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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左其沛教授与冉乃彦教授在网络上就学校学生的人格教育问题进行了讨论，赵国祥通过微博参与了进来。本对话认为加强对新生代的传统教育甚为重要，传统文化本身又包含诸多层次，在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应当考虑其中的多维结构。中国当代的“改革”，给我们的传统教育提出了新挑战，同样也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机会。
关键词： 新生代 传统教育 儒学
按：我与好友冉乃彦①在通讯中经常讨论人格教育问题，这是最近的一封，谈的问题颇重要。征得乃彦同意，作为我的第一篇博文，发在这里。（左老原文如此）
左其沛（以下简称左）：
乃彦弟：
上次去信谈了对《90后高中生的特点与引导》一文的印象，提了一点问题，但未做具体说明。重读了你的文章，现在再对你的几点《建议》中的成就和问题，提一点意见。就此机会，对人格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几个突出的、带有挑战性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赵国祥（以下简称赵）：的确要加强传统教育，从文化的本源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保持中国人民族性的需要。我们翻看80年代的文化学者的文章，普遍地对中国文化有自信，认为中国的政治要学西方，经济学西方，文化方面是“借鉴”西方，但现在很明显，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挤压、现实中市场化的泛滥等使得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始不再那么自信，而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了极大的可能。我们看到西方社会近代化的过程正是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的，因此，我们应当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足够的信心。
左：你在《建议》第一点提出“加强传统文化、主导价值观的教育”，我认为很重要。文章指出：“市场经济追求效益最大化，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钱挣得越多越好，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教育工作中，应该把做人教育放在第一位，明确地反对拜金主义，抵制金钱诱惑”,“我国在经济领域内推行市场经济，并不是要把市场经济的理念应用在一切领域，变成社会市场化、学校市场化和家庭市场化”。这些分析，我感到很有深度，可以说抓住了教育问题的要害。
赵：确实如此，从1990年代开始的教育产业化如果说开始有它的合理性，并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贡献的话，其弊端已在本世纪初暴露无遗，并泛滥成全社会化的“灾害”。教育确实是一个产业，从三次产业来划分的话，属于第三产业，为第一、第二产业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但是它绝不是，也不能是赚钱的工具。正是在“教育产业化”的幌子下，教育产业链上的人和事都在异化：学校办学主要是要创收，老师教书主要是要挣钱，学生学习主要是要就业。于是有“教”无“育”，教了很多“能带来利益的”知识，尽量压缩“不能带来利益”的知识，于是育人方面问题层出不穷，到最后连“教”都在打折扣，很多学校其工作只是把学生送毕业罢了。
左：当然，这不止是教育问题，还是普遍的社会问题，社会文化问题。其原因，除了“市场经济不成熟”、“法制不健全”等之外，我以为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传统文化的断层，造成人们生活目标的混乱与空虚。
赵：这也跟我们国家目前处于所谓“改革”年代有关系。改革意味着变动，而且是不停地变动，所以人们就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感，最后形成整个社会的浮躁性情绪，再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埋下头到故纸堆里。许多人听到孔孟、马克思就反感，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微阅读”，短信、微博等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党和政府也强调要制度化，法制化，但是难。
左：人们的生活目标，不是某一个人规定的，也不是某一代人随意制定的，而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传统与伦理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成的。如西方各国，都是继承了希伯来的基督教传统和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特别是新教伦理，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的精神目标下进行（当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社会弊病）。东方的一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區，则大都是在继承和发展由中国传过去的儒家传统。中国本来有强大的精神文明传统，如：以仁爱的人性情感为核心的人生价值；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伦理规范为大众的生活准则；以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大同之治为社会理想；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精神为终极关怀，等等。这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于不坠，并具有无可置疑的普世价值。但是，这种宝贵的思想传统恰恰在中国已经衰弱，人们感到很陌生，甚至视为异类。
赵：人们普遍有一种倾向，就是对过去的社会、思想过分理想化、标杆化，比如过去一说理想社会，就是上古三皇五帝时期，现在一说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认为全然完美，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今天要重振传统思想文化也一定要避免这种倾向。我们当然要继承传统文化，因为我们从那儿来，但是，绝不能滑向崇古非今。中国的传统文化简单说是崇尚“一”，即整体、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与市场经济所主张的“重视个体、自由”并不完全契合，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如何找到这两者（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交叉点成为首要课题。
