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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创作了诸多与自身气质接近的儒家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独特的形象特质，他们坚守儒家思想道德传统，富有世俗精神，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典型形象。
关键词：汪曾祺;知识分子;文学形象;儒学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0-0-02
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曾经指出：“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1]因此，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述一定是极具切身性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作者本身往往有着切身的关联，很多時候甚至是作者本人的镜像。汪曾祺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达的人生态度和崇高的精神追求而被读者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而汪曾祺小说中就有很多与作者本人非常相像的“现代士大夫形象”。虽然“士大夫”一词在古代往往指代身份地位高贵的儒家文人，但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士大夫”的政治意味需要被消解，应该被突出的是其精神层面的内涵。汪曾祺小说中的“现代士大夫们”并不是身居高位的政客，而是拥有儒家士大夫优秀品格的文人。这些人物并没有踏入仕途，也没有古代士大夫的地位，但他们的精神内涵与古代儒家士大夫是一致的。从整体来看，这些儒家知识分子有着以儒为本、富有世俗精神和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典型特质。
1 以儒为本
汪曾祺精通传统儒家文化，也乐于书写隐匿于现代社会之中的儒家文人形象。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受儒家思想道德的浸润，颇具君子之风。
《徙》中的主角高北溟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在学问上，他一丝不苟，即使只能将满腔才华用来教小学生，他也会认真准备好每一节课;在品德上，他尊师敬道，一直致力于报答师傅谈甓渔的教导之情，努力攒钱想为老师出版文集;在生活中，他安贫乐道，虽然一生郁郁不得志，但极少抱怨世道艰难。汪曾祺书写了这样一位颇具古风的老先生，并通过叙述高北溟的老师和女儿的故事，表现出儒家文人的精神在三代人之间的传承。然而，随着老先生谈甓渔，和高家两代人相继离世，这样的文人品格也再难延续。汪曾祺用闪烁着诗意的回忆的笔触记录了一段消散在历史风烟中的平凡故事，表达了自己无尽的慨叹。《岁寒三友》中的靳彝甫也是一位颇具古风的儒家君子。他的生活清贫，却颇具雅兴，总是将画室打理得极富情调。他与平民交友，秉承“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思想，朋友发财时不攀富贵，朋友困顿时却能够挺身而出，卖掉自己珍藏的田黄石章来接济朋友。这样的君子本是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的，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只能够勉强保持自己的风骨，艰难度日。
在《日规》中，汪曾祺则描述了一段当代颜回的故事。西南联大的学生蔡德惠是一位箪食豆羹而不改其乐的人。与周围同学们一有钱就去买东西吃的生活方式不同，他“每天只是吃食堂。吃煮芸豆和‘魔芋豆腐’，四年都是这样”。但他却心有足乐，不知口体之俸不若旁人，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身体的虚弱和生活上的困苦让蔡德惠感染肺结核，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而他的老师高崇礼教授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嗟然叹息，终日不知肉味，令人不禁联想到孔子与颜回之间的师生情义。
汪曾祺常常把自己的理想化文人形象投射到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小人物，他们在物质上清贫甚至困顿，但在精神层面却闪烁着动人的光辉。他们大多能够秉承儒家精神中的仁义精神与君子品格，在尘世之中坚守内心的宁静。
2 富有世俗精神
汪曾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虽然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但他们绝对不是孔乙己式的酸腐文人，更不是封建刻板的卫道士。恰恰相反，他们有着平易近人的处世观念和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极富世俗精神。这些文人在喧嚣的尘世生活中既能够贴近世俗，又能保持自身的优雅，展现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性[2]。
汪曾祺在小说中常常不吝啬笔墨来描写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细节。通过这些生活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小说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在《岁寒三友》中，靳彝甫过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生活：“虽然是半饥半饱，他可是活得有滋有味，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块小匾，上书‘四时佳兴’。画室前有一个很小的天井。靠墙种了几竿玉屏箫竹。石条上摆着茶花、月季。一个很大的钧窑平盘里养着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了半寸厚的绿苔，长着虎耳草和铁线草。”[3]
在《鉴赏家》中，汪曾祺同样描绘了大画家季匋民独特的生活情调：“季匋民有一个脾气，一边画画，一边喝酒。喝酒不就菜，就水果。画两笔，凑着壶嘴喝一大口酒，左手拈一片水果，右手执笔接着画。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3]
