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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要着力化解“四大危险”，这包括：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困惑；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险”，提高党员干部的知识和管理水平，构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探索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方法，通过健全干部选用的民主竞争机制增强群众对党的满意度；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构建对权力的制衡机制，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
〔关键词〕 “四大危险”，党的建设，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5-0008-04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同时，他深刻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1 〕。笔者以为，当前推进党的建设，应当着眼于化解“四大危险”,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执政党建设，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推进思想理论建设
党的十六大就提出要警觉“精神懈怠”。在“七一”讲话中，总书记向全党再次提出“精神懈怠”的问题，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所谓“精神懈怠”，主要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党失去了信仰、目标和斗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甚至迷恋于奢侈享受。精神懈怠是任何长期执政的政党都面临的重大考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研究世界政党现象后指出，一个政党在革命时期充满理想，夺取政权后往往兴高采烈、继续为理想而奋斗，但这不过是一个“惯性”运动，不久就会出现激情的消退。延安时期，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为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所折服，但也善意地提醒毛泽东：“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新朝代在建立政权的第一和第二代，皇帝及大臣深知创业的艰辛，一般都能勤于朝政。但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往往开始出现“精神懈怠”，政权不久就垮台了。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在连续执政几十年后，即执政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也出现了迅速垮台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普遍性的精神懈怠。
我们党执政已经62年，党内也出现了精神懈怠的迹象。有的党员干部放弃了崇高的理想追求，只关注个人的利益，甚至以权谋私；有的党员干部追求生活安逸，甚至过上了奢侈糜烂的生活；有的党员干部缺乏工作激情，求稳怕变，失去了开拓创新的精神；还有的党员干部皈依宗教甚至参与迷信活动。可以说，精神懈怠已经影响到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精神懈怠的问题？一是一些党员干部对我党追求的共产主义前途表示怀疑。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走出国门后对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或民主制度盲目羡慕，从而动摇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在精神上失去了终极追求。二是一些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缺乏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只看问题不看成就，特别是对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很无奈，对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有困惑，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怀疑，从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三是一些党员干部对人生价值缺乏科学的认识。在仕途上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就怨天怨地，产生了消极遁世的心理，在宗教甚至迷信活动中寻找精神寄托。
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必须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新，切实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困惑。第一，要大力倡导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第二，思想理论宣传要增强针对性，帮助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党的思想理论宣传要科学回答资本主义“腐而未朽”的原因，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历史发展的归宿，从而使党员干部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并作为一生的精神追求。第三，要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使党员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国为什么不能搞私有制？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为什么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究竟在哪里？改革开放中出现消极腐败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前景是怎样的？党的理论创新要对上述问题进行科学回答，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困惑，激发党员干部的精神动力。第四，要科学回答党和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使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会引起西方的不安。党的思想理论宣传要科学回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关系，回答西方国家不断打压我国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提醒全党“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加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工作的激情和奋斗精神。
二、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险”，健全干部选用的民主竞争机制
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长期任务。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党的执政能力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不足。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如何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如何发展绿色工业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这不仅要转变党员干部的发展理念，而且要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从当前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全党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具有紧迫性。二是协调社会利益的能力不足。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社会阶层分化，社会阶层之间不仅存在利益上的矛盾，而且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执政党的主要政治功能应当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不断推进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而从当前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来看，一些党组织明显存在协调利益能力不足的问题。