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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科技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以及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是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才带了科技，最终中国社会选择以科技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基础。科技对社会的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但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引起的革命斗争使社会接受用科技改变社会思维。
关键词：科技；传播；普及；传统社会；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13-0000-00
本文提到的“科学技术”，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在内，简称科技，指的是明朝晚期以后从西方发源的科技（或称“近现代科技”）。本文所说的“传统社会”并非严格人类学含义，而是历史学领域的习惯用法。
科技是构成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元素。文化指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科技又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之一。[1]社会的成员向另一个社会借用文化元素的过程，叫做传播，中国社会借用科技的过程也就是科技传入中国并且传播的历史进程，并且导致中国文化发生了变化。
1 科技传入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
最早带着科学技术进入中国的是明朝西方的传教士，他们希望用科学技术作为传教的敲门砖，其中最著名的是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士。此外还有一些受雇于明朝军队的葡萄牙雇佣兵，带来了军事技术。
传教士确实让一些明朝官员皈依了基督教，比如徐光启，但中国人关心的还是科技内容。明朝政府把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为己所用，传教士先后为皇帝翻译和撰写，与徐光启等合写了《御制对数阐微》、《对数表》、《数表》、《度数表》《三三等图》、《西洋新法历书》、《御制律历渊源》、《算海说详》、《算法纂要总纲》、《几何原本》、《天学会通》、《天经或问前集》、《钦定天文正义》、《天文步天歌》、《钦定仪象考成赤道星图》、《崇祯历书》等天文、数学书籍，编入子部，和中国兵家、武家、法家、医家之类的书并列，藏书于宫廷供皇帝参考。
清朝建立后，延续明朝政府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只利用科技成果而不鼓励传教，传教士能带来的科学技术并不多，到了利用价值不大，传教问题与皇权冲突显现的时候，清政府终于下令禁止传教，只允许个别传教士继续供职于朝廷。[9]
中国当时与“中原”以外的正式交往就是朝觐（比较独立的国家来使称为朝贡）。1840年前，清朝的管理外国人朝觐的部门有理藩院（主管边疆各族朝觐，及俄罗斯事务），礼部（主管朝覲典礼和其他国家朝贡），内务府（主管对朝觐者回赐），还有户部、工部、兵部、光禄寺、鸿胪寺等机构，地点在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地。朝觐对边疆各族、藩属国，可以明确主权标志，明君臣之义，恩威并用，同心向化，促进国家统一意识等作用，对没有从属关系的国家礼仪上仍然用君臣礼，实际上大多是为了通市需要。康雍乾时期朝廷对西洋各国的发展有所了解，甚至认为将来必将危害中国，外表坚持礼仪之争，内心警惕畏惧，但又不愿意改变各种封建制度，宁可闭关锁国，执行鸵鸟政策，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皇帝已经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了[2]。
2 科技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
西方的知识（包括科学技术）成规模传播到中国是明朝末年西方的航海时代开始之后，称为西学东渐。
清朝晚期以前西学东渐的规模不大，民间传播的科学技术大多是官方认可的东西，例如历法，机械制造，一些数学成果，新发现的医药等。一些日用工业品还是作为时新货进口到民间，在广州口岸的限制措施执行起来慢慢没那么严格，福建广东沿海难以维生的人也被迫受雇于外国人或者前往海外谋生。[3]传教士无法进入中国，就在澳门传教，同时传播科学技术，期望有朝一日影响到内地，如马礼逊牧师等在澳门设立书馆，开办医院，颇有成效。
但是这种表面的科学传播被深深的成见包围。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使团三席亨利·埃利斯认为“中国人做事的原则如此狭隘，而他们的论断又是那样不知羞耻地弄虚作假，以至于我们提出的最有根据的论证也会遭到他们的反驳。中国人既拒绝你的一般性原则，又随意否认你的事实，对所有试图驳斥他们的意见都不屑一顾。”这段笔记说明以符合逻辑为原则的西方辞令，与中国自古流传的箴言式的辞令之间互相排斥。在澳门传教十年，并担任使团汉语秘书的马礼逊牧师精神上对中国人也并不友好，“一直认为中国人傲慢自大”。根据记载，使团特使阿美士德与嘉庆皇帝发生礼仪之争，使团无果而终。[4]虽然这是外交礼仪上的事，但也说明中国和西方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文化差异。清政府即使接见成功，在更加事关“国体”的贸易问题上，也绝不会做出任何改变，阿美士德使团无法完成使命是必然的。