琐碎而生活化的描写一下子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起来了，表现出一种率真自然的美感[4]，蕴含着文人的审美情感与理想[5]。靳彝甫生活清贫，却能够怡然自得，小小的画室也能够安排得极具情调。大画家季匋民生活富足，却有着朴素的爱好，他乐于享受生活，享受创作的过程。其实，汪曾祺笔下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有独特的情趣和爱好，他们或喜爱品尝美食（《安乐居》中的食客），或热爱收藏古董（《子孙万代》中的傅玉涛），或钟爱戏曲艺术（《云致秋行状录》中的云致秋）。可以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这些知识分子虽然社会地位和生活近况不尽相同，但他们能够保持优雅的趣味，享受尘世生活中简单的幸福，保持淡泊雅致的君子风范[6]，在平凡中追求一种诗意的栖居方式[7]。
与此同时，这些文人也大多乐于融入市井生活中，与底层平民交往。他们自在通达，平易近人，完全没有自命不凡的孤傲和清高。靳彝甫的好友王瘦吾和陶虎臣，一个是开丝绒店的，一个是开炮仗店的，生活艰苦，文化程度也不高，靳彝甫却将他们当作生死之交的挚友，在危难之际能够倾其所有接济他们。季匋民将卖水果的叶三视为自己的鉴赏家，不仅经常送画给他，还能够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修改画作，建立了高山流水式的友谊。而像《徙》中的谈甓渔、《名士与狐仙》中的杨渔隐，虽然都是名士，但毫无阶级观念，都乐于与身份低微的人交往。汪曾祺笔下的这些文人形象是可爱的，他们没有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架子，如同孔乙己一般穿着长衫站着喝酒。这些文人生活在市井之中，深受平民精神的熏陶，善于捕捉人性中的美好之处[8]。同时，他们又能够在世俗的生活中保持自身的雅致，俨然一副“大隐隐于市”的样貌。 3 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辉
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所撰写的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理想抱负往往无从施展。他们连安身立命都十分困难，更别说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了。汪曾祺刻画出了这些人物在复杂历史变革中的难堪处境，同时也表现出了他们身上不曾被黑暗掩盖的理想主义者的光辉。这些知识分子形象充分展现出了作者的现实观照和理想寄托[9]。
汪曾祺笔下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异常宏大的家国抱负，他们更多时候只是希望能够在乱世之中寻求安宁，实现自己心中并不算复杂的愿望。像《徙》中的高北冥，绝意于仕途[10]，毕生的愿望只是攒够钱给老师编书;而他的女儿高雪的愿望则是去上大学。这些知识分子的愿望都是十分简单的，但在大时代背景下，这些理想主义者往往处境难堪。并不是因为他们好高骛远，不愿意与现实妥协，事实上，为了生活，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向命运低头。靳彝甫卖掉了他珍藏多年的田黄，高北冥放下秀才的身段当了一辈子的低年级老师，高雪也压抑着自己的大学理想，安心在小城镇当起了教员。他们克制而隐忍，努力认真地活在世上，却奈何不了时代的车轮还是无情碾碎了他们朴素的理想。
这些知识分子如同时代变革中的殉道者，他们虽然无可奈何地向命运妥协了，但依然能够坚持内心的品格，捍卫自己的理想信念[11]，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为了理想艰苦奋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鸡毛》中的无耻文人金昌焕。虽然他也跟西南联大的其他师生一样贫穷，但他总有办法用自己的小聪明来填饱肚子。他脾气怪，脸皮厚，总是荒废学业打工挣钱，四处搜罗公共资源来节约自己的开销，甚至还偷走了学校阿姨养的三只鸡来滋补身体。然而这样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生活却一直非常滋润。在学校里，“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3]。毕业后，他也是顺风顺水——“金昌焕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过两天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3]。这样的无耻文人能够在乱世之中轻松地安身立命，而那些怀揣着道义感的儒家君子却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立锥之地。这样的对比更加凸显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悲剧[12]。
所幸的是，汪曾祺对这群理想主义者的悲惨境遇寄予了无限感慨和同情。在《子孙万代》中，傅玉涛孤零零地唱出“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满是英雄迟暮、怀才不遇的悲凉感;在《徙》的最后，汪曾祺写道，“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诗意的笔触传达出了对高家两代人命运的无限叹惋;《岁寒三友》的结尾，靳彝甫与好友坐在酒楼喝酒，外面大雪纷飞，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如此种种，都展现出了这些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他们一面低下头来与生活对抗，一面昂起头来坚守内心的理想和道义，最终都难以逃脱“零落成泥碾作尘”的结局。
4 结语
汪曾祺所撰写的儒家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保持着古朴优雅的生活方式，在黑白颠倒的岁月里坚守着儒家道义，其精神内涵俨然不亚于古代高贵的儒家士大夫。这些人物深受传统儒家精神的熏陶，以遗世独立的姿态，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环顾中国现当代的小说作品，很难寻找到类似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作品中，坚守着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多作为被批判的形象出现，甚至有不少都呈现出近乎漫画形象一般的丑恶姿态。无论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孔乙己，还是《围城》中食古不化的方遯翁，都给人强烈的讽刺感和荒诞感。毕竟，中国现当代优秀的小说作品大多是充满批判精神和昂扬斗志的进步之作，高扬现代性精神，打压代表封建制度的儒家思想。因此，汪曾祺所撰写的“士大夫们”，可以说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潮流的叛逆，也是对于现当代文学激进思想的拨乱反正。汪曾祺用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儒家文化，并以此为精神基础成功树立了独具汪氏特色的“现代士大夫形象”。而这些人物必将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文學形象，永远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23.
