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元丰甲子年（公元1089年）至今，孔氏家谱已有900余年历史。康熙甲子年（公元1684年），官方对孔氏家谱作出规定：在衍圣公（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的主持下，每逢甲子一大修，每逢甲午一小修，并正式将其命名为《孔子世家谱》。但时世不定，该谱仅有过六次大修。
　　1930年—1937年，《孔子世家谱》在第31代衍圣公孔德成的主持下，完成了第五次大修。按例，往后推60年，要进行第六次大修，但孔德成因身在台湾，无法主持修订。眼看孔氏族谱有断续之虞，这时，孔德墉出现了。作为孔德成堂弟，他担起了堂哥的未竟之责。一切都没有预兆，就像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的那样：“命里有时终须有。修家谱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然而，改变的岂止孔德墉一人，他在最近的央视节目《谢谢了，我的家》里，提到了家风的意义，《孔子世家谱》的修订亦是关乎此，它是整个华人家风的寻根，是孔家文化的传承。
　　一部家谱的修订，是一种文化的薪火相传，是一个家族的时代变迁史。孔家在20世纪经历了漫长的考验，从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再到“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批林批孔”等运动，早已“斯文扫地”，更遑论大张旗鼓修家谱。谁也没想到，百年波折后，这一使命落到了孔德墉身上。而他从孔家大院的出走、流浪、求生、迁徙以及再次回归的个人史，又似乎暗合了孔府这一圣人之家近一个世纪的多舛命运。
　　在北京海淀的家宅中，《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孔德墉，这位曾在孔府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一身西装得体，梳扮精致，言语间仍有名门风骨。虽已91岁高龄，却依旧声似洪钟，步履如风。在一杯明前龙井茶的细啜间，他将故事娓娓道来。

衍圣公变卦

　　这事儿说来太巧，原本修谱轮不到我，都“怨”一个韩国人，没他我就见不到谷牧了，也就用不着我修谱了。
　　这韩国人是韩国圣人李退溪的后代，李退溪把儒学带到了韩国。这么一说，我跟这韩国人还有点同门师兄弟的关系。1987年，这个韩国人想到北京开个儒学研讨会，但那时候中韩还没建交，所以这事儿行不通。得给他想办法啊！去北京办儒学会肯定不行，但新加坡和我们建交了，我就让他从新加坡来，参加中国和新加坡合办的国际儒学讨论会，地点在曲阜，也不算亏了他。就是在这个会上，我被谷牧给逮着了。那时候他是国务委员，也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名誉会长。我跟他还没说两句话呢，他就直接给我提修家谱的事。
　　谷牧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得修家谱啊！”我说这事儿不归我，这是孔德成的事。他就说：“孔德成远在台湾，鞭长莫及，他不修难道你们家谱就断掉？”我说这没办法，修谱自古就是衍圣公的事。谷牧很坚持，他说：“别以为家谱是你们孔家的私事，这是关系民族传统文化的国事，你们得把这事儿弄起来。宋元明清各朝，包括民国，都帮着你们修家谱，如果在新中国断掉，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我只好答应。但修谱的水太深了，普查资金去哪儿弄？兵荒马乱这么多年，人都失散了，去哪儿找？有些人死了，都不知道死在哪儿。我思前想后，一拖就拖了9年。
　　1996年10月初，我去台湾跟孔德成提了这事儿，说如果他不能修，我来帮他修，主编还是他。他很赞成，但也觉得难办，他知道“文革”的情况。那时候，孔夫子塑像的脑袋都掉了，还有它肚子里的文物，全是宋版书啊，就这么烧了，太可惜了！我们求“红卫兵”，要砸就砸清代的，别砸明代的，他们倒好，非砸明代的，毁的东西太多了。
　　孔德成同意后，我立马回到香港，联系了几个愿意修谱的德字辈。当月28日，我们在曲阜开了第一次修谱会议。正准备开张呢，孔德成变卦了。我再去找他时，他说：“哎呀，别跟我谈。”我说怎么不能谈，之前都说好的？他说：“什么时候说好的？”嘿，他不认账了。我妹妹愤愤不平，骂了句“臭老头子”，孔德成没吱声儿，我就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后来问别人，原来民进党知道修谱的事，派人去了他家3次。那时候李登辉当政，搞台独嘛，想把孔夫子也搞成台湾人，当然不能让我们修家谱。所以修谱最后成了我一个人来弄。
　　孔德成很可怜，小时候父母就没了，一辈子寄人篱下。孔族嫡系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孔族后人。天涯各方，漂蓬断梗，这种感觉，在修谱的过程里越发深刻。

