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两家的处世思想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对文人心态的不同影响,是形成文人个性的重要原因,也是文人仕隐行为重要的客观决定因素。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的主张,看似对立,可在历代文人身上却是统一的。魏晋时期,时局动荡,政治险恶,理论家们在这种大背景下相继建构出一系列理论模式,这些理论模式较为成功的,都是把尊崇个体人格的道家思想与强调社会功能的儒家思想揉合起来,让它们互作补充。在这些理论的渗透和影响下,儒道互补的人生观、人格观深入文人心中,使他们不得不在"归隐以守志"和"参政以建功报国"这两极愿望中左右摇摆,难以抉择。因此"儒道互补"的人生观表现得更为集中和突出。作为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常常会超越历史,去关注和反思人类的普遍命运,这就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与"儒道互补"的人生观的撞击,就形成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既介入又超然的两种基本心态。陶潜归隐以守志,阮籍恐惧无奈而求隐。他们都因失去了政治的依托,反过来追求自身的人格理想。佯狂和归隐分别是他们求性情、求全身的途径。本文正是试图从阮籍佯狂尚隐的无奈和陶渊明四仕四隐的历程来证明,魏晋文人在"人格建构"与"政治愿望"两者之间艰难抉择的精神痛苦的根源在于其"儒道互补"的心理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