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与今天相比会更糟或更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听闻了太多孩子的苦难，让我们的心灵几近崩溃，让我们嗅到了人间血腥的气息。长春的周喜军为了一辆车杀死了刚刚两个月大的婴儿；北京的韩磊为了口角摔死了两岁的女童；黑龙江的殷志贺出于迷信在出生五十六天的女儿身上扎下钢针；还有，山西临汾六岁的斌斌被陌生女人挖掉了双眼……
　　斌斌醒来后问旁边的人，天为什么是黑的？
　　想起盲人歌手周云蓬的一首歌，歌名就叫《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人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
　　一个个血淋淋的案件，还在续唱着这首哀伤的歌。
　　我们都是中国的孩子，但我们的孩子，还要不要做中国的孩子？
　　斌斌的妈妈说，如果抓到了残害斌斌的凶手，她也要把凶手的双眼挖出来。
　　看到媒体的这个报道，我感到了绝望，作为法律人的绝望。我知道，一旦当我直面斌斌母亲红肿而绝望的双眼，我可能再也无力奢谈什么“同态复仇”、“刑罚谦抑”、“废除死刑”这样一些堂而皇之的理论或辞藻，数十年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法律理论和在法律工作中获得的所有职业经验，都让我无法平静地、貌似“公正”“高尚”地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母亲只要孩子的双眼，而法律，无法再给他。
　　孩子们蒙难时，法律在哪里？
　　法律的践行，必须有道德的呼应。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一个失去传统文化的民族，从西方凭空移植过来的法律的功能到底有多大？
　　1966年夏，一个老人在《人民日报》上看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后，绝望了。不久，人们便常看到他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地走在街上，身穿旧长衫，扣子全无，只在腰间胡乱扎一根麻绳，而且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1968年5月23日，老人绝食身亡。
　　他是国学大师熊十力。
　　我相信“文革”中的多数人在当时是抱着满腔热情参与进去的，他们都幻想着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最终他们都失败了。
　　这样的失败，其实造成了双重伤害，旧的信仰和世界失去了，而理想中的新信仰和新世界也幻灭了。“文革”结束，我们在幻灭中又马上进行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而事实上，我们缺的不仅是钱和法律，还有对人性和良知的重建，对传统文化的重建。
　　这种缺位，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解决。
　　没有了人性和良知的信仰，没有了传统道德的约束，在物质利益和个人至上的追逐中，所有的恶都从潘多拉的盒子里疯跑出来。
　　而如果要重建传统，追求信仰，就要选对方向。须知追求信仰的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建设，或者毁灭任何美好的、善良的、真实的世界。
　　1934年，欧洲著名导演莱尼·雷芬斯塔尔曾为纳粹执导了大型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对于电影史而言，《意志的胜利》无疑是一部“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但从人性和良知的角度，这又是一副绝对剧毒的毒药，它为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摇旗呐喊。这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纪录片，出现了大量孩子的镜头，军营中孩子的笑脸，游行中争先恐后观看的孩子，儿童军乐队中努力表演着的孩子们……拍摄孩子们对希特勒的喜欢比拍摄成年人对他的崇拜更有说服力，因为孩子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又是孩子。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今天死去和受伤的孩子其实是在为我们过去的疯狂年代和信仰的缺失买单，但我坚信一点：我们今天缺的，不是法律，不是钱，而是对于人性和良知的真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