三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能力不足。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人的素质就成为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从经济规模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的素质还没有明显提高。社会上不讲诚信的现象普遍存在，假货、假文凭、假广告等已经严重扰乱社会的秩序。各级党组织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广大群众的灵魂深处？显然，许多党员干部存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要看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更要看能不能让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华。” 〔1 〕可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方面要提高领导干部的知识水平和领导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人才竞争机制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选拔中，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提高了全党的执政能力，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违反党内民主原则，“一把手”直接决定领导干部升迁的弊端，有的地方还存在“跑官买官”的现象，致使一些能力强、有干劲、群众口碑好的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一些才学平庸却善于钻营的人走上领导岗位，由于缺乏干事的激情和干事的能力，造成人为的“能力不足”现象。因此，化解党内“能力不足”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创建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让能干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 〔1 〕。可以说，党内民主发展越充分，越能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险”。
第一，要完善干部人才的竞争制度。竞争是古今中外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行之有效的途径。在干部人才的选拔中，应当搭建公平的竞争平台，让优秀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第二，应把民主贯穿于选人用人的全过程。民主，核心问题是让人民参与。在干部选拔中，应落实广大干部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干部选拔真正体现民意。第三，要建立干部人才的罢免制度。在民主政治中，选举与罢免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如果在干部选举中只讲选举，不讲罢免，那么，民主选举的机制不可能始终代表民意。事实上，没有罢免机制的选举在一定条件下比委任制更可怕。可以说，有力的罢免制度是保证领导干部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解决“能力不足”问题的重要组织保证。
三、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探索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方法
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实践已经证明，政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脱离群众的危险也就越大，因而，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是大党老党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党执政62年，到今天如何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已经成为推进党建科学化的难点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起党群关系紧张的原因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些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淡化，宗旨意识淡薄，在情感上疏离、工作上脱离了群众。首先，一些党员干部有精英主义意识，认为群众都是“阿斗”，重大事情与群众商量、让群众参与，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问题更难解决。第二，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上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出于对自身利益和政治前途的考虑，在工作上只注意领导的感受，不关注群众的感受；对上级交办的事情积极主动地去完成，而对群众急需要解决的事情则懒得去干。第三，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上明显存在官僚主义作风，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他们做工作“车进车出”，不愿走近群众；“电话来电话去”，离开了群众；还有的干部 “网来网去”，已经不认识群众。胡锦涛总书记警示全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切中时弊，为全党敲响了警钟。
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要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着手，使领导干部传承革命时期的工作作风；要从党性教育着手，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要从构建联系群众的机制着手，使领导干部与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毫无疑问，这些方法当然能促进党群关系的和谐。但根据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密切联系群众还必须探索新的群众工作方法。
首先，要为党员干部注入强大的联系群众的动力。我们党在革命时期，由于有外在敌人的威胁，因而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生存。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干部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外在的威胁已经消失，因而容易出现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问题。因此，密切党群关系，必须给党员干部制造一定的“压力”，使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存状态与群众的满意度结合起来。领导干部有外在的“压力”，才会有联系群众的动力。制造“压力”和“动力”的基本方法，就是发展人民民主。现代民主有多方面的内涵，但实质是让人民群众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对领导干部实行真正的监督，使领导干部不能有官僚作风。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管理，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1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群众工作要通过对领导干部制造相应的压力并转化为联系群众的动力，党群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对黄炎培先生所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3 〕第二，要善于构建民主协商的机制。随着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群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智也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党的决策就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党组织就要引导群众进行政治参与并善于集中群众的意志。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方法，从根本上说，主要是民主协商的方法。民主协商既是协调群众利益的基本路径，也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有效手段，还是集中群众利益愿望的重要方法。第三，要构建群众满意的测评机制。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理论表述，而没有关注群众的心理感受和认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应当把党员干部的群众工作实践与群众的满意度联系起来，把党在宗旨上的主观设定与群众的客观认定统一起来。目前，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已经引入群众测评的方法，使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得到了有效贯彻。可以说，开展民意调查，是新形势下解决党群关系的重要路径。
