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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西方工业化发展进程为背景探讨景观生态设计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审美变革。在后工业时代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之下，风景园林领域生态思想发展和演进所形成的理论和概念逐渐融合了生态和美学、精英艺术和大众审美的二元对立，并促进了更具生态性和审美价值的创新景观实践项目的探索。文章分析评论的生态启示设计和关注环境的先锋艺术案例表明，社会需要多学科合作来强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并通过景观表现和审美体验促进公众的生态意识。文章最后也提出，中国风景园林界应该打破学科藩篱，加强多学科合作，建立更具生态意识的景观审美标准，通过景观实践促使公众成为更具生态意识和知识的环境公民。
关键词 风景园林；生态美学；关注环境的艺术实践
风景园林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包含生态、美学和社会人文要素。从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麦克哈格注重场址生态要素分析和技术处理的生态设计，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加多元的设计思潮和实践，生态和美学的论辩一直贯穿于各时期思潮过程之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生态议题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多学科领域。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使得风景园林师在城市设计工作中起到更加重要和主导的作用。保护生态环境，设计展示场址的生态演进过程，重建和疗愈被破坏的生态系统，以及处理更具体的雨水花园、屋顶绿化，等等，成为风景园林领域备受关注的实践内容。风景园林已不再局限于如画的景色或者建筑的衬景，它从地理概念延伸到社会、政治和生态相互联系的系统概念，从强调视觉美感转变为解决生态技术、强调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综合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一些先锋艺术家参与到景观和土地艺术实践中，表达对于环境问题和人类未来的关注和警示。审美走向多元化和民主化，非确定性、随机性、混沌散乱等艺术表达形式对古典美学的诗意、秩序、纯净和精英化提出极大的挑战。
由于景观具有多重含义，本文所涉及的“景观”一词，主要指人类能够真实感知的具体的户外空间组成。这些组成内容包括气候、地形、土壤、动植物等自然因素，以及设施、构筑、人类活动及活动痕迹等人文因素。[1]景观是风景园林实践的对象，亦是风景园林实践的结果。
一、 映射工业发展历程的景观生态设计思想演变
19世纪中后期，伴随技术进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的工业文明主要表现在对自然掠夺式开发，对自然的生态价值缺少认识，自然逐渐破碎化。以英美为代表的工业先行发展国家的资本垄断导致中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大批无地农民涌向城市，城市设施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之下，奥姆斯特德（Olmsted）、霍华德（Howard）、盖迪斯（Geddes ）、芒福德（Mumford）等从风景园林、田园城市、区域规划等不同侧面试图解决工业城市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这一时期主要的生态设计思想体现在重建人和自然的联系，并且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理想主义和实验色彩。奥姆斯特德认为风景优美的公园具有精神激励作用，同时能够改善城市居民的健康，具有疏解精神压力、增加精神稳定的作用，把如画的自然带入城市是其设计的主要宗旨。精巧细腻，层次丰富，有如图画般的经过提炼的自然美，是奥姆斯特德设计风格的主要特征。霍华德在伦敦附近的莱契沃尔思（Letchworth）建造了第一座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田园城市，盖迪斯将自己的优托帮（Eutopia）理想付诸在苏格兰丹佛姆林（Dunfermline）的规划实践之中。[2]这些先驱者们的理论和实践开创了现代城市规划的方法论和技术路线，前瞻性地警示工业文明、技术进步和人类福祉之间曲折迂回的关系。而奥姆斯特德的贡献不仅在于创立了风景园林学科，还在于在这些城市规划先驱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城市与环境协同发展的生态思想框架之下，奠定了风景园林师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发达国家经历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人类的生活环境遭到工业废弃物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工业废水无序排放，杀虫剂以及日化产品的广泛应用，使河流湖泊海洋遭到污染。1962年R.卡逊（R. Carson）《寂静的春天》出版，是战后开启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运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严谨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不仅唤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促使各国政府起草出台环境保护法律。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
1969年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变革性地转变了风景园林实践，他提倡从生态科学中借鉴原理和规则并应用到设计项目中。其图层叠加技术对設计场址的适应性分析为园林规划和设计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持，他宣称生态是命令而不仅是解释，科学是园林设计唯一的权威。[3]在生态设计思潮影响下，美国院校一些园林专业更加关注环境管理、自然科学和生态修复技术，而对于视觉艺术、设计理论和历史重视不够。[4]麦克哈格大力提倡的生态设计思想具有时代的开拓性，同时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当时工业急剧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资源耗竭，而且工业废弃物和污染还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生存环境。生态学是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麦克哈格近于专断地强调生态设计，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作为风景园林师社会责任感的表达。