左：五四时期，批判封建主义的制度文化，提倡科学民主，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对于建立新中国甚至初步实现富国强兵，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把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病，都归之于孔孟儒学，提出“打倒孔家店”的荒谬口号，开了批孔批儒的先河，似乎越反传统越先进，这种消极影响，也极深极广。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由于民族存亡的严重考验，由于许多革命先烈和广大共产党人的英勇事迹的感召，由于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上述革命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所奉行，近百年来，也已形成一定的社会传统，即现在常说的“革命传统”。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更由于“文革”十年的严重破坏，一方面，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受到进一步扫荡，另一方面，近百年来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在社会大众中丧失了威信。正好社会发展到了实行市场经济的时期，追求物质财富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人们失去高尚的生活目标和精神信仰，必然以“物”的追求为主要目标，什么都不足信，只好信“钱”了。但是，人们对于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不能公开地排斥和反对，因为它有一种合理的内核，有众多英雄前辈和革命历史的支持，更有现存制度的支撑，于是就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于是就出现了颇受欢迎的“调侃文学”，于是就出现了“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大众哲学”。实际上已形成一种群众性的玩世不恭的调侃文化。与此相联系、相呼应，还形成了一种危险的“虚假文化”。不仅假烟假酒假货假药假证件假广告等广为流行，更严重的是说假话成为群众的日常行为，成为一种“习惯势力”。“某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一分子，我们便非做不可，这就是文化”（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在很多场合，人们说假话脸不红心不跳，说真话倒感到心虚，就是“虚假”已成为一种文化的证明。 赵：五四时期，学界、政界精英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端和缺陷及其与时代的不契合，于是花了大量力气去扭转，但是矫枉过正，孔老二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中庸，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走了极端）。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其发展是其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传统文化既有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又有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即使今天看来是其糟粕的成分也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五四的精英们多数忽略了甚至是无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鲁迅先生讲二十四史就是两个字“吃人”，这当然是中国转型时期思想界主流思想幼稚的表现，事实上，后来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有所改变，看到了其中的积极因素。
从大历史观来看，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就开始处于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到现在并没有结束。这一百多年大致可以做如下分期：1840-1919年，社会精英主流是尽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和独立性，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下千疮百孔。1919-1949年，中国逐渐形成所谓革命传统，革命传统要求“公平、正义、独立、民主”，这些契合了民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深层次上和中国传统家国文化有一致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动员了全社会民众都卷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潮流中。革命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正是由于全社会、全民族的参与才有可能形成。1949-197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于是获得了执掌政权的合法性。党一直在努力，力图尽快从一个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革命党重在“破”，执政党重在“立”。应该说，转型有成功的地方，但是1979年之前基本失败，直到十年“文革”这样的大破坏。这里的破坏自然是包括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不过，这一切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1979至今，“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改革年代，所有人都被卷入这一潮流，“改革传统”开始慢慢形成，人民完全接受了改革，而党开始真正转型为执政党，比如一直强调要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上文，我提到改革年代，人民，其实也包括党和政府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但到今年，我们发现不同于以往的新发展，2011年全国人大宣布中国已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在法治中国建设史上是很重要的里程碑，“胡温”一直强调制度化，强调法治，居功至伟，这也许正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转变为执政党。
执政党的首要职责是发展经济，通过各种是错选择，市场经济成为首选，市场经济包括几大要素。市场经济的三个要素是：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马克思语），这三者几乎都不是自生的，而是由政府孵育形成，从而形成对政府的很强的依附性。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日益脱离群众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一群体为了维持自身利益，不惜牺牲群众利益、国家利益。社会日益分裂，直至现在社会两极分化之严重几乎成为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如治安、教育、就业、医疗等病原。玩世不恭的调侃文化和虚假文化正是社会一般群体对此无奈的一种自我解嘲和自我保护。
