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四川文学》特别有缘，第一次知道《四川文学》是在读初中，那是《四川文学》1972年复刊不久。那个周末一大早和同学步行20里进城到新华书店看书，那时没钱买书，一有时间就想方设法到城里的书店蹭书看。一去就是看一天，没有钱吃中午饭，偶尔有几分钱，就买个馒头充饥，在来去的路上，捧点路边井里的水解渴。那时大家都穷，父母成天为生活奔波，星期天是帮家里干活最忙的时候，父母能给我们一天的时间去看书，那都是很开明的父母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也格外珍惜，不到书店关门，我们是绝不会早走的。那天下午我们看完了书，准备回家，在书店的街边看见一本书，不知是谁落在那里的。我捡起来一看，是本《四川文学》的复刊号，封面很旧了，不知有多少人翻阅过，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本刊物叫《四川文学》。
　　我们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是他们的，我心中暗自窃喜，这本书是不是该属于我们了。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看看天色已晚，就拿着那本捡来的书回家了。一路上那个高兴劲儿，至今难忘，原本又累又饿的我们，因为意外得到了这本《四川文学》，忘记了累饿，讨论着看书的顺序。我们几个都是喜欢看书的人，自然都想争着先看，争执不下，只好石头剪子布来定看书的先后。我倒霉得很，谁都没有划赢，被排在最后看。我天天检查他们的看书进度，眼看快轮到我了。可是讨厌的黎水平，他竟把书弄丢了！当我知道消息时，气愤到了极点，把他骂了个半死，并且要他赔书。他去丢书的地方找了半晚上，也没有找到，那时都没有钱，怎么去买书来赔？就这样，连书里有些什么内容我都不知道，我第一次与《四川文学》擦出的火花瞬间就熄灭了。
　　我从小热爱文学，梦想当个作家。可命运总是跟我们这一代人开玩笑，当我们读书时，是各种“大批判”培养我们的写作能力，当我们高中毕业想考大学时，却在广阔天地炼红心，作家梦遥遥无期。“窈窕淑女”时，立志要找个志同道合的人，非“文青”不嫁。就这样蹉跎着岁月，寻找着爱好文学的同路人。1980年下乡回城已经是“黄金剩女”了，还在寻寻觅觅不着急，全然不顾妈妈的心焦。
　　后来，终于有一次我们小镇上一个很有才华的“文青”邂逅了我，回去念念不忘，开始打听我。他是外地人，在我们小镇工作，当他知道我竟然也是个“文青”时，非常兴奋，托人来做媒，我不认识他，更不了解他，怎肯轻易相许，就叫他给我写信。我想是真正的“文青”必然有很好的文笔，果然，他来信了，写得文采飞扬，而且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俘虏了我骄傲的心。从此，同在一个小镇上，我们不见面，玩起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佳人，在水一方”，“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样的书信爱情。
　　信中的倾诉，我发现了他的确很有才华。一来二去，我们不约而同地向对方发出了邀请——进城买书去。可是我没有真正见过他，还不认识他，怎么办？见面之前他写信给我，在我们小镇外石桥上见面，看见手里拿本《四川文学》的就是他。啊！那么多书，怎么偏偏拿本《四川文学》？不得而知。那天，下着细细的春雨，我撑开小花伞去赴约，到了约定的地方，果然看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拿了本《四川文学》站在那里。细细的雨丝牵着我的脚步走到了他的跟前，就像特务接头似地对上了暗号。他很自然地将书递给我，就像熟人一样，没有询问，没有客气，没有陌生，就完成了我们初次见面的尴尬。《四川文学》充当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暗号和信物。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拿本《四川文学》？他说《四川文学》里面有一篇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勿忘草》，作者是我们内江市简阳的周克芹。小说写得非常好，故事曲折，情结跌宕，人物鲜明，他刚好看完了，想来我也会喜欢，就准备送给我。第一次见面，就送我一本《四川文学》，可见，今生我们会与《四川文学》有不解之缘。
　　果然，成家后我们红袖添香，一起读书写作。但是，随着女儿的出世，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写作了。全心全意相夫教子，腾出时间让老公在这条我们认定的道路上艰难而行。自从结婚后，我就发现老公经常向《四川文学》投稿。但是从来没有上过刊，他也毫不气馁，锲而不舍地坚持着。
　　终于在1988年，他的一篇中篇小说，《天条》引起了当时的编辑陈进老师的注意，给他写来了一封信。那信是我下班回去收到的，当时看见是《四川文学》的信封，以为是用稿通知，我兴奋得很，急忙撕开看。结果是陈进老师给老公写的退稿信。信中说：朱万明先生，你的来稿我看了，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觉得你的语言非常好，故事也很精彩，结构都符合中篇小说的要求，主线清楚。只是你的故事有点过时，不是很新颖。建议你重新发现新题材，以你的语言功力和驾驭故事情节的能力，会写出很多好作品。
　　虽然不是用稿通知，这却是写作以来编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而且信中热情洋溢的鼓励，使我们很激动也倍感亲切。更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于是，此后他抓紧时间努力写作，一有稿子就寄给《四川文学》。但很遗憾始终没有叩开《四川文学》的大门，一度很失落。
