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咕嘟咕嘟……咣當咣当……病床上的贺明贵睁不开眼，只得竖起耳朵，却还是听不清。有生以来第一次，老贺觉得自己被放倒了。
　　迷离间，老贺猜想：咕嘟咕嘟大概是喝酒吧，不废话，一口闷;咣当咣当应该是火车，是车轮压过大西北的铁轨，去往一处处边关要塞。
　　这是哪里？我又要去哪里？
　　咕嘟咣当，咣当咕嘟，声音与声音相互纠缠，相互碰撞，一道光从撞击出的裂痕照射进来。

二

　　贺明贵刚满十八岁，便套上厂里买来的警服，揣着半块屁股蛋儿大的五四手枪，和父亲押运一火车的雷管炸药去往边疆。一周的咣当咣当，所有文明的印记全部消退，只剩下无边的戈壁与荒漠，还有无处躲藏的寒冷。
　　不能生火，父亲便教儿子喝酒取暖。父亲说酒场似战场，能战到最后的才是胜者。路途漫长，贺明贵一钱又一两地和酒精拉锯，快要吐时便打一套军体拳，酒气随汗液散去，消失在无边的天地，贺明贵便又是一条好汉。
　　军工厂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被环绕一圈的丘陵隔绝：家属区叫黄山村，食堂叫小西湖，机关叫钓鱼台，连后山的林子都被称作小兴安岭。这些名字里也暗含当年三线厂的援建者们对故乡的追忆。
　　厂里的人大多在体制内循环，老子退休儿子接班：炒炸药的接着炒炸药，出黑板报的接着出黑板报。阶层固化得厉害，可谁也没有过埋怨。国有企业，旱涝保收才是王道。1986年，联合国国际和平年，贺明贵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一名厂警。
　　山里的日子波澜不惊，唯有公安枪毙死刑犯时才会万人空巷。就连厂里都会放假，发动职工到现场接受血淋淋的法治教育。贺明贵拉起警戒带，维护外围的秩序，再往里层才是地方公安。厂警毕竟不是警，内外圈的距离，让贺明贵感受到身份的差别。贺明贵也想当一名正式的警察。
　　警察抓贼，天经地义。当不识相的小偷闯进厂区，保卫科便开启了联欢。厂警们几乎是悉数出动，扎紧口袋，把小偷往小兴安岭里赶。枪打得像放鞭炮一样。吓破胆的小偷与其说是被贺明贵抓的，倒不如说是被他从枪林弹雨中解救出来的。
　　贺明贵将贼捆了，交给地方公安，案子便和自己没了关系。每每此时，贺明贵便有些惘然：在小偷面前，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警察;但在那些警察面前，贺明贵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警察——有哪个警察的警服是自己掏钱买的呢？

三

　　机会出现在贺明贵三十岁那年，也是他升任保卫科科长的第二年。厂里人都说贺明贵出息了，年纪轻轻就混了个正科长。可当地公安局面向厂警招录警察时，贺明贵还是第一个报了名。几轮考试后，贺明贵顺顺利利地把自己从正科长降为了小警员。
　　当贺明贵穿着警服，回到黄山村当一名管片儿民警时，厂里人绕着贺明贵瞅了一圈，问道：“你这穿得没啥区别啊。”贺明贵神采奕奕地答道：“有区别啊，我可不是贺科长了，我是贺警官啦！”
　　当了警察，便可以独立办案了，抓了贼也不会再拱手送人。贺明贵等着案件发生，最好是那种大案子，一下子死好几口的。无奈厂区是个熟人社会，偷抢扒拿是很少的;外面的贼忌惮厂里的轻重武器，轻易也不敢犯界。一年到头汇报工作，全年业绩难表，贺明贵觉得很没意思——不破案的警察怎么觉着也不像是个警察。
　　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大案子，刑警队一下子来了一大帮。原来是有线索说厂里有人私下倒卖军火。军工厂，最不缺的就是武器，连反坦克地雷都有七八种。于是，大家对这条线索都很重视。
　　片儿警贺明贵领着一拨全副武装的刑警将半山腰的一个小院给围了。就在那拨刑警研究抓捕方案时，院门竟然开了。一个外号叫“黄牛”的男人从里面出来，直面十几把长枪短枪，黄牛揉揉眼，觉得自己还没睡醒。贺明贵一打眼就知道没什么大案子。
　　果然，院子里的金属废料是成堆成堆的，都是黄牛顺手牵羊弄来的。但要说炸药，那是半两都没有，雷管更是不可能。黄牛的胆子还没大到碰雷管的程度。他只是想把那些金属废料卖了换钱。
　　之前说了，厂里阶层固化，黄牛的爹也是收废品的，只不过运气不好，捡破烂儿时误入地雷试验场，炸了个身首异处。黄牛娘领了笔赔偿金，既没提出其他要求，也没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只是领着黄牛回了家。废品还是源源不断送来，黄牛子承父业，继续当起了破烂儿王。
　　那群刑警们有些败兴，鸣金收兵。贺明贵问带队领导：“人你不带走了？”领导哼了一声道：“小偷小摸的，派出所处理就行了。”贺明贵这才想起，他已经是警察了，不需要再把抓来的罪犯交出去了。贺明贵很高兴，他让保卫科的厂警给他和黄牛拍了张合影。