我们要分析文化的变迁，就要看到社会的变化。
左：与露骨地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不同，也与赤裸裸地散布色情文化不同，调侃文化和虚假文化，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带有某种隐蔽性的利己主义的文化，是一种既反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又反对“革命传统”的反传统文化。这些反传统文化虽然势头很猛，散布很广，危害很大，但还不能认为已经成为主流文化，因为它还处于理不直气不壮的分上，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态（尽管有所谓“合理利己主义”、“自我中心论”等“理论”与之相呼应，但在学术界并没有成为主流）。克服它的办法也还是有的，这就是大力恢复和弘扬两个传统。最近看到杨东平的一篇博文，谈到王小平的事迹时说：“由于他们的存在，社会的善良和爱得以传递，我们对未来多少能够存有希望。”这是一个多少有点苦涩的结尾。但作者在另一篇博文中指出，要回答“明天怎样会更美好”，“具有决定性的是我们今天的态度——对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明或尊重敬畏，或批判诋毁，或遗忘遗弃的不同处置”。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反思。的确，如果要对明天“多少存有希望”，就变为很多很大的希望，就必须在今天付出极多极大的努力，来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
赵：左老本段所提到的各种所谓“主义”其存在同样有其合理性，尽管很难让人接受。也许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代价之一，学界、政界所要做的应当是尽量减少此种代价，将其危害局限在一较小的范围内。
中国历史有过几个大的过渡期：春秋战国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五代十国几百年、如今从184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还在继续）。过渡期内是礼崩乐坏，这是历史的常态，如果这样看，我们就不会对如今社会的林林总总太过讶异。礼失求诸野，平凡人中孕育着新文化，我们对此充满了信心。当然我们需要更大的努力。
文化的传承需要很多条件，正如上文所说，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首先是准备好其硬件，就是物质条件，让文化的存在不再那么艰难，更为重要的软件，包括一系列保障文化发展的理念、制度、政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两者的建设都应当尽可能地动员民众参与。现在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
左：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传统，都是反对各种利己主义的。这两种传统的精神内涵有同有异,但同大于异。例如，强调人我一体,以人为本；强调公私兼顾,以公为重；强调树立理想信念，反对精神空虚；提倡廉洁自律，反对贪污浪费；强调诚实守信，反对弄虚作假，等等。这两个传统不同的地方，也可以并存或互补。过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五四的消极方面的影响与“极左”思潮的干扰，夸大两个传统的矛盾，造成不必要的内耗与思想混乱，使传统的断裂愈益加深。这种状况，已经到了必须改变也可以改变的时候了。把这两个传统的积极精神与共同点结合起来，对于反对和克服利己主义文化及各种腐朽的消极的文化，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和谐社会的建设，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都有重大意义。对于教育工作，意义尤其重大和迫切，因为儿童和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而当前教育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尤其是一些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和偏差，都和传统的断层脱不了关系。在近期发布的《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两个传统一齐提，而不是提出一个反对一个或“忘掉”另一个，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但放的位置还不够显著。你把它放在首位加以强调，我以为这是这篇文章的深刻性所在。这也是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由于年久失修，这条路荆棘多，很难走。现在，首先要达成一个坚定的共识，那就是：继承传统绝不是要走回头路，更不是什么歪门邪路，这是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希望之路，非走不可之路。不接续过去，就不能面向未来。在现代中国，尤其是这样。
赵：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两者确有共通之处，但是通得不畅，主要由于我们太过功利。
左老强调了教育对文化的传承之重要性，确实如是。文化和教育相融，但我们的教育太过功利化了。比如明达学院讲：为社会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在这里，人是作为工具来训练的。这并不是孤例，现在那个学校不是这样呢？清华大学校庆，其宣传的最大亮点培养了多少政界精英、公司老总。不是说这些不是成绩，而是我们记得民国时期的清华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清华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重新建立了国学院。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永续发展的不懈动力，其传承又不能仅靠学界、政界的几个精英，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要面向最广大的普通人，对象要广；教育的内容要多元，要多教育元知识；教育的形式要多样，包括学校教育但又不能局限于学校教育；教育的投资主体要多元，要监管，但更要相信社会、相信群众。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报告中，将文化工作分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这种划分尽管粗略，但确实是我们对文化工作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注释：
①冉乃彦，著名教育专家，任职于北京教科院，为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专家，曾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参考文献：
［1］冉乃彦.试论早期德育［J］.江西教育科研，1991（06）.
