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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摄制的 《漁光曲》，是第一部获国际奖的中国影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在国际上荣获奖项的影片，则更值得浓墨重彩一书。它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51年摄制的经典黑白故事片 《翠岗红旗》，它的摄制过程和问世前后充满艰辛、独创、有趣的元素，许多内幕是鲜为人知的。
原型取自1949年攻取翠微峰的著名战斗
《翠岗红旗》 的原型取自1949年攻取翠微峰的著名战斗。
翠微峰，位于宁都城西北5公里处，山峰陡峭，道路崎岖，易守难攻。以原国民党豫章山绥靖区司令黄镇中为首的土匪约2000人盘踞此山，构筑坚固工事，并将发电厂、修械厂设备及大批粮物搬进翠微峰金精洞，企图据险顽抗。
1949年8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东路部队第四十八军一四四师解放宁都后，奉命围歼该股土匪。30日完成包围部署，随即展开外围战斗。进攻部队采用小分队夜间突袭战术，逐个夺取外围据点。该师四三二团的几个连队先后攻占菜子山、莲塘凹、太阳山、美抗、赤足寨，歼匪一个团部及各据点土匪大部。该师四二八团强攻朝阳山，经一小时战斗，全歼顽匪。至9月19日，翠微峰的外围据点被全部攻占，余匪被压缩在翠微峰等几个孤立山峰上。9月23日6时30分，该师在军山炮营、战防炮营的支援下，向匪核心据点发起总攻。四二八团一连首先攻上翠微峰；四二三团消灭母狮峰、三献峰的土匪后，迅速增援第四二八团，将匪首黄镇中围困在金精洞内。至下午3时，黄镇中被迫率残部投降。
这次战斗共歼匪1960余人，消灭了赣西南地区最大的土匪，被华中军区誉为剿匪战斗中攻坚战的范例。
演艺者背景不同却通力合作出奇效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根据这一战例编写成剧本，拍摄成影片《翠岗红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我军剿匪作战的影片，向全国人民介绍了四十八军在赣南剿匪的情况。
电影 《翠岗红旗》主要描写的是：1933年，江西苏区江营扩大红军力量，青年农民江猛子率先报名参军。他的新婚妻子向五儿鼓励他顽强战斗、英勇杀敌。翌年，猛子随军长征北上。大地主、“铲共团”团长萧镇魁卷土重来，猛子的父亲、乡苏维埃主席江春旺、妹妹林仔均遭杀害。五儿迫于无奈，改名换姓逃亡他乡，在一个荒凉的土地庙里，生下儿子小鸿。次日，由于孩子的哭声，她被萧镇魁的爪牙发现，迫不得已去地主封之固家当奶妈。一日，封之固得到走狗的密报，准备黑夜上山进剿游击队。五儿及时将这一消息传递给游击队，使匪军遭到挫败。1949年，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萧镇魁逃上翠岗山，妄图凭借险峻山势，负隅顽抗。五儿母子等群众也被裹胁上山。江营一带解放后，解放军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留下一个师负责剿匪，而师长正是当年的江猛子。五儿得悉解放军已来到山下，不胜欣喜，即将自己的身世向儿子小鸿倾吐，并叫小鸿悄悄下山去找解放军。小鸿来到解放军师部要求参军，父子得以相认。小鸿提供了进攻翠岗山的路径，并担任部队的向导，终于一举全歼敌军。向五儿一家人终得团聚。郁郁葱葱的翠岗山上，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
影片表现了老区人民在白色恐怖岁月中对红军的深情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它艺术上的重要特色。
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翠岗红旗》 的摄制工作，汇聚了来自解放区与原来生活在旧上海的艺术家。主演于蓝与副导演马瑜就是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而担任导演、摄影的张骏祥、冯四知，以及饰演江猛子、萧镇魁、封老四、封之固的张伐、陈天国、夏天、白穆等，则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从事电影工作。正是这两支创作力量互相尊重、通力合作，使该片的创作取得了圆满成功。
由于编剧杜谈的大力推荐，刚刚在东影头次“触电”拍摄了影片 《白衣战士》 的于蓝，被确定为向五儿的扮演者。当一直在北方生长的她和马瑜一起动身前往陌生的南方拍片时，不禁兴奋而又紧张。
当晨曦微露时分抵达上海下火车时，马瑜告诉她：“上海的黄包车可和北京不一样，是双人座，咱们得同坐一辆车，你不要不好意思。”于蓝还笑着说了句：“当然得入乡随俗了！”可真的坐上了黄包车，于蓝仍然感到有点不自在；更令她莫名惊奇的是在黄包车上看上海的景色，最打眼的是家家户户和所有的店铺都在街边涮洗马桶！
后来为了更多地了解上海，时任上影厂长的钟敬之，曾专门带他们到百老汇大楼以及“乡下人”必须去看的大世界参观，还饶有风趣地讲起来自延安的某位导演到上海拍片，自己去逛大世界被妓女拉走的笑话……
最令于蓝印象深刻的还是因拍摄 《翠岗红旗》与上海电影同行的合作。相比诸多在旧中国就享有盛誉的大明星来，她起先曾自觉自己真是个地道的“土包子”，然而在后来的实际接触中，感到他们还是很随和热情的。
