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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4日，世界政坛采访之母，被新闻界尊称为世界首席女记者的奥莉亚娜，法拉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去世。法拉奇因独特的访谈风格和丰富的战地报道而闻名于世，曾两次获得意大利最高新闻奖——“圣·文森特”新闻奖。在第三世界国家，她被人们视为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象征，广为热爱自由、追求民主的人士所喜爱。圣·阿里科说：“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而评论家斯蒂芬则认为：“法拉奇是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
年少的勇气
1929年，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的一个工匠家庭，她的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爱德华多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于权力是极为憎恨的。法拉奇继承了这种憎恨。在1976年出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中，法拉奇这样写道：“不管是流亡政府(领导人)还是民选总统，无论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还是深受爱戴的领袖，在我眼中，权力都是一种不人道、值得憎恨的现象……”
从小，法拉奇就被父母灌输做人要勇敢、坚强。其父在二战期间是佛罗伦萨地下游击队领导人，法拉奇从10岁起就加入抵抗组织，为盟军抵抗组织运送爆炸物、传递情报。1943年9月23日，由于佛罗伦萨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盟军对城市进行了轰炸。法拉奇一家躲在教堂里。教堂的墙壁在颤抖，14岁的法拉奇吓得哭了起来，父亲却重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爱德华多盯着女儿的眼睛说：“女孩子不哭，不能哭。”父亲的这记耳光对于法拉奇便是力量与坚强的最初启蒙。此后，她再未哭过，即便她挚爱的爱人去世，她也没有哭泣。
半个世纪之后，已经身患癌症的法拉奇应邀站到了中国社科院的讲坛上。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站起来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请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
青春的追求
中学时代的法拉奇终日沉醉在书籍之中，她废寝忘食地学习各国语言，掌握了除母语之外的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对外语的熟练运用使她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如虎添翼，无需翻译，她就能跟外国受访者顺畅交流。
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年，16岁的法拉奇为支付去医科学校的费用而成为记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之后，她发现自己生来就该当个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经过5年的磨炼，她崭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引起意大利的全国性杂志《欧洲人》注意，并被该杂志延揽，于1953年派往美国好莱坞从事文艺报道。在这里，她采访了玛莉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这样的大牌明星和导演，撰写了近百篇国际知名人士的访谈录。这些文章使她在欧洲声名鹊起。
但是很快，法拉奇就对无休无止的报道电影名人的题材失去兴趣，而渴望与更广阔和隐秘的世界对话。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从越南到中东到拉美再到南非，她奔波于世界各地的战火中。1968年10月初，在采访墨西哥专制政府镇压学生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中3枪，被士兵揪着头发从台阶上一路拖下来，扔在停尸间。这种为了亲身经历历史事件而付出的血的代价，强化了一个不计后果地献身真理的高尚记者的形象。至此，法拉奇进入了使她获得“终身表演奖”的领域——对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的采访。
风云的中年
法拉奇一生曾与教十位世界风云人物交锋。无论是与基辛格对话，还是接受阿拉法特的反采访，她从未怯场，也从未被一个对手击退过。她独创的“法拉齐派”访谈风格风靡北美，其特点是对抗性、充满感情和不惜篇幅，以一个个尖锐的问题使被采访者现出他们的真实面目。 《洛杉矶时报》把她称作“没有一个世界大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
1972年，法拉奇采访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她巧妙的追问和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基辛格公开承认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是一场无用的战争。这次采访，后来被基辛格称为“我与媒体人士最灾难性的一次谈话”。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让法拉奇等了两个小时。为报这怠慢之仇，她朝他的新闻秘书头上猛投去一本书，并指着警卫营当面、问卡扎菲：“如果群众那么热爱你，你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保镖呢?”
1980年，法拉奇将目光转向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她对邓小平抛出的第一个问题便非常突兀：“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在结束了30多年的记者生涯之后，法拉奇在曼哈顿的一套高层公寓里当起了自由撰稿人。直到现在，很多做深度访谈的记者在采访之前，都会把法拉奇结集出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当成幸运符拿出来翻翻。
在沉寂的20年里，法拉奇不再在报纸上发表任何文章。但是，“9·ll”事件发生后，住在纽约曼哈顿并亲眼目睹世贸大厦倒塌的法拉奇在极端愤怒和充满激情的状态下，一口气写出了八万字的《愤怒和自豪》。法拉奇“复出”后首次发表的这篇文章，“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因为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在四小时之内就卖出了100万份，打破了新闻史上的最高历史纪录!
