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詹姆斯·达菲先生居住在查佩利佐德，因為他想住在离那个与他的公民身份发生联系的城市尽可能远的地方，同时也因为他觉得都柏林的其他郊区都很平庸、现代化、自命不凡。他住在一所阴沉的旧房子里，从房间的窗口，看得见那个已经废弃的酒厂或者那条成为都柏林城基的浅河的上游地带。他的房间没有铺地毯，高高的四壁也没有挂图片。房间里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亲自购置的：一个黑色的铁床架、一个铁制的脸盆架、四只藤椅、一个衣架、一只煤斗、一个火炉围栏和炉子的生火用具，还有一张方桌，方桌上放一个两人用的写字台。装在壁橱里的书架是用白木的隔板搭起来的。床上铺着白色的被褥，一块黑色和绯红色的小地毯盖着床脚。脸盆架上方挂着一面有柄的小镜子，一盏盖着白色灯罩的灯是白天放在壁炉上的唯一装饰品。白木书架上的图书是按照图书体积的大小从下而上排列的，一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全集摆在书架最低一格的一边，一本用笔记本的硬布封面装订起来的《麦努斯教义问答手册》摆在书架最高一格的一边，写字台上总是摆着纸、笔等写作用具。写字台里放着一份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米夏埃尔·克拉梅尔》的译稿，剧本的舞台指导说明是用紫红色的墨水写成的，一小沓纸张用一只黄铜大头针别在一起。在这些纸张上有时写上一个句子，而且莫名其妙的是，还在第一张纸上贴上一张《拜尔·宾斯》广告的大字标题。写字台的盖子一揭开，便有一阵淡淡的香味飘出来，这香味来源于一些用杉木制成的新铅笔，或者一瓶胶水，或者一只搁在那里忘记吃的熟透了的苹果。
达菲先生厌恶一切显示物质上或精神上混乱的事物，中世纪的医生会断定他是一个属于忧郁型的人。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像都柏林街道那样黝黑。他的脑袋又长又大，留着一头干枯的黑发；黄褐色的小胡子盖不住那张缺乏友好表情的嘴巴。他的颧骨也使他的脸看起来很严厉；可是，他那双眼睛倒一点也没有严厉的样子；那双眼睛在黄褐色的眉毛下观察客观世界的事物，使人们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他随时随地欢迎别人改过自新，但又经常感到失望。
他使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身体保持一点距离，总是以怀疑的目光从侧面观察自己的举止行为。他有一种构思自传的奇特的习惯，时常在自己的脑子里组成一个关于自己的短句，句子的主语是第三人称的，而谓语是过去式的。他从来不施舍给乞丐，走起路来带着一根粗大的榛木手杖，步伐坚定。
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巴戈特街一家私营银行当出纳员。他每天上午乘电车从查佩利佐德来到办公室，中午去丹·伯克餐馆进午餐，吃的一瓶淡啤酒和一小盘用竹芋粉制成的饼干。他下午四点钟下班，尔后去乔治路一家餐馆进晚餐，在那里可以避免和都柏林的公子哥儿们交往，从而感到安全。同时，那里供应的食品比较实惠，价钱也相宜。他是这样消磨晚上时间的：要么在家里听女房东弹钢琴，要么在郊区漫游。他爱好莫扎特的音乐，因而有时去看歌剧或参加音乐会。这些活动就是他生活上仅有的消遣。
他既没有同伴，又没有朋友；既没有加入教会，又没有宗教信仰。他过着自己的精神生活，没有和别人进行思想或感情的交流，只是在圣诞节访问他的亲戚，而在他的亲戚过世之后，护送他们的遗体去墓地。他因为要按古旧的礼节来保持自己的身份，所以才履行这两项社交上的义务；除此以外，对支配公民生活的一切传统习惯，他绝对不再做出让步。他心里有时也曾盘算在某种情况之下抢劫自己任职的银行，可是，既然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他也就平平稳稳地生活下去，什么冒险的事情也没有发生。
有一天晚上，他在圆形大厅发现自己坐在两个女人的旁边。音乐厅听众稀稀拉拉，气氛宁静，预示音乐会令人苦恼的失败局面即将形成。那个坐在他身旁的女人环顾冷冷清清的大厅一两次，然后说：
“今天晚上卖座这么差，多么可惜！对着空无一人的座位唱歌，真令人感到难堪。”
他认为那个女人说出这个评语的用意是要请他答话。他看见她似乎一点都没有尴尬的样子，感到惊讶。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他努力把她的形象铭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听说坐在她旁边的年轻姑娘是她的女儿时，他估计这个女人的年纪大概比他小一两岁。从她的脸看起来，她过去一定很漂亮，现在还很聪明。她的脸是椭圆形的，面部轮廓非常分明。她那深蓝色的眼睛极其稳定沉着。她看东西的时候，眼睛里起初露出一种对抗的情调，可是接着瞳孔突然在虹膜里消失，使对抗的情绪有点混乱，从而在一刹那间显示出一种非常敏感的性格。她的瞳孔很快地重新出现，这种披露了一半的本性又一次受到谨慎庄重的姿态所控制，在这个时候，她那件用阿斯特拉罕羔皮制成的短上衣，紧紧盖住相当丰满的胸部，再一次更明确地露出对抗的情调。