来上海的当天晚上，导演张骏祥就热情地邀请于蓝、马瑜与他共进晚餐。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待人十分平等、谦和，不时说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调节气氛，不过尽管如此，相互之间还是比较客气生疏的。真正使于蓝感到和张骏祥缩短距离的，还是他们到江西选看外景、深入生活途中曾遇到的一件小事。
当时他们乘船沿江而上，在九江下了轮船后，因到下榻处还有相当路程，张骏祥提议坐黄包车，而于蓝则坚持步行。这一下让张骏祥愣住了，连忙悄悄拉住于蓝，低声问：“你们共产党是不是有纪律，不许坐黄包车？”他那纯真的表情，使于蓝明白如果真有纪律，他也要放弃乘坐黄包车了，马上摇头解释说没有这样的纪律，只是个人不习惯坐黄包车。
张骏祥望了于蓝一阵，确定她所说的是真话，歉疚地说：“那我坐车先走了。”这一情景使于蓝感到，张骏祥确是真诚地愿意了解、尊重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更令于蓝没有想到的是，在随后的深入老区体验生活进行拍摄准备时，这位从国外归来、又在国统区工作多年的著名导演，其工作程序与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竟不谋而合极为相似。虽然富有拍片经验，但张骏祥对自己不熟悉的时代和历史背景，首先要求的也是调查访问。 张骏祥到达江西目的地后，就提出要了解这一地区苏维埃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抗战时期不同的相关景物的情况，并作出了详细的调查提纲。这一提纲内容主要有：一、苏维埃时期的一般情况：1、 红军符号、标识、歌曲、编制、敬礼。2、土地分配方法与地主如何处理。3、各级组织及军民关系。4、 少先队、赤卫队的状况。5、 扩红是何种方式。6、几次围剿中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二、红军北上后的情况：1、毛主席对日宣战内容的文章。2、 红军北上，老百姓反应如何。3、 北上后，地方政府的情况如何。4、 当时群众的服装、化妆、用具与现在有何不同。三、国民党时期：1、 剿共团怎样组织的。2、 地主有怎样的暴行。四、抗战时期：1、 国民党的情况。2、 游击队是如何组织的。3、 老百姓对游击队及匪军关系如何。
从以上所列内容不难看出，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这些老艺术家努力“转型”，努力了解和表现“工农兵”的时代新要求的思想状况和急切心情。
深入苏区真切体验生活
使创作融入更多鲜明爱憎
对于作为演员的于蓝来说，更多的准备工作是访问和接触红军家属以及幸存的干部、党员，了解当时不能随红军北上留在苏区的人民群众是怎样度过各种苦难而生存下来的，因为 《翠岗红旗》 这部影片正是反映他们是怎样历经艰苦和危险等待而又迎来解放的日子。她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采访了从省委书记到普通群众约三四十人。
每一个受访者从娓娓而谈到声泪俱下，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之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敌人极为残暴，杀了很多人，很多家庭都绝代了，整整长达15个年头，无数家庭亲人离散音信全无，但他们始终没有忘掉共产党。
59岁的钟姓老人，妻子被敌人打死了。他想：国民党总有灭亡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普天下的穷苦百姓会有翻身的时候，就把国民党联保主任的布告揭下来，藏在了房子的顶板上，等着共产党回来以求血债血偿。正是共产党在他们心灵深处播下的革命必胜的信念，使苏区人民经受住了白色恐怖下最艰苦的磨难，这也是 《翠岗红旗》 影片的真实历史背景。
令于蓝感到收获最为丰厚、同时也受到极大震撼的是，接触到了类似向五儿遭遇的对象。
一个叫苦香的妇女，1929年起就做妇女工作，1934年红军走时已担任宁都、兴国的县委宣传部长，因病留了下来，打了两个月的游击，后被介绍去后方医院。当时有70多人要隐蔽到群众家中，有30多名伤员无论如何要跟她走，到大佛山去坚持斗争。敌人四面烧山，她弹尽粮绝被抓到，说自己是洗衣队的。一个叛徒认出了她：“你讲呀，你过去很会讲话呀！”她除了咬定自己叫苦香，别的什么也不说。敌师长与团长都要她答应做姨太太就放她出去，她坚决不肯，说：“要不放我回家，要不死刑。”敌人把她送到南昌押了一个月，判了12年徒刑。当时徒刑给钱还是可以买出来的。她母亲便卖牛、借钱用70块大洋买通看守所把她保了出来。之后，她在地主家做了两年保姆。后来国民党又逼她去后援委员会，她躲到山上，与那里挖钨砂矿的一个没有党派的管理员结了婚，历经了许多艰苦，最后借钱做小买卖为生。她说自己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回来，被打时就想着如果有一口气，就可以看到共产党回来，就是死也是光荣的，共产党会知道的。解放时看到部队的首长，她悲喜交集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对于自己没有党的关系很难受，三天没吃饭只是哭，一路哭到宁都找到党。