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完成“去工业化”，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发达国家的城市环境得以改善。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温室效应、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并逐步付诸实践。工业时代遗留下的废弃地和环境问题面临着更新、改造和利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理查德·哈格（Richard Haag）改造的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翻开了后工业时代尊重历史、反思工业文明、展示多元审美价值、利用生态技术进行景观更新的新篇章。90年代彼得·拉茨（Peter Latz）在德国杜伊斯堡北园的设计中采用保留工业机器、进行局部土壤净化以及运用乡土树种重建地方生态系统的方法，使该园成为划时代的后现代景观设计的代表作。景观都市主义把后工业化社会城市重组、改造和更新的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阿里克思·魁戈（Alex Krieger）、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等成为这一理论的先锋代表人物。[5]在景观都市主义理论框架中，自然和城市从二元对立转向互惠共生，从引入自然到全面利用自然和生态系统，城市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森林和河流一样的‘生态性’”。[67] 在过去被认为丑陋的废弃矿坑、锈迹斑斑的鼓风炉和铁轨，在后工业时代经过重新诠释，与修复的生态环境一起唤起记忆，并扩大和改变了我们对美的定义。 二、 从生态工具性走向生态整体性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学成为风景园林教育和实践的主要内容，风景园林借鉴生态学的工具模型应用于实践，以解决生态修复、生境保护等问题。[8]斯派恩（Spirn） 批评风景园林学科习惯从其他学科借用理论和方法直接应用到园林实践之中，缺少整体知识和理论体系建构，致使这些根源迥异的理论和方法相互排斥。而能够真正做到融会艺术和科学、园艺和工程到风景园林的人少之又少。[9]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风景园林领域内的学者对过去30年注重生态设计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这是生态设计规划理论形成、传播及应用实践的繁荣发展时期。景观都市主义、生态启示设计、生态都市主义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都生成于这一时期。
在风景园林规划和设计过程中，生态学可以作为指导预测人类涉入生态系统的结果。福尔曼（Forman）认为生态学和设计成功结合可以为减少资源退化提供巨大的机会。[10]传统上，生态学被认为是“硬”科学，依靠数字、模型预测揭示自然过程和生态系统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生态学作为科学工具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支撑下其强大的模拟和预测技术太复杂难以掌握，需要智力和设备资源，缺少足够的弹性支持具体场地的规划决策。[11]
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对生态学的研究从自然科学领域向人文社会领域扩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以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激进生态学、阿恩·纳斯（Arne Naess）深生态学等为代表的具有后现代特点的社会伦理生态学。这些学者对以技术为主导的工业化社会的人类中心思想、生物中心思想、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等进行批判和反思，认为技术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要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激进生态学者认为生态价值是一种生态系统本身的“固有”价值，人类不能规定它，只能认识它、利用它。[1213]
风景园林领域内的学者结合和借鉴了激进生态学的思想，而不再局限于关注自然要素之间量化表达的技术方法。代表学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斯派恩（Spirn）、宾州大学的科纳（Corner）和密西根大学的纳索尔（Nassauer）等。斯派恩针对麦克哈格所提出的科学（生态）就是权威，以“自然就是权威：风景园林中的矛盾和困惑”为题，对“自然”这个概念的认识以及自然和生态、自然和景观、自然和审美的关系进行梳理和总结，认为自然在不断改变，就像人类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自然。风景园林师不应以僵化、保守武断的思想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园林规划和设计工作中，应该以探索精神寻求更合理的、自我反思的和整体化的方法。[9]科纳则更加明确地借鉴了激进生态学对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同时也针对标题式生态学的现象提出具有整体思维方法的“真生态学”。[6]生态设计更多地作为一种过程和设计策略，探究人、自然和社会文化网络运转的潜力，在人、场所、宇宙之间创造生态和风景园林设计的新型关系，这也是景观生态主义的基本内容。纽约高线公园是科纳将其生态设计思想运用在实践中的经典案例。纳索尔（Nassauer）认为风景园林连接了生态科学和社会需求。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纳索尔发展了棕地再开发生态设计导则和生态廊道视觉审美评价方法。[11] [14]
因此，面对污染和人类工程干扰的场地，诸如废弃的煤矿、钢厂以及高速运转的城市，设计领域传统界限相互跨越和交叠，人工或自然、规则或不规则、秩序或混乱已不能完全表达处理复杂场址的途径和结果。[15]此外，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发展所导致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因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具体场址的特性而呈现千差万别的复杂性，已经形成的生态设计理论体系和少数成功的案例仍然不能解决所有生态和景观、生态和审美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问题。对于如何处理景观和城市及景观和设施的关系、如何发挥景观的功能和美学愉悦特性、如何展示场址生态过程等方法和理论的探索，仍然是风景园林教育和实践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
三、 景观生态设计的审美变革
在人類和自然界长期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景观是重要的中介连接者和生态过程。园林作为具有审美意趣的景观，对其美学欣赏伴随着园林的产生和发展。从中国古典园林追求自然意趣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到巴洛克时期受笛卡尔哲学影响的西方古典园林的放射型园林大道，以及19世纪奥姆斯特德强调园林如画的乡村景色，无论园林形式是自然式还是规则式，其视觉美感和秩序都是造园的关键内容。此外，美学体验是由情感所促发的过程，人在欣赏园林景色时产生情感愉悦，而愉悦对我们如何看待和回应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即审美影响到价值判断，审美范畴并不是静止和孤立的。[16]因此园林审美一直与社会变革、文化思潮以及技术进步等息息相关。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美国风景园林领域的一些学者对麦克哈格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麦克哈格的生态设计思想对自然审美趋于教条主义，过于理性的规划方法使得风景园林的艺术丰富性正在丧失。[17] [6]90年代后对于风景园林美学表现的重新重视，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入人心，社会更加关注公平。通过反思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风景园林领域更加重视维护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促进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同进化。这表现在：对景观动态过程的关注而非关注静止景物；对生态和美学的整体思考而非单侧强调；公众参与景观创造和体验而非精英独揽；对日常景观的关注和先锋艺术跨界参与的相互借鉴而非僵化风景园林领域界限。