迟来的爱
法拉奇是一个另类的女人，她爱吸烟，爱穿长裤与男装，她的头脑也是男性的，思辨力与分析力一流。她算不上是个漂亮女人，但很注重仪表，即便在战火中，仍旧涂着睫毛膏和指甲油。1．6米的身高注定了她对世界的仰视姿态，但是在那些世界政要面前，她却始终保持着平视的身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刚毅的、曾经立誓终身不嫁、极力捍卫女权的女子，当爱情来临时，却执着勇敢地去爱了，爱得轰轰烈烈，爱得毫无保留，也爱得伤痕累累。这也正如她对待自己事业的态度，从来不计所获，只求将事件的真实客观地展现在民众的面前，唤起人们对正义和真理的热情。1973年，43岁的法拉奇去采访37岁的希腊抵抗运动的英雄、诗人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两人一见钟情。
作为英雄的帕纳古里斯，能以极顽强的毅力和勇气面对酷刑，却会在法拉奇怀孕的时候，在电话里简洁地提议，以AA制的方式分担堕胎的费用。法拉奇就在极度悲苦中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这份痛苦。1976年，帕纳古里斯死于车祸，虽然有过这样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法拉奇终身未嫁。
2006年9月10日，法拉奇坚持从她居住了20余年的纽约回到出生地佛罗伦萨。四天后，在一家小诊所病逝，精彩的故事从此没有了下文。
年少的勇气
1929年，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的一个工匠家庭，她的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爱德华多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于权力是极为憎恨的。法拉奇继承了这种憎恨。在1976年出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中，法拉奇这样写道：“不管是流亡政府(领导人)还是民选总统，无论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还是深受爱戴的领袖，在我眼中，权力都是一种不人道、值得憎恨的现象……”
从小，法拉奇就被父母灌输做人要勇敢、坚强。其父在二战期间是佛罗伦萨地下游击队领导人，法拉奇从10岁起就加入抵抗组织，为盟军抵抗组织运送爆炸物、传递情报。1943年9月23日，由于佛罗伦萨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盟军对城市进行了轰炸。法拉奇一家躲在教堂里。教堂的墙壁在颤抖，14岁的法拉奇吓得哭了起来，父亲却重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爱德华多盯着女儿的眼睛说：“女孩子不哭，不能哭。”父亲的这记耳光对于法拉奇便是力量与坚强的最初启蒙。此后，她再未哭过，即便她挚爱的爱人去世，她也没有哭泣。
半个世纪之后，已经身患癌症的法拉奇应邀站到了中国社科院的讲坛上。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站起来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请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
青春的追求
中学时代的法拉奇终日沉醉在书籍之中，她废寝忘食地学习各国语言，掌握了除母语之外的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对外语的熟练运用使她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如虎添翼，无需翻译，她就能跟外国受访者顺畅交流。
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年，16岁的法拉奇为支付去医科学校的费用而成为记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之后，她发现自己生来就该当个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经过5年的磨炼，她崭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引起意大利的全国性杂志《欧洲人》注意，并被该杂志延揽，于1953年派往美国好莱坞从事文艺报道。在这里，她采访了玛莉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这样的大牌明星和导演，撰写了近百篇国际知名人士的访谈录。这些文章使她在欧洲声名鹊起。
但是很快，法拉奇就对无休无止的报道电影名人的题材失去兴趣，而渴望与更广阔和隐秘的世界对话。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从越南到中东到拉美再到南非，她奔波于世界各地的战火中。1968年10月初，在采访墨西哥专制政府镇压学生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中3枪，被士兵揪着头发从台阶上一路拖下来，扔在停尸间。这种为了亲身经历历史事件而付出的血的代价，强化了一个不计后果地献身真理的高尚记者的形象。至此，法拉奇进入了使她获得“终身表演奖”的领域——对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的采访。
风云的中年
法拉奇一生曾与教十位世界风云人物交锋。无论是与基辛格对话，还是接受阿拉法特的反采访，她从未怯场，也从未被一个对手击退过。她独创的“法拉齐派”访谈风格风靡北美，其特点是对抗性、充满感情和不惜篇幅，以一个个尖锐的问题使被采访者现出他们的真实面目。 《洛杉矶时报》把她称作“没有一个世界大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
1972年，法拉奇采访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她巧妙的追问和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基辛格公开承认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是一场无用的战争。这次采访，后来被基辛格称为“我与媒体人士最灾难性的一次谈话”。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让法拉奇等了两个小时。为报这怠慢之仇，她朝他的新闻秘书头上猛投去一本书，并指着警卫营当面、问卡扎菲：“如果群众那么热爱你，你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保镖呢?”
1980年，法拉奇将目光转向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她对邓小平抛出的第一个问题便非常突兀：“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在结束了30多年的记者生涯之后，法拉奇在曼哈顿的一套高层公寓里当起了自由撰稿人。直到现在，很多做深度访谈的记者在采访之前，都会把法拉奇结集出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当成幸运符拿出来翻翻。
在沉寂的20年里，法拉奇不再在报纸上发表任何文章。但是，“9·ll”事件发生后，住在纽约曼哈顿并亲眼目睹世贸大厦倒塌的法拉奇在极端愤怒和充满激情的状态下，一口气写出了八万字的《愤怒和自豪》。法拉奇“复出”后首次发表的这篇文章，“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因为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在四小时之内就卖出了100万份，打破了新闻史上的最高历史纪录!
迟来的爱
法拉奇是一个另类的女人，她爱吸烟，爱穿长裤与男装，她的头脑也是男性的，思辨力与分析力一流。她算不上是个漂亮女人，但很注重仪表，即便在战火中，仍旧涂着睫毛膏和指甲油。1．6米的身高注定了她对世界的仰视姿态，但是在那些世界政要面前，她却始终保持着平视的身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刚毅的、曾经立誓终身不嫁、极力捍卫女权的女子，当爱情来临时，却执着勇敢地去爱了，爱得轰轰烈烈，爱得毫无保留，也爱得伤痕累累。这也正如她对待自己事业的态度，从来不计所获，只求将事件的真实客观地展现在民众的面前，唤起人们对正义和真理的热情。1973年，43岁的法拉奇去采访37岁的希腊抵抗运动的英雄、诗人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两人一见钟情。
作为英雄的帕纳古里斯，能以极顽强的毅力和勇气面对酷刑，却会在法拉奇怀孕的时候，在电话里简洁地提议，以AA制的方式分担堕胎的费用。法拉奇就在极度悲苦中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这份痛苦。1976年，帕纳古里斯死于车祸，虽然有过这样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法拉奇终身未嫁。
2006年9月10日，法拉奇坚持从她居住了20余年的纽约回到出生地佛罗伦萨。四天后，在一家小诊所病逝，精彩的故事从此没有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