另一个名叫王健德的，是曾任我军司令员、解放后任副省长职务的某位领导的前妻，健康、朴实而又大方。于蓝和她接触几次后，就应邀搬到她的家中同住。听她谈起自己的丈夫，感情还是那样深厚。她说：“司令员讲过，革命一定会成功，现在吃点苦，革命成功就好了。”她告诉于蓝，自己虽没有出面工作过，但对革命的心是实在的。在丈夫率部队北上后，她一人含辛茹苦地挑起照顾全家的重担，给婆婆吃三餐米，儿子一餐米一餐紅薯米，自己则只吃一餐红薯米一餐稀饭，还设法借债供儿子读书。后来遇上婆婆病重，日子实在难以过下去，她想上吊，可是亲戚告诉她：“不到五年，他们就会回来的。”她终于咬牙坚持了下来。她总是说起司令员丈夫过去对自己的好处，怎样给她讲革命，一点也不嫌弃她的文化低。她说：“过年过节，他虽然不在家，我都给他摆上一双筷，一只碗，好比他在家一样。我天天盼他，月亮是越盼越圆，谁知我竟是越盼越暗了。”1935年司令员还写信回来，情意深长地写道：“我现在很好，不要着急。不久就去打日本，打了日本再见面，回来同享幸福。”然而，战争是残酷的，三年、五年、十五年……没有了消息。后来才知道，由于音讯不通，家里情况不明，他又娶了新的妻子。解放后，丈夫回家乡看过他们，把儿子接到北京读大学，让亲友善待王健德……追述这些不免令人伤感凄楚的往事，王健德仍表现出对丈夫的一往情深。这种东方妇女特有的忠贞不渝，令全神倾听的于蓝眼睛潮湿了。可是王健德没有眼泪，始终沉浸在初恋的幸福回忆之中……
众说不一时毛主席周总理给予肯定
将近半个月的单独寻访，加之后来摄制组大队人马抵达后的集中体验生活，使于蓝对苏区人民曾经遭遇的生活无限敬仰与同情。她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自己似乎就是其中一员的强烈感觉，终于成功地塑造了向五儿这一颇为新鲜、复杂的革命妇女的艺术形象。
应当说，在当时颇为集中涌现的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影片中，《翠岗红旗》 堪称别具一格。它的主人公不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那样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向五儿这么一个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保持气节的红军家属，所着力表现的也不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杀，而是刻画了向五儿在逆境中坚定等待毫无音讯的丈夫、将幼儿抚养为革命后代的生活侧面。这正是该片的成功与独到之处。这在当时此类题材影片极易失之表面与概念的状态下殊显难得。
就像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该片为具有强烈政治指向性的革命历史电影，注入了一些人性内容，是刚起步的新中国电影为赢得广大观众理解革命、同情革命，进而支持革命的一种叙事策略，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然而，影片上映不久，虽曾一度受到好评，许多从苏区长征北上的将校观看影片后触景生情，失声痛哭；不过，也招致了颇为尖锐的批评，主要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在红军北上后，没有表现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过多展示了敌人的残暴，没有写出“老苏区的人民的斗争”，没有表现出人民群众对革命者和红军家属的支持，尤其是诘难主人公向五儿缺乏“典型性”，是个“等待 （胜利）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富有斗争性格的英雄”。
后来有曾撰写过批评文章的作者坦言，当初头脑中有一种英雄人物的“模式”，对任何人物都凭着一些“条条”和“框框”去套、去衡量，其结果必然是一把尺子量万人衣，是不可能合身的。
这些并不恰当的教条式的评论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专门指出：《翠岗红旗》 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苏区人民。”
这一讲话精神传出后，引起热烈反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就该片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邵荃麟、周立波、艾芜、王朝闻、钟惦棐、陈荒煤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并发言，对影片作出了公允评价，指出描写党的领导应看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而定，不能说每一部作品都要求有党的领导人物出现；典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向五儿在敌人残暴的压迫下始终没有低头，一直盼望着红军回来，不是消极等待胜利，是为革命做了工作的，可以成为老区人民的典型。
就在这次讨论会上，杜谈作为编剧曾在介绍创作经过时有所检讨，称自已写了“硬骨头和软骨头之间的人物”。于蓝听了很反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还在发言中以自己深入生活的感受予以反驳。