四、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
目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一是以权谋私的传统腐败仍然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权力索取利益。尤其在建筑领域，有的官员十几年“腐而不败”，贪污国家大量的钱财。二是非传统性腐败不断增长。一些领导干部用参股甚至“干股”的形式贪污，用“期权”的形式获取不法利益。这种非传统性腐败隐蔽很深，利益巨大，社会影响极坏。三是特权现象或公私不分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目前，人民群众十分关注“三公消费”。 〔4 〕据统计，日本的“三公消费”只占财政支出的3%，欧洲国家没有超过4%~5%，而我国的“三公消费”在财政支出中竟然达到了40%。毫无疑问，巨大的“三公消费”隐含了一些官员享受的特权。有的领导干部公车私用，或用公款宴请亲朋好友，在客观上造成了党与群众的情感隔离。第四，一些领导干部生活腐化。在被党纪国法处理的党政干部中，包养情妇、生活腐化已经是一个共性现象。
党内出现消极腐败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有体制上的漏洞，也有领导干部思想上的变质；既有腐败文化的影响，也有监督不力的因素。从根本上说，严重的腐败现象是由不受监督的高度集中的权力造成的。遏制腐败现象，必须加大对权力的监督。第一，要用有力的权力监督有限的权力。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权力监督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制衡的效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经验表明，监督权力的关键因素是提高监督机构的执行力。一般来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需要在权力的能级上对等和利益上相分离。由于党的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因而各级纪委对本单位“一把手”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5 〕因此，加强反腐败斗争，必须从权力制约体系着手。要创新党内监督体制，扩大纪委的监督权、执行权和查处权。第二，要用社会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社会权利的监督，就是人民的监督。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不仅需要同体监督，而且需要“异体监督”。所谓“异体监督”，就是利用外在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异体监督”主要是社会权利的监督，其中包含舆论的监督、群众的监督，等等，我国近年来的网络监督已经显示出社会权利监督的强大威力。加强反腐败斗争，必须从法制上保障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监督。第三，要用科技的力量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6 〕所谓运用科技的力量反腐败，主要是用信息化技术实施对权力的监管。近年来，不少地方实行“权力在网上运行”、“资金在网上运行”的方法，有效杜绝了腐败。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应当扩大科技反腐的范围。比如，对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频率和费用应当及时上网公开，领导干部请客送礼的费用也应当及时网上公示。我们党多年来难以杜绝大吃大喝，主要原因是账目不公开，群众没有办法监督。扩大科技反腐的范围，不失是有效反腐的重要方法。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2〕王放远.其兴也勃焉与其亡也忽焉〔J〕.石油政工研究，2003，（3）.
〔3〕杨忠虎.黄炎培历史难题的解读〔J〕.党史博采，2005，（1）.
〔4〕惠铭生.被转嫁的“三公消费”不容忽略〔N〕.广州日报，2011-08-07.
〔5〕黄红平，冯耀明.关于反腐倡廉科学化的思考〔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0，（1）.
〔6〕王洪章.加快监督信息化步伐 提升央行反腐败水平〔J〕.金融电子化，2011，（1）.
责任编辑 孟永华
〔收稿日期〕 2011-07-26
〔作者简介〕刘宗洪 （1957-）,男，上海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关键词〕 “四大危险”，党的建设，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5-0008-04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同时，他深刻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1 〕。笔者以为，当前推进党的建设，应当着眼于化解“四大危险”,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执政党建设，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推进思想理论建设
党的十六大就提出要警觉“精神懈怠”。在“七一”讲话中，总书记向全党再次提出“精神懈怠”的问题，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所谓“精神懈怠”，主要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党失去了信仰、目标和斗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甚至迷恋于奢侈享受。精神懈怠是任何长期执政的政党都面临的重大考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研究世界政党现象后指出，一个政党在革命时期充满理想，夺取政权后往往兴高采烈、继续为理想而奋斗，但这不过是一个“惯性”运动，不久就会出现激情的消退。延安时期，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为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所折服，但也善意地提醒毛泽东：“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新朝代在建立政权的第一和第二代，皇帝及大臣深知创业的艰辛，一般都能勤于朝政。但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往往开始出现“精神懈怠”，政权不久就垮台了。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在连续执政几十年后，即执政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也出现了迅速垮台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普遍性的精神懈怠。
我们党执政已经62年，党内也出现了精神懈怠的迹象。有的党员干部放弃了崇高的理想追求，只关注个人的利益，甚至以权谋私；有的党员干部追求生活安逸，甚至过上了奢侈糜烂的生活；有的党员干部缺乏工作激情，求稳怕变，失去了开拓创新的精神；还有的党员干部皈依宗教甚至参与迷信活动。可以说，精神懈怠已经影响到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精神懈怠的问题？一是一些党员干部对我党追求的共产主义前途表示怀疑。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走出国门后对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或民主制度盲目羡慕，从而动摇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在精神上失去了终极追求。二是一些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缺乏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只看问题不看成就，特别是对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很无奈，对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有困惑，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怀疑，从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三是一些党员干部对人生价值缺乏科学的认识。在仕途上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就怨天怨地，产生了消极遁世的心理，在宗教甚至迷信活动中寻找精神寄托。