几星期后，他在厄尔斯福特斜坡街举行的一次音乐会里再一次和她见面；他趁她的女儿注意力转移到别处的时候，抓住机会同她亲热一番。她谈话时有一两回提到她的丈夫，但她的语气并不像是对其他男人提出警告的样子。她的名字叫辛尼科太太。她丈夫的曾祖父的父亲是从意大利的里窝那移居爱尔兰的。她丈夫是一艘航行于都柏林和荷兰之间的商船船长，她和她的丈夫有一个孩子。
在偶然和她第三次见面时，他鼓起勇气向她提出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她依约来到。这是他们俩许多次约会中的第一次，他们总是在晚间见面，而且总是找一些最安静的地方一起散步。然而，达菲先生讨厌不够光明正大的行为，他觉得他们俩这样偷偷摸摸地会面，不是滋味，因此他迫使她邀请他去她的家里会面。辛尼科船长以为达菲先生来访的目的是追求他的女儿。辛尼科船长在自己寻欢作乐的放荡生活中早已把他的妻子置诸脑后，弃之如敝屣，因而他绝不疑心有人会对她发生兴趣。辛尼科船长经常出航，他的女儿又在外面教音乐课，在这种情况之下，达菲先生有很多机会可以和辛尼科太太相会，度过愉快的时光。他和她以往都不曾体验过这种冒险生活，因此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什么不恰当。他的思想逐渐和她的思想纠缠在一起了，他把书借给她看，向她介绍一些观点，让她分享他的文人生活。她倾听并且接受他的一切意见。
为了报答他提供的理论，她有时候也向他倾吐自己生活经历的一些情况。她又以几乎是母亲般的关怀，促使他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本性，就这样，她变成了他的“忏悔神父”。他对她说，他参加某个爱尔兰社会党的集会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二十个态度严肃的工人在阁楼上一盏煤油灯的暗淡亮光下开会，在这种场合，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物。后来，这个社会党分裂为三派，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领袖，分别在本派的阁楼上开会，这么一来，他就不再参加这种集会了。他说，工人们开展谈论时胆子太小。对增加工资的问题，他们总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他觉得那些工人都是相貌严厉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精确性感到愤恨，因为精确性是闲暇的产物，而这种闲暇是他们无法得到的。他对她说，都柏林在几个世纪内不大可能发生社会革命。 她问他为什么不把他的意见写出来。他用一种有点轻蔑的态度反问她说，写出来又有什么用，难道要同那些不能连续思考六十秒钟的爱讲漂亮话的空谈家竞争吗？让自己充当愚蠢的中产阶级的批评对象吗？愚蠢的中产阶级是把本阶级的道德观念交给警察，把本阶级的美好艺术交给歌剧团经理的。
他经常到她在都柏林城外的小屋里去找她，他们经常在一起消磨夜晚的时光。在他们彼此的思想纠缠在一起之后，他们逐渐谈到一些比较切身的事情。她的友谊就像温暖的土壤覆盖着从外面移栽过来的植物。她曾经有许多次故意不点灯，让他们俩在黑暗中度过夜晚。黑暗的、保持着沉默气氛的房间，他们俩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及仍然在他们耳畔荡漾着的音乐，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使他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把他性格上粗糙的部分磨掉，使他的精神生活带有感情色彩。他有时发现自己在倾听自己的声音，他觉得他在她的心目中将会上升到天使的地位。当他使自己和他的伴侣的热情性格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时，他听得见一种陌生的、非个人的声音，他认得出這个声音就是他自己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坚持要灵魂过着无法补救的孤独生活。这个声音对他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奉献出去，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有一天晚上，当他们俩结束这么一场谈话时，辛尼科太太显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情绪，居然热情奔放地抓起他的手去贴紧她的脸蛋。