明清时代传教士留下来的涉及西方科学的著作数量，虽然与中国古代典籍相比实属稀少，但也有几十种，这些著作的最终目的是传教，涉及科技的地方也为数不少。除了在传教范围内传播阅读外，绝大多数都被放在书架上，很少有人愿意翻看。
3 科技大量传入中国阶段
1840年后，英国同中国进行了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走向了半殖民地时代。随着口岸的增加，科学技术更多地传入中国社会。不过中国人大多对西方的文化，也包括科学技术仍持抵触态度。清政府在认识到西方战争机器的精巧后，认为英国是侥幸得胜，因为沿海百姓没有被动员起来。所以清政府仍有“师夷长技以制夷”，废除条约，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的想法。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惨败，面临内忧外患，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借助洋务富国强兵，驱逐洋人，镇压起义。洋务派这些活动最终没有起到“制夷”的作用，但是科学和技术开始有规模地传入中国。作为富国强兵的临时政策，洋务运动丝毫不触动原有封建体制，社会主流认为学习洋人的东西是破坏祖制，正途仍然是科举做官。在清政府中反对洋务运动的守旧派为数不少。 各地口岸相继开放，甚至建立了国中之国的租界，西方工业品大量涌入，让中国社会不得不接受各种科技。
这些科技的传入客观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但是也对外国有很多好处。
首先中国没有科技，操控者必然是洋人，清政府不得不大量起用外国人，被迫实行治外法权，甚至海关长期由外国人管理，对内镇压也要借外国人组建军队，这强烈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进程。
其次，造成中国人的自卑感。地方官员多数不知道如何应付洋人，对洋人惟命是从，只会让百姓屈服于官威，在地方上形成了惧怕洋人的习性。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然更了解国际事务，对于纠纷尚能保持平等姿态，但实际上也色厉内荏，不敢与洋人过多争执，总是在最后关头答应外国的条件。
第三，保证了外国资本的长久利润。中国没有科学技术，就无法生产许多工业品，只能购买外国产品，保证外国资本的利润。由于各种原因，银两大量流出中国，这就造成中国农村大量破产。
科技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只能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种途径。
这一时期的科技传播分为两个方面，精英化的是学校、书籍和报纸，大众化的是商品输入和日常其他途径。分成这两个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多数人是文盲。
学校分为官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官办学校都是为军队培养人才而设，民办学校多数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可考的有几十所，目标是培养适应开放口岸生活的市民，减少社会上对外国的排斥情绪。
传播科学技术的书籍和报纸种类已经相当多，有很专业的书籍，也有面向非专业读者的，几十年间出版了上万种之多。著名的作者有傅兰雅、丁韪良、伟烈亚力、李提摩太、徐寿、李善兰等。
4 中国社会开始普及科技
在治外法权下，地方政府惧怕洋人，不能持公处理地方教会和普通民众的诉讼争斗，造成教案。教案增加了普通民众对外国的仇恨，导致义和团运动爆发。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使京津地区遭到了空前浩劫，以清政府彻底屈服告终，《辛丑条约》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这场运动让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盲目排外不能战胜西方列强，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淘汰了朝廷的保守派，让清政府下决心实行“新政”。
1900年后，清政府变法图强，中体西用，改革官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巩固清政府统治。首先从教育改革入手，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兴办学校，并提倡社会教育。
大规模的传播即成为普及，清朝新政时期开始普及科技知识。
（1）创办简易识字学塾，简易识字学塾计划颁布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目的是救济年长失学，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年长失学者学习毕业年限一到三年不等，家贫年幼者学习毕业年限三年。每周课程为国文六小时，国民道德、算术各三小时。教材有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和简易珠算课本。（2）提倡宣讲，宣讲的目的是“开民智，裕民德，正民俗”。由各省抚部院，会同学部，令各省、府、厅、州、县、学，随时亲历城镇，宣讲圣谕，广训劝善要言，有关民教者切实开导，劝令兴修水利，广事种植，开蒙学女学，禁止各项恶俗。（3）设立简易学校，清宣统元年，除了简易识字学塾和宣讲所外，又设立简易学堂，每天上课三小时，分日间教学或夜间教学，学业期限一年到三年不等，与中华民国时的民众学校非常类似。（4）关于农民教育，设立农业夜课、耕种补习班、业余体育会等。（5）关于工人教育，有工厂、公司所设半日学堂、恤贫半夜学堂等。（6）关于妇女教育，有女工传习所、半日妇女学堂等。（7）创立《白话报》，建立阅报处，阅书报社。（8）建立教育品陈列场，教育博物馆。
清政府采取这些措施为时已晚，但这些改革确实是中国社会全面接受科學的开始。[6]
统治阶层思想上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这是大规模普及科技的最初理论。
