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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鞅还叫公孙鞅的时候，他是魏国国相公叔痤的侍从官。这是一段行政实习期，商鞅每天在行政长官鞍前马后跑，跟着处理各种内外行政事务，一日日地在长进，而他的璞玉本质也一日日地被雕琢显露出来。公叔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是个爱才的国相，可能在某一个工作会餐的餐桌上，或者在午间休息的片刻，很真诚地说：“阿鞅，你干得不错，很有才华，我会推荐你的。”
商鞅所有的前程和希望，都系在公叔痤的这一番推荐上了。实习期间，他赔尽多少小心，跑尽多少门路，做了多少实际工作，等待的就是老国相的推荐。
然而，商鞅想错了。国相的推荐并没有打开商鞅进入魏国权力核心的门路。公叔痤病重了，临终时想到的是荐贤，他只推荐了商鞅。推荐方式很独特，他对魏惠王说：“要么举国听从商鞅，要么就杀掉他。”
这应该是公叔痤对商鞅的一种包装方式，因为商鞅身份低微，想要引起国君注意，必须得把话说重了。于是公叔痤往两个极端的方向包装商鞅：自己用则是利器，别人用则是祸根。总之一条：商鞅是个有分量的人物！
然而，魏惠王在公叔痤病床前那种敷衍不屑的脸色，让公叔痤直觉到他的包装白费了，史记“王色不许我”。公叔痤是个诚实人，马上为自己的言语后悔，通知商鞅：快逃。
商鞅听到这番话，可谓冷到骨子里去了，他所有的抱负和多年的期待，在这个国家落空了。他说：“魏王既然不听你的话重用我，当然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我。”为啥？因为魏惠王根本没把他当成一盘菜。
商鞅料得不错，魏惠王听完公叔痤的话，转身对大臣们说：“公叔大人真是病昏了头，居然叫我举国听从商鞅那个穷小子！”
可以设想，如果魏惠王真的听从公叔痤的话，将商鞅抓起来杀掉，商鞅心里可能还好受些，因为如此一来，至少说明魏惠王还真的把他当一回事。可从这种情况来看，连杀他都是抬举他了。
这样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其实也是对才俊的一种冷暴力。杰出而高傲的人才，不恨你杀他，就恨你冷漠他，人才靠的就是“才”，“才”是他的支柱，你却忽视他的支柱，他能不计较吗？
商鞅离开了魏国。在离开国境的路上，或许有好多个不眠之夜，他可能想起了老乡吴起，50多年前，也是这么在魏国的冷暴力下逃离出去，前往楚国。吴起还曾经进入过魏国的权力核心，他商鞅却只是在权力的边缘打了几个圈，就这样被扫地出门，不对，魏国的管理核心连扫他的兴趣都没有。
冷暴力也是一种力，也是有反作用力的，也是有报应的。后果是商鞅给魏国带来了最大伤害。
商鞅去了秦国，他终于受到重视，秦孝公就像公叔痤说的那样，举国托付给商鞅这个穷小子，而检验商鞅变法的重要指标就是：能否削弱魏国。
从客观上而言，秦与魏相邻，魏一进，则秦萎缩；秦一进，则魏萎缩，中间没有缓冲空间，两国不可能同时伸胳膊展腿，制定这个政策是必然的。然而，从感情上而言，在这项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很难说没有商鞅个人的感情色彩掺杂在里面。
公元前340年，商鞅带兵伐魏。魏国公子卬率军抵挡。
商鞅写了一封信，邀请公子卬赴宴，言和。公子卬来了。为什么来了？公子卬傻吗？不是，商鞅的信写得太感人了。为什么感人？因为商鞅曾经爱过魏国，寄希望于魏国，如今又深深地恨着魏国。所以，有那么真的爱，那么殷切的期望，那么深刻的恨，他在对公子卬进行感情欺骗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要感人才能骗人，可以想象，商鞅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如何地爱恨交加，咬牙切齿。
公子卬来了，被俘虏，魏国大败，丧失了河西之地和首都，往东边萎缩国土，迁都大梁。魏惠王叹息：“吾恨不用公叔之言。”是恨没有用商鞅，还是恨没有杀商鞅？我们不得而知。
不少人中豪杰的内心很孤傲、冷峻，易受伤、难讨好。他们站在众人所不能及的高峰上，既蔑视周边的一切，又希望周边的人重视他、力捧他。所以，这种人，很难讨好，却很容易受伤害。商鞅就是这种人。
变法之初，商鞅曾说：“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一个人的操行如果出类拔萃，肯定遭到俗人的非议；一个人如果有独特的见解，肯定遭到俗人的诋毁。这话虽然说是打消秦孝公变法的顾虑，但是也不难看出商鞅以“高人，独知之虑者”自诩。在他的眼里，众多的百姓和百官只是变法的操作机器、木偶，他才是操作人。
这种冷傲的人才很难讨好。变法之初，有上千秦国人反映变法不便；十年后，秦国大治，这些人又跑来为变法唱赞歌。商鞅却说：“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刁民，充军边疆。”这折射了商鞅的孤傲心理：我所做的肯定是对的，用不着评价我。
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受伤害。当魏惠王将公叔痤的推荐当成一个笑话时，商鞅的内心恐怕在淌着血。冷傲也是有反作用力的。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他被诬陷造反，遭到通缉，然后逃去了魏国。
此刻的商鞅不再是一个穷小子，他的才能在秦国得到最充分的展示，魏国如果不计前嫌重用他，秦国的今天可能就是魏国的明天。并且，他在秦国主政数十年，掌握了秦国多少资料、情报和机密——显然，魏国没有理由拒绝商鞅。