达菲先生感到非常惊讶。她对他的言辞的含义有了不正确的理解，这使他感到幻想破灭。在这之后，他有一星期没有去访问她。后来他写信给她，约她相会。他希望他们俩这最后一次的谈话不会被彼此过去互相倾吐的心里话所困扰，因此他约她在公园大门附近的一家小点心店会面。时值很冷的秋天，尽管天气很冷，他们俩在公园内的几条道路上来回漫步差不多三小时。他们同意彼此断绝关系。他说，每一次联系都使人感到悲哀。离开公园之后，他们默默地走到电车站。但是在到达电车站的时候，她开始浑身发抖。他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她会再一次控制不住感情，便赶快和她道别，让她独自留在电车站。几天以后，他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他的书籍和乐谱。
四年过去了。达菲先生恢复了他平静的日常生活。他的房间布置得有条不紊，整齐清洁，这种情况依然是他的精神状态的见证。楼下房间里的乐谱架上塞满了一些新的乐谱。他的书架上有两卷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快乐的科学》。他很少在书桌上的那沓纸上写东西。在他和辛尼科太太进行最后一次谈话两个月之后，他在这沓纸上所写的句子中有一句是：男人与男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他不再去参加音乐会，唯恐会遇见她。他的父亲逝世了，银行的小伙伴退休了。他依然在每天上午乘电车进城，每天晚上在乔治路的餐馆适度地进餐，把阅读报纸当作晚餐的最后一道菜，然后徒步回家。
一天晚上，当他刚要把一小片咸牛肉和卷心菜放进嘴里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下来。他的眼睛盯住那张靠着玻璃水瓶竖立起来的晚报上的一篇报道。他把那片咸牛肉和卷心菜放回盘子里，然后把那篇报道仔细阅读了一遍。接着他喝了一杯水，把他进餐的盘子推到一边，将那张晚报对折起来，双手捧着，把那篇报道读了又读。卷心菜开始在他的盘子里积了一层冰冷的白色油脂。女服务员来到他的跟前问他，是不是晚餐的菜做得不好。他说，晚餐的菜做得挺好，他说完话后，勉强吃了几口。他付了账后便离开了餐馆。
他在十一月的黄昏中以迅速的步伐向前走去。他粗大的榛木手杖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浅黄色《邮报》的边缘从他那件紧身的双排扣大衣的一个侧面口袋里露了出来。当他走到那条从公园大门通向查佩利佐德的人迹稀少的大路上时，他放慢了脚步。他的手杖碰到地面时的声音减弱了。他那不很均匀的呼吸几乎变成一声声叹息，在冬天的空气中凝结起来。
他到达他的寓所时，就立刻走到楼上的卧室，从衣袋里取出那张晚报，靠着从窗外射进来的微弱光线，再一次阅读那篇报道。他读这篇报道时没有发出声音，但双唇颤动，好像神父在读弥撒序诵前的默祷那样。下面就是这篇报道：
一位夫人在悉尼广场死亡
一个令人悲痛的案件
今天副验尸官（在莱弗里特先生离开的期间）在都柏林市立医院对埃米莉·辛尼科太太的遗体进行验尸。辛尼科太太现年四十三岁，昨天晚上在悉尼广场车站被火车压死。现在的证据表明：这位死去的夫人在试图横过铁路线的时候，被上午十点钟从金斯敦开出的慢车的机车撞倒，头部和身体的右边受伤，造成死亡。
机车司机詹姆斯·伦农陈述说，他在铁道公司任职已有十五年。他在听到列车员的哨音时，就开动火车，一两秒钟后听见叫喊声，便马上停车。当时火车行驶很慢。
火车站搬运工人普·邓恩陈述说，当火车刚要开动时，他看见一个女人试图横过铁路线，他跑过去，大声呼喊，但在他还来不及跑到她身边时，她就碰到机车的缓冲器，跌倒在地上。
一位陪审员问道：“你看见那位夫人跌倒吗？”
证人答道：“是的。”
警官克罗里宣誓作证说，他来到现场时，看见这个死者躺在月台上，显然已经死亡。他做出安排，把尸体搬移到候车室，等待救护车到来。
第五十七号警察证实警官作证的话。
都柏林市立医院住院部副外科医生哈尔平医生陈述说，这个死者有两根下肋骨折断，右肩严重撞伤。头颅右侧在死者跌倒时受伤。对于正常的人来说，这种伤势尚不足以导致死亡。在他看来，死亡的原因也许是由于震荡和心力突然衰竭。
赫·布·佩特森·芬利先生代表铁道公司发言，说他对这个意外事故的发生深表遗憾。公司当局一向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包括在每个车站都贴出通告，并在道路的平面道口设置有专利证的弹簧门，要行人在横过铁路时，必须走天桥。这个死者习惯于在深夜时分横过铁路线，从一个月台走到另一个月台。同时，由于这个案件还有某些其他情况，因此他认为铁道公司的行政官员对这个意外事故不应该负有罪责。
居住在悉尼广场利奥维尔的辛尼科船长，即死者的丈夫，也出席作证。他陈述说，死者是他的妻子。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不在都柏林，因为他是在第二天上午才从鹿特丹回来的。他们结婚已有二十二年，一向过着幸福的生活，到了大约两年前，他的妻子开始有喝酒的嗜好，经常饮酒过度。 玛丽·辛尼科小姐说，她的母亲近来经常在夜里外出买烈酒。她作证说，她常常试图向她的母亲说明喝酒的害处，并且曾经劝她的母亲参加戒酒会。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她不在家，她是一小时后才回家的。