［2］左其沛.青少年性教育的几个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1989（03）.
［3］左其沛先生博客.
［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0a2e20100osj7.html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江苏省青蓝工程项目资助。
关键词： 新生代 传统教育 儒学
按：我与好友冉乃彦①在通讯中经常讨论人格教育问题，这是最近的一封，谈的问题颇重要。征得乃彦同意，作为我的第一篇博文，发在这里。（左老原文如此）
左其沛（以下简称左）：
乃彦弟：
上次去信谈了对《90后高中生的特点与引导》一文的印象，提了一点问题，但未做具体说明。重读了你的文章，现在再对你的几点《建议》中的成就和问题，提一点意见。就此机会，对人格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几个突出的、带有挑战性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赵国祥（以下简称赵）：的确要加强传统教育，从文化的本源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保持中国人民族性的需要。我们翻看80年代的文化学者的文章，普遍地对中国文化有自信，认为中国的政治要学西方，经济学西方，文化方面是“借鉴”西方，但现在很明显，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挤压、现实中市场化的泛滥等使得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始不再那么自信，而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了极大的可能。我们看到西方社会近代化的过程正是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的，因此，我们应当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足够的信心。
左：你在《建议》第一点提出“加强传统文化、主导价值观的教育”，我认为很重要。文章指出：“市场经济追求效益最大化，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钱挣得越多越好，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教育工作中，应该把做人教育放在第一位，明确地反对拜金主义，抵制金钱诱惑”,“我国在经济领域内推行市场经济，并不是要把市场经济的理念应用在一切领域，变成社会市场化、学校市场化和家庭市场化”。这些分析，我感到很有深度，可以说抓住了教育问题的要害。
赵：确实如此，从1990年代开始的教育产业化如果说开始有它的合理性，并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贡献的话，其弊端已在本世纪初暴露无遗，并泛滥成全社会化的“灾害”。教育确实是一个产业，从三次产业来划分的话，属于第三产业，为第一、第二产业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但是它绝不是，也不能是赚钱的工具。正是在“教育产业化”的幌子下，教育产业链上的人和事都在异化：学校办学主要是要创收，老师教书主要是要挣钱，学生学习主要是要就业。于是有“教”无“育”，教了很多“能带来利益的”知识，尽量压缩“不能带来利益”的知识，于是育人方面问题层出不穷，到最后连“教”都在打折扣，很多学校其工作只是把学生送毕业罢了。
左：当然，这不止是教育问题，还是普遍的社会问题，社会文化问题。其原因，除了“市场经济不成熟”、“法制不健全”等之外，我以为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传统文化的断层，造成人们生活目标的混乱与空虚。
赵：这也跟我们国家目前处于所谓“改革”年代有关系。改革意味着变动，而且是不停地变动，所以人们就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感，最后形成整个社会的浮躁性情绪，再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埋下头到故纸堆里。许多人听到孔孟、马克思就反感，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微阅读”，短信、微博等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党和政府也强调要制度化，法制化，但是难。
左：人们的生活目标，不是某一个人规定的，也不是某一代人随意制定的，而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传统与伦理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成的。如西方各国，都是继承了希伯来的基督教传统和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特别是新教伦理，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的精神目标下进行（当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社会弊病）。东方的一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區，则大都是在继承和发展由中国传过去的儒家传统。中国本来有强大的精神文明传统，如：以仁爱的人性情感为核心的人生价值；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伦理规范为大众的生活准则；以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大同之治为社会理想；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精神为终极关怀，等等。这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于不坠，并具有无可置疑的普世价值。但是，这种宝贵的思想传统恰恰在中国已经衰弱，人们感到很陌生，甚至视为异类。
赵：人们普遍有一种倾向，就是对过去的社会、思想过分理想化、标杆化，比如过去一说理想社会，就是上古三皇五帝时期，现在一说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认为全然完美，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今天要重振传统思想文化也一定要避免这种倾向。我们当然要继承传统文化，因为我们从那儿来，但是，绝不能滑向崇古非今。中国的传统文化简单说是崇尚“一”，即整体、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与市场经济所主张的“重视个体、自由”并不完全契合，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如何找到这两者（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交叉点成为首要课题。