直到多年以后了解到这部影片的全部遭遇，特别是知悉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本来要给 《翠岗红旗》 最佳影片奖，但由于中国电影代表团主要领导者之一有“左”的思想而极力反对未果改获他奖，这时于蓝才恍然大悟作为党员作家的杜谈当年所以要作那样的检讨，是迫于强大压力而不计个人得失，由此更为敬重这位虽勤奋写作但后来再也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老同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摄影富有激情、诗意与创造性，在用光、构图等方面都比较讲究，下了很大的工夫。摄影师冯四知与导演密切配合，充分发挥擅长运用运动、光线造型以追求色调、质感的功力及经验，大到千军万马的战斗场面，小至一个人物的特写，甚至一草一木的空镜头都精心设计，潜心创意。结尾则在解放大军开赴翠岗的壮观场面烘托之中，借助高高飘扬的红旗与猛子、向五儿和儿子的三人中近景叠化，赋予影片以宏大气势与深刻意蕴。
1951年3月，文化部在全国26个城市举行了“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活动，映出故事片、新闻纪录片20部，检阅新中国电影事业结出的第一批硕果，其中就有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 《翠岗红旗》。广大观众尤其是当年参与翠微峰剿匪战斗的指战员们，事后观看起来，许多情景历历在目。有些细节虽经过艺术加工，但仍使人感到真切，不能忘怀！
尤其是，由于视觉效果突出，该片在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摄影奖，这也是中国电影摄影首次受到世界影坛的褒赏。后来此片还曾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至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二等奖，每个主创人员为此获得一枚奖章。
影片与国际大奖失之交臂
周恩来为此惋惜发火
1953年，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当他谈到我国拍摄的故事片 《翠岗红旗》 时，平素轻易不发火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电影部门的领导人。事情缘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不久前，我国电影代表团携这部影片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在竞选放映的时候，这部故事片引起意外的强烈反响，产生了轟动效应，认为它形象地涵盖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影片中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离开江西老区的家乡，别离了妻子，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20年后，已是人民解放军将领的他又亲率大军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
这么内容丰富、格调高尚的影片很受大家喜爱，口碑甚好。为此，由多国组成的评委、各国电影艺术的权威们几乎一致推选 《翠岗红旗》 荣获大奖。这么令人羡慕的殊荣本来是各国电影界求之不得的好事情。
可是，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坚持不接受这个奖项，并再三自甘居后地向人家说明，细述这部影片不配获得大奖的殊荣的理由。
各国评委对此态度和思维无法理解，以至目瞪口呆，慨叹不可理喻：每个国家代表都在想方设法、据理力争地要让自己的影片获奖，不承想天下居然有像中国电影代表团如此的谦虚！
当周恩来听说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后，在这次会议上自然而然痛心地就提到了。他这次是真的少有的生气。他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在作怪！他激动难已，将浓黑的两道剑眉一挑，高声说：“这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
面对周恩来如此突然的声色俱厉，一时全场给吓住了，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当时参加会议并坐在前排左角上的岳野对这个场面记忆深刻，他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他 （周恩来） 那次真生了气，发起火来。……我似乎听到他那一向可以撑船的胸怀中怒涛翻滚，生动可亲的面孔变得无比严峻。”
涵养很深的周恩来没有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点到为止地发火之后，随即强力自控了一下，稍事停息，又神态诚恳地道歉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