陪审团根据医生提出的证据做出裁决，宣布免除司机伦农的一切罪责。
副验尸官宣称，这是一个令人极其悲痛的案件，同时对辛尼科船长和他的女儿表示深切的同情。他敦促铁道公司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意外事故。有关的人都不负有任何罪责。
达菲先生读完这篇报道后，抬头眺望窗外阴暗惨淡的晚景。河水在那空洞无人的酒厂旁边静静地流淌着，在卢堪路上偶尔有灯光从房屋里照射出来，多么可怕的下场！关于她死亡的全部情况使他感到厌恶，想起她过去曾经向她倾诉衷肠，更使他感到厌恶。报道中俗套乏味的语言，表示同情的空洞词语，新闻记者用小心谨慎的措辞竭力掩盖一个平凡的、庸俗的死亡事故，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恶心。她不仅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也降低了他的身份。他看到她的道德品质卑劣所造成的罪恶，既可耻又臭气冲天。说什么是他的灵魂的伴侣！他想到过去看见的那些蹒跚而走的不幸的人们，拿着小桶子和瓶子等待酒吧间的服务员的施舍。正义的上帝，多么可怕的下场！显而易见，她没有活下去的能力，缺乏坚定的意志，成为不良嗜好的牺牲品，成为人类文明培育起来的一个废物。真想不到她居然会堕落到这么下流的境地！他对于她的情况的误解难道可能达到如此无可救药的地步吗？他回忆起她那天晚上异乎寻常的兴奋情绪，对这种情感的爆发用前所未有的严厉标准来加以衡量。因此，他现在觉得要对自己过去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同，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当灯光熄灭的时候，他开始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他觉得她的手接触到他的手。那篇报道带来的冲击起初使他感到恶心，现在进而使他神经紧张。他连忙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出户外。他跨过门槛时，一股冷空气迎面扑来，钻进了他的大衣袖子。他来到查佩利佐德桥边的小酒店，走了进去，要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混合甜饮料。
小酒店的老板以谄媚讨好的态度端上饮料，但没有和他说话。五六个工人在酒店里讨论基德尔郡一个绅士庄园的经济价值。他们不时拿起一品脱容量的大酒杯喝酒，抽烟，经常把痰吐在地板上，有时还移动他们的大长筒靴，用地板上的木屑把痰覆盖起来。达菲先生坐在凳上凝视着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走了，他又要了一杯混合甜饮料，坐在那里喝，消磨了很长时间，酒店里非常安静。酒店的老板懒散地靠在柜台上阅读《先锋报》，正在打呵欠。不时地听见一辆电车在外边人迹稀少的街道上嗖嗖地驶了过去。
他坐在那里，重温他和她共同度过的那一段生活历程，现在他在心里把她想象成两个交替出现的形象。他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人世，已经变成另一个记忆。他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他问自己：他当时还能够采取别的什么行动。他当时不能同她扮演一出互相欺骗的喜剧，他当时不能公开和她同居。在他看来，他过去所采取的行动是最适当的。人们怎么能够责怪他呢？她已经离开人间，这时他才了解，她以往一夜又一夜地独自坐在房间里，过的是一种多么孤独的生活呀。他自己的生活也将是孤独的，也将会这样孤零零地一直生活到死亡来临，不在人间，变成一个记忆——如果世界上还会有人想到他的话。
他在晚上九点钟以后才离开酒店，夜间既寒冷又阴暗。他从第一个大门走进公园，沿着干枯的树木下的那条路走过去。他穿过公园里那几条荒凉的小径，这些小径就是他们俩四年前散步的地方。在黑暗中，她仿佛就在他的旁边。他有时候好像觉得听到了她的声音，又好像觉得碰到了她的手。他站住不动，倾听着，他为什么不给她留一条活路？他为什么判她死刑？他感觉到自己的德行已经丧失殆尽。
当他走到玛迦津山顶时，他停了下来，顺着河流眺望都柏林，城里的灯光在寒夜里照得通红，令人感到舒适。他朝着山坡向下俯瞰，看到在山脚下，在公园围墙的阴影里，有一些躺着的人影，隐约可见，那些用金钱买来的偷偷摸摸的性爱，使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他那庄重的、正直的生活使他感到苦恼，他觉得自己是个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的人。有一個人似乎曾经爱上他，他却拒绝给予她生命和幸福。他狠狠地羞辱了她，使她羞惭致死。他知道那些躺在公园围墙边的人形动物正在注视着他，希望他滚蛋。没有一个人要他，他是个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的人。他转身眺望那条闪烁着暗淡微光的河流，河水蜿蜒地流向都柏林。在河流的那一边，他看见一列货车曲曲弯弯地驶出金斯桥车站，像一条有个火红的头的小虫，顽强地、吃力地穿过黑暗。货车缓慢地行驶，消失不见了；但是他的耳朵还听得见机车吃力的、深沉的嗡嗡声，反复唱出她名字的音节。他转身顺着来路走了回去，机车有节奏的声音还在他的耳朵里轰鸣。他开始怀疑他记忆中的事物是否真实。他在一棵树下停下来，让耳朵里那轰鸣的节奏消失。