　　就在不知道是不是该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放暑假了，我带女儿到成都去玩，我特别抽时间到《四川文学》编辑部去了一趟。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1989年的8月初，那天太阳很大，火辣辣的，我东问西找终于找到了坐落在红星路上的《四川文学》编辑部。我气喘吁吁爬上顶楼，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很斯文的人，问我找谁，我说找陈进编辑。他说：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很惊讶，在我的心目中，《四川文学》的大编辑应该很了不起，很傲慢的。进门之前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不管人家给什么脸色，一定要取回真经。眼前这个人竟太平常了一点，除了那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看不出是个大编辑。我跟他说了，我是朱万明的妻子，想来听听对朱万明作品的看法。陈进老师一听，连忙说大老远来的，快坐快坐，给我泡了一杯花茶，很香。把那把摇头的电扇打开，让我凉快一下。陈进老师的热情让我很感动，打消了那一丝丝的紧张。
　　然后跟陈进老师聊起来。我本是“文青”，见到这么平易近人的大师还能不请教？所以我们聊了很多有关文学方面的话题。我记得聊了古代文学，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也许觉得我那么远上门请教，陈进老师不吝赐教，跟我谈了很多写作方面的知识和技巧，我受益匪浅。而且陈进老师说，谈了那么多，发现我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叫我也可以尝试写作一些东西。我们谈的最多的当然还是关于朱万明的作品，他说来编辑部请教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大多数人，我都叫他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千万不要耽误时间。唯有朱万明我一定要嘱咐他，千万不要搁笔，以他的水平，一定能写出好作品，一定能走出来。他的几部中篇我都看了，语言风格是非常好的，整个结构完整清楚。如果他搁笔就太可惜了。还说他看了朱万明写的《屠夫》，里面描写的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但是他们的工作又关联着千家万户，人们对他们是一种很变态的心理。去买肉的时候，百般讨好他们，平时却一副瞧不起的眼神，让他们很受伤。他们没有文化却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们自己也很纠结自己的身份。陈进老师说，要好好修改，写好了，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另外《天条》故事有些过时，但是语言读起来相当舒服，还有另外两部一一评说。我真的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谢过了陈进老师，我走了，他还把我送到了大门口，我再三请他留步。
　　我回家跟朱万明详细叙述了见陈进老师的经过，他的创作热情又被激发起来。他把《屠夫》反复修改了，满怀信心地寄给了《四川文学》。不知是什么原因，不是陈进老师，而是另一个编辑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小说很好，可以发表，但有些地方需要作些修改。如果同意他修改，发表时就要署上他的名，而且是第一署名人。朱万明是个刚直不阿的人，对这个编辑的行为不屑一顾，而且非常气愤。为了把辛苦和心血化成铅字，我力劝他等那位编辑署名，可是他坚决不干，稿子就这样搁浅了。那时没有电话，隆昌到成都要坐8、9个小时的车，肯定不会为了一篇小说跑到成都去找陈进老师。当时我想给陈进老师写封信，但是朱万明不干，他觉得他们都是编辑，陈进老师也可能不好说这个编辑的不是。其实后来慢慢知道了陈进老师的为人和对文学青年的殷切关心，很后悔没有去找他谈谈。
　　但朱万明信心满满，说他的这个中篇迟早肯定会发出来的。他将《屠夫》改投深圳特区文学，两个月后终于收到了用稿通知。1990年小说在特区文学发表了，标题改为了《生活不在别处》。捧着散发着油墨飘香的书，就像见到了一位久违的好朋友，这是凝聚着他心血的处女作，我和女儿为他欢呼雀跃。这个中篇小说的发表，激动的不是我们全家，连我们整个小镇都轰动了，因为有780元的“巨额”稿费，那时大多数人的工资只有几十元一个月，我们为此兴奋了好久。
　　这部中篇小说就这样与《四川文学》失之交臂，朱万明也与《四川文学》失之交臂。
　　直到去年，现任的主编牛放先生莅临隆昌开文学讲座，听了很多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牛放主编谈了《四川文学》的发展方向和远景规划，听了很振奋人心，更感受到了编辑老师们对初学者的殷切希望。《四川文学》是我热爱的刊物，又是冥冥之中与我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一本书，真心希望它越办越好，回馈读者。前年，我又开始订阅《四川文学》了，每到一期，我们都抢着先睹为快。
　　几十年来，与《四川文学》那么多的渊源，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四川文学》的编辑怎样变换，对于《四川文学》，我都是爱它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