斯派恩认为园林的美在于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景物。这种美作用于所有感官，不仅仅是视觉，而是能够让使用者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和珍贵的时刻。这种美包括制造景物和场所，还包括感觉、使用和沉思。[16]
霍维特（Howett）提出园林的美不是独立于生态之外的，无论何种规模的园林，首先应该呼应土壤、地质、气候和水文，植被和野生动物，以及人类社区的相互作用。景观外貌不等同于美，景观美学表现包括生态功能、情感以及道德的启示。[18] 生态和美学的论辩在于生态和美学有时相互矛盾：具有生态价值的景观可能缺少视觉吸引力；具有视觉美感的景观可能需要大量的维护才能保持景观吸引力。戈比斯特和纳索尔（Gobster & Nassauer）認为生态和美学可能呈现正相关，有些美丽的风景同时也具有良好的生态功能。[1]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有些生态过程并不能以令人愉悦的外貌保证视觉美感，但具有生态功能和效益，如强健的植物可以在干扰严重或条件恶劣的情况下生长，为其他物种创造生境。因此在景观生态演化过程中，我们因为有些过程包含了人类期望的生态功能而体验到愉悦和美感。对景观生态功能的认知扩展了传统的美学领域，风景园林的工作不仅是设计景观，同时还应该以更显见的方式呈现地方文化和生态系统，通过空间、序列和形式的表达以及体验激发态度和感受。自然美和愉悦仍然重要，但规划设计者需要通过园林提升公众对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的动态关系的认识，促进维持健康的生态系统，进而促进人类健康和福利。[19]
四、 融合的边界：生态启示和美学表现
1. 生态启示设计
生态启示设计的概念源于1998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一场园林设计展，题为“生态启示设计：建构自然和展现自然”（Ecorevelatory Design： Nature Constructed/Nature Revealed）。有15个设计项目参展，分为6个主题小组：包括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抽象和模拟”“关注场地再利用和管理”“雨洪处理”“解决工业引起的生态问题”等。具体项目从规模到立地环境各不相同，包括明尼苏达某个居民区的雨洪处理、宾州碱矿治理、1800公顷的德国矿山修复项目以及黄石公园的火生态管理等。这是继1997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景观都市主义大会后，对风景园林规划和设计实践领域中如何解决场地实际问题及如何展现生态、文化和美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又一次集中展示和探讨。这次设计展的意图是针对美国风景园林领域在20世纪7090年代强调生态设计但已出现发展滞缓的问题，以及艺术和生态之间的两极化问题，激发新的转向和思考，提倡设计展示和解释生态现象、过程和关系。随后的《景观学刊》（Landscape Journal）特刊刊登了参展项目的介绍和评论文章，并定义生态展示设计是“风景园林试图展现和解释生态系统、过程和关系”。[20]
生态启示设计强调使用者和环境的联系，通过显现景观、动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让使用者能够欣赏、感知生态过程与蕴含于其中的美学力量和场所价值。风景园林不是静态地嵌入建成环境，而是具有表现人、自然和生态系统动态相互关系的潜力。参展作品中凯西·普尔（Kathy poole）所参与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雨洪规划直观地呈现了生态展示设计的思想。
戴尔（Dell）项目位于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的历史中心地带，约4.45公顷。该校创建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戴尔溪流（Dell Stream）将是大学校园重要的资源，遂买下戴尔山谷（Dell Valley），溪流在20世纪50年代被埋入地下涵管。该项目的主要设计目标是：以更生态和可见的形式修复草原溪流，创造有效的雨洪处理设施。
项目区域处于城市雨洪处理的上游，重见天日的溪水汇集雨水被引入石渠并汇入水池进行沉淀处理，然后通过石堰再跌入池塘。池塘呈半规则半自然形状，规则形状与校园平面的网格结构相呼应，自然式的边缘与蜿蜒的溪流走向相一致。溪流周边的缓坡草地结合雨水花园形成一个以乡土植物为主的植物园，起到截留和过滤雨洪的作用，并根据地段分为山区植物带、山麓植物带和滨水植物带，作为教学植物园为园林和环境科学的师生提供辨识植物及其生境的户外课堂。[21] [8]
这个公园项目超乎预料地成功，被称为“新戴尔”。之前隐藏的自然溪流和雨洪处理过程构成设计素材，并兼顾了场地的生态、文化和美学要素。公园重新创造了消失的野生生境，成为包括大苍鹭等很多野生动物的乐土。公园同时提供多种休闲机会，成为学校师生和附近居民喜爱的休闲区域。对于到达大学的访客，这里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校园入口区域，并为师生提供了可见的雨洪处理示范景观和弗吉尼亚乡土生态植物园。这个项目也获得了2009年美国风景师联合会（ASLA）综合项目荣誉奖。
2005年在纽约现代美术博物馆举办的“地形起伏：构建当代景观”（Groundswell： Constructing the Contemporary Landscape）的展览中，参展作品克里西场（Crissy Field）项目同样以可读可感的方式重建了场地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创建了既具有生态功能又让人乐在其中的公园项目。克里西场项目是乔治·哈格里夫斯（George Hargreaves）联合设计团队的作品，哈格里夫斯擅长运用简洁而理性的方式呈现场址的生态过程，细心探究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场址历史，并以一种流动而顺应自然节律的方式呈现出景观的动态变化。
克里西场位于旧金山湾区，毗邻金门大桥，面积约53公顷，一战期间为空军基地，20世纪70年代被关闭。弃用后垃圾堆积，海水污染，一片荒凉。国家公园局在1994年接管了这个区域并着手促进这片区域的复兴，哈格里夫斯公司负责该工程的规划设计及修建。公园建设的主要意图包括恢复作为潮汐湿地的动植物栖息地、作为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曾经的军事空港以及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游憩机会。对于一个狭长的线性区域，要满足和平衡上述设计意图是很大的挑战。
规划后的克里西场包括恢复草地、健身大道、潮汐湿地和东部帆板运动区等6个区域。设计者充分认识到场地本身所蕴含的力量，因而从场地自身的自然和文化历史中汲取灵感。在场地的平面构思中，将原来空军机场跑道平坦的、灰棕色的景观改造成具有丰富地形变化和平面构成要素的场址。在局部地形处理上借鉴大地艺术，起伏的地形创造了更私密的空间。[22]
一个约8公顷的重建沼泽和泻湖为动物们提供栖息地，健身步道则满足市民游憩需求，这两种景观紧密结合，并没有设置缓冲地带或视觉分隔，而是创造了人和其他生物共享的自然。另一方面，在鸟类产卵、抚育幼雏的季节，通往沼泽的通道会被临时关闭。梅耶（Meyer） 提到，即便是像她侄子那个年纪的孩子，作为公园的经常使用者，也知道公园不仅供人类使用，也服务于野生动物。[8]这些自然的节律知识不是依靠解说标识来传达，而是通过人们在公园的活动来体验和观察。在一次解读克里西场设计的采访中，哈格里夫斯的主要合作者玛丽·琼斯说：“我们不是制造一成不变的场所，我们是把系统安装到场所之中。” [23] 在这样的景观语境之下，风景园林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生态展示艺术。公园像是一部具有开放结局的剧目，是动态表演而非静态展览。而这种能够被使用者认知和理解的生态语言和美学表现，带来更广泛而深入的环境价值，提升了人類与生态系统对话的质量。