接下来，周恩来以渐趋平静的心情详细地说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当然，周恩来还客观冷静地分析说这部电影在艺术上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难道历届国际电影节所有获奖之作都那么完美无缺吗？只可惜 《翠岗红旗》 永远无法收回历史对它的亏欠了。
（选自《世纪风采》2016年第1期）
原型取自1949年攻取翠微峰的著名战斗
《翠岗红旗》 的原型取自1949年攻取翠微峰的著名战斗。
翠微峰，位于宁都城西北5公里处，山峰陡峭，道路崎岖，易守难攻。以原国民党豫章山绥靖区司令黄镇中为首的土匪约2000人盘踞此山，构筑坚固工事，并将发电厂、修械厂设备及大批粮物搬进翠微峰金精洞，企图据险顽抗。
1949年8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东路部队第四十八军一四四师解放宁都后，奉命围歼该股土匪。30日完成包围部署，随即展开外围战斗。进攻部队采用小分队夜间突袭战术，逐个夺取外围据点。该师四三二团的几个连队先后攻占菜子山、莲塘凹、太阳山、美抗、赤足寨，歼匪一个团部及各据点土匪大部。该师四二八团强攻朝阳山，经一小时战斗，全歼顽匪。至9月19日，翠微峰的外围据点被全部攻占，余匪被压缩在翠微峰等几个孤立山峰上。9月23日6时30分，该师在军山炮营、战防炮营的支援下，向匪核心据点发起总攻。四二八团一连首先攻上翠微峰；四二三团消灭母狮峰、三献峰的土匪后，迅速增援第四二八团，将匪首黄镇中围困在金精洞内。至下午3时，黄镇中被迫率残部投降。
这次战斗共歼匪1960余人，消灭了赣西南地区最大的土匪，被华中军区誉为剿匪战斗中攻坚战的范例。
演艺者背景不同却通力合作出奇效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根据这一战例编写成剧本，拍摄成影片《翠岗红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我军剿匪作战的影片，向全国人民介绍了四十八军在赣南剿匪的情况。
电影 《翠岗红旗》主要描写的是：1933年，江西苏区江营扩大红军力量，青年农民江猛子率先报名参军。他的新婚妻子向五儿鼓励他顽强战斗、英勇杀敌。翌年，猛子随军长征北上。大地主、“铲共团”团长萧镇魁卷土重来，猛子的父亲、乡苏维埃主席江春旺、妹妹林仔均遭杀害。五儿迫于无奈，改名换姓逃亡他乡，在一个荒凉的土地庙里，生下儿子小鸿。次日，由于孩子的哭声，她被萧镇魁的爪牙发现，迫不得已去地主封之固家当奶妈。一日，封之固得到走狗的密报，准备黑夜上山进剿游击队。五儿及时将这一消息传递给游击队，使匪军遭到挫败。1949年，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萧镇魁逃上翠岗山，妄图凭借险峻山势，负隅顽抗。五儿母子等群众也被裹胁上山。江营一带解放后，解放军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留下一个师负责剿匪，而师长正是当年的江猛子。五儿得悉解放军已来到山下，不胜欣喜，即将自己的身世向儿子小鸿倾吐，并叫小鸿悄悄下山去找解放军。小鸿来到解放军师部要求参军，父子得以相认。小鸿提供了进攻翠岗山的路径，并担任部队的向导，终于一举全歼敌军。向五儿一家人终得团聚。郁郁葱葱的翠岗山上，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
影片表现了老区人民在白色恐怖岁月中对红军的深情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它艺术上的重要特色。
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翠岗红旗》 的摄制工作，汇聚了来自解放区与原来生活在旧上海的艺术家。主演于蓝与副导演马瑜就是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而担任导演、摄影的张骏祥、冯四知，以及饰演江猛子、萧镇魁、封老四、封之固的张伐、陈天国、夏天、白穆等，则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从事电影工作。正是这两支创作力量互相尊重、通力合作，使该片的创作取得了圆满成功。
由于编剧杜谈的大力推荐，刚刚在东影头次“触电”拍摄了影片 《白衣战士》 的于蓝，被确定为向五儿的扮演者。当一直在北方生长的她和马瑜一起动身前往陌生的南方拍片时，不禁兴奋而又紧张。
当晨曦微露时分抵达上海下火车时，马瑜告诉她：“上海的黄包车可和北京不一样，是双人座，咱们得同坐一辆车，你不要不好意思。”于蓝还笑着说了句：“当然得入乡随俗了！”可真的坐上了黄包车，于蓝仍然感到有点不自在；更令她莫名惊奇的是在黄包车上看上海的景色，最打眼的是家家户户和所有的店铺都在街边涮洗马桶！
后来为了更多地了解上海，时任上影厂长的钟敬之，曾专门带他们到百老汇大楼以及“乡下人”必须去看的大世界参观，还饶有风趣地讲起来自延安的某位导演到上海拍片，自己去逛大世界被妓女拉走的笑话……
最令于蓝印象深刻的还是因拍摄 《翠岗红旗》与上海电影同行的合作。相比诸多在旧中国就享有盛誉的大明星来，她起先曾自觉自己真是个地道的“土包子”，然而在后来的实际接触中，感到他们还是很随和热情的。
来上海的当天晚上，导演张骏祥就热情地邀请于蓝、马瑜与他共进晚餐。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待人十分平等、谦和，不时说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调节气氛，不过尽管如此，相互之间还是比较客气生疏的。真正使于蓝感到和张骏祥缩短距离的，还是他们到江西选看外景、深入生活途中曾遇到的一件小事。