“人生在世，首先要亲人和睦”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没见过祠堂和家庙，这些东西都快没了，如果再没有家谱，中国人赖以维系族群情感的纽带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生活在世间，不应该只是政治关系中的人，首先得是家庭与宗親关系中的人。唯其如此，才谈得上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
　　这次修谱，很多人不愿意配合，这么多年过去，他们对孔族的身份已经淡漠了。有人跟我开玩笑：“进了家谱，去孔府、孔林、孔庙还要钱吗？死了能葬在孔林吗？”他们考虑的点已经不是族人的关系，而是利益。有上了年纪的人问我：“搞这个不会出问题吧？不会犯政治错误被批斗吧？”看得出，“文革”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打击很大。
　　族人反目的事情也有。我在山东巨野调查的时候，两支孔姓的人出现了纠纷，一支把另一支的人打死了，不共戴天，互相说对方是假孔。我去墓地一看，祖宗的墓地都在一块儿，都不是假的。
　　以假乱真的事情也有。你要知道，姓孔的不一定就是孔子后人。我们为什么把孔子作为第一代祖宗，因为到他才姓孔，他父亲姓子名纥（音同和），孔子自己改姓孔的。另外，春秋战国还有赐姓孔的，明显不是孔子后代了。比方一个旗人，清亡了以后也能改姓孔。 　　一次，有个姓孔的人找到我，说我没把他录入家谱，我说你祖先原本就不姓孔。原来，五代时期，有个姓刘的，是第42代衍圣公家的一个家奴，衍圣公给他赐姓孔。他看孔家世代显赫，想篡位，于是把衍圣公杀了。衍圣公还有个儿子，被人抱到外婆家去避难，刘某也跟着去了。外婆把自己孙子装扮成第43代衍圣公，交给了刘某，刘某杀了他才放心。后来，刘某的行径被人告发而遭处死，第43代衍圣公才复位。所以我们都是第43代衍圣公的后代，而找我的这人是刘某的后代。
　　外地姓孔的人，都是浮萍，没根儿的，祖辈从曲阜走出去，在外地生根繁衍，要找到真的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后，孔家的人也不联系了，觉得不光彩，一说姓孔的，就被骂“孔老二的后代”。还有人把辈分抹去了，不然被说是封建迷信。比如一个叫孔梅的，我问她什么輩分，她不知道，又问她爸爸什么名字，孔清，也没辈分，最后问出她爷爷是祥字辈，那她就是德字辈了。
　　修家谱是个正本溯源的事，也是文化传承的事，这件事我做了10年，花了700多万元。我希望通过这件事，广大孔子后裔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团结凝聚起来，把孔家的优秀思想弘扬光大下去。

逃离孔府许多年

　　回头看过去，总有种梦幻泡影的感觉。我小时候哪儿想过传承的事儿，也没觉得自己身份特殊。出了孔府在外面走了一遭，才明白了一些道理。
　　前不久，央视节目《谢谢了，我的家》请我去。我一看这名儿，问自己：“我家在哪儿啊？”没有了，我也成了浮萍。孔府很尊重我，但那是客气;曲阜给了我荣誉市民的称号，我说我本来就是曲阜人，给我弄这个干吗？大伙儿都笑了起来。
　　有一次我回孔府，有人指着一块黑石头问我，知道这块石头是怎么回事吗？我说你拿点儿洗洁精来擦一下，他说黑不溜秋的擦什么？我说你擦擦就知道了，他就按我说的做。擦着擦着就发现，这么大一石头，原来是一块大翡翠。这是我15岁过生日的时候，庙西的一个人给我送的礼物。那时候，老仆人跟我讲，孔家已经家道中落了，太爷爷和爷爷养了50多只猫，把家养穷了。
　　1937年我11岁，之前都在济南跟父亲生活。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要带堂哥孔德成前往重庆，托我父亲代理孔府事宜，我便随之住进了孔府。
　　孔德成走的那天早上，我还跟他开车上孔林玩儿，因为日本飞机在轰炸，孔林可以避难。下午5点半左右，天刚黑，我们掌了灯，正准备吃饭，国民党军队来了，说要打仗了。那也没什么，司空见惯。晚上12点的时候，孙桐萱亲自来了，非带走孔德成不可。其实这是对的，溥仪成了伪皇帝，再来个伪圣人就完了。第二天凌晨4点多，孔德成坐上了最后一班火车。火车刚过桥头，桥就被敌机炸断了。过了大约一个时辰，日本兵到了孔府。
　　出乎意料的是，日本兵很规矩，端端正正站着，不敢乱动。有个少将，他不敢坐在我上边，只要我在上边说话，他一定会自动坐到下边。可能是日本人把这里视为中国精神权力与儒家文化的象征，对于统治中国具有战略意义，所以不敢冒犯。
　　打那以后，我在孔府生活了8年。那时候觉得无聊透了，孔府那么大，就我一个男孩儿。我讨厌背四书五经，爱拉胡琴，上学偷着拉，老师也不敢管我。后来被父亲抓住，把胡琴给砸了，我就去玩留声机，唱京剧，就是不干正事儿。可能是看了巴金的《家》，开始讨厌这个地方，想逃走。每到大年初一、正月十五我就得去磕头，死板得很，一点意思都没有。封建礼教、繁文缛节也一堆。那时候内宅墙上有个洞，挑水的人不能进内宅，就从洞里把水倒进石沟里流进去。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件事儿，以前有个老仆人，只有他一个男的能上内宅伺候老太太，人家喊他小福子，没胡子、娘娘腔，我猜他就是个太监，皇宫送来的。
　　因为看不惯这些，所以我总偷着跑出去，也是学《家》。不过每次都失败，刚翻墙就被卫兵发现了。有一次从后花园跑，跑得最远，到火车站才给抓回去。后来有人建议我父亲给我娶个媳妇儿，我就不乱跑了，这坏蛋！于是父亲就给我找了个比我大9岁的姑娘，这像话吗？我就绝食。老仆人悄悄告诉我，让我假装绝食，他每天偷偷给我带几个鸡蛋。偷偷吃了3天鸡蛋，我父亲急了，说不结婚不就算了吗，别绝食了，还说只要战争结束，我就能离开家。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两天后我如愿离开孔府，不让仆人跟着，就一个人走了，上北平求学去，自此跟老家音信断绝。走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流，不过很穷，没人资助我嘛。我一天只能买一个窝窝头吃，一斤窝窝头要一毛钱，买不起。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在那里创建了中国音乐陈列馆，并随杨荫浏院长去无锡给阿炳录制了《二泉映月》。“文革”时，我和妻子都受到打压，妻子患上了重病。

　　1980年，为了给妻子治病，我同她搬到香港居住，在那里做起了裘皮生意。直到1997年遇到谷牧，漂泊了半个多世纪，我恍然发觉，我的人生又回到了起点。