2. 关注环境的先锋艺术实践
20世纪60年代艺术和审美走向多元化，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美国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提出“艺术终结”之说。同时他也总结艺术不是被眼睛发现的，而是调节头脑和身体的过程体验，这种体验引导对新形式美的欣赏。他认为，“艺术主要职责之一，不是再现世界，而是通过对世界的再现，使我们以特定的态度和特殊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24]另一方面，对于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环境危机的反思波及社会和文化的诸多领域，环境激进派人士、大地艺术家等涉足景观领域，使艺术表现更加多元化，呈现出更广泛的感官领域美学体验。尤其是先锋艺术的跨领域行动所表现的空间化、即时性和互动参与性，超越了博物馆和画廊的空间界限。艺术领域拓展的直接表现是美学实践的空间结果，艺术不仅是和谐思想的观照，还相互介入到无尽的物质世界。[19]建筑、风景园林和艺术领域的探索者相互借鉴，跨学科和综合性愈加突出。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伦敦的达尔斯顿磨坊（Dalston Mill），这是伦敦巴比肯艺术展览“激变自然——持续改变的星球上的艺术和建筑19692009”（Radical Nature—Art and Architecture for a Changing Planet 19692009）展览主题的场外艺术装置，由法国艺术家组合EXYZT完成。这个项目是伦敦五区作为承办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节事项目，把伦敦东郊的废弃铁路及周边废弃地转换成全功能面粉磨坊并对公众开放。该项目还结合了美国环境艺术家安格妮丝·丹妮斯（Agnes Denes）著名的麦田艺术作品，是其1982年在纽约炮台公园填埋场对抗麦田（Wheatfield—A confrontation： Battery Park Landfill）的再现。此外还有一系列公共项目和活动作为整体展览内容，包括戏剧表演、烘焙和烹饪学习班、可持续城市讲话等。达尔斯顿磨坊为奥运会重新开发这片曾经荒芜的广大区域，其意图是在剧烈改变的环境中创造安静的绿洲。 [25]
达尔斯顿磨坊项目的麦田并不是简单复制安格妮丝·丹妮斯纽约的麦田对抗，在纽约的项目中，麦田作为一种在城市环境中的对抗介入，质问和反思我们自身基本文化适应中越来越多的异质性。而在达尔斯顿磨坊项目中，麦田从“对抗”的隐喻转变成可见的物质内容提供适当的生产循环。[19]EXYZT项目一直关注环境问题并注重多方参与的公共艺术表达，该项目的美学目标是：通过把荒芜区域转变成活跃的会聚场所，重新把社区居民和场址联系起来，把生活带回荒废的空间。许多社区居民通过互相学习烘烤面包等活动对城市更新和改造获得了新鲜而积极的体验。该项目的成功也把这个场址变成了永久的社区公园——达尔斯顿东弯花园（Dalston Eastern Curve Garden），并在2010年建成使用。
达尔斯顿磨坊通过重塑城市的物质和空间探索景观的社会潜力，这个项目能够使社区和开发商对于如何利用城市空间和激活社区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先锋艺术实践革新了传统绘画、雕塑等凝固静止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可以作为一段被经历过的时间来呈现，艺术成为融合公众诠释与研究的参与性展览。法国艺术批评家博瑞奥德（Bourriaud）在《关系美学》一书中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艺术新趋势，认为体现人际关系的艺术是艺术表现的重要形式。关系美学注重创造和发展社会沟通和联系的新形式，以缝合现代社会日益割裂的碎片化状态，构建和谐的“共识艺术”。[26]
同为法国当代艺术评论家、哲学家的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提倡艺术平等化，通过艺术创造和艺术批评实现社会变革的“解放哲学”，倡导公众积极主动地参与思想创造。虽然朗西埃对博瑞奥德试图通过关系艺术来弥合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破碎化持怀疑和批评态度，但朗西埃也同样认为观众不应该只是消极地观看，而应该成为“解放的观众”，在观察、思考、阐释、体验中实现自我。[27]
美国洛杉矶的先锋艺术家团队所开发的“落果”项目（Fallen Fruits）展现了跨界艺术领域的关系美学。“落果”项目于2004年由大卫·伯恩斯（David Burns）、奥斯汀·杨（Austin young）等创设。这是一个进行式、公众实践艺术项目，在洛杉矶以及美国其他城市绘制公共绿地生长的果树地图，进行一系列参与式的公共艺术活动，目前已经扩展到全球很多城市。该项目一直以水果为媒介或者物质材料，旨在重新建立公众和城市边缘空间、社区系统和真实体验的相互作用。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艺术项目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吸引公众走出汽车，关掉手机，直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接触。“落果”关注城市空间、邻里、社区和他们与水果的关系。2008年他们在旧金山耶尔巴布埃纳（Yerba Buena）艺术中心策划了长期的艺术项目“水果的殖民历史”，利用多种媒体展示水果如何通过时间和空间进入人们的生活以及移民和果树的故事。[28]这个公众参与式的艺术项目也激发了耶尔巴街区的环境活力，其中流动式绿化植栽车创造性地把生机勃勃的小型花园以可移动的方式为街区带来了景观活力，成为这个街区的识别特征。这个项目增加了公众对于生长在公共区域果树的认知、对一直忽略的户外环境的认知、对邻里的认知，也扩展了公众对于艺术的多种形式的理解。该项目还增加了公共绿色空间的果树数量，使加州出现了第一个果树公园。
五、 结 语
风景园林涉及相互叠加的生态、审美愉悦和社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环境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类对景观的审美感知是不断演变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生态美学与传统的风景偏好在本质上并不完全一致。对生态审美的接受应该被视为一个潜在的长期过程，而知识和经验可以改变审美标准。[29]环境利益是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使命之一，不仅表现在改善或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较于景观设计对地方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风景园林对于激发公众对地方环境和文化的关注和理解更为重要。通过设计所创造的场地生态系统的展示、演进和公众参与，让人们得以看清土地资源已经过量承载的危机，让公众能够理解资源超负荷的抽象概念，使复杂运行的自然过程得以揭示显现。本文探讨了当代风景园林设计思想的演变、生态启示设计以及先锋艺术环境实践，表明在后工业社会需要跨越学科界限，从多学科领域整合知识，多途径探索如何更好地创造美学体验并使其与生态功能相结合，这是风景园林师和生态学家、建筑师和先锋艺术家等从多学科并进的探求。 近些年我國通过绿道体系、郊野公园、雨水花园、湿地公园以及名目繁多的园林、园艺博览会等建设了数量可观的各类公园。这其中有在场址更新、生态修复以及文化和美学等方面表现突出并获得国际声誉的项目。但另一方面我国一些城市园林项目存在表面生态化和非可持续的问题，如：用防渗技术维持湿地公园的景观而忽视湿地的自然循环和交换过程；以近乎掠夺的方式从乡村和自然山林中移植大树进城，达到速成绿化和美化效果，却干扰和破坏了大树原初生态环境；等等。此外，学科之间甚至学科内部的壁垒导致学科之间缺少融合交流，园林设计精英化的倾向在激发公民的生态意识、社会参与和创新的教育模式等方面缺少探索和实践。本文所探讨的案例表明园林和环境艺术实践的民主方式可以鼓励人们关爱地方生态环境，更深刻地认识和沟通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风景园林、先锋艺术社会实践以及当代生态理论的互相追随、互相加入和互相促进，促使公众成为具备生态意识和知识的环境公民，建立起人和自然相互持续的整体生态—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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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风景园林；生态美学；关注环境的艺术实践