[2] 范琳，于师号.汪曾祺笔下“淮扬文化”的独特人文内涵发探[J].安徽文学（下），2018（09）：27-28.
[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52，9，457-458.
[4] 桂宇雪.美学视域下影视作品中的古风歌词赏析[J].北方音乐，2019，39（14）：230-231.
[5] 桂宇雪.诗词与园林关系新论[J].大众文艺，2019（06）：106.
[6] 张昳丽，于师号.论孔子“游”的文化范式意义[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4（01）：93-97.
[7] 于师号.诗性与灵性：林黛玉、婴宁形象的生态美学解读[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4（05）：41-45.
[8] 佘孟瑶.润物细无声——论影片《无人知晓》中的细节艺术[J].艺术评鉴，2019（15）：154-156.
[9] 于师号.《夜雨秋灯录》所展示的晚清社会民生百态[J].语文学刊，2018，38（04）：50-53.
[10] 于师号.孔子“周游列国”的文化意义[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6（05）：37-47，123.
[11] 王笑格.孔子立志观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作用[J].大众文艺，2019（06）：223-224.
[12] 陈子诺.毕飞宇苏北小说的独特文学价值探究[J].汉字文化，2020（14）：38-39.
作者简介：孔寅（1997—），男，江苏泰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关键词：汪曾祺;知识分子;文学形象;儒学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0-0-02
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曾经指出：“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1]因此，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述一定是极具切身性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作者本身往往有着切身的关联，很多時候甚至是作者本人的镜像。汪曾祺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达的人生态度和崇高的精神追求而被读者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而汪曾祺小说中就有很多与作者本人非常相像的“现代士大夫形象”。虽然“士大夫”一词在古代往往指代身份地位高贵的儒家文人，但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士大夫”的政治意味需要被消解，应该被突出的是其精神层面的内涵。汪曾祺小说中的“现代士大夫们”并不是身居高位的政客，而是拥有儒家士大夫优秀品格的文人。这些人物并没有踏入仕途，也没有古代士大夫的地位，但他们的精神内涵与古代儒家士大夫是一致的。从整体来看，这些儒家知识分子有着以儒为本、富有世俗精神和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典型特质。
1 以儒为本
汪曾祺精通传统儒家文化，也乐于书写隐匿于现代社会之中的儒家文人形象。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受儒家思想道德的浸润，颇具君子之风。
《徙》中的主角高北溟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在学问上，他一丝不苟，即使只能将满腔才华用来教小学生，他也会认真准备好每一节课;在品德上，他尊师敬道，一直致力于报答师傅谈甓渔的教导之情，努力攒钱想为老师出版文集;在生活中，他安贫乐道，虽然一生郁郁不得志，但极少抱怨世道艰难。汪曾祺书写了这样一位颇具古风的老先生，并通过叙述高北溟的老师和女儿的故事，表现出儒家文人的精神在三代人之间的传承。然而，随着老先生谈甓渔，和高家两代人相继离世，这样的文人品格也再难延续。汪曾祺用闪烁着诗意的回忆的笔触记录了一段消散在历史风烟中的平凡故事，表达了自己无尽的慨叹。《岁寒三友》中的靳彝甫也是一位颇具古风的儒家君子。他的生活清贫，却颇具雅兴，总是将画室打理得极富情调。他与平民交友，秉承“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思想，朋友发财时不攀富贵，朋友困顿时却能够挺身而出，卖掉自己珍藏的田黄石章来接济朋友。这样的君子本是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的，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只能够勉强保持自己的风骨，艰难度日。
在《日规》中，汪曾祺则描述了一段当代颜回的故事。西南联大的学生蔡德惠是一位箪食豆羹而不改其乐的人。与周围同学们一有钱就去买东西吃的生活方式不同，他“每天只是吃食堂。吃煮芸豆和‘魔芋豆腐’，四年都是这样”。但他却心有足乐，不知口体之俸不若旁人，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身体的虚弱和生活上的困苦让蔡德惠感染肺结核，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而他的老师高崇礼教授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嗟然叹息，终日不知肉味，令人不禁联想到孔子与颜回之间的师生情义。