5 新文化运动开展和传统社会基本结束
民国北洋政府成立后，教育科技方面继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的核心是儒家伦常道德，实际上是要人民不以下犯上，不要反对北洋政府的独裁。[7]但是，袁世凯称帝失败表明“中学”并不能实现救国的目标，只能成为封建统治的理论。
此后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守旧的知识精英和谋求变革的知识精英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后果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变化，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主导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针锋相对，针对社会观念上尊孔读经，讲究忠孝仁义的传统价值观，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在媒体上进行了一系列批驳。质疑“（1）孔门修身伦理学说是否可与共和立宪政体相容。儒家礼教是否可以实行与今世国民之日用生活。……（2）宪法是否可以涉及教育问题及道德问题。……（3）万国宪法条文中有无人之姓名之发现。……”[8]
此后经过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救亡图存的思想主流，宣告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结束，在思想上进入了现代社会。
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有三个特点：
（1）科学经历了外来的文化到固有文化的转变。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为现代社会正是科技作用的结果。（2）科学改造社会的任务突出。社会的变革以救亡图存为线索，科技是实现目标的重要工具。（3）科技传播普及的范围趋于专门化。随着科技的普及，越来越专门化，最后形成了科技界。向民众普及的科技知识也更加精细。
6 传统社会科技传播形势微弱的原因
有许多历史因素导致科技传播形势微弱。科学当时在西方也处于萌芽阶段，让中国朝廷感兴趣的实用性科技并不多；西方科学集中掌握在教会或者大学等上层精英手里，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使统治者在思想上足以抵御西方文化；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不旺，军事上对周边小国有绝对优势，所以封建王朝没有必要引进科学技术。
清朝晚期以前的中国和当时的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中国只接受科学技术的成果，而西方国家不止接受成果，还存在产生科学技术的条件。 第一個条件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神学和教会的统治都解体了。掌握最初科学的上层精英们也努力探索着自然界，以期找到新的神学学说。中国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佛道辅之，推翻旧王朝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王朝，并没有探索自然界的兴趣。
第二个条件是，启蒙运动的出现。科学技术与新的哲学思想从教会、大学和宫廷走向了中小资产阶级人士，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中国不存在启蒙运动，学说体系中只有熟读儒家经典可以做官，只有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其他职业无论贵贱都是不能做官情况下的不得已选择。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没有探讨自然的可能性。就算清政府不禁止传教，西方科学继续输入，中国也只能利用科学技术，不存在促进科学发展的土壤。
第三个条件是，战争和第一次工业革命。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西方国家战争不断，但规模不大，一般是签订条约结束战争，很少有被彻底灭掉的大国，因此战争作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实用性科技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则是极大促进了工业品的生产，民间更加有资金投入到应用科学研究领域。中国明末清初有争夺政权的战争，此后内地可以说是承平已久，军事技术发展也没有动力，更不用说其他技术了。清政府的收入来源只有农业税，商业税以及盐铁专卖，卖官鬻爵收入，遇到战争只能加捐税，也就不存在民间投入研究领域的资金。
乾隆晚期和嘉庆道光时期，头脑日益僵化的统治者害怕任何改变的态度达到极点。清政府自认为外国人是未开化的臣民，民众则普遍认为外国人是蛮夷，耻于和外国交往。这种情况下民间能够认识西方科学技术的人非常稀少。
参考文献
[1]威廉·A·哈维兰（美）著.《文化人类学》第十版瞿铁鹏，张钰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620.
[2]张双智.《清代朝觐制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278.
[3]邹小站.《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30-53.
[4]亨利·埃利斯（英），《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清史编译丛刊》[M]. 上海：商务印书馆，2013：430.
[5]黄与涛，王国荣.《明清之际西学文本》[M]. 上海：中华书局，2013：2060.
