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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迈克尔·普鸣开了一门中国哲学公选课，从人生智慧的角度把中国传统思想稀释成了简单易行的人生指南。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交流存在明显的“逆差”，甚至呈现为中国单向度地从西方输入“先进”思想的态势。哲学亦是如此。我们学习西方哲学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流派，同时拿西方哲学做样子，从中国传统中整理出“中国哲学”。不过，最近十几年以来，中国哲学越来不甘心于“学徒”状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胡晓明教授语），谋求创建具有中国气象、有别于西方的哲学形态。大江南北，一些哲学T作者开始转变为哲学家，代表性人物包括北京首都师范大学陈嘉映、中国社科院赵汀阳、广州中山大学陈少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与贡华南等。另一个趋势则是让中国哲学说英语，走出国门、走出汉语圈，进而谋求影响英语世界的主流哲学。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哲学著作英译本在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越来越多的高校面向留学生开设中国哲学全英文项目。
在此背景之下，听到下面的消息无疑令人振奋：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开了一门中国哲学公选课，人气极高，成为仅次于《经济学原理》和《计算机科学入门》的热门课程，上课地点就在桑德尔等“大牛”开过课的桑德斯剧场。对于年轻的美国学生来说，来自异域的古老的中国哲学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魅力？2016年4月，普鸣与克里斯蒂娜·格罗斯一洛合作，在中国哲学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出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道》（ThePath）。该书一经问世，便不可思议地释放出作者在“致谢”中所预言的“巨大潜力”，25个国家购买了它的版权，中文版被定名为《哈佛中国哲学课》
这样的书，自然要找来一读。翻阅中译本及英文本之后，却不免感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哈佛中国哲学课》从人生“智慧”的角度把中国传统思想稀释为简单易行的心灵鸡汤，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妙读有时基于误读或“偏”读，还偶尔带点知识上的硬伤。中译者改易书名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章、节、目的标题也是随心更换。虽是11万字的小书，漏译、增译、省译、改译、误译的地方为数不少。
兹举几例。在全书最末一段，作者写道：“从日常生活中最细微之事开始，我们改变万事万物。如果我们由此开始，万事万物就取决于我们。”这两句话大概呼应了整本书的副题“思考万事万物的新思路”。中译本则省译、改译为“从日常生活中最细微之事开始，重塑你的人生吧”。倒是更有励志的口吻了。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出自《性自命出》，上世纪90年代新出土的郭店楚简材料。这句话本是说，礼最初因人情而作，最终又能够让人性达于中正。但作者的阐释则是：我们最初处于“凭借情感随意应对事物的状态”（情），但通过礼仪，我们最终达到“更好的回应方式”。作者的阐释也许不无妙处，却是基于对文献的误读。
作者还说：“关于孟子学说的文集《孟子》由他的弟子在他死后编辑而成。”据《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孟子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这是说孟子生前就和弟子万章等人一起编撰《孟子》一书。再如作者写道，“孔子的弟子经常向他请教‘善’的定义，孔子则根据场合的不同给每个人一个不同的答案”。这里的“善”，英文本作“goodness”，恐怕是“仁”之误。作者把“仁”译为“a sensitivity nf goodness”，于是“仁”舆“善”在普鸣那里便形近而讹了。《论语》记载了子贡、仲弓、司马牛等弟子向孔子“问仁”。如颜渊问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
第四章，中译本标题为“孟子与仁义之道”。如照英文本直译，则为“论决定：孟子和变化无常的世界”。中译者如此变易标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一种揣测：译者认为，孟子的核心思想是f_义，而从“决定”的角度解读孟子未免有点“偏”。实际上，当作者说，“孟子认为，我们在规划生活时认为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恰恰会限制我们”，我们实在要怀疑，这完全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安到孟子头上了。
然而，这样一本不无瑕疵的书，这样一门不无瑕疵的课程，能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应该有它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钱穆先生曾说，读一本书，不是要挑它的刺，而是要学习它的好（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我们理应思考：普鸣所展示的中国哲学，为什么对于年轻的美国学生来说富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它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哲学，有何种启发？