四

　　厂里的重点人口统共就那么几个。除了被记下盗窃前科的黄牛，就只有两个精神病人。此外，还有几个喝大酒耍威风的，但见到老婆就会立马认怂。还有几个孤儿寡母，也都由厂里照应着，不需要贺明贵操心。
　　厂里自有一套治安管理的方式，关键字就是钱，包括降工资、扣奖金、交罚款，偶尔执行留岗查看，却从来没有开除过一个人。也不是厂领导仁心宽厚，而是怕员工一旦被开除了，闲散下来，会成为更大的隐患。
　　贺明贵总想关几个坏蛋，不只是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更源于脑子里警察抓小偷的惯性思维。没过多久，黄牛很配合地又把自己送上了门。临近年关，厂外来了个收破烂儿的南方“蛮子”，要抢黄牛的生意。黄牛故意撩拨，两人便在篮球场上撕扯起来。黄牛以为厂里人会同仇敌忾，却没想到大家都抱着胳膊作壁上观。黄牛被打急了，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匕首，把压在他身上的蛮子的大腿捅了个窟窿。
　　黄牛跑了，蛮子被送到了医院。事情过了一个小时后，贺明贵才从医院接到了报警。蛮子伤得不轻，大动脉差点儿就捅穿了。面对贺明贵的询问，厂里人开始选边站，竟没人透露黄牛的下落。贺明贵知道他们忌惮的不是黄牛，而是黄牛娘能淹死人的唾沫星子。 　　贺明贵回派出所立案的路上，撞见黄牛骑个三轮摩托车在镇上收废品。黄牛居然还远远向贺明贵打招呼，表现出他乡遇故知的热情。贺明贵心里骂着，面上却堆起笑，挥着手走上前去。
　　黄牛发动三轮摩托，准备离开。贺明贵一个箭步，摩托躥了出去，黄牛却被贺明贵从座上摔了下来，口袋里的匕首露出了刀把儿。黄牛像泥鳅一样翻来滚去，贺明贵要去抓匕首，还要控制黄牛。两人在地上缠斗了好一会儿，而那把匕首一直没有离开贺明贵的视线。
　　周围群众报了警，赶来的同事将黄牛戴上手铐。贺明贵这才提溜起那把匕首，刀刃上还残留着血迹。贺明贵问黄牛刚才为什么不摸刀，黄牛笑着套近乎：“都一个厂的，哪能动刀子呢？”贺明贵又问黄牛为什么主动打招呼，黄牛说：“就是想试探下，如果你不上来抓我，那就说明蛮子伤得不重。”
　　贺明贵刚把黄牛扔进讯问室，黄牛的娘便挎着一篮鸡蛋来了。贺明贵说：“大娘，这鸡蛋不能收。”黄牛娘说：“鸡蛋是给那蛮子的。”贺明贵一愣：“人家收吗？”黄牛娘说：“不收，人家要钱。”贺明贵说：“鉴定起来至少是轻伤。”黄牛娘摆摆手：“我就问你一句，对方如果收了钱，你能把我儿子放了吗？”贺明贵没答话，他觉得黄牛就是只煮熟的鸭子。黄牛娘说：“我都问过了，只要伤者不做鉴定，你们就立不了案。”贺明贵一愣，点点头。黄牛娘说了句：“好，你等我回来。”黄牛娘挎着那篮鸡蛋出了派出所门，留下贺明贵还在那儿发呆。没想老太太五分钟后又转了回来，手里多了两个打包盒，每盒各装一大块葱油饼，还有一个酱猪蹄。黄牛娘说：“一包给你，一包给黄牛，你们辛苦，都别饿着了。”贺明贵有点儿蒙，他想问黄牛到底哪儿辛苦了。
　　黄牛娘走后，贺明贵给黄牛做笔录。材料记得细之又细，连刀把儿上的刻字都记下来了。贺明贵想把他这起案子办成铁案。黄牛倒也很配合，到了饭点，黄牛插话道：“我娘给我的猪蹄子呢？”贺明贵把两份猪蹄都丢给了黄牛。传唤到点便要转刑拘，留给黄牛的时间不多了。
　　又过去一个小时，贺明贵正准备给黄牛办刑拘手续，黄牛娘领着厂里工会领导和伤者家属来了。原来黄牛娘先找到伤者家属，老泪横流地把赔偿款磨到合理范围，又闯进厂领导办公室，声色俱厉、夹叙夹议地把黄牛爹当年的事故又讲了一遍。厂领导明白，黄牛娘当年不在事故和解协议上签字，是为了给未来的不测留一手。厂里答应垫付蛮子的赔偿款，黄牛娘也写了承诺书，不再为当年的事故纠缠。拿了赔偿款的蛮子答应不做伤情鉴定，案件自然就没法儿立了。
　　黄牛离开派出所前，拉着自己老娘要和贺明贵合影，说是人民警察为人民，要感谢一下。黄牛娘踹了黄牛一脚，嫌他丢人不够。娘儿俩走了，贺明贵有些怅然，心底萌生了离开派出所的念头。

