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郁钧剑，江苏南通人，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歌唱家，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他是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九届全国青联常委，第八、九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多次立功受奖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多才多艺的郁钧剑出版过5部诗集、3部散文集和3部书画集。本期《星·美文》里编发的文章和书画作品均选自《郁钧剑诗文：从艺四十周年纪念》。
　　检点我所有的喜好，之最的有两样， 就是书与树。尽管这书与树的谐音都不好，都与“输”同音。
　　喜欢这两样东西，都与我自记事起所受的影响有关。童年时在桂林东镇路的家院里， 祖父在院旁的池塘边盖有三间书房。母亲说当年这书房的四壁全是装满了书籍的书柜。 后来解放了， 祖父回上海了，把书都搬走了，就剩下了这空空的四壁。但幼小的我却从此常常望着这空空的四壁在想，什么时候我有四壁全是装满了书籍的书柜的书房呢？
　　在桂林的家院里也有很多的树。其中，母亲种下的两株茉莉，一株开白花，一株开紫花。等到我懂事的时候，这两株茉莉，每株都已经大得要两个我这样的孩子才能合抱住，俨然成“树”了。 院子里还有母亲种的夹竹桃、柚子树、 桂花树。童年的我会常跟在爱侍弄花草的母亲后面，为它们打枝浇水。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家里仅存的书籍、字画该“抄”的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 该“毁”的被父母害怕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罪证给毁了， 最后我们还被“红卫兵”赶出了那满是葱茏花木的家院。 幸好新搬去的八角塘，房屋虽然简陋，但四周却也是花木葱茏。 生活在没有书但有树的环境和日子里， 蓄满了平淡。
　　后来参加工作了，不再只满足平淡了。 求知的渴望是青春年华理想的催生剂。从那时起我开始玩命地读书、买书、攒书。
　　始于买书的时候，还是十几岁在桂林学艺时。 那时在新华书店里工作的男女老少，上至经理下至仓库保管员，我都叫得出名字。每到我们排练出一台新晚会了，我必定会把那几张紧俏的团里为照顾演员家属的彩排票往书店里送，全然不顾家人，并且心里还得有本账，比如这次送给张某了，下次就得送给李某。 如此这般， 仅仅是为了与他们搞好“关系”， 能照顾我买几本标有“内部发行”的书。那时候工资少得可怜， 每月才有十八块人民币，居然也总能省下点钱来买书。 不过， 那时候的书价也便宜， 超过一元钱的，都是大部头了。 记得1974年时，我花了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四块五毛钱买了本还是“内部发行” 的《现代汉语词典》。那本书当时珍贵呀， 整个桂林市就来了10本。
　　对于我， 一个错过了读书认字机会的少年来说， 这本词典带给了我莫大的学习空间。我如饥似渴地在那本书里，认识了好多的字， 还在这本词典的词条里学到了当时社会上几乎已经绝迹了的文学、地理、生物、化学、天文的知识， 甚至还有性的知识。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 书市也渐渐地热闹了起来。先是有唐诗宋词出版了，后来又有了《红楼梦》、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这四大名著的再版。再后来许多外国名著也开禁了。 书一多，书也就越来越容易买到了，原来的那种能买到一两本内部发行的好书， 在取书时还唯恐被旁人看见的偷偷摸摸“神秘感” 渐渐地也就越来越少了。不过每当我回忆起那种情形都会不禁感慨万千。
　　随着书越买越多，越攒越多，工余时间也就忙着四处去寻找木料。并请来木工小熊师傅为我做了两个两米高，一米五宽的书柜。后来我调到总政歌舞团了， 还将其中一个书柜和所攒下的书一起带到了北京。总政歌舞团的老政委洛辛、乔佩娟， 老团长胡德风也许就是看到了我的藏书和书柜后，从此才对我赏识有加、关爱有加的。
　　刚到北京时人地生疏，每逢节假日更是孤单。 单身汉的我却知道把孤单的假日安排得有滋有味。我会在早上9点左右从万寿寺总政歌舞团出发，步行至紫竹院公园乘320路公交车到动物园，再由动物园换102路无轨电车到西单， 然后直奔西单的新华书店。那时候的新华书店还在西单北大街上， 对面是当时在京城很有名的屈指可数的西单家具商场，也许是那时候家具少（凭票供应） 结婚的人多，因此每天家具店的门口远比新华书店门口热闹。 而现在这两个店铺都已被拆掉，灰飞烟灭了。记得新华书店临街有两个铺面，似乎两个铺面中间还夹杂着一间西餐店。但在西餐店背后却有个通道可将两个铺面的新华书店连接在一起，这也就造成了书店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让读者在寻书的过程中也增添了一种乐趣。我一般会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然后去西餐店点一客“西红柿肉末意大利通心粉”。再从西单乘大1路到王府井下车，我又会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和工艺美术大楼待上两个小时左右， 最后在参观完中国美术馆后乘103路无轨电车回到动物园。我还会在动物园的小饭馆里点一盘同样是每周必课的“蒜苗炒肉”和一瓶啤酒！ 吃饱喝足了，便披着晚霞沿着紫竹院公园的湖光竹色，回到万寿寺。这时的手中，总会有一两本刚购的新书。单身汉那几年的每个礼拜天，我几乎都是如此这般地度过的。