风景园林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包含生态、美学和社会人文要素。从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麦克哈格注重场址生态要素分析和技术处理的生态设计，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加多元的设计思潮和实践，生态和美学的论辩一直贯穿于各时期思潮过程之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生态议题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多学科领域。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使得风景园林师在城市设计工作中起到更加重要和主导的作用。保护生态环境，设计展示场址的生态演进过程，重建和疗愈被破坏的生态系统，以及处理更具体的雨水花园、屋顶绿化，等等，成为风景园林领域备受关注的实践内容。风景园林已不再局限于如画的景色或者建筑的衬景，它从地理概念延伸到社会、政治和生态相互联系的系统概念，从强调视觉美感转变为解决生态技术、强调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综合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一些先锋艺术家参与到景观和土地艺术实践中，表达对于环境问题和人类未来的关注和警示。审美走向多元化和民主化，非确定性、随机性、混沌散乱等艺术表达形式对古典美学的诗意、秩序、纯净和精英化提出极大的挑战。
由于景观具有多重含义，本文所涉及的“景观”一词，主要指人类能够真实感知的具体的户外空间组成。这些组成内容包括气候、地形、土壤、动植物等自然因素，以及设施、构筑、人类活动及活动痕迹等人文因素。[1]景观是风景园林实践的对象，亦是风景园林实践的结果。
一、 映射工业发展历程的景观生态设计思想演变
19世纪中后期，伴随技术进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的工业文明主要表现在对自然掠夺式开发，对自然的生态价值缺少认识，自然逐渐破碎化。以英美为代表的工业先行发展国家的资本垄断导致中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大批无地农民涌向城市，城市设施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之下，奥姆斯特德（Olmsted）、霍华德（Howard）、盖迪斯（Geddes ）、芒福德（Mumford）等从风景园林、田园城市、区域规划等不同侧面试图解决工业城市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这一时期主要的生态设计思想体现在重建人和自然的联系，并且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理想主义和实验色彩。奥姆斯特德认为风景优美的公园具有精神激励作用，同时能够改善城市居民的健康，具有疏解精神压力、增加精神稳定的作用，把如画的自然带入城市是其设计的主要宗旨。精巧细腻，层次丰富，有如图画般的经过提炼的自然美，是奥姆斯特德设计风格的主要特征。霍华德在伦敦附近的莱契沃尔思（Letchworth）建造了第一座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田园城市，盖迪斯将自己的优托帮（Eutopia）理想付诸在苏格兰丹佛姆林（Dunfermline）的规划实践之中。[2]这些先驱者们的理论和实践开创了现代城市规划的方法论和技术路线，前瞻性地警示工业文明、技术进步和人类福祉之间曲折迂回的关系。而奥姆斯特德的贡献不仅在于创立了风景园林学科，还在于在这些城市规划先驱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城市与环境协同发展的生态思想框架之下，奠定了风景园林师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发达国家经历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人类的生活环境遭到工业废弃物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工业废水无序排放，杀虫剂以及日化产品的广泛应用，使河流湖泊海洋遭到污染。1962年R.卡逊（R. Carson）《寂静的春天》出版，是战后开启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运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严谨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不仅唤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促使各国政府起草出台环境保护法律。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
1969年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变革性地转变了风景园林实践，他提倡从生态科学中借鉴原理和规则并应用到设计项目中。其图层叠加技术对設计场址的适应性分析为园林规划和设计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持，他宣称生态是命令而不仅是解释，科学是园林设计唯一的权威。[3]在生态设计思潮影响下，美国院校一些园林专业更加关注环境管理、自然科学和生态修复技术，而对于视觉艺术、设计理论和历史重视不够。[4]麦克哈格大力提倡的生态设计思想具有时代的开拓性，同时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当时工业急剧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资源耗竭，而且工业废弃物和污染还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生存环境。生态学是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麦克哈格近于专断地强调生态设计，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作为风景园林师社会责任感的表达。