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必须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新，切实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困惑。第一，要大力倡导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第二，思想理论宣传要增强针对性，帮助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党的思想理论宣传要科学回答资本主义“腐而未朽”的原因，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历史发展的归宿，从而使党员干部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并作为一生的精神追求。第三，要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使党员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国为什么不能搞私有制？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为什么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究竟在哪里？改革开放中出现消极腐败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前景是怎样的？党的理论创新要对上述问题进行科学回答，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困惑，激发党员干部的精神动力。第四，要科学回答党和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使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会引起西方的不安。党的思想理论宣传要科学回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关系，回答西方国家不断打压我国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提醒全党“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加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工作的激情和奋斗精神。
二、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险”，健全干部选用的民主竞争机制
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长期任务。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党的执政能力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不足。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如何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如何发展绿色工业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这不仅要转变党员干部的发展理念，而且要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从当前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全党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具有紧迫性。二是协调社会利益的能力不足。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社会阶层分化，社会阶层之间不仅存在利益上的矛盾，而且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执政党的主要政治功能应当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不断推进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而从当前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来看，一些党组织明显存在协调利益能力不足的问题。三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能力不足。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人的素质就成为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从经济规模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的素质还没有明显提高。社会上不讲诚信的现象普遍存在，假货、假文凭、假广告等已经严重扰乱社会的秩序。各级党组织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广大群众的灵魂深处？显然，许多党员干部存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要看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更要看能不能让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华。” 〔1 〕可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方面要提高领导干部的知识水平和领导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人才竞争机制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选拔中，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提高了全党的执政能力，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违反党内民主原则，“一把手”直接决定领导干部升迁的弊端，有的地方还存在“跑官买官”的现象，致使一些能力强、有干劲、群众口碑好的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一些才学平庸却善于钻营的人走上领导岗位，由于缺乏干事的激情和干事的能力，造成人为的“能力不足”现象。因此，化解党内“能力不足”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创建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让能干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 〔1 〕。可以说，党内民主发展越充分，越能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险”。
第一，要完善干部人才的竞争制度。竞争是古今中外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行之有效的途径。在干部人才的选拔中，应当搭建公平的竞争平台，让优秀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第二，应把民主贯穿于选人用人的全过程。民主，核心问题是让人民参与。在干部选拔中，应落实广大干部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使干部选拔真正体现民意。第三，要建立干部人才的罢免制度。在民主政治中，选举与罢免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如果在干部选举中只讲选举，不讲罢免，那么，民主选举的机制不可能始终代表民意。事实上，没有罢免机制的选举在一定条件下比委任制更可怕。可以说，有力的罢免制度是保证领导干部对人民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解决“能力不足”问题的重要组织保证。
三、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探索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方法
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实践已经证明，政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脱离群众的危险也就越大，因而，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是大党老党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党执政62年，到今天如何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已经成为推进党建科学化的难点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起党群关系紧张的原因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些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淡化，宗旨意识淡薄，在情感上疏离、工作上脱离了群众。首先，一些党员干部有精英主义意识，认为群众都是“阿斗”，重大事情与群众商量、让群众参与，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问题更难解决。第二，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上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出于对自身利益和政治前途的考虑，在工作上只注意领导的感受，不关注群众的感受；对上级交办的事情积极主动地去完成，而对群众急需要解决的事情则懒得去干。第三，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上明显存在官僚主义作风，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他们做工作“车进车出”，不愿走近群众；“电话来电话去”，离开了群众；还有的干部 “网来网去”，已经不认识群众。胡锦涛总书记警示全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切中时弊，为全党敲响了警钟。