　　到了部队薪金高了许多， 买书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在每个星期天例行的“新华书店游”中经常能遇到购买火爆当时的新书的排队队伍，我也曾多次挤在这样的队伍中间。记得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再版时，我就排队一口气购了多册，并在扉页上洋洋洒洒地写上好几十字的所谓读书心得，赠送给远在桂林的少年书友。那个年纪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容易自以为是的年纪。不过那时候我读书爱写学习笔记，爱背诵书中的警句格言却是真的。比如说钱钟书在《围城》中说，“ 婚姻就像是一座城堡，结了婚的想出去，没结婚的想进来”；他还说，“人生就像吃葡萄， 有的人是从最甜的那一粒开始挑着吃， 结果是越吃越酸；而有的人却是从最酸的那一粒开始挑着吃，结果是越吃越甜”。 像这样的句子，都是在三十年前读到过的，至今却铭记不忘。 　　如今终日忙碌，四处奔波， 但再忙碌再奔波，书店是必定要去的。这些年来我常去的书店是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还有王府井附近的三联书店、商务书店以及荣宝斋的中国书店。尤其是在后面的这几家书店里，我还真寻觅到了不少一般书店里觅不到的好书。 有一回去大师范曾先生家，呈给他一首我倚声的《汉宫春》，范先生为了平仄的更准确，专门在书房里拿出了清人王奕清编撰的《钦定词谱》来查证。范先生还说喜欢填词的人， 手头一定要有一套此书。结果我从第二天开始，就在书店里寻找这套书。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个礼拜后终于在荣宝斋的中国书店里找到了。
　　如今去得最多的书店是机场的书店。 来往进出各地的机场，几乎没有空手往返的，都得有几“卷”在握。甚至经常在外地的机场书店，一购就是十几册，再打包托运回京。这种买书的乐此不疲，实在是读书人的一种享受。
　　我估计现在我的藏书已有近万册了，近40个书柜，满满当当地积攒着我半生的最爱。这些书三分之一是我读过的， 三分之一是我偶尔翻过的， 三分之一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了的。读过的、翻过的均已沉淀在我的生命之中，还没读过的将会充实我未来的生命。
　　我喜欢书，是受父辈的影响； 我喜欢树， 是受母亲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 中， 家里的日子再苦再艰难， 母亲也让我在春天的时候， 在我们的屋外下大雨、 屋内飘雨霏的陋居前种树。前些年回桂林，少时的伙伴还拉我去看过少时的我与母亲种下的树，如今已有半米多直径的一棵大树。那个把养花草都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年代里， 母亲常常会在她买菜篮子里的蔬菜下，再藏着花了几分钱买回的几朵栀子花、几朵月季花带回家。她说生活再苦心不能苦。
　　我常常看见了树、看见了花草，就像看见了母亲。
　　前些日子去了趟澳大利亚，在悉尼，在墨尔本看见了许许多多腰身足有两三米合抱的大树。过去只认为南京中山陵的大梧桐树，才可称得上蔚然壮观， 此刻才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 说实在的，外国比比皆是的大树是我们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就拿北京来说， 印象中除了在天坛、中山公园、潭柘寺等处能见到一些参天大树外， 街市上的大树寥寥无几。据说中国的大树都在20世纪50 年代“大炼钢铁”的运动中被砍伐掉， 送进炼钢的火炉里了。现在想想， 当年怎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举动，树木的热能怎么能够把铁炼成钢呢？再想起当年还有不可思议的全国上下总动员的扫除蚊子、苍蝇、老鼠、麻雀这“四害”的运动，难道当年的人都不会从书上读到一些真正的科学道理吗？ 庆幸我们没有赶上那个毁树的年代。
　　这些年来，国内植树成风，这是个好现象。 许多城市花大价钱去深山老林、陌野乡村去收购一些大树、老树，运到城里来种植成“迎宾” 一条街。这些大树、老树要是成活了那还好， 要是水土不服死掉了， 那实在是太可惜了。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常到各地去演出，常从车窗外观赏这样的街道，也常常赏心悦目。但偶尔也看到一些枯枝摇曳的死树，仿佛看见它们是在委屈地哭。
　　我最喜欢走在今天北京的北三环上， 路的南侧是连绵数里的绿带，各式各样的花木，在不同的季节里争奇斗艳。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就像是不尽的诗、不尽的画。所有工作上的烦恼、生活中的苦累都会在这温馨的诗画中得到稀释。
　　我爱书，书能养心；我爱树，树能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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