他在黑暗中感觉不到她在身边，耳朵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他等候几分钟，倾听着，什么也听不到：夜里非常寂静。他再一次倾听着：还是非常寂静。他感觉自己是孤独的。
责任编辑 贾飞
达菲先生厌恶一切显示物质上或精神上混乱的事物，中世纪的医生会断定他是一个属于忧郁型的人。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像都柏林街道那样黝黑。他的脑袋又长又大，留着一头干枯的黑发；黄褐色的小胡子盖不住那张缺乏友好表情的嘴巴。他的颧骨也使他的脸看起来很严厉；可是，他那双眼睛倒一点也没有严厉的样子；那双眼睛在黄褐色的眉毛下观察客观世界的事物，使人们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他随时随地欢迎别人改过自新，但又经常感到失望。
他使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身体保持一点距离，总是以怀疑的目光从侧面观察自己的举止行为。他有一种构思自传的奇特的习惯，时常在自己的脑子里组成一个关于自己的短句，句子的主语是第三人称的，而谓语是过去式的。他从来不施舍给乞丐，走起路来带着一根粗大的榛木手杖，步伐坚定。
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巴戈特街一家私营银行当出纳员。他每天上午乘电车从查佩利佐德来到办公室，中午去丹·伯克餐馆进午餐，吃的一瓶淡啤酒和一小盘用竹芋粉制成的饼干。他下午四点钟下班，尔后去乔治路一家餐馆进晚餐，在那里可以避免和都柏林的公子哥儿们交往，从而感到安全。同时，那里供应的食品比较实惠，价钱也相宜。他是这样消磨晚上时间的：要么在家里听女房东弹钢琴，要么在郊区漫游。他爱好莫扎特的音乐，因而有时去看歌剧或参加音乐会。这些活动就是他生活上仅有的消遣。
他既没有同伴，又没有朋友；既没有加入教会，又没有宗教信仰。他过着自己的精神生活，没有和别人进行思想或感情的交流，只是在圣诞节访问他的亲戚，而在他的亲戚过世之后，护送他们的遗体去墓地。他因为要按古旧的礼节来保持自己的身份，所以才履行这两项社交上的义务；除此以外，对支配公民生活的一切传统习惯，他绝对不再做出让步。他心里有时也曾盘算在某种情况之下抢劫自己任职的银行，可是，既然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他也就平平稳稳地生活下去，什么冒险的事情也没有发生。
有一天晚上，他在圆形大厅发现自己坐在两个女人的旁边。音乐厅听众稀稀拉拉，气氛宁静，预示音乐会令人苦恼的失败局面即将形成。那个坐在他身旁的女人环顾冷冷清清的大厅一两次，然后说：
“今天晚上卖座这么差，多么可惜！对着空无一人的座位唱歌，真令人感到难堪。”
他认为那个女人说出这个评语的用意是要请他答话。他看见她似乎一点都没有尴尬的样子，感到惊讶。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他努力把她的形象铭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听说坐在她旁边的年轻姑娘是她的女儿时，他估计这个女人的年纪大概比他小一两岁。从她的脸看起来，她过去一定很漂亮，现在还很聪明。她的脸是椭圆形的，面部轮廓非常分明。她那深蓝色的眼睛极其稳定沉着。她看东西的时候，眼睛里起初露出一种对抗的情调，可是接着瞳孔突然在虹膜里消失，使对抗的情绪有点混乱，从而在一刹那间显示出一种非常敏感的性格。她的瞳孔很快地重新出现，这种披露了一半的本性又一次受到谨慎庄重的姿态所控制，在这个时候，她那件用阿斯特拉罕羔皮制成的短上衣，紧紧盖住相当丰满的胸部，再一次更明确地露出对抗的情调。
几星期后，他在厄尔斯福特斜坡街举行的一次音乐会里再一次和她见面；他趁她的女儿注意力转移到别处的时候，抓住机会同她亲热一番。她谈话时有一两回提到她的丈夫，但她的语气并不像是对其他男人提出警告的样子。她的名字叫辛尼科太太。她丈夫的曾祖父的父亲是从意大利的里窝那移居爱尔兰的。她丈夫是一艘航行于都柏林和荷兰之间的商船船长，她和她的丈夫有一个孩子。