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要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着手，使领导干部传承革命时期的工作作风；要从党性教育着手，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要从构建联系群众的机制着手，使领导干部与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毫无疑问，这些方法当然能促进党群关系的和谐。但根据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密切联系群众还必须探索新的群众工作方法。
首先，要为党员干部注入强大的联系群众的动力。我们党在革命时期，由于有外在敌人的威胁，因而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生存。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干部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外在的威胁已经消失，因而容易出现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问题。因此，密切党群关系，必须给党员干部制造一定的“压力”，使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存状态与群众的满意度结合起来。领导干部有外在的“压力”，才会有联系群众的动力。制造“压力”和“动力”的基本方法，就是发展人民民主。现代民主有多方面的内涵，但实质是让人民群众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对领导干部实行真正的监督，使领导干部不能有官僚作风。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管理，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1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群众工作要通过对领导干部制造相应的压力并转化为联系群众的动力，党群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对黄炎培先生所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3 〕第二，要善于构建民主协商的机制。随着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群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智也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党的决策就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党组织就要引导群众进行政治参与并善于集中群众的意志。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方法，从根本上说，主要是民主协商的方法。民主协商既是协调群众利益的基本路径，也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有效手段，还是集中群众利益愿望的重要方法。第三，要构建群众满意的测评机制。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理论表述，而没有关注群众的心理感受和认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应当把党员干部的群众工作实践与群众的满意度联系起来，把党在宗旨上的主观设定与群众的客观认定统一起来。目前，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已经引入群众测评的方法，使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得到了有效贯彻。可以说，开展民意调查，是新形势下解决党群关系的重要路径。
四、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
目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一是以权谋私的传统腐败仍然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权力索取利益。尤其在建筑领域，有的官员十几年“腐而不败”，贪污国家大量的钱财。二是非传统性腐败不断增长。一些领导干部用参股甚至“干股”的形式贪污，用“期权”的形式获取不法利益。这种非传统性腐败隐蔽很深，利益巨大，社会影响极坏。三是特权现象或公私不分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目前，人民群众十分关注“三公消费”。 〔4 〕据统计，日本的“三公消费”只占财政支出的3%，欧洲国家没有超过4%~5%，而我国的“三公消费”在财政支出中竟然达到了40%。毫无疑问，巨大的“三公消费”隐含了一些官员享受的特权。有的领导干部公车私用，或用公款宴请亲朋好友，在客观上造成了党与群众的情感隔离。第四，一些领导干部生活腐化。在被党纪国法处理的党政干部中，包养情妇、生活腐化已经是一个共性现象。
党内出现消极腐败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有体制上的漏洞，也有领导干部思想上的变质；既有腐败文化的影响，也有监督不力的因素。从根本上说，严重的腐败现象是由不受监督的高度集中的权力造成的。遏制腐败现象，必须加大对权力的监督。第一，要用有力的权力监督有限的权力。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权力监督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制衡的效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经验表明，监督权力的关键因素是提高监督机构的执行力。一般来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需要在权力的能级上对等和利益上相分离。由于党的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因而各级纪委对本单位“一把手”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5 〕因此，加强反腐败斗争，必须从权力制约体系着手。要创新党内监督体制，扩大纪委的监督权、执行权和查处权。第二，要用社会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社会权利的监督，就是人民的监督。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不仅需要同体监督，而且需要“异体监督”。所谓“异体监督”，就是利用外在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异体监督”主要是社会权利的监督，其中包含舆论的监督、群众的监督，等等，我国近年来的网络监督已经显示出社会权利监督的强大威力。加强反腐败斗争，必须从法制上保障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监督。第三，要用科技的力量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6 〕所谓运用科技的力量反腐败，主要是用信息化技术实施对权力的监管。近年来，不少地方实行“权力在网上运行”、“资金在网上运行”的方法，有效杜绝了腐败。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应当扩大科技反腐的范围。比如，对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频率和费用应当及时上网公开，领导干部请客送礼的费用也应当及时网上公示。我们党多年来难以杜绝大吃大喝，主要原因是账目不公开，群众没有办法监督。扩大科技反腐的范围，不失是有效反腐的重要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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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洪章.加快监督信息化步伐 提升央行反腐败水平〔J〕.金融电子化，2011，（1）.
责任编辑 孟永华
〔收稿日期〕 2011-07-26
〔作者简介〕刘宗洪 （1957-）,男，上海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