当时他们乘船沿江而上，在九江下了轮船后，因到下榻处还有相当路程，张骏祥提议坐黄包车，而于蓝则坚持步行。这一下让张骏祥愣住了，连忙悄悄拉住于蓝，低声问：“你们共产党是不是有纪律，不许坐黄包车？”他那纯真的表情，使于蓝明白如果真有纪律，他也要放弃乘坐黄包车了，马上摇头解释说没有这样的纪律，只是个人不习惯坐黄包车。
张骏祥望了于蓝一阵，确定她所说的是真话，歉疚地说：“那我坐车先走了。”这一情景使于蓝感到，张骏祥确是真诚地愿意了解、尊重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更令于蓝没有想到的是，在随后的深入老区体验生活进行拍摄准备时，这位从国外归来、又在国统区工作多年的著名导演，其工作程序与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竟不谋而合极为相似。虽然富有拍片经验，但张骏祥对自己不熟悉的时代和历史背景，首先要求的也是调查访问。 张骏祥到达江西目的地后，就提出要了解这一地区苏维埃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抗战时期不同的相关景物的情况，并作出了详细的调查提纲。这一提纲内容主要有：一、苏维埃时期的一般情况：1、 红军符号、标识、歌曲、编制、敬礼。2、土地分配方法与地主如何处理。3、各级组织及军民关系。4、 少先队、赤卫队的状况。5、 扩红是何种方式。6、几次围剿中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二、红军北上后的情况：1、毛主席对日宣战内容的文章。2、 红军北上，老百姓反应如何。3、 北上后，地方政府的情况如何。4、 当时群众的服装、化妆、用具与现在有何不同。三、国民党时期：1、 剿共团怎样组织的。2、 地主有怎样的暴行。四、抗战时期：1、 国民党的情况。2、 游击队是如何组织的。3、 老百姓对游击队及匪军关系如何。
从以上所列内容不难看出，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这些老艺术家努力“转型”，努力了解和表现“工农兵”的时代新要求的思想状况和急切心情。
深入苏区真切体验生活
使创作融入更多鲜明爱憎
对于作为演员的于蓝来说，更多的准备工作是访问和接触红军家属以及幸存的干部、党员，了解当时不能随红军北上留在苏区的人民群众是怎样度过各种苦难而生存下来的，因为 《翠岗红旗》 这部影片正是反映他们是怎样历经艰苦和危险等待而又迎来解放的日子。她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采访了从省委书记到普通群众约三四十人。
每一个受访者从娓娓而谈到声泪俱下，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之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敌人极为残暴，杀了很多人，很多家庭都绝代了，整整长达15个年头，无数家庭亲人离散音信全无，但他们始终没有忘掉共产党。
59岁的钟姓老人，妻子被敌人打死了。他想：国民党总有灭亡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普天下的穷苦百姓会有翻身的时候，就把国民党联保主任的布告揭下来，藏在了房子的顶板上，等着共产党回来以求血债血偿。正是共产党在他们心灵深处播下的革命必胜的信念，使苏区人民经受住了白色恐怖下最艰苦的磨难，这也是 《翠岗红旗》 影片的真实历史背景。
令于蓝感到收获最为丰厚、同时也受到极大震撼的是，接触到了类似向五儿遭遇的对象。
一个叫苦香的妇女，1929年起就做妇女工作，1934年红军走时已担任宁都、兴国的县委宣传部长，因病留了下来，打了两个月的游击，后被介绍去后方医院。当时有70多人要隐蔽到群众家中，有30多名伤员无论如何要跟她走，到大佛山去坚持斗争。敌人四面烧山，她弹尽粮绝被抓到，说自己是洗衣队的。一个叛徒认出了她：“你讲呀，你过去很会讲话呀！”她除了咬定自己叫苦香，别的什么也不说。敌师长与团长都要她答应做姨太太就放她出去，她坚决不肯，说：“要不放我回家，要不死刑。”敌人把她送到南昌押了一个月，判了12年徒刑。当时徒刑给钱还是可以买出来的。她母亲便卖牛、借钱用70块大洋买通看守所把她保了出来。之后，她在地主家做了两年保姆。后来国民党又逼她去后援委员会，她躲到山上，与那里挖钨砂矿的一个没有党派的管理员结了婚，历经了许多艰苦，最后借钱做小买卖为生。她说自己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回来，被打时就想着如果有一口气，就可以看到共产党回来，就是死也是光荣的，共产党会知道的。解放时看到部队的首长，她悲喜交集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对于自己没有党的关系很难受，三天没吃饭只是哭，一路哭到宁都找到党。