在偶然和她第三次见面时，他鼓起勇气向她提出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她依约来到。这是他们俩许多次约会中的第一次，他们总是在晚间见面，而且总是找一些最安静的地方一起散步。然而，达菲先生讨厌不够光明正大的行为，他觉得他们俩这样偷偷摸摸地会面，不是滋味，因此他迫使她邀请他去她的家里会面。辛尼科船长以为达菲先生来访的目的是追求他的女儿。辛尼科船长在自己寻欢作乐的放荡生活中早已把他的妻子置诸脑后，弃之如敝屣，因而他绝不疑心有人会对她发生兴趣。辛尼科船长经常出航，他的女儿又在外面教音乐课，在这种情况之下，达菲先生有很多机会可以和辛尼科太太相会，度过愉快的时光。他和她以往都不曾体验过这种冒险生活，因此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什么不恰当。他的思想逐渐和她的思想纠缠在一起了，他把书借给她看，向她介绍一些观点，让她分享他的文人生活。她倾听并且接受他的一切意见。
为了报答他提供的理论，她有时候也向他倾吐自己生活经历的一些情况。她又以几乎是母亲般的关怀，促使他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本性，就这样，她变成了他的“忏悔神父”。他对她说，他参加某个爱尔兰社会党的集会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二十个态度严肃的工人在阁楼上一盏煤油灯的暗淡亮光下开会，在这种场合，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物。后来，这个社会党分裂为三派，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领袖，分别在本派的阁楼上开会，这么一来，他就不再参加这种集会了。他说，工人们开展谈论时胆子太小。对增加工资的问题，他们总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他觉得那些工人都是相貌严厉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精确性感到愤恨，因为精确性是闲暇的产物，而这种闲暇是他们无法得到的。他对她说，都柏林在几个世纪内不大可能发生社会革命。 她问他为什么不把他的意见写出来。他用一种有点轻蔑的态度反问她说，写出来又有什么用，难道要同那些不能连续思考六十秒钟的爱讲漂亮话的空谈家竞争吗？让自己充当愚蠢的中产阶级的批评对象吗？愚蠢的中产阶级是把本阶级的道德观念交给警察，把本阶级的美好艺术交给歌剧团经理的。
他经常到她在都柏林城外的小屋里去找她，他们经常在一起消磨夜晚的时光。在他们彼此的思想纠缠在一起之后，他们逐渐谈到一些比较切身的事情。她的友谊就像温暖的土壤覆盖着从外面移栽过来的植物。她曾经有许多次故意不点灯，让他们俩在黑暗中度过夜晚。黑暗的、保持着沉默气氛的房间，他们俩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及仍然在他们耳畔荡漾着的音乐，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使他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把他性格上粗糙的部分磨掉，使他的精神生活带有感情色彩。他有时发现自己在倾听自己的声音，他觉得他在她的心目中将会上升到天使的地位。当他使自己和他的伴侣的热情性格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时，他听得见一种陌生的、非个人的声音，他认得出這个声音就是他自己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坚持要灵魂过着无法补救的孤独生活。这个声音对他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奉献出去，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有一天晚上，当他们俩结束这么一场谈话时，辛尼科太太显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情绪，居然热情奔放地抓起他的手去贴紧她的脸蛋。
达菲先生感到非常惊讶。她对他的言辞的含义有了不正确的理解，这使他感到幻想破灭。在这之后，他有一星期没有去访问她。后来他写信给她，约她相会。他希望他们俩这最后一次的谈话不会被彼此过去互相倾吐的心里话所困扰，因此他约她在公园大门附近的一家小点心店会面。时值很冷的秋天，尽管天气很冷，他们俩在公园内的几条道路上来回漫步差不多三小时。他们同意彼此断绝关系。他说，每一次联系都使人感到悲哀。离开公园之后，他们默默地走到电车站。但是在到达电车站的时候，她开始浑身发抖。他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她会再一次控制不住感情，便赶快和她道别，让她独自留在电车站。几天以后，他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他的书籍和乐谱。