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完成“去工业化”，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发达国家的城市环境得以改善。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温室效应、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并逐步付诸实践。工业时代遗留下的废弃地和环境问题面临着更新、改造和利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理查德·哈格（Richard Haag）改造的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翻开了后工业时代尊重历史、反思工业文明、展示多元审美价值、利用生态技术进行景观更新的新篇章。90年代彼得·拉茨（Peter Latz）在德国杜伊斯堡北园的设计中采用保留工业机器、进行局部土壤净化以及运用乡土树种重建地方生态系统的方法，使该园成为划时代的后现代景观设计的代表作。景观都市主义把后工业化社会城市重组、改造和更新的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阿里克思·魁戈（Alex Krieger）、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等成为这一理论的先锋代表人物。[5]在景观都市主义理论框架中，自然和城市从二元对立转向互惠共生，从引入自然到全面利用自然和生态系统，城市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森林和河流一样的‘生态性’”。[67] 在过去被认为丑陋的废弃矿坑、锈迹斑斑的鼓风炉和铁轨，在后工业时代经过重新诠释，与修复的生态环境一起唤起记忆，并扩大和改变了我们对美的定义。 二、 从生态工具性走向生态整体性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学成为风景园林教育和实践的主要内容，风景园林借鉴生态学的工具模型应用于实践，以解决生态修复、生境保护等问题。[8]斯派恩（Spirn） 批评风景园林学科习惯从其他学科借用理论和方法直接应用到园林实践之中，缺少整体知识和理论体系建构，致使这些根源迥异的理论和方法相互排斥。而能够真正做到融会艺术和科学、园艺和工程到风景园林的人少之又少。[9]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风景园林领域内的学者对过去30年注重生态设计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这是生态设计规划理论形成、传播及应用实践的繁荣发展时期。景观都市主义、生态启示设计、生态都市主义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都生成于这一时期。
在风景园林规划和设计过程中，生态学可以作为指导预测人类涉入生态系统的结果。福尔曼（Forman）认为生态学和设计成功结合可以为减少资源退化提供巨大的机会。[10]传统上，生态学被认为是“硬”科学，依靠数字、模型预测揭示自然过程和生态系统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生态学作为科学工具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支撑下其强大的模拟和预测技术太复杂难以掌握，需要智力和设备资源，缺少足够的弹性支持具体场地的规划决策。[11]
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对生态学的研究从自然科学领域向人文社会领域扩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以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激进生态学、阿恩·纳斯（Arne Naess）深生态学等为代表的具有后现代特点的社会伦理生态学。这些学者对以技术为主导的工业化社会的人类中心思想、生物中心思想、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等进行批判和反思，认为技术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要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激进生态学者认为生态价值是一种生态系统本身的“固有”价值，人类不能规定它，只能认识它、利用它。[1213]
风景园林领域内的学者结合和借鉴了激进生态学的思想，而不再局限于关注自然要素之间量化表达的技术方法。代表学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斯派恩（Spirn）、宾州大学的科纳（Corner）和密西根大学的纳索尔（Nassauer）等。斯派恩针对麦克哈格所提出的科学（生态）就是权威，以“自然就是权威：风景园林中的矛盾和困惑”为题，对“自然”这个概念的认识以及自然和生态、自然和景观、自然和审美的关系进行梳理和总结，认为自然在不断改变，就像人类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自然。风景园林师不应以僵化、保守武断的思想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园林规划和设计工作中，应该以探索精神寻求更合理的、自我反思的和整体化的方法。[9]科纳则更加明确地借鉴了激进生态学对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同时也针对标题式生态学的现象提出具有整体思维方法的“真生态学”。[6]生态设计更多地作为一种过程和设计策略，探究人、自然和社会文化网络运转的潜力，在人、场所、宇宙之间创造生态和风景园林设计的新型关系，这也是景观生态主义的基本内容。纽约高线公园是科纳将其生态设计思想运用在实践中的经典案例。纳索尔（Nassauer）认为风景园林连接了生态科学和社会需求。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纳索尔发展了棕地再开发生态设计导则和生态廊道视觉审美评价方法。[11] [14]
因此，面对污染和人类工程干扰的场地，诸如废弃的煤矿、钢厂以及高速运转的城市，设计领域传统界限相互跨越和交叠，人工或自然、规则或不规则、秩序或混乱已不能完全表达处理复杂场址的途径和结果。[15]此外，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发展所导致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因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具体场址的特性而呈现千差万别的复杂性，已经形成的生态设计理论体系和少数成功的案例仍然不能解决所有生态和景观、生态和审美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问题。对于如何处理景观和城市及景观和设施的关系、如何发挥景观的功能和美学愉悦特性、如何展示场址生态过程等方法和理论的探索，仍然是风景园林教育和实践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
三、 景观生态设计的审美变革
在人類和自然界长期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景观是重要的中介连接者和生态过程。园林作为具有审美意趣的景观，对其美学欣赏伴随着园林的产生和发展。从中国古典园林追求自然意趣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到巴洛克时期受笛卡尔哲学影响的西方古典园林的放射型园林大道，以及19世纪奥姆斯特德强调园林如画的乡村景色，无论园林形式是自然式还是规则式，其视觉美感和秩序都是造园的关键内容。此外，美学体验是由情感所促发的过程，人在欣赏园林景色时产生情感愉悦，而愉悦对我们如何看待和回应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即审美影响到价值判断，审美范畴并不是静止和孤立的。[16]因此园林审美一直与社会变革、文化思潮以及技术进步等息息相关。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美国风景园林领域的一些学者对麦克哈格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麦克哈格的生态设计思想对自然审美趋于教条主义，过于理性的规划方法使得风景园林的艺术丰富性正在丧失。[17] [6]90年代后对于风景园林美学表现的重新重视，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入人心，社会更加关注公平。通过反思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风景园林领域更加重视维护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促进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同进化。这表现在：对景观动态过程的关注而非关注静止景物；对生态和美学的整体思考而非单侧强调；公众参与景观创造和体验而非精英独揽；对日常景观的关注和先锋艺术跨界参与的相互借鉴而非僵化风景园林领域界限。