左：五四时期，批判封建主义的制度文化，提倡科学民主，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对于建立新中国甚至初步实现富国强兵，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把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病，都归之于孔孟儒学，提出“打倒孔家店”的荒谬口号，开了批孔批儒的先河，似乎越反传统越先进，这种消极影响，也极深极广。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由于民族存亡的严重考验，由于许多革命先烈和广大共产党人的英勇事迹的感召，由于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上述革命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所奉行，近百年来，也已形成一定的社会传统，即现在常说的“革命传统”。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更由于“文革”十年的严重破坏，一方面，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受到进一步扫荡，另一方面，近百年来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在社会大众中丧失了威信。正好社会发展到了实行市场经济的时期，追求物质财富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人们失去高尚的生活目标和精神信仰，必然以“物”的追求为主要目标，什么都不足信，只好信“钱”了。但是，人们对于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不能公开地排斥和反对，因为它有一种合理的内核，有众多英雄前辈和革命历史的支持，更有现存制度的支撑，于是就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于是就出现了颇受欢迎的“调侃文学”，于是就出现了“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大众哲学”。实际上已形成一种群众性的玩世不恭的调侃文化。与此相联系、相呼应，还形成了一种危险的“虚假文化”。不仅假烟假酒假货假药假证件假广告等广为流行，更严重的是说假话成为群众的日常行为，成为一种“习惯势力”。“某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一分子，我们便非做不可，这就是文化”（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在很多场合，人们说假话脸不红心不跳，说真话倒感到心虚，就是“虚假”已成为一种文化的证明。 赵：五四时期，学界、政界精英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端和缺陷及其与时代的不契合，于是花了大量力气去扭转，但是矫枉过正，孔老二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中庸，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走了极端）。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其发展是其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传统文化既有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又有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即使今天看来是其糟粕的成分也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五四的精英们多数忽略了甚至是无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鲁迅先生讲二十四史就是两个字“吃人”，这当然是中国转型时期思想界主流思想幼稚的表现，事实上，后来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有所改变，看到了其中的积极因素。
从大历史观来看，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就开始处于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到现在并没有结束。这一百多年大致可以做如下分期：1840-1919年，社会精英主流是尽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和独立性，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下千疮百孔。1919-1949年，中国逐渐形成所谓革命传统，革命传统要求“公平、正义、独立、民主”，这些契合了民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深层次上和中国传统家国文化有一致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动员了全社会民众都卷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潮流中。革命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正是由于全社会、全民族的参与才有可能形成。1949-197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于是获得了执掌政权的合法性。党一直在努力，力图尽快从一个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革命党重在“破”，执政党重在“立”。应该说，转型有成功的地方，但是1979年之前基本失败，直到十年“文革”这样的大破坏。这里的破坏自然是包括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不过，这一切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1979至今，“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改革年代，所有人都被卷入这一潮流，“改革传统”开始慢慢形成，人民完全接受了改革，而党开始真正转型为执政党，比如一直强调要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上文，我提到改革年代，人民，其实也包括党和政府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但到今年，我们发现不同于以往的新发展，2011年全国人大宣布中国已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在法治中国建设史上是很重要的里程碑，“胡温”一直强调制度化，强调法治，居功至伟，这也许正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转变为执政党。
执政党的首要职责是发展经济，通过各种是错选择，市场经济成为首选，市场经济包括几大要素。市场经济的三个要素是：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马克思语），这三者几乎都不是自生的，而是由政府孵育形成，从而形成对政府的很强的依附性。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日益脱离群众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一群体为了维持自身利益，不惜牺牲群众利益、国家利益。社会日益分裂，直至现在社会两极分化之严重几乎成为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如治安、教育、就业、医疗等病原。玩世不恭的调侃文化和虚假文化正是社会一般群体对此无奈的一种自我解嘲和自我保护。
我们要分析文化的变迁，就要看到社会的变化。