五

　　市局组建特警队，要从基层遴选民警。贺明贵捡起丢下许久的军体拳，虎啸山林般，对着假想敌南拳北腿。大雪纷飞，他光着膀子，满山头跑，野鸡腾地惊起一片。
　　到了考核场，考官却把贺明贵拦下来，说他超龄了。来比武的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贺明贵此时已经三十五岁。贺明贵不高兴，说来都来了，好歹让他考一下。结果不管体能还是射击，贺明贵都名列前茅。考官犯难了，只能逐级汇报。上面领导研究后，决定按文件规定执行。贺明贵还是被淘汰了。
　　特警没戏，贺明贵又想往刑警队调。局领导觉得奇怪，都想进清闲单位，很少有往又忙又累的单位调的。领导对贺明贵说得很清楚：“到了刑警队，得从最基层的侦查员干，提拔更要论资排辈。”贺明贵说：“不想提拔，就想办案。”领导想了想，便口头答应了下来。
　　分局党委已经研究通过了贺明贵工作调动的意向，没想到市局摸排零发案社区，摸来摸去，全市只有贺明贵管的黄山村全年无刑事发案。为了验证统计数据，各警种跟进实地调查，这一查更了不得，黄山村不仅是零发案，更是无毒社区、无传销社区、无邪教社区……
　　市领导亲自考察，举行平安社区授牌仪式。热闹一番后要拍合影，贺明贵举着牌子，左手边是政法委书记，右手边是公安局长，他板着个脸，一丝笑容都没有。平安社区的先进牌匾像一座五指山，将他压在了黄山村。再想调走，那是不可能的了。
　　授牌以后，贺明贵调整了工作策略，手腕强硬了许多，够拘留的一律拘留，再不给调解的机会。别人以为贺明贵是要把平安社区的亮点擦得更亮，只有家里人知道贺明贵是在发泄无处可去的精力。
　　黄牛当然是打击的重点。他攒了局，邀厂里的小年轻到后山院子赌博。贺明贵一脚把门踹开，院子里的人正要逃，黄牛反倒站出来吼道：“都照面啦，还想往哪儿跑？统统给我抱头蹲着！”
　　那些参赌的一愣，觉得黄牛说得有理，便都抱头蹲下。黄牛朝贺明贵点头哈腰，也抱头蹲下。贺明贵领着一群赌徒进了讯问室，黄牛娘便领了一群家属围了派出所。
　　所长问贺明贵：“你真要把那些小伙子给关了？”贺明贵说：“该关就关。”所长说：“你想好了？”贺明贵说：“下面那群老娘儿们要是再闹，我也把她们关了。”所长最后还是卖了厂领导一个人情，对那些参赌的罚了款，只把黄牛拘留半个月。黄牛娘每周一、三、五到拘留所给黄牛送饭，每周二、四、六则跑到贺明贵的警务室唠叨。贺明贵只当老太太在训练自己的定力。