四年过去了。达菲先生恢复了他平静的日常生活。他的房间布置得有条不紊，整齐清洁，这种情况依然是他的精神状态的见证。楼下房间里的乐谱架上塞满了一些新的乐谱。他的书架上有两卷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快乐的科学》。他很少在书桌上的那沓纸上写东西。在他和辛尼科太太进行最后一次谈话两个月之后，他在这沓纸上所写的句子中有一句是：男人与男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他不再去参加音乐会，唯恐会遇见她。他的父亲逝世了，银行的小伙伴退休了。他依然在每天上午乘电车进城，每天晚上在乔治路的餐馆适度地进餐，把阅读报纸当作晚餐的最后一道菜，然后徒步回家。
一天晚上，当他刚要把一小片咸牛肉和卷心菜放进嘴里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下来。他的眼睛盯住那张靠着玻璃水瓶竖立起来的晚报上的一篇报道。他把那片咸牛肉和卷心菜放回盘子里，然后把那篇报道仔细阅读了一遍。接着他喝了一杯水，把他进餐的盘子推到一边，将那张晚报对折起来，双手捧着，把那篇报道读了又读。卷心菜开始在他的盘子里积了一层冰冷的白色油脂。女服务员来到他的跟前问他，是不是晚餐的菜做得不好。他说，晚餐的菜做得挺好，他说完话后，勉强吃了几口。他付了账后便离开了餐馆。
他在十一月的黄昏中以迅速的步伐向前走去。他粗大的榛木手杖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浅黄色《邮报》的边缘从他那件紧身的双排扣大衣的一个侧面口袋里露了出来。当他走到那条从公园大门通向查佩利佐德的人迹稀少的大路上时，他放慢了脚步。他的手杖碰到地面时的声音减弱了。他那不很均匀的呼吸几乎变成一声声叹息，在冬天的空气中凝结起来。
他到达他的寓所时，就立刻走到楼上的卧室，从衣袋里取出那张晚报，靠着从窗外射进来的微弱光线，再一次阅读那篇报道。他读这篇报道时没有发出声音，但双唇颤动，好像神父在读弥撒序诵前的默祷那样。下面就是这篇报道：
一位夫人在悉尼广场死亡
一个令人悲痛的案件
今天副验尸官（在莱弗里特先生离开的期间）在都柏林市立医院对埃米莉·辛尼科太太的遗体进行验尸。辛尼科太太现年四十三岁，昨天晚上在悉尼广场车站被火车压死。现在的证据表明：这位死去的夫人在试图横过铁路线的时候，被上午十点钟从金斯敦开出的慢车的机车撞倒，头部和身体的右边受伤，造成死亡。
机车司机詹姆斯·伦农陈述说，他在铁道公司任职已有十五年。他在听到列车员的哨音时，就开动火车，一两秒钟后听见叫喊声，便马上停车。当时火车行驶很慢。
火车站搬运工人普·邓恩陈述说，当火车刚要开动时，他看见一个女人试图横过铁路线，他跑过去，大声呼喊，但在他还来不及跑到她身边时，她就碰到机车的缓冲器，跌倒在地上。
一位陪审员问道：“你看见那位夫人跌倒吗？”
证人答道：“是的。”
警官克罗里宣誓作证说，他来到现场时，看见这个死者躺在月台上，显然已经死亡。他做出安排，把尸体搬移到候车室，等待救护车到来。
第五十七号警察证实警官作证的话。
都柏林市立医院住院部副外科医生哈尔平医生陈述说，这个死者有两根下肋骨折断，右肩严重撞伤。头颅右侧在死者跌倒时受伤。对于正常的人来说，这种伤势尚不足以导致死亡。在他看来，死亡的原因也许是由于震荡和心力突然衰竭。
赫·布·佩特森·芬利先生代表铁道公司发言，说他对这个意外事故的发生深表遗憾。公司当局一向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包括在每个车站都贴出通告，并在道路的平面道口设置有专利证的弹簧门，要行人在横过铁路时，必须走天桥。这个死者习惯于在深夜时分横过铁路线，从一个月台走到另一个月台。同时，由于这个案件还有某些其他情况，因此他认为铁道公司的行政官员对这个意外事故不应该负有罪责。
居住在悉尼广场利奥维尔的辛尼科船长，即死者的丈夫，也出席作证。他陈述说，死者是他的妻子。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不在都柏林，因为他是在第二天上午才从鹿特丹回来的。他们结婚已有二十二年，一向过着幸福的生活，到了大约两年前，他的妻子开始有喝酒的嗜好，经常饮酒过度。 玛丽·辛尼科小姐说，她的母亲近来经常在夜里外出买烈酒。她作证说，她常常试图向她的母亲说明喝酒的害处，并且曾经劝她的母亲参加戒酒会。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她不在家，她是一小时后才回家的。
陪审团根据医生提出的证据做出裁决，宣布免除司机伦农的一切罪责。
副验尸官宣称，这是一个令人极其悲痛的案件，同时对辛尼科船长和他的女儿表示深切的同情。他敦促铁道公司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意外事故。有关的人都不负有任何罪责。