汪曾祺常常把自己的理想化文人形象投射到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小人物，他们在物质上清贫甚至困顿，但在精神层面却闪烁着动人的光辉。他们大多能够秉承儒家精神中的仁义精神与君子品格，在尘世之中坚守内心的宁静。
2 富有世俗精神
汪曾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虽然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但他们绝对不是孔乙己式的酸腐文人，更不是封建刻板的卫道士。恰恰相反，他们有着平易近人的处世观念和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极富世俗精神。这些文人在喧嚣的尘世生活中既能够贴近世俗，又能保持自身的优雅，展现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性[2]。
汪曾祺在小说中常常不吝啬笔墨来描写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细节。通过这些生活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小说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在《岁寒三友》中，靳彝甫过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生活：“虽然是半饥半饱，他可是活得有滋有味，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块小匾，上书‘四时佳兴’。画室前有一个很小的天井。靠墙种了几竿玉屏箫竹。石条上摆着茶花、月季。一个很大的钧窑平盘里养着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了半寸厚的绿苔，长着虎耳草和铁线草。”[3]
在《鉴赏家》中，汪曾祺同样描绘了大画家季匋民独特的生活情调：“季匋民有一个脾气，一边画画，一边喝酒。喝酒不就菜，就水果。画两笔，凑着壶嘴喝一大口酒，左手拈一片水果，右手执笔接着画。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3]
琐碎而生活化的描写一下子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起来了，表现出一种率真自然的美感[4]，蕴含着文人的审美情感与理想[5]。靳彝甫生活清贫，却能够怡然自得，小小的画室也能够安排得极具情调。大画家季匋民生活富足，却有着朴素的爱好，他乐于享受生活，享受创作的过程。其实，汪曾祺笔下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有独特的情趣和爱好，他们或喜爱品尝美食（《安乐居》中的食客），或热爱收藏古董（《子孙万代》中的傅玉涛），或钟爱戏曲艺术（《云致秋行状录》中的云致秋）。可以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这些知识分子虽然社会地位和生活近况不尽相同，但他们能够保持优雅的趣味，享受尘世生活中简单的幸福，保持淡泊雅致的君子风范[6]，在平凡中追求一种诗意的栖居方式[7]。
与此同时，这些文人也大多乐于融入市井生活中，与底层平民交往。他们自在通达，平易近人，完全没有自命不凡的孤傲和清高。靳彝甫的好友王瘦吾和陶虎臣，一个是开丝绒店的，一个是开炮仗店的，生活艰苦，文化程度也不高，靳彝甫却将他们当作生死之交的挚友，在危难之际能够倾其所有接济他们。季匋民将卖水果的叶三视为自己的鉴赏家，不仅经常送画给他，还能够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修改画作，建立了高山流水式的友谊。而像《徙》中的谈甓渔、《名士与狐仙》中的杨渔隐，虽然都是名士，但毫无阶级观念，都乐于与身份低微的人交往。汪曾祺笔下的这些文人形象是可爱的，他们没有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架子，如同孔乙己一般穿着长衫站着喝酒。这些文人生活在市井之中，深受平民精神的熏陶，善于捕捉人性中的美好之处[8]。同时，他们又能够在世俗的生活中保持自身的雅致，俨然一副“大隐隐于市”的样貌。 3 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辉
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所撰写的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理想抱负往往无从施展。他们连安身立命都十分困难，更别说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了。汪曾祺刻画出了这些人物在复杂历史变革中的难堪处境，同时也表现出了他们身上不曾被黑暗掩盖的理想主义者的光辉。这些知识分子形象充分展现出了作者的现实观照和理想寄托[9]。
汪曾祺笔下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异常宏大的家国抱负，他们更多时候只是希望能够在乱世之中寻求安宁，实现自己心中并不算复杂的愿望。像《徙》中的高北冥，绝意于仕途[10]，毕生的愿望只是攒够钱给老师编书;而他的女儿高雪的愿望则是去上大学。这些知识分子的愿望都是十分简单的，但在大时代背景下，这些理想主义者往往处境难堪。并不是因为他们好高骛远，不愿意与现实妥协，事实上，为了生活，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向命运低头。靳彝甫卖掉了他珍藏多年的田黄，高北冥放下秀才的身段当了一辈子的低年级老师，高雪也压抑着自己的大学理想，安心在小城镇当起了教员。他们克制而隐忍，努力认真地活在世上，却奈何不了时代的车轮还是无情碾碎了他们朴素的理想。