斯派恩认为园林的美在于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景物。这种美作用于所有感官，不仅仅是视觉，而是能够让使用者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和珍贵的时刻。这种美包括制造景物和场所，还包括感觉、使用和沉思。[16]
霍维特（Howett）提出园林的美不是独立于生态之外的，无论何种规模的园林，首先应该呼应土壤、地质、气候和水文，植被和野生动物，以及人类社区的相互作用。景观外貌不等同于美，景观美学表现包括生态功能、情感以及道德的启示。[18] 生态和美学的论辩在于生态和美学有时相互矛盾：具有生态价值的景观可能缺少视觉吸引力；具有视觉美感的景观可能需要大量的维护才能保持景观吸引力。戈比斯特和纳索尔（Gobster & Nassauer）認为生态和美学可能呈现正相关，有些美丽的风景同时也具有良好的生态功能。[1]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有些生态过程并不能以令人愉悦的外貌保证视觉美感，但具有生态功能和效益，如强健的植物可以在干扰严重或条件恶劣的情况下生长，为其他物种创造生境。因此在景观生态演化过程中，我们因为有些过程包含了人类期望的生态功能而体验到愉悦和美感。对景观生态功能的认知扩展了传统的美学领域，风景园林的工作不仅是设计景观，同时还应该以更显见的方式呈现地方文化和生态系统，通过空间、序列和形式的表达以及体验激发态度和感受。自然美和愉悦仍然重要，但规划设计者需要通过园林提升公众对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的动态关系的认识，促进维持健康的生态系统，进而促进人类健康和福利。[19]
四、 融合的边界：生态启示和美学表现
1. 生态启示设计
生态启示设计的概念源于1998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一场园林设计展，题为“生态启示设计：建构自然和展现自然”（Ecorevelatory Design： Nature Constructed/Nature Revealed）。有15个设计项目参展，分为6个主题小组：包括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抽象和模拟”“关注场地再利用和管理”“雨洪处理”“解决工业引起的生态问题”等。具体项目从规模到立地环境各不相同，包括明尼苏达某个居民区的雨洪处理、宾州碱矿治理、1800公顷的德国矿山修复项目以及黄石公园的火生态管理等。这是继1997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景观都市主义大会后，对风景园林规划和设计实践领域中如何解决场地实际问题及如何展现生态、文化和美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又一次集中展示和探讨。这次设计展的意图是针对美国风景园林领域在20世纪7090年代强调生态设计但已出现发展滞缓的问题，以及艺术和生态之间的两极化问题，激发新的转向和思考，提倡设计展示和解释生态现象、过程和关系。随后的《景观学刊》（Landscape Journal）特刊刊登了参展项目的介绍和评论文章，并定义生态展示设计是“风景园林试图展现和解释生态系统、过程和关系”。[20]
生态启示设计强调使用者和环境的联系，通过显现景观、动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让使用者能够欣赏、感知生态过程与蕴含于其中的美学力量和场所价值。风景园林不是静态地嵌入建成环境，而是具有表现人、自然和生态系统动态相互关系的潜力。参展作品中凯西·普尔（Kathy poole）所参与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雨洪规划直观地呈现了生态展示设计的思想。
戴尔（Dell）项目位于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的历史中心地带，约4.45公顷。该校创建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戴尔溪流（Dell Stream）将是大学校园重要的资源，遂买下戴尔山谷（Dell Valley），溪流在20世纪50年代被埋入地下涵管。该项目的主要设计目标是：以更生态和可见的形式修复草原溪流，创造有效的雨洪处理设施。
项目区域处于城市雨洪处理的上游，重见天日的溪水汇集雨水被引入石渠并汇入水池进行沉淀处理，然后通过石堰再跌入池塘。池塘呈半规则半自然形状，规则形状与校园平面的网格结构相呼应，自然式的边缘与蜿蜒的溪流走向相一致。溪流周边的缓坡草地结合雨水花园形成一个以乡土植物为主的植物园，起到截留和过滤雨洪的作用，并根据地段分为山区植物带、山麓植物带和滨水植物带，作为教学植物园为园林和环境科学的师生提供辨识植物及其生境的户外课堂。[21] [8]
这个公园项目超乎预料地成功，被称为“新戴尔”。之前隐藏的自然溪流和雨洪处理过程构成设计素材，并兼顾了场地的生态、文化和美学要素。公园重新创造了消失的野生生境，成为包括大苍鹭等很多野生动物的乐土。公园同时提供多种休闲机会，成为学校师生和附近居民喜爱的休闲区域。对于到达大学的访客，这里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校园入口区域，并为师生提供了可见的雨洪处理示范景观和弗吉尼亚乡土生态植物园。这个项目也获得了2009年美国风景师联合会（ASLA）综合项目荣誉奖。
2005年在纽约现代美术博物馆举办的“地形起伏：构建当代景观”（Groundswell： Constructing the Contemporary Landscape）的展览中，参展作品克里西场（Crissy Field）项目同样以可读可感的方式重建了场地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创建了既具有生态功能又让人乐在其中的公园项目。克里西场项目是乔治·哈格里夫斯（George Hargreaves）联合设计团队的作品，哈格里夫斯擅长运用简洁而理性的方式呈现场址的生态过程，细心探究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场址历史，并以一种流动而顺应自然节律的方式呈现出景观的动态变化。
克里西场位于旧金山湾区，毗邻金门大桥，面积约53公顷，一战期间为空军基地，20世纪70年代被关闭。弃用后垃圾堆积，海水污染，一片荒凉。国家公园局在1994年接管了这个区域并着手促进这片区域的复兴，哈格里夫斯公司负责该工程的规划设计及修建。公园建设的主要意图包括恢复作为潮汐湿地的动植物栖息地、作为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曾经的军事空港以及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游憩机会。对于一个狭长的线性区域，要满足和平衡上述设计意图是很大的挑战。
规划后的克里西场包括恢复草地、健身大道、潮汐湿地和东部帆板运动区等6个区域。设计者充分认识到场地本身所蕴含的力量，因而从场地自身的自然和文化历史中汲取灵感。在场地的平面构思中，将原来空军机场跑道平坦的、灰棕色的景观改造成具有丰富地形变化和平面构成要素的场址。在局部地形处理上借鉴大地艺术，起伏的地形创造了更私密的空间。[22]
一个约8公顷的重建沼泽和泻湖为动物们提供栖息地，健身步道则满足市民游憩需求，这两种景观紧密结合，并没有设置缓冲地带或视觉分隔，而是创造了人和其他生物共享的自然。另一方面，在鸟类产卵、抚育幼雏的季节，通往沼泽的通道会被临时关闭。梅耶（Meyer） 提到，即便是像她侄子那个年纪的孩子，作为公园的经常使用者，也知道公园不仅供人类使用，也服务于野生动物。[8]这些自然的节律知识不是依靠解说标识来传达，而是通过人们在公园的活动来体验和观察。在一次解读克里西场设计的采访中，哈格里夫斯的主要合作者玛丽·琼斯说：“我们不是制造一成不变的场所，我们是把系统安装到场所之中。” [23] 在这样的景观语境之下，风景园林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生态展示艺术。公园像是一部具有开放结局的剧目，是动态表演而非静态展览。而这种能够被使用者认知和理解的生态语言和美学表现，带来更广泛而深入的环境价值，提升了人類与生态系统对话的质量。
2. 关注环境的先锋艺术实践
