保障不足、身边同事相继感染的情况下工作。
自己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还要救治病人，医护人员的压力可想而知。“我知道有些医生说，不敢回想那几天的日子。医生一方面把救人作为天职，他们必须要在一线工作，但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愤怒，这种体验是外地救援的医护人员没有体会到的。这些人我觉得产生心理创伤的可能性比较高。医护人员还有一个特点——不太容易进行心理求助，所以如何对这个人群开展心理服务还是一个挑战。”
第三类群体是疫情中做支持保障管理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比如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医院志愿者、基层的政府官员等等。江光荣说，他们非常辛苦，承受了巨大压力，工作风险性高，工作量又大，有的还遇到不理解、对工作的批评，他们受到心理伤害，但得到的支持、同情比较少。
第四类人群是疫情中丧亲的家庭，涉及的人数更少一些，但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是家庭传染，家中有人病逝后，家人可能也在治疗或者隔离，大部分家庭没有与病逝者做最后的告別。
“无论中外文化，与去世的亲人做最后告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治疗过程，但武汉的这些家庭，当时没有能够与亲人做最后的告别。”最近，武汉的殡仪馆开放让家属领取疫情中过世的家人的骨灰，江光荣教授认为，这个取回骨灰的过程，有关部门应该安排隆重而肃穆的仪式，充分体现对逝者的尊重，给家属哀悼的机会，弥补丧亲家庭最后的遗憾。
这四类人群，因为受冲击较大，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心理帮助，其中有的人是有可能形成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征）。
至于普通公众，江光荣教授认为，人的心理调节能力是很强大的，大部分人不需要太多的心理援助，自己可以慢慢适应和调节情绪。当然，总还是有一个小比例的人，需要得到延伸的心理援助。
大规模隔离带来的新问题
“安全”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如果安全受威胁，人会出现紧张、焦虑、恐惧等等情绪。无论是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还是战争，或是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疫情，特殊事件首先给人带来的就是因失去安全感产生的负面情绪。对于这些情绪，无论是教科书还是过往的经验，都有应对方法。
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大规模长期的隔离生活，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该如何对那些因长期隔离而产生负面情绪的人给予援助？
“几百万人居家隔离，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心理学历史上很少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没有发生过的事自然缺乏研究，人们会有怎样的心理问题我们了解不多。” 江光荣教授说。
1月23日武汉封城，很多武汉居民度过了2个多月禁足的生活，江光荣认为，这种隔离带来的心理后果，目前只能靠一些原有的理论和实验做推测。
历史上曾有人拿自己做隔离实验，把自己关进与世隔绝的地方，考验自己能耐受多久。最长的纪录是一个人将自己隔离在山洞中长达200多天。
疫情中公众的隔离跟上面提到的这种隔离应该很不一样。武汉市民绝大多数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并且依靠发达的媒体，大家一直与外界保持着联系。“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社交剥夺或者刺激剥夺，我觉得隔离生活中的人这两个剥夺都是有限的。只能说社交的多样性可能被剥夺了，生活变得比较单调，你每天与单调的人相处，生活在单调的物理环境中。”
由此江光荣认为，隔离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心理损害，不过现在没有任何实证的研究。“我推测，这次隔离可能会产生一批’哲学家’，人们会去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等等。还有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应是情绪反应的两极化，一是‘冷漠’ ，情绪变得不那么容易激活，变得什么都无所谓;另一是过敏，容易激惹，很容易就会哭。无论如何，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当生活恢复正常，大家的心理会很快恢复正常。”
瑞典政府的做法，不仅遭到了本国人民的质疑，更受到了欧盟内一些国家的批评。这样一来，他国的抗“疫”努力就失去了意义。其做法会否让比瑞典实力更弱的国家效尤，实在令人担忧。
仇剑崟团队的研究发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群体——进城务工者，他们的情绪反应指数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仇剑崟主任认为，由于武汉封城以及全国性的经济活动暂停，延迟复工使得进城务工者群体暂时失去了收入来源，经济压力骤增容易触发消极情绪反应。
她解释说，复工延迟的通知出台后，这些务工人员马上就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疫情后能不能顺利返程？回到城市还有没有工作？进城务工人员，往往也是低收入人群，不能复工立即就影响到这些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他们自然会对前景特别担心。
仇剑崟主任提醒说，进城务工人员是疫情中受到影响很大的人群，他们本身也是低收入人群，这个群体的情绪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干预和化解，有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种子，因此相关的政策措施要首先考虑他们。
待人发现的“秘密”
不轻易诉说内心的压力，是医护人员群体的一个心理特征，而他们心里的“秘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抗疫战斗中，有可能会压垮素来坚强的白衣战士。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陈亮亮医生，是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的成员，也是上海最早随医疗队到达武汉开展心理干预工作的精神心理专业人员之一。1月28日到武汉时，医院里病死率高、防护物资不足、病房人员紧张、大量病人等待救治、全体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
进驻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当天，医疗队“沪鄂心连心”心理干预小组就开始工作了，他们把心理咨询室开设在距离医护人员休息室最近的地方。陈亮亮医生告诉《新民周刊》，心理团队初期接待的当地一线医护人员，很多都是没说两句话就眼圈发红、开始哽咽甚至掩面大哭，以此来释放积压的情绪。
除了为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帮助，陈亮亮团队很快发现，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也需要心理上的支持。
最早到武汉的医疗队，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一位护士值完夜班后着凉感冒了;她第一时间上报了体温异常并主动隔离，医疗队专家组立即让她休息并安排相关检查，以排除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陈亮亮受命持续关心这位队员的心理状态。