[6]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一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087.
[7] 经世文社编.《民国经世文编（交通、宗教、道德）》[M].1970：5248.
[8] 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编.《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一）[M]. 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2005：7-9.
[9] 宝成关.18世纪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确立与实施[J].河北学刊，1997，（3）：89-95.
作者简介：张昀京（1976—），男，福建闽清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现就职于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方向：科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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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传播；普及；传统社会；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13-0000-00
本文提到的“科学技术”，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在内，简称科技，指的是明朝晚期以后从西方发源的科技（或称“近现代科技”）。本文所说的“传统社会”并非严格人类学含义，而是历史学领域的习惯用法。
科技是构成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元素。文化指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科技又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之一。[1]社会的成员向另一个社会借用文化元素的过程，叫做传播，中国社会借用科技的过程也就是科技传入中国并且传播的历史进程，并且导致中国文化发生了变化。
1 科技传入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
最早带着科学技术进入中国的是明朝西方的传教士，他们希望用科学技术作为传教的敲门砖，其中最著名的是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士。此外还有一些受雇于明朝军队的葡萄牙雇佣兵，带来了军事技术。
传教士确实让一些明朝官员皈依了基督教，比如徐光启，但中国人关心的还是科技内容。明朝政府把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为己所用，传教士先后为皇帝翻译和撰写，与徐光启等合写了《御制对数阐微》、《对数表》、《数表》、《度数表》《三三等图》、《西洋新法历书》、《御制律历渊源》、《算海说详》、《算法纂要总纲》、《几何原本》、《天学会通》、《天经或问前集》、《钦定天文正义》、《天文步天歌》、《钦定仪象考成赤道星图》、《崇祯历书》等天文、数学书籍，编入子部，和中国兵家、武家、法家、医家之类的书并列，藏书于宫廷供皇帝参考。
清朝建立后，延续明朝政府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只利用科技成果而不鼓励传教，传教士能带来的科学技术并不多，到了利用价值不大，传教问题与皇权冲突显现的时候，清政府终于下令禁止传教，只允许个别传教士继续供职于朝廷。[9]
中国当时与“中原”以外的正式交往就是朝觐（比较独立的国家来使称为朝贡）。1840年前，清朝的管理外国人朝觐的部门有理藩院（主管边疆各族朝觐，及俄罗斯事务），礼部（主管朝覲典礼和其他国家朝贡），内务府（主管对朝觐者回赐），还有户部、工部、兵部、光禄寺、鸿胪寺等机构，地点在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地。朝觐对边疆各族、藩属国，可以明确主权标志，明君臣之义，恩威并用，同心向化，促进国家统一意识等作用，对没有从属关系的国家礼仪上仍然用君臣礼，实际上大多是为了通市需要。康雍乾时期朝廷对西洋各国的发展有所了解，甚至认为将来必将危害中国，外表坚持礼仪之争，内心警惕畏惧，但又不愿意改变各种封建制度，宁可闭关锁国，执行鸵鸟政策，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皇帝已经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了[2]。
2 科技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
西方的知识（包括科学技术）成规模传播到中国是明朝末年西方的航海时代开始之后，称为西学东渐。
清朝晚期以前西学东渐的规模不大，民间传播的科学技术大多是官方认可的东西，例如历法，机械制造，一些数学成果，新发现的医药等。一些日用工业品还是作为时新货进口到民间，在广州口岸的限制措施执行起来慢慢没那么严格，福建广东沿海难以维生的人也被迫受雇于外国人或者前往海外谋生。[3]传教士无法进入中国，就在澳门传教，同时传播科学技术，期望有朝一日影响到内地，如马礼逊牧师等在澳门设立书馆，开办医院，颇有成效。
但是这种表面的科学传播被深深的成见包围。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使团三席亨利·埃利斯认为“中国人做事的原则如此狭隘，而他们的论断又是那样不知羞耻地弄虚作假，以至于我们提出的最有根据的论证也会遭到他们的反驳。中国人既拒绝你的一般性原则，又随意否认你的事实，对所有试图驳斥他们的意见都不屑一顾。”这段笔记说明以符合逻辑为原则的西方辞令，与中国自古流传的箴言式的辞令之间互相排斥。在澳门传教十年，并担任使团汉语秘书的马礼逊牧师精神上对中国人也并不友好，“一直认为中国人傲慢自大”。根据记载，使团特使阿美士德与嘉庆皇帝发生礼仪之争，使团无果而终。[4]虽然这是外交礼仪上的事，但也说明中国和西方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文化差异。清政府即使接见成功，在更加事关“国体”的贸易问题上，也绝不会做出任何改变，阿美士德使团无法完成使命是必然的。