可惜，魏国人用全国的力量来记住商鞅对他们的伤害：“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他们拒绝了这么一个送上门来的强国机会。商鞅与魏国互相伤害，到了无法原谅的地步。魏国是个不会变通的国家，不会变通，就难强大。
商鞅所有的前程和希望，都系在公叔痤的这一番推荐上了。实习期间，他赔尽多少小心，跑尽多少门路，做了多少实际工作，等待的就是老国相的推荐。
然而，商鞅想错了。国相的推荐并没有打开商鞅进入魏国权力核心的门路。公叔痤病重了，临终时想到的是荐贤，他只推荐了商鞅。推荐方式很独特，他对魏惠王说：“要么举国听从商鞅，要么就杀掉他。”
这应该是公叔痤对商鞅的一种包装方式，因为商鞅身份低微，想要引起国君注意，必须得把话说重了。于是公叔痤往两个极端的方向包装商鞅：自己用则是利器，别人用则是祸根。总之一条：商鞅是个有分量的人物！
然而，魏惠王在公叔痤病床前那种敷衍不屑的脸色，让公叔痤直觉到他的包装白费了，史记“王色不许我”。公叔痤是个诚实人，马上为自己的言语后悔，通知商鞅：快逃。
商鞅听到这番话，可谓冷到骨子里去了，他所有的抱负和多年的期待，在这个国家落空了。他说：“魏王既然不听你的话重用我，当然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我。”为啥？因为魏惠王根本没把他当成一盘菜。
商鞅料得不错，魏惠王听完公叔痤的话，转身对大臣们说：“公叔大人真是病昏了头，居然叫我举国听从商鞅那个穷小子！”
可以设想，如果魏惠王真的听从公叔痤的话，将商鞅抓起来杀掉，商鞅心里可能还好受些，因为如此一来，至少说明魏惠王还真的把他当一回事。可从这种情况来看，连杀他都是抬举他了。
这样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其实也是对才俊的一种冷暴力。杰出而高傲的人才，不恨你杀他，就恨你冷漠他，人才靠的就是“才”，“才”是他的支柱，你却忽视他的支柱，他能不计较吗？
商鞅离开了魏国。在离开国境的路上，或许有好多个不眠之夜，他可能想起了老乡吴起，50多年前，也是这么在魏国的冷暴力下逃离出去，前往楚国。吴起还曾经进入过魏国的权力核心，他商鞅却只是在权力的边缘打了几个圈，就这样被扫地出门，不对，魏国的管理核心连扫他的兴趣都没有。
冷暴力也是一种力，也是有反作用力的，也是有报应的。后果是商鞅给魏国带来了最大伤害。
商鞅去了秦国，他终于受到重视，秦孝公就像公叔痤说的那样，举国托付给商鞅这个穷小子，而检验商鞅变法的重要指标就是：能否削弱魏国。
从客观上而言，秦与魏相邻，魏一进，则秦萎缩；秦一进，则魏萎缩，中间没有缓冲空间，两国不可能同时伸胳膊展腿，制定这个政策是必然的。然而，从感情上而言，在这项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很难说没有商鞅个人的感情色彩掺杂在里面。
公元前340年，商鞅带兵伐魏。魏国公子卬率军抵挡。
商鞅写了一封信，邀请公子卬赴宴，言和。公子卬来了。为什么来了？公子卬傻吗？不是，商鞅的信写得太感人了。为什么感人？因为商鞅曾经爱过魏国，寄希望于魏国，如今又深深地恨着魏国。所以，有那么真的爱，那么殷切的期望，那么深刻的恨，他在对公子卬进行感情欺骗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要感人才能骗人，可以想象，商鞅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如何地爱恨交加，咬牙切齿。
公子卬来了，被俘虏，魏国大败，丧失了河西之地和首都，往东边萎缩国土，迁都大梁。魏惠王叹息：“吾恨不用公叔之言。”是恨没有用商鞅，还是恨没有杀商鞅？我们不得而知。
不少人中豪杰的内心很孤傲、冷峻，易受伤、难讨好。他们站在众人所不能及的高峰上，既蔑视周边的一切，又希望周边的人重视他、力捧他。所以，这种人，很难讨好，却很容易受伤害。商鞅就是这种人。
变法之初，商鞅曾说：“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一个人的操行如果出类拔萃，肯定遭到俗人的非议；一个人如果有独特的见解，肯定遭到俗人的诋毁。这话虽然说是打消秦孝公变法的顾虑，但是也不难看出商鞅以“高人，独知之虑者”自诩。在他的眼里，众多的百姓和百官只是变法的操作机器、木偶，他才是操作人。
这种冷傲的人才很难讨好。变法之初，有上千秦国人反映变法不便；十年后，秦国大治，这些人又跑来为变法唱赞歌。商鞅却说：“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刁民，充军边疆。”这折射了商鞅的孤傲心理：我所做的肯定是对的，用不着评价我。
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受伤害。当魏惠王将公叔痤的推荐当成一个笑话时，商鞅的内心恐怕在淌着血。冷傲也是有反作用力的。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他被诬陷造反，遭到通缉，然后逃去了魏国。
此刻的商鞅不再是一个穷小子，他的才能在秦国得到最充分的展示，魏国如果不计前嫌重用他，秦国的今天可能就是魏国的明天。并且，他在秦国主政数十年，掌握了秦国多少资料、情报和机密——显然，魏国没有理由拒绝商鞅。
可惜，魏国人用全国的力量来记住商鞅对他们的伤害：“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他们拒绝了这么一个送上门来的强国机会。商鞅与魏国互相伤害，到了无法原谅的地步。魏国是个不会变通的国家，不会变通，就难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