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军工厂划转到地方，成了一个生产民用机械的厂子，老领导们被调离，一套新班子接管了经营。换了牌子后，厂子打开大门，引进了新的生产线，从厂外招募了新的工人，制定了一套新的制度。该花的可劲儿花，该省的绝对不浪费。新厂子称其为改革开放。
　　竞争带来了对抗。不仅是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间的，也是本地员工与外来员工间的。连黄牛都多了不少竞争对手，破烂儿生意越来越难干。几年折腾下来，厂子亏得连车间都抵押了。厂领导被员工们从小西湖的饭桌上扔进了池塘，领导随即打了辞职报告，消失没影，留下一大群本地人和外乡人在这条千疮百孔的船上，不知何往。
　　也是那几年，贺明贵在厂区抓到第一个吸毒人员，拔出萝卜带出泥，又把黄牛给抓了。这算是贺明贵破的第一个大案子，黄牛娘照例围在派出所外，只是这次老太太不再想法儿捞人了，她默默地抹眼泪，贺明贵心里堵得慌。 　　考虑到厂里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刑事发案明显上升，派出所给贺明贵派了年轻的联防队员小尹辅助他。小尹在北京读的大专，他爹有两座小煤矿，是标准的富二代。在城市生活惯了的小尹来到山里，便成了一只放生的鹰。成天在各个山头转悠，逮野鸡、抓刺猬、被野猪撵着跑，爬到树上折片叶子，吹出个声响，高兴得不得了。
　　小尹来了，贺明贵也成了老贺。他还坚持打军体拳，这不，一大早他把小尹从被窝里拉起来陪他一起练。小尹却迷迷瞪瞪差点儿从山上滚下来，一问才知道小尹半夜钓黄鳝去了。到了中午，小尹来精神了，贺明贵却拉着他坐到电视机前，一起看《今日说法》。老贺把这当作理论学习，小尹却提不起兴趣。
　　贺明贵和小尹认真谈了一次。老贺以不想当警察的联防队员不是好联防队员作为开篇，小尹却笑得狡猾。老贺想起来了，小尹有个身价千万的爹，他干吗要去当警察呢？
　　小尹说，他不会子承父业当煤老板。老贺问他：“那你想干吗呢？”小尹说：“我也不知道要干吗。”老贺说：“人生总得有个方向吧。”小尹说：“人生为什么要有个方向呢？”老贺也不知道该问什么了。
　　不过论起抓捕，小尹也和他的性格一样率性，不管对方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小尹一头就冲上去，抱着人家脑袋，把人搞得晕头转向。也有挣脱的，小尹便在后面追，边追还边汪汪叫，活像一条疯狗。小尹刚把人拖住，老贺后脚便赶到，他施展擒拿术，轻松便把人铐了。
　　那两年老贺和小尹抓了不少违法犯罪人员。大多是吸毒的，也有盗窃的、抢劫的、诈骗的……各种犯罪都冒出来了。老贺辖区的发案数上去了，打击绩效也上去了。和先前一样，人抓了，尽快审，提早关，不给任何讲情、调解的机会。关完人，下了班，便回厂里喝酒。唯有小酒下肚，老贺才不会想那些人为什么会犯罪，也不会想作为警察的他，是不是只有抓人这一件事可干……
　　小尹喜欢和老贺拼酒，虽然每次都会喝趴下，但不妨碍他下一次接着向老贺挑战。厂里老人说，老贺的酒量就是插在山顶的一面红旗，小尹发誓要把这面旗帜给拔下来。
　　有一天，小尹打电话说，他把黄牛娘抓了。老贺没听清，还在困惑，黄牛正在戒毒所里关着呢，怎么又被抓了？回到警务室，才发现被抓的是黄牛娘，墙角边是一堆捆扎好的纸盒。小尹说，黄牛娘和一个小伙子抢收废品，把人家脸给抓烂了。老贺再看黄牛娘，还是戴着眼镜，还是干干净净，只是手上套了副线手套。小尹说，拘留报告打好了。老贺把那纸拘留报告放下，问小尹，人家要多少钱？小尹有些蒙，谁要多少钱？老贺说，被打伤的那个。小尹说，这个还没问。于是，老贺从钱包里掏出五百元钱递给小尹，说：“把钱给他，叫他不要闹。如果嫌少，就告诉他以后别想来厂里收破烂儿了。”小尹拿了钱，却没走，狗尾续貂地又问一句：“人不关了？”老贺给了他一个白眼，小尹飞奔而去。黄牛娘从座位上起身，自顾自地说了句：“还不如关了省心。”老贺在想老太太的话，是谁省心了？是老贺，是黄牛，还是老太太自己？
　　到了年底，全市表彰先进个人，老贺因为人抓得多，荣获破案能手的称号。颁奖大会时，老贺没去，他让小尹代他上台戴大红花、领奖状，自己则爬到山顶上，赤膊打起了军体拳。