陈亮亮医生与护士不断沟通，了解到对方心中有些不安，还有些挥之不去的担心，夜间也出现了入睡困难、多梦早醒。“进入隔离的状态后，立即就体会到了平常她照护的病人们那种绝望、孤独、孤立无援的感觉，让人不自觉地有点慌。但我觉得被感染的可能不大，我防护还是蛮到位的，身体也一向健康，但我怕家里人跟着我担惊受怕，我自己应该能挺过去吧。”她要求队里在没有明确情况前不要通知家人和所在医院。此外，陈亮亮得知她还有一层顾虑，就是自己万一“中招”会给集体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打破上海医疗队“零感染”的承诺。
为了让她感受到集体对她的关心和鼓励，而不是责怪和歧视，隔离期间陈亮亮与这位护士每天进行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在良好的休息和营养支持下，最终历经5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让这名队员终于摆脱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并很快重新返回了岗位。
还有一位队员，让陈亮亮印象深刻，她遭受的心理冲击在专业上被称为“替代性创伤”。
这位护士照护的一名患者，与她年纪相仿，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家庭情况相似，护士对病人格外抱以同情，但最后病人还是不幸去世。此后，这名护士感觉就像自己的亲人去世了一样，陷入了巨大的哀伤和自责中，她总感觉自己或许没有尽力。轮休的时候也想着病房里的事情，想着患者的家庭破裂、老人孩子无人照顾.......经常会难过得流泪、茶饭不思。在连续失眠近一周后，她向“沪鄂心连心援助平台”公众号发来求助。
陈亮亮感觉到这位护士属于助人动机特别强烈的一类人，当初她是全院第一个主动报名支援武汉的，平时工作中她的责任感非常强、也特别敬业。这些优秀的职业品质在疫情初期病死率较高的特殊环境下，却可能令她的心灵更容易受伤。“往往由于救治效果不理想，医护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和不良認知，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行为，这时就需要心理医生及时予以心理疏导和干预。”
陈亮亮医生介绍，重大灾难事故或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容易出现替代性创伤。如参与病人抢救的医生，护理重症患者的护士甚至救援现场的志愿者，在救治过程中间均投注了很多的心血，她们对病人了解越多，代入感越强。当目睹这样一些冲击性的场景后，一些医护人员的心理反应会超出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这就会形成心理伤害甚至达到心理危机的程度。近来意大利接连出现护士自杀的报道，这就必须引起医院负责人和专业心理医生的警惕。
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援鄂医疗队格外重视对医护的心理培训，这等于是为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们穿上一身“心理防护服”。事实证明，由专业的心理医生将识别和应对各类心理危机的知识及时、适时地传递给其他专业医护人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工作和保持战斗力。
比汶川地震有很大进步
大灾之后关注灾区民众心理健康，是从汶川地震灾后救援开始的。2008年汶川地震后，灾区涌入大量想要提供心理援助服务的志愿者。由于缺乏统筹安排和组织，当时的灾后心理干预工作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那是中国第一次集体重视灾害中民众的心理问题，开灾害心理干预的先河;但另一方面，很多不具备专业能力的志愿者无序地开展所谓的心理干预，给灾民带来了二次伤害。地震后灾民安置点曾流传一句让人尴尬的话：“防火、防盗、防心理医生。” 12年过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心理干预比此前更加专业和有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程度。
江光荣教授介绍，1月25日，他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就开始筹划面向公众的心理援助。“我平常工作挺忙的，但这个疫情期间，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忙的时候。” 1月31日，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中国心理学会的两个临床与咨询心理专业组织，在腾讯公司技术支持下，推出了面向全社会的疫情防控心理援助平台。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线上实时音视频通话和即时通信（文字聊天）等多种方式进行咨询。开放首日上午，平台接待了100多位求助者，超过一半人来自武汉。
经历了4次升级，这个平台如今已经是一个由教育部主管，有全国各地1700多名心理咨询师、100多名心理督导师参与，专业程度高、组织有序的全国性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每天有200位心理咨询师和督导师在线服务。“可以说全国最强干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员都在这个平台上。”
随着海外疫情的发展，现在这个咨询平台又为海外华人、留学生开放了专线。要为海外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对咨询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了解不同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能够回答各国华人和留学生提出的问题。平台还招募了海外的华人心理咨询师，面向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提供服务。
除了线上平台，国家卫健委组织的大规模心理专业队伍，直接深入武汉医疗机构、方舱医院，为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服务。2月21日，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抵达武汉，上海心理医疗队与湖南、四川等省市成规模派出的8支心理医疗队共300人，一起在武汉工作。
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领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认为，如今决策部门对灾后心理干预工作非常重视，组织能力和专业性比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时都要进步很多。
陈亮亮医生对这种重视程度深有体会。“上海很早就派出心理专家进驻了公共卫生中心参与新冠救治工作;他所在的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一到武汉，领队陈尔真就成立心理干预小组，负责为医护人员进行岗前心理培训，把心理防护和感染防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将近两个月的工作时间中，心理小组和后方的心理专家团队开展各种类型的心理干预300多次，对象包括了患者、家属和湖北上海两地的医护人员。
在看到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疫情中曾经出现一些引起社会不满情绪的事件——官员失败的发言、新闻报道的角度欠妥、一项争议性政策的出台……這些事件可能就是未能从心理学角度考虑公众感受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仇剑崟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种种现象提醒我们，未来在政府决策、新闻发布中，更要多从心理角度权衡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