达菲先生读完这篇报道后，抬头眺望窗外阴暗惨淡的晚景。河水在那空洞无人的酒厂旁边静静地流淌着，在卢堪路上偶尔有灯光从房屋里照射出来，多么可怕的下场！关于她死亡的全部情况使他感到厌恶，想起她过去曾经向她倾诉衷肠，更使他感到厌恶。报道中俗套乏味的语言，表示同情的空洞词语，新闻记者用小心谨慎的措辞竭力掩盖一个平凡的、庸俗的死亡事故，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恶心。她不仅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也降低了他的身份。他看到她的道德品质卑劣所造成的罪恶，既可耻又臭气冲天。说什么是他的灵魂的伴侣！他想到过去看见的那些蹒跚而走的不幸的人们，拿着小桶子和瓶子等待酒吧间的服务员的施舍。正义的上帝，多么可怕的下场！显而易见，她没有活下去的能力，缺乏坚定的意志，成为不良嗜好的牺牲品，成为人类文明培育起来的一个废物。真想不到她居然会堕落到这么下流的境地！他对于她的情况的误解难道可能达到如此无可救药的地步吗？他回忆起她那天晚上异乎寻常的兴奋情绪，对这种情感的爆发用前所未有的严厉标准来加以衡量。因此，他现在觉得要对自己过去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同，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当灯光熄灭的时候，他开始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他觉得她的手接触到他的手。那篇报道带来的冲击起初使他感到恶心，现在进而使他神经紧张。他连忙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出户外。他跨过门槛时，一股冷空气迎面扑来，钻进了他的大衣袖子。他来到查佩利佐德桥边的小酒店，走了进去，要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混合甜饮料。
小酒店的老板以谄媚讨好的态度端上饮料，但没有和他说话。五六个工人在酒店里讨论基德尔郡一个绅士庄园的经济价值。他们不时拿起一品脱容量的大酒杯喝酒，抽烟，经常把痰吐在地板上，有时还移动他们的大长筒靴，用地板上的木屑把痰覆盖起来。达菲先生坐在凳上凝视着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走了，他又要了一杯混合甜饮料，坐在那里喝，消磨了很长时间，酒店里非常安静。酒店的老板懒散地靠在柜台上阅读《先锋报》，正在打呵欠。不时地听见一辆电车在外边人迹稀少的街道上嗖嗖地驶了过去。
他坐在那里，重温他和她共同度过的那一段生活历程，现在他在心里把她想象成两个交替出现的形象。他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人世，已经变成另一个记忆。他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他问自己：他当时还能够采取别的什么行动。他当时不能同她扮演一出互相欺骗的喜剧，他当时不能公开和她同居。在他看来，他过去所采取的行动是最适当的。人们怎么能够责怪他呢？她已经离开人间，这时他才了解，她以往一夜又一夜地独自坐在房间里，过的是一种多么孤独的生活呀。他自己的生活也将是孤独的，也将会这样孤零零地一直生活到死亡来临，不在人间，变成一个记忆——如果世界上还会有人想到他的话。
他在晚上九点钟以后才离开酒店，夜间既寒冷又阴暗。他从第一个大门走进公园，沿着干枯的树木下的那条路走过去。他穿过公园里那几条荒凉的小径，这些小径就是他们俩四年前散步的地方。在黑暗中，她仿佛就在他的旁边。他有时候好像觉得听到了她的声音，又好像觉得碰到了她的手。他站住不动，倾听着，他为什么不给她留一条活路？他为什么判她死刑？他感觉到自己的德行已经丧失殆尽。
当他走到玛迦津山顶时，他停了下来，顺着河流眺望都柏林，城里的灯光在寒夜里照得通红，令人感到舒适。他朝着山坡向下俯瞰，看到在山脚下，在公园围墙的阴影里，有一些躺着的人影，隐约可见，那些用金钱买来的偷偷摸摸的性爱，使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他那庄重的、正直的生活使他感到苦恼，他觉得自己是个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的人。有一個人似乎曾经爱上他，他却拒绝给予她生命和幸福。他狠狠地羞辱了她，使她羞惭致死。他知道那些躺在公园围墙边的人形动物正在注视着他，希望他滚蛋。没有一个人要他，他是个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的人。他转身眺望那条闪烁着暗淡微光的河流，河水蜿蜒地流向都柏林。在河流的那一边，他看见一列货车曲曲弯弯地驶出金斯桥车站，像一条有个火红的头的小虫，顽强地、吃力地穿过黑暗。货车缓慢地行驶，消失不见了；但是他的耳朵还听得见机车吃力的、深沉的嗡嗡声，反复唱出她名字的音节。他转身顺着来路走了回去，机车有节奏的声音还在他的耳朵里轰鸣。他开始怀疑他记忆中的事物是否真实。他在一棵树下停下来，让耳朵里那轰鸣的节奏消失。
他在黑暗中感觉不到她在身边，耳朵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他等候几分钟，倾听着，什么也听不到：夜里非常寂静。他再一次倾听着：还是非常寂静。他感觉自己是孤独的。
责任编辑 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