七

　　厂里闹哄哄一阵后，年轻人开始离开不赚钱的岗位，纷纷到外地谋生。又过了一段时间，主管部门决定撤走班子，关了厂子，只剩下留守处，还有几百名老弱病残。黄山村这才消停下来。
　　有一天，小尹对老贺说：“我辞职了，要到西北去。”贺明贵问：“西北哪儿？”小尹说：“走哪儿是哪儿。”老贺想了想，说：“西北冷，受不了时就喝酒。”小尹说：“今晚就想和你喝。”俩人晚上喝了一箱白酒。老贺越喝越清醒，小尹也没喝趴下。小尹还想买酒，老贺说：“算了，你有这酒量，我也就放心你去了。”
　　至于黄牛，他总是说：“老娘在，不远游。”但厂里人都知道，被毒品废了的黄牛只能靠他老娘养活。毒瘾好戒，心瘾难除。短则半年，长则一年，黄牛就会因为吸毒被关进戒毒所。有一次还是他娘举报的。临送戒毒所前，黄牛哭着喊着要见娘一眼，不知是因为心里有恨，还是心里有愧。
　　厂里面的老人也难免有磕碰，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拌拌嘴，推推搡搡，然后报警。老贺到了，既不劝解，也不再说那些送拘留所的话，只是找个朝阳的地方坐下，眯着眼看两边接着吵。两边再争执几句，便觉出无聊，各自作罢。最后，老贺撂下一句话：“再吵的时候记得打110。”
　　贺明贵知道厂里面太安静了，需要闹出点儿动静，便将练武场从山里的林子转移到家属区中央的篮球场。一套军体拳打下来，总有人来看热闹。老贺趁机讲一讲防范电信诈骗的知识。随着人口减少，传统盗窃少了许多，打电话诈骗的倒多了起来。但不管老贺怎么宣传，还是不时有人被骗。听说最近网上出现“钓鱼”诈骗，老贺让所里的小年轻给他下载了支付宝。完成注册后，小年轻又让他把银行卡号、密码进行绑定。虚拟的网络让他看到了一个看不清的世界，一个曾经诱惑他离开的世界，一个正在逐渐将他抛弃，又或是他已经将其抛弃的世界。