西蒙一舒斯特版的副题交待了《哈佛中国哲学课》的主旨：中国哲学关于好生活的教诲。普鸣试图告诉他的学生及读者：中国古代哲人也像现代西方人一样关心什么是好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提供了革命性的全新视角。现代西方人对好生活的理解基于以下基本认知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中国人亦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确定的世界中的确定的自我；我们应当向内找到真实的自我，进而依靠我们理性的头脑，精确规划人生，努力实现计划，成为幸福的人。在这里，理性个体、确定的自我和确定的世界是三个最基本的预设。普鸣试图通过中国哲学颠覆它们：世界是变化无常的，由一系列无尽的、破碎的、凌乱的偶然组成（《性自命出》《孟子》）；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情感的支配（《性自命出》）；自我是可塑的，而不是通过自省可以发现的一个单一且固定的東西（《论语》）。因此，我们需要激发与周遭世界以“气”相感的神性（《管子·内业》），培养理性与情感合一的“心”，让“心”帮助我们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境（《孟子》），遵循“无为”的原则温和而巧妙地把周围的人与事关联起来（《老子》），打破思维与行动的固有模式，以真正的自发性投入无限的流动与变化之中（《庄子》），变革世界，创造幸福（《荀子》）。
普鸣从中国古代哲学感悟到的精神，一言以蔽之，乃是《易经》所讲的“变”一一尽管他没有提到《易经》，尽管《易经》讲“变”的同时还讲“不变”。改变自己，变革世界——这样的感悟视角似乎也回响着奥巴马时代的美国精神，“我们可以相信变革”，“我们需要变革”。虽然普鸣的诠释有时显得牵强，但通过与听众读者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与时代精神相应和，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变得鲜活可亲了。这大概是普鸣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在英语中，“good”含义很宽，包括道德伦理意义的“善”（good）。普鸣讲“goodlife”，关心怎么才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道德伦理意义的“善”显得可有可无。比如他讲孟子，关心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做决定，而不是中译者改易标题所突显的“仁义”。又如，“老子”一章的关键词是“影响力”和“高效率”，颇像成功学；“荀子”一章不讨论人性善恶，而是讨论无物自然、一切皆人为。因此，普鸣所讲的“goodlife”是“好生活”，而非“良好生活”。比起好生活，中国哲学或许更重视良好生活。何为良好生活？哲学家陈嘉映以此为题写过一本品质极佳的书《何为良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有所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而有所作为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其二，良好生活不是个人内心强大就可以的。良好生活要求某些政治环境，“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正因此，如亚里士多德所明见，对良好生活的思考不得不引向政治哲学。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交流存在明显的“逆差”，甚至呈现为中国单向度地从西方输入“先进”思想的态势。哲学亦是如此。我们学习西方哲学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流派，同时拿西方哲学做样子，从中国传统中整理出“中国哲学”。不过，最近十几年以来，中国哲学越来不甘心于“学徒”状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胡晓明教授语），谋求创建具有中国气象、有别于西方的哲学形态。大江南北，一些哲学T作者开始转变为哲学家，代表性人物包括北京首都师范大学陈嘉映、中国社科院赵汀阳、广州中山大学陈少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与贡华南等。另一个趋势则是让中国哲学说英语，走出国门、走出汉语圈，进而谋求影响英语世界的主流哲学。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哲学著作英译本在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越来越多的高校面向留学生开设中国哲学全英文项目。
在此背景之下，听到下面的消息无疑令人振奋：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开了一门中国哲学公选课，人气极高，成为仅次于《经济学原理》和《计算机科学入门》的热门课程，上课地点就在桑德尔等“大牛”开过课的桑德斯剧场。对于年轻的美国学生来说，来自异域的古老的中国哲学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魅力？2016年4月，普鸣与克里斯蒂娜·格罗斯一洛合作，在中国哲学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出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道》（ThePath）。该书一经问世，便不可思议地释放出作者在“致谢”中所预言的“巨大潜力”，25个国家购买了它的版权，中文版被定名为《哈佛中国哲学课》
这样的书，自然要找来一读。翻阅中译本及英文本之后，却不免感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哈佛中国哲学课》从人生“智慧”的角度把中国传统思想稀释为简单易行的心灵鸡汤，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妙读有时基于误读或“偏”读，还偶尔带点知识上的硬伤。中译者改易书名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章、节、目的标题也是随心更换。虽是11万字的小书，漏译、增译、省译、改译、误译的地方为数不少。