20世纪60年代艺术和审美走向多元化，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美国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提出“艺术终结”之说。同时他也总结艺术不是被眼睛发现的，而是调节头脑和身体的过程体验，这种体验引导对新形式美的欣赏。他认为，“艺术主要职责之一，不是再现世界，而是通过对世界的再现，使我们以特定的态度和特殊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24]另一方面，对于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环境危机的反思波及社会和文化的诸多领域，环境激进派人士、大地艺术家等涉足景观领域，使艺术表现更加多元化，呈现出更广泛的感官领域美学体验。尤其是先锋艺术的跨领域行动所表现的空间化、即时性和互动参与性，超越了博物馆和画廊的空间界限。艺术领域拓展的直接表现是美学实践的空间结果，艺术不仅是和谐思想的观照，还相互介入到无尽的物质世界。[19]建筑、风景园林和艺术领域的探索者相互借鉴，跨学科和综合性愈加突出。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伦敦的达尔斯顿磨坊（Dalston Mill），这是伦敦巴比肯艺术展览“激变自然——持续改变的星球上的艺术和建筑19692009”（Radical Nature—Art and Architecture for a Changing Planet 19692009）展览主题的场外艺术装置，由法国艺术家组合EXYZT完成。这个项目是伦敦五区作为承办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节事项目，把伦敦东郊的废弃铁路及周边废弃地转换成全功能面粉磨坊并对公众开放。该项目还结合了美国环境艺术家安格妮丝·丹妮斯（Agnes Denes）著名的麦田艺术作品，是其1982年在纽约炮台公园填埋场对抗麦田（Wheatfield—A confrontation： Battery Park Landfill）的再现。此外还有一系列公共项目和活动作为整体展览内容，包括戏剧表演、烘焙和烹饪学习班、可持续城市讲话等。达尔斯顿磨坊为奥运会重新开发这片曾经荒芜的广大区域，其意图是在剧烈改变的环境中创造安静的绿洲。 [25]
达尔斯顿磨坊项目的麦田并不是简单复制安格妮丝·丹妮斯纽约的麦田对抗，在纽约的项目中，麦田作为一种在城市环境中的对抗介入，质问和反思我们自身基本文化适应中越来越多的异质性。而在达尔斯顿磨坊项目中，麦田从“对抗”的隐喻转变成可见的物质内容提供适当的生产循环。[19]EXYZT项目一直关注环境问题并注重多方参与的公共艺术表达，该项目的美学目标是：通过把荒芜区域转变成活跃的会聚场所，重新把社区居民和场址联系起来，把生活带回荒废的空间。许多社区居民通过互相学习烘烤面包等活动对城市更新和改造获得了新鲜而积极的体验。该项目的成功也把这个场址变成了永久的社区公园——达尔斯顿东弯花园（Dalston Eastern Curve Garden），并在2010年建成使用。
达尔斯顿磨坊通过重塑城市的物质和空间探索景观的社会潜力，这个项目能够使社区和开发商对于如何利用城市空间和激活社区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先锋艺术实践革新了传统绘画、雕塑等凝固静止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可以作为一段被经历过的时间来呈现，艺术成为融合公众诠释与研究的参与性展览。法国艺术批评家博瑞奥德（Bourriaud）在《关系美学》一书中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艺术新趋势，认为体现人际关系的艺术是艺术表现的重要形式。关系美学注重创造和发展社会沟通和联系的新形式，以缝合现代社会日益割裂的碎片化状态，构建和谐的“共识艺术”。[26]
同为法国当代艺术评论家、哲学家的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提倡艺术平等化，通过艺术创造和艺术批评实现社会变革的“解放哲学”，倡导公众积极主动地参与思想创造。虽然朗西埃对博瑞奥德试图通过关系艺术来弥合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破碎化持怀疑和批评态度，但朗西埃也同样认为观众不应该只是消极地观看，而应该成为“解放的观众”，在观察、思考、阐释、体验中实现自我。[27]
美国洛杉矶的先锋艺术家团队所开发的“落果”项目（Fallen Fruits）展现了跨界艺术领域的关系美学。“落果”项目于2004年由大卫·伯恩斯（David Burns）、奥斯汀·杨（Austin young）等创设。这是一个进行式、公众实践艺术项目，在洛杉矶以及美国其他城市绘制公共绿地生长的果树地图，进行一系列参与式的公共艺术活动，目前已经扩展到全球很多城市。该项目一直以水果为媒介或者物质材料，旨在重新建立公众和城市边缘空间、社区系统和真实体验的相互作用。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艺术项目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吸引公众走出汽车，关掉手机，直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接触。“落果”关注城市空间、邻里、社区和他们与水果的关系。2008年他们在旧金山耶尔巴布埃纳（Yerba Buena）艺术中心策划了长期的艺术项目“水果的殖民历史”，利用多种媒体展示水果如何通过时间和空间进入人们的生活以及移民和果树的故事。[28]这个公众参与式的艺术项目也激发了耶尔巴街区的环境活力，其中流动式绿化植栽车创造性地把生机勃勃的小型花园以可移动的方式为街区带来了景观活力，成为这个街区的识别特征。这个项目增加了公众对于生长在公共区域果树的认知、对一直忽略的户外环境的认知、对邻里的认知，也扩展了公众对于艺术的多种形式的理解。该项目还增加了公共绿色空间的果树数量，使加州出现了第一个果树公园。
五、 结 语
风景园林涉及相互叠加的生态、审美愉悦和社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环境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类对景观的审美感知是不断演变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生态美学与传统的风景偏好在本质上并不完全一致。对生态审美的接受应该被视为一个潜在的长期过程，而知识和经验可以改变审美标准。[29]环境利益是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使命之一，不仅表现在改善或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较于景观设计对地方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风景园林对于激发公众对地方环境和文化的关注和理解更为重要。通过设计所创造的场地生态系统的展示、演进和公众参与，让人们得以看清土地资源已经过量承载的危机，让公众能够理解资源超负荷的抽象概念，使复杂运行的自然过程得以揭示显现。本文探讨了当代风景园林设计思想的演变、生态启示设计以及先锋艺术环境实践，表明在后工业社会需要跨越学科界限，从多学科领域整合知识，多途径探索如何更好地创造美学体验并使其与生态功能相结合，这是风景园林师和生态学家、建筑师和先锋艺术家等从多学科并进的探求。 近些年我國通过绿道体系、郊野公园、雨水花园、湿地公园以及名目繁多的园林、园艺博览会等建设了数量可观的各类公园。这其中有在场址更新、生态修复以及文化和美学等方面表现突出并获得国际声誉的项目。但另一方面我国一些城市园林项目存在表面生态化和非可持续的问题，如：用防渗技术维持湿地公园的景观而忽视湿地的自然循环和交换过程；以近乎掠夺的方式从乡村和自然山林中移植大树进城，达到速成绿化和美化效果，却干扰和破坏了大树原初生态环境；等等。此外，学科之间甚至学科内部的壁垒导致学科之间缺少融合交流，园林设计精英化的倾向在激发公民的生态意识、社会参与和创新的教育模式等方面缺少探索和实践。本文所探讨的案例表明园林和环境艺术实践的民主方式可以鼓励人们关爱地方生态环境，更深刻地认识和沟通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风景园林、先锋艺术社会实践以及当代生态理论的互相追随、互相加入和互相促进，促使公众成为具备生态意识和知识的环境公民，建立起人和自然相互持续的整体生态—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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