这些知识分子如同时代变革中的殉道者，他们虽然无可奈何地向命运妥协了，但依然能够坚持内心的品格，捍卫自己的理想信念[11]，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为了理想艰苦奋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鸡毛》中的无耻文人金昌焕。虽然他也跟西南联大的其他师生一样贫穷，但他总有办法用自己的小聪明来填饱肚子。他脾气怪，脸皮厚，总是荒废学业打工挣钱，四处搜罗公共资源来节约自己的开销，甚至还偷走了学校阿姨养的三只鸡来滋补身体。然而这样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生活却一直非常滋润。在学校里，“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3]。毕业后，他也是顺风顺水——“金昌焕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过两天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3]。这样的无耻文人能够在乱世之中轻松地安身立命，而那些怀揣着道义感的儒家君子却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立锥之地。这样的对比更加凸显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悲剧[12]。
所幸的是，汪曾祺对这群理想主义者的悲惨境遇寄予了无限感慨和同情。在《子孙万代》中，傅玉涛孤零零地唱出“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满是英雄迟暮、怀才不遇的悲凉感;在《徙》的最后，汪曾祺写道，“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诗意的笔触传达出了对高家两代人命运的无限叹惋;《岁寒三友》的结尾，靳彝甫与好友坐在酒楼喝酒，外面大雪纷飞，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如此种种，都展现出了这些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他们一面低下头来与生活对抗，一面昂起头来坚守内心的理想和道义，最终都难以逃脱“零落成泥碾作尘”的结局。
4 结语
汪曾祺所撰写的儒家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保持着古朴优雅的生活方式，在黑白颠倒的岁月里坚守着儒家道义，其精神内涵俨然不亚于古代高贵的儒家士大夫。这些人物深受传统儒家精神的熏陶，以遗世独立的姿态，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环顾中国现当代的小说作品，很难寻找到类似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作品中，坚守着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多作为被批判的形象出现，甚至有不少都呈现出近乎漫画形象一般的丑恶姿态。无论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孔乙己，还是《围城》中食古不化的方遯翁，都给人强烈的讽刺感和荒诞感。毕竟，中国现当代优秀的小说作品大多是充满批判精神和昂扬斗志的进步之作，高扬现代性精神，打压代表封建制度的儒家思想。因此，汪曾祺所撰写的“士大夫们”，可以说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潮流的叛逆，也是对于现当代文学激进思想的拨乱反正。汪曾祺用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儒家文化，并以此为精神基础成功树立了独具汪氏特色的“现代士大夫形象”。而这些人物必将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文學形象，永远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23.
[2] 范琳，于师号.汪曾祺笔下“淮扬文化”的独特人文内涵发探[J].安徽文学（下），2018（09）：27-28.
[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52，9，457-458.
[4] 桂宇雪.美学视域下影视作品中的古风歌词赏析[J].北方音乐，2019，39（14）：230-231.
[5] 桂宇雪.诗词与园林关系新论[J].大众文艺，2019（06）：106.
[6] 张昳丽，于师号.论孔子“游”的文化范式意义[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4（01）：93-97.
[7] 于师号.诗性与灵性：林黛玉、婴宁形象的生态美学解读[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4（05）：41-45.
[8] 佘孟瑶.润物细无声——论影片《无人知晓》中的细节艺术[J].艺术评鉴，2019（15）：154-156.
[9] 于师号.《夜雨秋灯录》所展示的晚清社会民生百态[J].语文学刊，2018，38（04）：50-53.
[10] 于师号.孔子“周游列国”的文化意义[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6（05）：37-47，123.
[11] 王笑格.孔子立志观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作用[J].大众文艺，2019（06）：223-224.
[12] 陈子诺.毕飞宇苏北小说的独特文学价值探究[J].汉字文化，2020（14）：38-39.
作者简介：孔寅（1997—），男，江苏泰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