兹举几例。在全书最末一段，作者写道：“从日常生活中最细微之事开始，我们改变万事万物。如果我们由此开始，万事万物就取决于我们。”这两句话大概呼应了整本书的副题“思考万事万物的新思路”。中译本则省译、改译为“从日常生活中最细微之事开始，重塑你的人生吧”。倒是更有励志的口吻了。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出自《性自命出》，上世纪90年代新出土的郭店楚简材料。这句话本是说，礼最初因人情而作，最终又能够让人性达于中正。但作者的阐释则是：我们最初处于“凭借情感随意应对事物的状态”（情），但通过礼仪，我们最终达到“更好的回应方式”。作者的阐释也许不无妙处，却是基于对文献的误读。
作者还说：“关于孟子学说的文集《孟子》由他的弟子在他死后编辑而成。”据《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孟子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这是说孟子生前就和弟子万章等人一起编撰《孟子》一书。再如作者写道，“孔子的弟子经常向他请教‘善’的定义，孔子则根据场合的不同给每个人一个不同的答案”。这里的“善”，英文本作“goodness”，恐怕是“仁”之误。作者把“仁”译为“a sensitivity nf goodness”，于是“仁”舆“善”在普鸣那里便形近而讹了。《论语》记载了子贡、仲弓、司马牛等弟子向孔子“问仁”。如颜渊问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
第四章，中译本标题为“孟子与仁义之道”。如照英文本直译，则为“论决定：孟子和变化无常的世界”。中译者如此变易标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一种揣测：译者认为，孟子的核心思想是f_义，而从“决定”的角度解读孟子未免有点“偏”。实际上，当作者说，“孟子认为，我们在规划生活时认为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恰恰会限制我们”，我们实在要怀疑，这完全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安到孟子头上了。
然而，这样一本不无瑕疵的书，这样一门不无瑕疵的课程，能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应该有它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钱穆先生曾说，读一本书，不是要挑它的刺，而是要学习它的好（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我们理应思考：普鸣所展示的中国哲学，为什么对于年轻的美国学生来说富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它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哲学，有何种启发？
西蒙一舒斯特版的副题交待了《哈佛中国哲学课》的主旨：中国哲学关于好生活的教诲。普鸣试图告诉他的学生及读者：中国古代哲人也像现代西方人一样关心什么是好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提供了革命性的全新视角。现代西方人对好生活的理解基于以下基本认知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中国人亦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确定的世界中的确定的自我；我们应当向内找到真实的自我，进而依靠我们理性的头脑，精确规划人生，努力实现计划，成为幸福的人。在这里，理性个体、确定的自我和确定的世界是三个最基本的预设。普鸣试图通过中国哲学颠覆它们：世界是变化无常的，由一系列无尽的、破碎的、凌乱的偶然组成（《性自命出》《孟子》）；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情感的支配（《性自命出》）；自我是可塑的，而不是通过自省可以发现的一个单一且固定的東西（《论语》）。因此，我们需要激发与周遭世界以“气”相感的神性（《管子·内业》），培养理性与情感合一的“心”，让“心”帮助我们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境（《孟子》），遵循“无为”的原则温和而巧妙地把周围的人与事关联起来（《老子》），打破思维与行动的固有模式，以真正的自发性投入无限的流动与变化之中（《庄子》），变革世界，创造幸福（《荀子》）。
普鸣从中国古代哲学感悟到的精神，一言以蔽之，乃是《易经》所讲的“变”一一尽管他没有提到《易经》，尽管《易经》讲“变”的同时还讲“不变”。改变自己，变革世界——这样的感悟视角似乎也回响着奥巴马时代的美国精神，“我们可以相信变革”，“我们需要变革”。虽然普鸣的诠释有时显得牵强，但通过与听众读者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与时代精神相应和，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变得鲜活可亲了。这大概是普鸣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在英语中，“good”含义很宽，包括道德伦理意义的“善”（good）。普鸣讲“goodlife”，关心怎么才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道德伦理意义的“善”显得可有可无。比如他讲孟子，关心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做决定，而不是中译者改易标题所突显的“仁义”。又如，“老子”一章的关键词是“影响力”和“高效率”，颇像成功学；“荀子”一章不讨论人性善恶，而是讨论无物自然、一切皆人为。因此，普鸣所讲的“goodlife”是“好生活”，而非“良好生活”。比起好生活，中国哲学或许更重视良好生活。何为良好生活？哲学家陈嘉映以此为题写过一本品质极佳的书《何为良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有所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而有所作为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其二，良好生活不是个人内心强大就可以的。良好生活要求某些政治环境，“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正因此，如亚里士多德所明见，对良好生活的思考不得不引向政治哲学。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