八

　　前年年尾，黄牛又一次回到了厂里，披散着头发，套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皮夹克，身边是一个瘦削的女人。黄牛逢人便介绍，这是他的未婚妻，过了年就完婚。贺明贵找这个女人登记，女人的面色发乌，说生涩的普通话，是西南大山里的女人。
　　黄牛娘给女人包了红包，整理了房间，置办了床上四件套。在小西湖订好喜宴后，黄牛娘给钢笔灌满墨水，在喜帖上写下那些还在厂里面住着的人的名字。
　　然后，过年了。
　　厂里面更是清静，许多老人被儿女接到城里团聚。吃过年夜饭，贺明贵开车拖了八箱冲天炮到厂里的篮球场上点燃。砰砰砰，绚烂焰火绽放在漆黑的夜空。黄牛一家都来了，黄牛指着焰火给自己的未婚妻看，一脸炫耀。老贺却在看黄牛娘，那些五彩斑斕倒映在厚厚的眼镜镜片上，遮蔽了老太太的双眼。
　　大年初六，贺明贵在黄牛新房的床上发现了那个未过门女人的尸体，圆睁着眼睛，全身扭曲出痛苦的形状。黄牛靠着新房的墙根蹲着抽烟。他的母亲站在老贺身后，手扶在老贺的肩膀上，微微颤抖。
　　法医做了鉴定，女人是吸毒过量猝发心脏病死的。拿到尸检报告后，老贺去了趟医院，他口腔溃疡了好一阵，吃药控制不住，每天都像是吞了个火球在嘴里。口腔科医生拿到血常规报告后，让他找肿瘤科，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后，老贺被诊断为口腔癌。
　　贺明贵请了假，在医院住下。化疗的副作用很大，老贺的脑子成天昏昏沉沉，耳朵里也出现了幻听，咕嘟咕嘟，咣当咣当。老贺又变回当年那个在火车上被灌醉的小年轻，迷迷糊糊的，老贺忽然觉得：为什么还要挣扎呢？其实被放倒也很好啊。
　　肿瘤病房不能留人，熬过第一个阶段的治疗后，老贺便回了家。
　　没人催老贺回去上班，但老贺还是穿着警服回到了黄山村的警务室。局里的民警要宣传老贺带病上班的事迹，老贺淡淡地说：“我只是没有地方可去。”
　　村里有人办丧事，老贺去了，看到灵堂中央的照片是黄牛娘。照片下跪着黄牛，头点着地。灵堂外有个老头儿摆了案，持一支毛笔记账。老贺交了两百元凑份子，老头儿便记下了“贺明贵”这三个字。老贺回到灵堂，向黄牛娘鞠了三个躬，然后转向黄牛，说：“老太太不容易。”黄牛还是低着头。老贺还想说些什么，但他的口腔痛得厉害，默默站了一会儿后便离开了。

九

　　又过了几天，小尹来了，穿着一身警服。老贺惊讶之余，咧嘴笑了。小尹开车在西北转了一圈后，回家安心看了半年书，考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一名刑警。小尹说他们刚打掉一个电信诈骗团伙，回村里一方面是给老百姓返还赃款，另一方面是来看看老贺，和老贺再喝个痛快。贺明贵暗想：看样子小尹是不知道自己患癌的事情。
　　入夜，贺明贵让老婆炒了几个菜，两人就着菜，喝完了两瓶白酒。再要开第三瓶时，老贺咕哝道：“老了，醉了，你赢了。”小尹喷着酒气问：“你确定？”老贺摆摆手，再说不出话。小尹哈哈大笑：“我总算把你赢了。”老贺无声笑着，心中暗许：最后一次喝酒了……
　　当晚，小尹就睡在警务室里。第二天，天色阴沉，贺明贵依旧早起，来到厂里篮球场中央，拉开架势，打出一套军体拳。正在捡破烂儿的黄牛放下手里的炉钩，在旁边静静看着。一套拳打完，一道光从乌云的缝隙中照射下来。贺明贵和黄牛不约而同抬起头，望向天际的那道光出了神。
　　责任编辑/张璟瑜
　　文字编辑/吴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