另一个名叫王健德的，是曾任我军司令员、解放后任副省长职务的某位领导的前妻，健康、朴实而又大方。于蓝和她接触几次后，就应邀搬到她的家中同住。听她谈起自己的丈夫，感情还是那样深厚。她说：“司令员讲过，革命一定会成功，现在吃点苦，革命成功就好了。”她告诉于蓝，自己虽没有出面工作过，但对革命的心是实在的。在丈夫率部队北上后，她一人含辛茹苦地挑起照顾全家的重担，给婆婆吃三餐米，儿子一餐米一餐紅薯米，自己则只吃一餐红薯米一餐稀饭，还设法借债供儿子读书。后来遇上婆婆病重，日子实在难以过下去，她想上吊，可是亲戚告诉她：“不到五年，他们就会回来的。”她终于咬牙坚持了下来。她总是说起司令员丈夫过去对自己的好处，怎样给她讲革命，一点也不嫌弃她的文化低。她说：“过年过节，他虽然不在家，我都给他摆上一双筷，一只碗，好比他在家一样。我天天盼他，月亮是越盼越圆，谁知我竟是越盼越暗了。”1935年司令员还写信回来，情意深长地写道：“我现在很好，不要着急。不久就去打日本，打了日本再见面，回来同享幸福。”然而，战争是残酷的，三年、五年、十五年……没有了消息。后来才知道，由于音讯不通，家里情况不明，他又娶了新的妻子。解放后，丈夫回家乡看过他们，把儿子接到北京读大学，让亲友善待王健德……追述这些不免令人伤感凄楚的往事，王健德仍表现出对丈夫的一往情深。这种东方妇女特有的忠贞不渝，令全神倾听的于蓝眼睛潮湿了。可是王健德没有眼泪，始终沉浸在初恋的幸福回忆之中……
众说不一时毛主席周总理给予肯定
将近半个月的单独寻访，加之后来摄制组大队人马抵达后的集中体验生活，使于蓝对苏区人民曾经遭遇的生活无限敬仰与同情。她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自己似乎就是其中一员的强烈感觉，终于成功地塑造了向五儿这一颇为新鲜、复杂的革命妇女的艺术形象。
应当说，在当时颇为集中涌现的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影片中，《翠岗红旗》 堪称别具一格。它的主人公不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那样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向五儿这么一个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保持气节的红军家属，所着力表现的也不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杀，而是刻画了向五儿在逆境中坚定等待毫无音讯的丈夫、将幼儿抚养为革命后代的生活侧面。这正是该片的成功与独到之处。这在当时此类题材影片极易失之表面与概念的状态下殊显难得。
就像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该片为具有强烈政治指向性的革命历史电影，注入了一些人性内容，是刚起步的新中国电影为赢得广大观众理解革命、同情革命，进而支持革命的一种叙事策略，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然而，影片上映不久，虽曾一度受到好评，许多从苏区长征北上的将校观看影片后触景生情，失声痛哭；不过，也招致了颇为尖锐的批评，主要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在红军北上后，没有表现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过多展示了敌人的残暴，没有写出“老苏区的人民的斗争”，没有表现出人民群众对革命者和红军家属的支持，尤其是诘难主人公向五儿缺乏“典型性”，是个“等待 （胜利）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富有斗争性格的英雄”。
后来有曾撰写过批评文章的作者坦言，当初头脑中有一种英雄人物的“模式”，对任何人物都凭着一些“条条”和“框框”去套、去衡量，其结果必然是一把尺子量万人衣，是不可能合身的。
这些并不恰当的教条式的评论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专门指出：《翠岗红旗》 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苏区人民。”
这一讲话精神传出后，引起热烈反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就该片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邵荃麟、周立波、艾芜、王朝闻、钟惦棐、陈荒煤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并发言，对影片作出了公允评价，指出描写党的领导应看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而定，不能说每一部作品都要求有党的领导人物出现；典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向五儿在敌人残暴的压迫下始终没有低头，一直盼望着红军回来，不是消极等待胜利，是为革命做了工作的，可以成为老区人民的典型。
就在这次讨论会上，杜谈作为编剧曾在介绍创作经过时有所检讨，称自已写了“硬骨头和软骨头之间的人物”。于蓝听了很反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还在发言中以自己深入生活的感受予以反驳。