明清时代传教士留下来的涉及西方科学的著作数量，虽然与中国古代典籍相比实属稀少，但也有几十种，这些著作的最终目的是传教，涉及科技的地方也为数不少。除了在传教范围内传播阅读外，绝大多数都被放在书架上，很少有人愿意翻看。
3 科技大量传入中国阶段
1840年后，英国同中国进行了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走向了半殖民地时代。随着口岸的增加，科学技术更多地传入中国社会。不过中国人大多对西方的文化，也包括科学技术仍持抵触态度。清政府在认识到西方战争机器的精巧后，认为英国是侥幸得胜，因为沿海百姓没有被动员起来。所以清政府仍有“师夷长技以制夷”，废除条约，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的想法。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惨败，面临内忧外患，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借助洋务富国强兵，驱逐洋人，镇压起义。洋务派这些活动最终没有起到“制夷”的作用，但是科学和技术开始有规模地传入中国。作为富国强兵的临时政策，洋务运动丝毫不触动原有封建体制，社会主流认为学习洋人的东西是破坏祖制，正途仍然是科举做官。在清政府中反对洋务运动的守旧派为数不少。 各地口岸相继开放，甚至建立了国中之国的租界，西方工业品大量涌入，让中国社会不得不接受各种科技。
这些科技的传入客观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但是也对外国有很多好处。
首先中国没有科技，操控者必然是洋人，清政府不得不大量起用外国人，被迫实行治外法权，甚至海关长期由外国人管理，对内镇压也要借外国人组建军队，这强烈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进程。
其次，造成中国人的自卑感。地方官员多数不知道如何应付洋人，对洋人惟命是从，只会让百姓屈服于官威，在地方上形成了惧怕洋人的习性。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然更了解国际事务，对于纠纷尚能保持平等姿态，但实际上也色厉内荏，不敢与洋人过多争执，总是在最后关头答应外国的条件。
第三，保证了外国资本的长久利润。中国没有科学技术，就无法生产许多工业品，只能购买外国产品，保证外国资本的利润。由于各种原因，银两大量流出中国，这就造成中国农村大量破产。
科技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只能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种途径。
这一时期的科技传播分为两个方面，精英化的是学校、书籍和报纸，大众化的是商品输入和日常其他途径。分成这两个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多数人是文盲。
学校分为官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官办学校都是为军队培养人才而设，民办学校多数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可考的有几十所，目标是培养适应开放口岸生活的市民，减少社会上对外国的排斥情绪。
传播科学技术的书籍和报纸种类已经相当多，有很专业的书籍，也有面向非专业读者的，几十年间出版了上万种之多。著名的作者有傅兰雅、丁韪良、伟烈亚力、李提摩太、徐寿、李善兰等。
4 中国社会开始普及科技
在治外法权下，地方政府惧怕洋人，不能持公处理地方教会和普通民众的诉讼争斗，造成教案。教案增加了普通民众对外国的仇恨，导致义和团运动爆发。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使京津地区遭到了空前浩劫，以清政府彻底屈服告终，《辛丑条约》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这场运动让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盲目排外不能战胜西方列强，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淘汰了朝廷的保守派，让清政府下决心实行“新政”。
1900年后，清政府变法图强，中体西用，改革官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巩固清政府统治。首先从教育改革入手，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兴办学校，并提倡社会教育。
大规模的传播即成为普及，清朝新政时期开始普及科技知识。
（1）创办简易识字学塾，简易识字学塾计划颁布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目的是救济年长失学，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年长失学者学习毕业年限一到三年不等，家贫年幼者学习毕业年限三年。每周课程为国文六小时，国民道德、算术各三小时。教材有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和简易珠算课本。（2）提倡宣讲，宣讲的目的是“开民智，裕民德，正民俗”。由各省抚部院，会同学部，令各省、府、厅、州、县、学，随时亲历城镇，宣讲圣谕，广训劝善要言，有关民教者切实开导，劝令兴修水利，广事种植，开蒙学女学，禁止各项恶俗。（3）设立简易学校，清宣统元年，除了简易识字学塾和宣讲所外，又设立简易学堂，每天上课三小时，分日间教学或夜间教学，学业期限一年到三年不等，与中华民国时的民众学校非常类似。（4）关于农民教育，设立农业夜课、耕种补习班、业余体育会等。（5）关于工人教育，有工厂、公司所设半日学堂、恤贫半夜学堂等。（6）关于妇女教育，有女工传习所、半日妇女学堂等。（7）创立《白话报》，建立阅报处，阅书报社。（8）建立教育品陈列场，教育博物馆。
清政府采取这些措施为时已晚，但这些改革确实是中国社会全面接受科學的开始。[6]