左：与露骨地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不同，也与赤裸裸地散布色情文化不同，调侃文化和虚假文化，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带有某种隐蔽性的利己主义的文化，是一种既反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又反对“革命传统”的反传统文化。这些反传统文化虽然势头很猛，散布很广，危害很大，但还不能认为已经成为主流文化，因为它还处于理不直气不壮的分上，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态（尽管有所谓“合理利己主义”、“自我中心论”等“理论”与之相呼应，但在学术界并没有成为主流）。克服它的办法也还是有的，这就是大力恢复和弘扬两个传统。最近看到杨东平的一篇博文，谈到王小平的事迹时说：“由于他们的存在，社会的善良和爱得以传递，我们对未来多少能够存有希望。”这是一个多少有点苦涩的结尾。但作者在另一篇博文中指出，要回答“明天怎样会更美好”，“具有决定性的是我们今天的态度——对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明或尊重敬畏，或批判诋毁，或遗忘遗弃的不同处置”。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反思。的确，如果要对明天“多少存有希望”，就变为很多很大的希望，就必须在今天付出极多极大的努力，来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
赵：左老本段所提到的各种所谓“主义”其存在同样有其合理性，尽管很难让人接受。也许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代价之一，学界、政界所要做的应当是尽量减少此种代价，将其危害局限在一较小的范围内。
中国历史有过几个大的过渡期：春秋战国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五代十国几百年、如今从184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还在继续）。过渡期内是礼崩乐坏，这是历史的常态，如果这样看，我们就不会对如今社会的林林总总太过讶异。礼失求诸野，平凡人中孕育着新文化，我们对此充满了信心。当然我们需要更大的努力。
文化的传承需要很多条件，正如上文所说，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首先是准备好其硬件，就是物质条件，让文化的存在不再那么艰难，更为重要的软件，包括一系列保障文化发展的理念、制度、政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两者的建设都应当尽可能地动员民众参与。现在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
左：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传统，都是反对各种利己主义的。这两种传统的精神内涵有同有异,但同大于异。例如，强调人我一体,以人为本；强调公私兼顾,以公为重；强调树立理想信念，反对精神空虚；提倡廉洁自律，反对贪污浪费；强调诚实守信，反对弄虚作假，等等。这两个传统不同的地方，也可以并存或互补。过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五四的消极方面的影响与“极左”思潮的干扰，夸大两个传统的矛盾，造成不必要的内耗与思想混乱，使传统的断裂愈益加深。这种状况，已经到了必须改变也可以改变的时候了。把这两个传统的积极精神与共同点结合起来，对于反对和克服利己主义文化及各种腐朽的消极的文化，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和谐社会的建设，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都有重大意义。对于教育工作，意义尤其重大和迫切，因为儿童和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而当前教育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尤其是一些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和偏差，都和传统的断层脱不了关系。在近期发布的《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把两个传统一齐提，而不是提出一个反对一个或“忘掉”另一个，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但放的位置还不够显著。你把它放在首位加以强调，我以为这是这篇文章的深刻性所在。这也是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由于年久失修，这条路荆棘多，很难走。现在，首先要达成一个坚定的共识，那就是：继承传统绝不是要走回头路，更不是什么歪门邪路，这是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希望之路，非走不可之路。不接续过去，就不能面向未来。在现代中国，尤其是这样。
赵：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两者确有共通之处，但是通得不畅，主要由于我们太过功利。
左老强调了教育对文化的传承之重要性，确实如是。文化和教育相融，但我们的教育太过功利化了。比如明达学院讲：为社会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在这里，人是作为工具来训练的。这并不是孤例，现在那个学校不是这样呢？清华大学校庆，其宣传的最大亮点培养了多少政界精英、公司老总。不是说这些不是成绩，而是我们记得民国时期的清华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清华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重新建立了国学院。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永续发展的不懈动力，其传承又不能仅靠学界、政界的几个精英，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要面向最广大的普通人，对象要广；教育的内容要多元，要多教育元知识；教育的形式要多样，包括学校教育但又不能局限于学校教育；教育的投资主体要多元，要监管，但更要相信社会、相信群众。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报告中，将文化工作分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这种划分尽管粗略，但确实是我们对文化工作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注释：
①冉乃彦，著名教育专家，任职于北京教科院，为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专家，曾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参考文献：
［1］冉乃彦.试论早期德育［J］.江西教育科研，1991（06）.
［2］左其沛.青少年性教育的几个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1989（03）.
［3］左其沛先生博客.
［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0a2e20100osj7.html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江苏省青蓝工程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