直到多年以后了解到这部影片的全部遭遇，特别是知悉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本来要给 《翠岗红旗》 最佳影片奖，但由于中国电影代表团主要领导者之一有“左”的思想而极力反对未果改获他奖，这时于蓝才恍然大悟作为党员作家的杜谈当年所以要作那样的检讨，是迫于强大压力而不计个人得失，由此更为敬重这位虽勤奋写作但后来再也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老同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摄影富有激情、诗意与创造性，在用光、构图等方面都比较讲究，下了很大的工夫。摄影师冯四知与导演密切配合，充分发挥擅长运用运动、光线造型以追求色调、质感的功力及经验，大到千军万马的战斗场面，小至一个人物的特写，甚至一草一木的空镜头都精心设计，潜心创意。结尾则在解放大军开赴翠岗的壮观场面烘托之中，借助高高飘扬的红旗与猛子、向五儿和儿子的三人中近景叠化，赋予影片以宏大气势与深刻意蕴。
1951年3月，文化部在全国26个城市举行了“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活动，映出故事片、新闻纪录片20部，检阅新中国电影事业结出的第一批硕果，其中就有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 《翠岗红旗》。广大观众尤其是当年参与翠微峰剿匪战斗的指战员们，事后观看起来，许多情景历历在目。有些细节虽经过艺术加工，但仍使人感到真切，不能忘怀！
尤其是，由于视觉效果突出，该片在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摄影奖，这也是中国电影摄影首次受到世界影坛的褒赏。后来此片还曾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至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二等奖，每个主创人员为此获得一枚奖章。
影片与国际大奖失之交臂
周恩来为此惋惜发火
1953年，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当他谈到我国拍摄的故事片 《翠岗红旗》 时，平素轻易不发火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电影部门的领导人。事情缘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不久前，我国电影代表团携这部影片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在竞选放映的时候，这部故事片引起意外的强烈反响，产生了轟动效应，认为它形象地涵盖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影片中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离开江西老区的家乡，别离了妻子，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20年后，已是人民解放军将领的他又亲率大军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
这么内容丰富、格调高尚的影片很受大家喜爱，口碑甚好。为此，由多国组成的评委、各国电影艺术的权威们几乎一致推选 《翠岗红旗》 荣获大奖。这么令人羡慕的殊荣本来是各国电影界求之不得的好事情。
可是，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坚持不接受这个奖项，并再三自甘居后地向人家说明，细述这部影片不配获得大奖的殊荣的理由。
各国评委对此态度和思维无法理解，以至目瞪口呆，慨叹不可理喻：每个国家代表都在想方设法、据理力争地要让自己的影片获奖，不承想天下居然有像中国电影代表团如此的谦虚！
当周恩来听说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后，在这次会议上自然而然痛心地就提到了。他这次是真的少有的生气。他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在作怪！他激动难已，将浓黑的两道剑眉一挑，高声说：“这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
面对周恩来如此突然的声色俱厉，一时全场给吓住了，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当时参加会议并坐在前排左角上的岳野对这个场面记忆深刻，他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他 （周恩来） 那次真生了气，发起火来。……我似乎听到他那一向可以撑船的胸怀中怒涛翻滚，生动可亲的面孔变得无比严峻。”
涵养很深的周恩来没有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点到为止地发火之后，随即强力自控了一下，稍事停息，又神态诚恳地道歉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
接下来，周恩来以渐趋平静的心情详细地说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当然，周恩来还客观冷静地分析说这部电影在艺术上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难道历届国际电影节所有获奖之作都那么完美无缺吗？只可惜 《翠岗红旗》 永远无法收回历史对它的亏欠了。
（选自《世纪风采》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