统治阶层思想上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这是大规模普及科技的最初理论。
5 新文化运动开展和传统社会基本结束
民国北洋政府成立后，教育科技方面继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的核心是儒家伦常道德，实际上是要人民不以下犯上，不要反对北洋政府的独裁。[7]但是，袁世凯称帝失败表明“中学”并不能实现救国的目标，只能成为封建统治的理论。
此后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守旧的知识精英和谋求变革的知识精英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后果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变化，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主导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针锋相对，针对社会观念上尊孔读经，讲究忠孝仁义的传统价值观，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在媒体上进行了一系列批驳。质疑“（1）孔门修身伦理学说是否可与共和立宪政体相容。儒家礼教是否可以实行与今世国民之日用生活。……（2）宪法是否可以涉及教育问题及道德问题。……（3）万国宪法条文中有无人之姓名之发现。……”[8]
此后经过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救亡图存的思想主流，宣告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结束，在思想上进入了现代社会。
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有三个特点：
（1）科学经历了外来的文化到固有文化的转变。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为现代社会正是科技作用的结果。（2）科学改造社会的任务突出。社会的变革以救亡图存为线索，科技是实现目标的重要工具。（3）科技传播普及的范围趋于专门化。随着科技的普及，越来越专门化，最后形成了科技界。向民众普及的科技知识也更加精细。
6 传统社会科技传播形势微弱的原因
有许多历史因素导致科技传播形势微弱。科学当时在西方也处于萌芽阶段，让中国朝廷感兴趣的实用性科技并不多；西方科学集中掌握在教会或者大学等上层精英手里，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使统治者在思想上足以抵御西方文化；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不旺，军事上对周边小国有绝对优势，所以封建王朝没有必要引进科学技术。
清朝晚期以前的中国和当时的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中国只接受科学技术的成果，而西方国家不止接受成果，还存在产生科学技术的条件。 第一個条件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神学和教会的统治都解体了。掌握最初科学的上层精英们也努力探索着自然界，以期找到新的神学学说。中国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佛道辅之，推翻旧王朝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王朝，并没有探索自然界的兴趣。
第二个条件是，启蒙运动的出现。科学技术与新的哲学思想从教会、大学和宫廷走向了中小资产阶级人士，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中国不存在启蒙运动，学说体系中只有熟读儒家经典可以做官，只有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其他职业无论贵贱都是不能做官情况下的不得已选择。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没有探讨自然的可能性。就算清政府不禁止传教，西方科学继续输入，中国也只能利用科学技术，不存在促进科学发展的土壤。
第三个条件是，战争和第一次工业革命。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西方国家战争不断，但规模不大，一般是签订条约结束战争，很少有被彻底灭掉的大国，因此战争作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实用性科技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则是极大促进了工业品的生产，民间更加有资金投入到应用科学研究领域。中国明末清初有争夺政权的战争，此后内地可以说是承平已久，军事技术发展也没有动力，更不用说其他技术了。清政府的收入来源只有农业税，商业税以及盐铁专卖，卖官鬻爵收入，遇到战争只能加捐税，也就不存在民间投入研究领域的资金。
乾隆晚期和嘉庆道光时期，头脑日益僵化的统治者害怕任何改变的态度达到极点。清政府自认为外国人是未开化的臣民，民众则普遍认为外国人是蛮夷，耻于和外国交往。这种情况下民间能够认识西方科学技术的人非常稀少。
参考文献
[1]威廉·A·哈维兰（美）著.《文化人类学》第十版瞿铁鹏，张钰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620.
[2]张双智.《清代朝觐制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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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昀京（1976—），男，福建闽清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现就职于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方向：科技史。
Study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